【亿元“对赌”：河流保护能否“双赢”】近日，四川、甘肃两省签订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按照1：1的比例共同出资1亿元，用于黄河干流四川、甘肃段流域内污染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环保能力建设等。协议指出，若玛曲水质监测断面当年未达到国家考核Ⅱ类水质标准，一方能举证为对方污染造成，则由污染方向举证方支付补偿资金。
这是继此前河南与山东签订黄河流域1亿元“生态补偿协议”后的又一“对赌协议”。
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双重考验，生态补偿资金如何核定？处在下游的省份是否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赌”能否实现“双赢”？
由“简”至“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标是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
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以及调节上游生态保护者与下游受益者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调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意义重大。
2020年4月，财政部等4部门向黄河流域流经的9省（自治区）发布了《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旨在探索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这并非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早在2011年，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在新安江启动。新安江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当年，中央财政拨款3亿元补偿金，安徽和浙江两省也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年度水质达标（以断面水质为考核点），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后来，两省出资提高至2亿元。
10年来，新安江水质不断改善，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全琴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安江之后，我国目前已有15个跨省流域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地方实践的速度非常快，省内的市与市、乡与乡之间都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地方层层落实责任，上下游协同治理。”
目前，我国基本聚焦于横跨两个或少数几个省份的流域或大河支流进行生态补偿探索，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两省或三省之间的上下游关系相对明晰，以下游最在乎的要素作为考核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同时也易于判断利益关系，补偿资金和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靳乐山告诉《中国科学报》。
“补偿资金是各利益相关方反复协商后确定的，并不一定真实反映生态服务价值。若按流域上游的生态价值计算，补偿金额巨大，上下游难以达成一致。”靳乐山说，“讨价还价”的方式比生态估值更具操作性。
近两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长江和黄河全流域、跨越多省份的更为复杂的生态补偿机制。
那么，多省份的考核指标如何制定？补偿金额又如何核算？“上游”“下游”能否达到生态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关键
近两年，我国相继出台了《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追求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靳乐山看来，这些政策的出台旨在以奖励性的措施鼓励建立长江、黄河干流横向跨省的生态补偿机制。
“全流域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他直言，目前可操作的是，比邻的两省之间互签协议。“比如山东与上游河南签，河南再跟它的上游山西、陕西签，以此类推。同时，以跨省交界断面水质为考核标准。而涉及河流左右岸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经历10年的探索，我国已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为生态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专家们坦承，在流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在我国，流域上游往往生态脆弱、经济贫困。“上游百姓脱贫致富的愿望十分强烈。”邵全琴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展了很多调研，她坦言，出于对水质的保护，上游牺牲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以流经广东、广西的九洲江为例，上游陆川县集中了很多传统畜禽养殖农户，带来严重的水污染。为保护九洲江，广西关停或改造升级了养殖产业，建设污水处理厂。
与此同时，尽管有补偿，原以养殖为生的村民的收入或多或少会蒙受损失。在邵全琴看来，生态补偿资金在用于水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主要功能，即补偿发展机遇的损失，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势产业生态化是受偿区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
此外，邵全琴还提到，补偿不能仅限于“补偿才保护”，对于那些原本水质就保护得很好的地区，也应该有补偿。
“生态服务功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商品化，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用货币补偿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同时表示，补偿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水的用途，越重要的产业、收益越多，对上游的补偿自然也应更多。
鼓励多元化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实践开展十年来，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量不断加大。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约1800亿元。
靳乐山介绍，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为主，资金也基本来源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跨省之间协商补偿。
邵全琴也表示，目前仍缺乏科学的生态价值测算。此外，现有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等。而针对流域内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未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对产业转型和技术引导方面的补偿也欠缺，“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容易导致治理效果反复。
“建议科学设置生态补偿考核目标，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受偿区传统优势产业，协同推进生态补偿、生态价值实现与稳定脱贫成果长效机制建立。”邵全琴说。
靳乐山说，我国的生态补偿类型可简单分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两大类型。在一些流域生态补偿的设计中，将惩罚性赔偿和奖励性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除了资金补偿外，还有对口协作、异地开发、园区共建等方式。比如沱江流域，上游为阿坝州，下游为成都，为避免阿坝州建立工厂污染水源，成都开辟区域建设开发区，阿坝州将工业企业引入成都工业园区并招商引资，双方按比例投入、营收分成。
“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还是一个缺口。”靳乐山表示，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国际上的生态补偿通常称为“生态服务付费”，比如法国威泰尔矿泉水公司水源地补偿、澳大利亚水资源保护与补偿——水权交易、日本水源地补偿等。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推动补偿市场化，在长江、黄河的相关方案中都提到了鼓励地方加快建立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意见》第四条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靳乐山说，结合中国特色，可以由政府等出资，通过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分配使用资金。例如，设立“水基金”，在政府财政之外，吸收来自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资金，既可设置公益类的生态保护项目，也可开展生态农业等营利性项目，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基金，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水资源使用者、私营企业等的投资意愿。
“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是每个人，我们都是利益相关方，除了政策制度手段，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是今后值得关注的方向。”靳乐山说。https://t.cn/A6Mhyn6D
这是继此前河南与山东签订黄河流域1亿元“生态补偿协议”后的又一“对赌协议”。
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双重考验，生态补偿资金如何核定？处在下游的省份是否会“赔了夫人又折兵”？“对赌”能否实现“双赢”？
由“简”至“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目标是到2025年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基本完备。
流域生态补偿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以及调节上游生态保护者与下游受益者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政策手段，对于调和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意义重大。
2020年4月，财政部等4部门向黄河流域流经的9省（自治区）发布了《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旨在探索建立具有示范意义的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保障黄河长治久安。
这并非我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早在2011年，我国首个跨省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在新安江启动。新安江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当年，中央财政拨款3亿元补偿金，安徽和浙江两省也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年度水质达标（以断面水质为考核点），浙江拨付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浙江1亿元。后来，两省出资提高至2亿元。
10年来，新安江水质不断改善，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评估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邵全琴告诉《中国科学报》，新安江之后，我国目前已有15个跨省流域建立起生态补偿机制。“地方实践的速度非常快，省内的市与市、乡与乡之间都在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促进地方层层落实责任，上下游协同治理。”
目前，我国基本聚焦于横跨两个或少数几个省份的流域或大河支流进行生态补偿探索，生态保护成效显著。
“两省或三省之间的上下游关系相对明晰，以下游最在乎的要素作为考核指标，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同时也易于判断利益关系，补偿资金和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靳乐山告诉《中国科学报》。
“补偿资金是各利益相关方反复协商后确定的，并不一定真实反映生态服务价值。若按流域上游的生态价值计算，补偿金额巨大，上下游难以达成一致。”靳乐山说，“讨价还价”的方式比生态估值更具操作性。
近两年，我国开始探索建立长江和黄河全流域、跨越多省份的更为复杂的生态补偿机制。
那么，多省份的考核指标如何制定？补偿金额又如何核算？“上游”“下游”能否达到生态与经济的相对平衡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关键
近两年，我国相继出台了《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追求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探索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在靳乐山看来，这些政策的出台旨在以奖励性的措施鼓励建立长江、黄河干流横向跨省的生态补偿机制。
“全流域的情况的确比较复杂。”他直言，目前可操作的是，比邻的两省之间互签协议。“比如山东与上游河南签，河南再跟它的上游山西、陕西签，以此类推。同时，以跨省交界断面水质为考核标准。而涉及河流左右岸的情况会更复杂一些。”
经历10年的探索，我国已开展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为生态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专家们坦承，在流域上游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在我国，流域上游往往生态脆弱、经济贫困。“上游百姓脱贫致富的愿望十分强烈。”邵全琴在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中开展了很多调研，她坦言，出于对水质的保护，上游牺牲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以流经广东、广西的九洲江为例，上游陆川县集中了很多传统畜禽养殖农户，带来严重的水污染。为保护九洲江，广西关停或改造升级了养殖产业，建设污水处理厂。
与此同时，尽管有补偿，原以养殖为生的村民的收入或多或少会蒙受损失。在邵全琴看来，生态补偿资金在用于水污染治理的同时，更应该体现其主要功能，即补偿发展机遇的损失，提高当地民众的收入水平，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势产业生态化是受偿区环境治理的治本之策。
此外，邵全琴还提到，补偿不能仅限于“补偿才保护”，对于那些原本水质就保护得很好的地区，也应该有补偿。
“生态服务功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商品化，可以用货币来体现，用货币补偿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陆大道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同时表示，补偿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水的用途，越重要的产业、收益越多，对上游的补偿自然也应更多。
鼓励多元化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实践开展十年来，我国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量不断加大。据中国生态补偿政策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生态补偿资金投入约1800亿元。
靳乐山介绍，目前，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主导为主，资金也基本来源于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跨省之间协商补偿。
邵全琴也表示，目前仍缺乏科学的生态价值测算。此外，现有补偿资金主要用于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等。而针对流域内农牧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价值实现，未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对产业转型和技术引导方面的补偿也欠缺，“造血”功能严重不足，不仅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容易导致治理效果反复。
“建议科学设置生态补偿考核目标，科学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受偿区传统优势产业，协同推进生态补偿、生态价值实现与稳定脱贫成果长效机制建立。”邵全琴说。
靳乐山说，我国的生态补偿类型可简单分为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两大类型。在一些流域生态补偿的设计中，将惩罚性赔偿和奖励性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除了资金补偿外，还有对口协作、异地开发、园区共建等方式。比如沱江流域，上游为阿坝州，下游为成都，为避免阿坝州建立工厂污染水源，成都开辟区域建设开发区，阿坝州将工业企业引入成都工业园区并招商引资，双方按比例投入、营收分成。
“市场化的补偿方式还是一个缺口。”靳乐山表示，在这方面，国外有一些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国际上的生态补偿通常称为“生态服务付费”，比如法国威泰尔矿泉水公司水源地补偿、澳大利亚水资源保护与补偿——水权交易、日本水源地补偿等。
近年来，我国也逐步推动补偿市场化，在长江、黄河的相关方案中都提到了鼓励地方加快建立多元化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意见》第四条提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推进多元化补偿，合理界定生态环境权利，按照受益者付费的原则，通过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靳乐山说，结合中国特色，可以由政府等出资，通过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分配使用资金。例如，设立“水基金”，在政府财政之外，吸收来自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资金，既可设置公益类的生态保护项目，也可开展生态农业等营利性项目，用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基金，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财政资源，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水资源使用者、私营企业等的投资意愿。
“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是每个人，我们都是利益相关方，除了政策制度手段，更多利益相关方的积极参与是今后值得关注的方向。”靳乐山说。https://t.cn/A6Mhyn6D
【中纪委：正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中纪委正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8日消息，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与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对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
《意见》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的有效途径。要清醒认识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深刻把握行贿问题的政治危害，多措并举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推动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的工作要求，坚持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坚定稳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充分运用政策策略、纪法情理融合；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推进有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的治理成效。
《意见》要求，坚决查处行贿行为，重点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实施重大商业贿赂的行为。
《意见》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根据职能职责严肃惩治行贿行为。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查处行贿的重要职责，对查办案件中涉及的行贿人，依法加大查处力度，该立案的坚决予以立案，该处理的坚决作出处理，并建立对行贿人处理工作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要严格行贿犯罪从宽情节的认定和刑罚适用，加大财产刑运用和执行力度。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追赃挽损职责，尽力追缴非法获利。对于行贿所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于行贿所得的不正当非财产性利益，如职务职称、政治荣誉、经营资格资质、学历学位等，督促相关单位依照规定通过取消、撤销、变更等措施予以纠正。
《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既要严肃惩治行贿，还要充分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要从严把握相关措施的适用，依法慎用限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措施，严禁滥用留置、搜查、技术调查、限制出境、拘留、逮捕等措施，严禁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人员和企业的财物。要充分研判使用办案措施的后果，将采取措施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意见》强调，健全完善惩治行贿行为的制度规范，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规范化法治化。通过发布指导性文件或者案例等方式，指导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办理行贿案件中准确适用法律、把握政策，做好同类案件的平衡。纪检监察机关要与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统战部门、执法机关等建立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要组织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要加大查处行贿的宣传力度，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彰显对贿赂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在全社会倡导廉洁守法理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就《意见》制定相关情况，回答了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提问。
问：请您介绍下制定《意见》的背景和意义。
答：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十九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都对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严肃查办受贿案件的同时，加大对行贿的查处力度，有力促进了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腐蚀和反腐蚀斗争依然严峻复杂，行贿作为贿赂犯罪发生的主要源头，行贿不查，受贿不止，因此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制定出台《意见》，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具体举措，对于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实现腐败问题标本兼治，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问：《意见》对查处行贿的重点是如何把握的？
答：从近年查处的案件情况看，一些领域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现象突出，有的行贿人为谋取自身利益，对公职人员竭力腐蚀、精准“围猎”，主观恶性大，后果严重。《意见》明确了查处行贿行为的五个重点。一是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该类行贿人往往将行贿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要手段，对政治生态、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规则等破坏较大，如果不予以严肃查处，就会让行贿成为常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激励”效应。二是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理应在遵纪守法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对这类知纪违纪、知法犯法的人员必须严肃查处。三是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该类行贿行为不仅扰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直接造成国家巨额经济损失，而且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影响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应当坚决予以查处。四是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该类行贿行为扰乱了相关领域的正常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加大查处力度，推动解决一些行业的顽瘴痼疾。五是实施重大商业贿赂的。这既是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也是顺应广大市场主体呼声、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重要举措。
问：对行贿人进行处理时，纪检监察机关是如何把握政策的？
答：受贿行贿一起查，要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坚持实事求是、宽严相济，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等于同等处理，要统筹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综合施策，分类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在对行贿人提出处理意见时，不仅要考虑行贿金额、次数、发生领域，还要考虑行贿人的主观恶性、造成的危害后果、认错悔过态度、退赔退缴等因素，精准提出处理意见。比如，行贿人涉嫌行贿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果相关行贿人具有法律规定的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实供述纪检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积极退赃，减少损失，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从宽处罚情形，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此外，对于依法可以不移送司法机关的行贿人，纪检监察机关可以综合运用党纪政务处分或者组织处理，批评教育、责令具结悔过，或者移交给相关单位由其作出行政处罚等方式进行处理，让行贿人为其行贿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
《意见》还明确，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在查处行贿工作中的内控机制，案件承办部门、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案件审理部门在对行贿人处理中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确保监督执纪执法权力正确行使。
问：各相关单位如何对行贿人开展联合惩戒？
答：《意见》强调各相关机关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作配合，形成联合惩戒行贿的工作合力。纪检监察机关对查办案件中涉及的行贿人，按照有关规定应由其他单位做出组织处理、行政处罚和资格资质限制等处理的，要根据行贿人的主体身份及时向相关单位提供情况。行贿人系市场主体的，根据行贿所涉领域，要向市场监督管理、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金融监管、司法行政等相关单位通报，由相关单位根据职责权限依规依法对行贿人作出处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在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并就纪检监察机关与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统战部门、执法机关等对行贿人开展联合惩戒进行探索实践，以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
问：如何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有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健康良性的社会环境，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亲清政商关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这是对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经营者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把握办案措施的适用，对限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措施要依法慎用。纪检监察机关在审查调查中需要有关企业实际控制人等配合调查的，要充分评估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听取并合理采纳配合调查人员对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的意见，畅通有关企业实际控制人等在配合调查期间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联系渠道，将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意见》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必然要求，是斩断“围猎”与甘于被“围猎”利益链、破除权钱交易关系网的有效途径。要清醒认识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深刻把握行贿问题的政治危害，多措并举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性、有效性，推动实现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的工作要求，坚持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坚定稳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充分运用政策策略、纪法情理融合；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推进有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的治理成效。
《意见》要求，坚决查处行贿行为，重点查处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实施重大商业贿赂的行为。
《意见》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根据职能职责严肃惩治行贿行为。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查处行贿的重要职责，对查办案件中涉及的行贿人，依法加大查处力度，该立案的坚决予以立案，该处理的坚决作出处理，并建立对行贿人处理工作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要严格行贿犯罪从宽情节的认定和刑罚适用，加大财产刑运用和执行力度。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要认真履行追赃挽损职责，尽力追缴非法获利。对于行贿所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于行贿所得的不正当非财产性利益，如职务职称、政治荣誉、经营资格资质、学历学位等，督促相关单位依照规定通过取消、撤销、变更等措施予以纠正。
《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既要严肃惩治行贿，还要充分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要从严把握相关措施的适用，依法慎用限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措施，严禁滥用留置、搜查、技术调查、限制出境、拘留、逮捕等措施，严禁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涉案人员和企业的财物。要充分研判使用办案措施的后果，将采取措施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意见》强调，健全完善惩治行贿行为的制度规范，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规范化法治化。通过发布指导性文件或者案例等方式，指导纪检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办理行贿案件中准确适用法律、把握政策，做好同类案件的平衡。纪检监察机关要与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统战部门、执法机关等建立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要组织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要加大查处行贿的宣传力度，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彰显对贿赂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在全社会倡导廉洁守法理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就《意见》制定相关情况，回答了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提问。
问：请您介绍下制定《意见》的背景和意义。
答：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十九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都对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作出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严肃查办受贿案件的同时，加大对行贿的查处力度，有力促进了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腐蚀和反腐蚀斗争依然严峻复杂，行贿作为贿赂犯罪发生的主要源头，行贿不查，受贿不止，因此必须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制定出台《意见》，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具体举措，对于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实现腐败问题标本兼治，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问：《意见》对查处行贿的重点是如何把握的？
答：从近年查处的案件情况看，一些领域巨额行贿、多次行贿的现象突出，有的行贿人为谋取自身利益，对公职人员竭力腐蚀、精准“围猎”，主观恶性大，后果严重。《意见》明确了查处行贿行为的五个重点。一是多次行贿、巨额行贿以及向多人行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该类行贿人往往将行贿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要手段，对政治生态、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和市场规则等破坏较大，如果不予以严肃查处，就会让行贿成为常态，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激励”效应。二是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理应在遵纪守法方面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对这类知纪违纪、知法犯法的人员必须严肃查处。三是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该类行贿行为不仅扰乱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直接造成国家巨额经济损失，而且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影响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应当坚决予以查处。四是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该类行贿行为扰乱了相关领域的正常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必须加大查处力度，推动解决一些行业的顽瘴痼疾。五是实施重大商业贿赂的。这既是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也是顺应广大市场主体呼声、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重要举措。
问：对行贿人进行处理时，纪检监察机关是如何把握政策的？
答：受贿行贿一起查，要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坚持实事求是、宽严相济，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受贿行贿一起查并不等于同等处理，要统筹运用纪律、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综合施策，分类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在对行贿人提出处理意见时，不仅要考虑行贿金额、次数、发生领域，还要考虑行贿人的主观恶性、造成的危害后果、认错悔过态度、退赔退缴等因素，精准提出处理意见。比如，行贿人涉嫌行贿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果相关行贿人具有法律规定的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实供述纪检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积极退赃，减少损失，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从宽处罚情形，纪检监察机关依法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此外，对于依法可以不移送司法机关的行贿人，纪检监察机关可以综合运用党纪政务处分或者组织处理，批评教育、责令具结悔过，或者移交给相关单位由其作出行政处罚等方式进行处理，让行贿人为其行贿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
《意见》还明确，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强化在查处行贿工作中的内控机制，案件承办部门、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案件审理部门在对行贿人处理中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确保监督执纪执法权力正确行使。
问：各相关单位如何对行贿人开展联合惩戒？
答：《意见》强调各相关机关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作配合，形成联合惩戒行贿的工作合力。纪检监察机关对查办案件中涉及的行贿人，按照有关规定应由其他单位做出组织处理、行政处罚和资格资质限制等处理的，要根据行贿人的主体身份及时向相关单位提供情况。行贿人系市场主体的，根据行贿所涉领域，要向市场监督管理、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金融监管、司法行政等相关单位通报，由相关单位根据职责权限依规依法对行贿人作出处理。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在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并就纪检监察机关与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统战部门、执法机关等对行贿人开展联合惩戒进行探索实践，以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
问：如何保障涉案人员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答：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有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健康良性的社会环境，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亲清政商关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这是对各类企业合法权益的有力保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既要查清问题，也要保障经营者合法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障企业合法经营。《意见》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把握办案措施的适用，对限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措施要依法慎用。纪检监察机关在审查调查中需要有关企业实际控制人等配合调查的，要充分评估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听取并合理采纳配合调查人员对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的意见，畅通有关企业实际控制人等在配合调查期间保证企业正常经营的联系渠道，将对企业合法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
振兴世界旅游 赋能城市发展
“2021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2021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京开幕
9月3日上午9时，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简称“联合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和旅游机构共同举办的“2021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2021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作为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期间，唯一由国际组织主办的高峰论坛，本次大会以“振兴世界旅游 赋能城市发展”为主题，设有开幕式、全球视角、特别论坛、主旨演讲、研究成果发布、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对话、论坛等七个部分，吸引了来自40个国家的360余位嘉宾参会。本次大会是在全球疫情防控和旅游复苏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对于促进疫情防控常态下世界旅游的和平、包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通过线上直播平台面向全球特别是联合会78个国家和地区150多个城市的200余家会员单位开放。会议现场及线上直播涵盖了中、英、法、西、俄语五种语言。
打造业界交流平台 共话世界旅游全面复苏
旅游业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和发动机，率先实现旅游业的复苏和振兴，对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至关重要。联合会举办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代表，共同探讨疫情影响下旅游业振兴的趋势策略。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致辞。他表示，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旅游业恢复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使旅游市场稳步回升。“2021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旅游总人次达18.7亿，恢复到2019年同期六成多。”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为此，胡和平倡议世界各国坚持互利共赢，深化国际旅游合作，加强统筹协调，助力旅游企业纾困，鼓励创新创造，提升旅游发展质量，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共同促进世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在致辞时指出，当前，世界旅游业正从复苏变革进入重塑期，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面对疫情影响，旅游业界积极行动，推出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作为国际旅游组织，联合会积极倡导世界旅游全球化发展，持续推动旅游城市间合作交流，与各会员携手共度难关。陈吉宁表示，北京作为联合会总部所在地，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韧性，为重启旅游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北京将加强与会员城市和机构的交流合作和经验分享，为世界旅游业振兴发挥更大作用。”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祖拉布·波洛利卡什维利在开幕式上通过视频致辞。他表示，随着全球疫苗接种的推进，许多国家的旅游市场正从疫情影响中恢复。今年7月初，世界旅游组织召开了“可持续城市旅游市长论坛”，发布《旅游和城市未来波尔图宣言》，号召各方共同行动，共同促进旅游发展。祖拉布指出，该宣言的主旨与本次大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未来发展议程（2021-2030）》是完全一致的，他相信世界旅游组织与联合会的合作有助于推进这一重要议程，促使旅游业成为世界城市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柱。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也通过视频致辞。他指出，疫情在给世界旅游带来巨大考验的同时，也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虚拟旅游、云展览等‘非接触式’服务，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质量和行业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这将有助于创建全新的、高质量的旅游环境。”弗拉基米尔表示，当前，上海合作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世界旅游组织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下，他提议推出三各组织之间的三边合作纲要，促进疫情背景下的旅游业发展。
新会员代表西班牙马贝拉市市长，北京友谊城市、联合会成员惠灵顿、首尔、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等4个城市的市长在视频致辞中表达了对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促进世界旅游复苏的期待。
汇聚全球智慧力量 探讨旅业振兴趋势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旅游发展既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也是一次迭代更新的历史机遇，探讨疫情影响下世界旅游振兴发展的趋势和策略，分享相关国家合作抗击疫情、实现旅游复苏发展的经验已成为旅游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在开幕式后的全球视角环节，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何超琼、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席托吉丁·朱拉佐达、维多利亚市市长大卫·安德烈、JTB集团总裁山北荣二郎等4位嘉宾，从全球的视角讨论世界旅游的复苏振兴、城市合作、模式创新及发展趋势等热点问题。该环节以专题视频的形式呈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实现旅游复苏与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共同施策。在“特别论坛——大使论旅游”环节，哥伦比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路易斯·蒙萨尔韦、约旦哈希姆王国驻华大使胡萨姆·侯赛尼、肯尼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萨拉·塞雷姆、莫桑比克共和国驻华大使玛丽亚·古斯塔瓦、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莫因·哈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津巴布韦共和国驻华大使马丁·切东多、西班牙王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密欧等8位嘉宾，围绕“振兴世界旅游 共创美好未来”议题，深入探讨了疫情影响下世界旅游复苏策略，分享了合作抗击疫情、实现旅游复苏发展的成功经验。
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为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主旨演讲环节，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执行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王红表示，疫情虽然对世界旅游造成了冲击，但也给行业带来了新机遇，具体表现为旅游需求转向内循环、旅游供给趋于多元化、旅游产业变革进程明显加快。当前，旅游业只有因势而变才能赢得优势。对此，王红认为，世界旅游城市应积极更新旅游管理模式、主动顺应市场需求变化、加速融合科技发展力量，以实现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商务部原副部长崇泉在演讲中表示，新冠疫情的蔓延使服务贸易深受影响，就具体领域而言，旅游服务降幅最大。为应对疫情冲击，世贸组织的多项谈判均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但能否达成协议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形势，崇泉建议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加强疫情应对、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推进服务贸易领域的规则制定，为服务贸易，尤其是国际旅游服务的复苏发展构建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市场环境。
在随后的研究成果发布环节，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0）》。该报告把观察和分析对象聚焦在全球40个有影响力的节点城市之上，分析提炼并综合评价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旅游城市的复苏发展措施及经验。此外，报告还选取了八个会员城市作为样板案例，总结其在抗击疫情、实现旅游复苏方面的经验。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李宝春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未来发展议程（2021-2030）》，该议程根据当前疫情发展现状，分析研判世界旅游发展趋势，从推动旅游城市的繁荣发展的基本定位出发，全面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目标，提出世界旅游城市未来十年发展议程和发展目标，为世界旅游城市复苏发展提供新的方向与路径指引。
上午还举办了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对话，邀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副代表戴文德、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斌出席。此次对话交流了中国旅游城市积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经验，为世界旅游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办单位，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成立于2012年，是由北京发起成立的世界首个以城市为主体的国际旅游组织，秉承“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核心理念，为会员搭建交流经验、加强合作、凝聚共识的平台。本次大会通过全球旅游业界的交流与分享，为振兴世界旅游、赋能城市发展发挥了国际组织的平台和纽带作用，也为未来世界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2021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2021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京开幕
9月3日上午9时，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简称“联合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世界主要国际组织和旅游机构共同举办的“2021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暨2021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作为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期间，唯一由国际组织主办的高峰论坛，本次大会以“振兴世界旅游 赋能城市发展”为主题，设有开幕式、全球视角、特别论坛、主旨演讲、研究成果发布、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对话、论坛等七个部分，吸引了来自40个国家的360余位嘉宾参会。本次大会是在全球疫情防控和旅游复苏的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对于促进疫情防控常态下世界旅游的和平、包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会通过线上直播平台面向全球特别是联合会78个国家和地区150多个城市的200余家会员单位开放。会议现场及线上直播涵盖了中、英、法、西、俄语五种语言。
打造业界交流平台 共话世界旅游全面复苏
旅游业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和发动机，率先实现旅游业的复苏和振兴，对于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至关重要。联合会举办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业界代表，共同探讨疫情影响下旅游业振兴的趋势策略。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致辞。他表示，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旅游业恢复发展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使旅游市场稳步回升。“2021年上半年，中国国内旅游总人次达18.7亿，恢复到2019年同期六成多。”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为此，胡和平倡议世界各国坚持互利共赢，深化国际旅游合作，加强统筹协调，助力旅游企业纾困，鼓励创新创造，提升旅游发展质量，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共同促进世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主席、北京市市长陈吉宁在致辞时指出，当前，世界旅游业正从复苏变革进入重塑期，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面对疫情影响，旅游业界积极行动，推出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作为国际旅游组织，联合会积极倡导世界旅游全球化发展，持续推动旅游城市间合作交流，与各会员携手共度难关。陈吉宁表示，北京作为联合会总部所在地，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韧性，为重启旅游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北京将加强与会员城市和机构的交流合作和经验分享，为世界旅游业振兴发挥更大作用。”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祖拉布·波洛利卡什维利在开幕式上通过视频致辞。他表示，随着全球疫苗接种的推进，许多国家的旅游市场正从疫情影响中恢复。今年7月初，世界旅游组织召开了“可持续城市旅游市长论坛”，发布《旅游和城市未来波尔图宣言》，号召各方共同行动，共同促进旅游发展。祖拉布指出，该宣言的主旨与本次大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未来发展议程（2021-2030）》是完全一致的，他相信世界旅游组织与联合会的合作有助于推进这一重要议程，促使旅游业成为世界城市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柱。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也通过视频致辞。他指出，疫情在给世界旅游带来巨大考验的同时，也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虚拟旅游、云展览等‘非接触式’服务，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质量和行业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这将有助于创建全新的、高质量的旅游环境。”弗拉基米尔表示，当前，上海合作组织、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世界旅游组织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下，他提议推出三各组织之间的三边合作纲要，促进疫情背景下的旅游业发展。
新会员代表西班牙马贝拉市市长，北京友谊城市、联合会成员惠灵顿、首尔、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等4个城市的市长在视频致辞中表达了对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促进世界旅游复苏的期待。
汇聚全球智慧力量 探讨旅业振兴趋势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旅游发展既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也是一次迭代更新的历史机遇，探讨疫情影响下世界旅游振兴发展的趋势和策略，分享相关国家合作抗击疫情、实现旅游复苏发展的经验已成为旅游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在开幕式后的全球视角环节，世界旅游经济论坛副主席兼秘书长何超琼、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席托吉丁·朱拉佐达、维多利亚市市长大卫·安德烈、JTB集团总裁山北荣二郎等4位嘉宾，从全球的视角讨论世界旅游的复苏振兴、城市合作、模式创新及发展趋势等热点问题。该环节以专题视频的形式呈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实现旅游复苏与发展，需要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共同施策。在“特别论坛——大使论旅游”环节，哥伦比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路易斯·蒙萨尔韦、约旦哈希姆王国驻华大使胡萨姆·侯赛尼、肯尼亚共和国驻华大使萨拉·塞雷姆、莫桑比克共和国驻华大使玛丽亚·古斯塔瓦、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莫因·哈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津巴布韦共和国驻华大使马丁·切东多、西班牙王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密欧等8位嘉宾，围绕“振兴世界旅游 共创美好未来”议题，深入探讨了疫情影响下世界旅游复苏策略，分享了合作抗击疫情、实现旅游复苏发展的成功经验。
发布最新研究成果 为行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主旨演讲环节，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理事会执行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王红表示，疫情虽然对世界旅游造成了冲击，但也给行业带来了新机遇，具体表现为旅游需求转向内循环、旅游供给趋于多元化、旅游产业变革进程明显加快。当前，旅游业只有因势而变才能赢得优势。对此，王红认为，世界旅游城市应积极更新旅游管理模式、主动顺应市场需求变化、加速融合科技发展力量，以实现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商务部原副部长崇泉在演讲中表示，新冠疫情的蔓延使服务贸易深受影响，就具体领域而言，旅游服务降幅最大。为应对疫情冲击，世贸组织的多项谈判均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但能否达成协议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形势，崇泉建议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加强疫情应对、降低服务贸易壁垒、推进服务贸易领域的规则制定，为服务贸易，尤其是国际旅游服务的复苏发展构建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市场环境。
在随后的研究成果发布环节，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0）》。该报告把观察和分析对象聚焦在全球40个有影响力的节点城市之上，分析提炼并综合评价具有代表性的世界旅游城市的复苏发展措施及经验。此外，报告还选取了八个会员城市作为样板案例，总结其在抗击疫情、实现旅游复苏方面的经验。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李宝春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未来发展议程（2021-2030）》，该议程根据当前疫情发展现状，分析研判世界旅游发展趋势，从推动旅游城市的繁荣发展的基本定位出发，全面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新城市议程目标，提出世界旅游城市未来十年发展议程和发展目标，为世界旅游城市复苏发展提供新的方向与路径指引。
上午还举办了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对话，邀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副代表戴文德、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斌出席。此次对话交流了中国旅游城市积极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经验，为世界旅游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办单位，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成立于2012年，是由北京发起成立的世界首个以城市为主体的国际旅游组织，秉承“旅游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核心理念，为会员搭建交流经验、加强合作、凝聚共识的平台。本次大会通过全球旅游业界的交流与分享，为振兴世界旅游、赋能城市发展发挥了国际组织的平台和纽带作用，也为未来世界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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