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助农 人勤春早】2月21日，巨野县柳林镇去年建设的5000亩高标准农田里，井灌设施已投入使用，刚刚浇过的麦苗春意浓浓。“这几年，俺们从种到收全部实现机械化了，但最难的是浇地，扯四五捆电线还到不了地头，有时为占井，都是夜里扛着被子睡在井边看井。自‘高标田’建设后，机井电桩插上卡，地头‘水龙头’流出水。”说起“高标田”，柳林镇代楼村村民崔荣军一脸喜色。
据了解，柳林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涉及机井56眼、低压管道28000多米、高压线路2800米、道路铺设3000多米，按照“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整体推进”模式，大力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开发。“原来地块小，种地很费事，村里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今年高标准农田地头都打井了，地下也埋上管子了，今年春耕大伙儿的干劲更足了！”柳林镇代楼村村民崔德枝说。
“目前，柳林镇50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已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初步形成田成片、渠相通、路相连，惠及周边10余个村庄，受惠群众达万人，让农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实惠，高标准农田真正成为农民愿意种的稳产田、高产田！”柳林镇党委书记王阳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巨野县坚持集中连片、设施配套、整体开发利用的原则，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20年巨野县投资8000余万元建设的8万亩高标准农田已全面投入使用，涉及田庄镇、麒麟镇、龙堌镇、柳林镇等10个乡镇，项目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灌排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抗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目前，全县建设高标准农田达11万亩。
2月22日，核桃园镇乐土村的一块麦田地头上，村民王刘全对眼前正在建设的“高标田”充满期待：“以前田间小路一遇雨雪天，庄稼都拉不出来，现在沟、路、渠、井、闸、涵、电、泵井等设施齐全，每亩粮食增产个一二百斤不成问题。”
“核桃园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机井27眼、桥涵21座、路面土方基础3公里，井管建设很快完工，今年清明节前群众就可以灌溉春苗了。”核桃园镇党委副书记柳絮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加快了土地流转步伐。巨野县大义镇王店村是一个种粮大村，由于务农村民老龄化严重，村内不少土地出现了没人种、没人管的半荒状态，土地产值低。为了打破这一困境，2019年，村“两委”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全村的土地实行托管服务。“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对全村土地进行托管，统一管理。目前全村土地托管四千余亩，占全村的80%以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又大大提升了土地的产能产值。”王店村党支部书记王甫建告诉记者。同时，该合作社还通过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服务周边五个村庄近两万亩农田。巨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天栋介绍，目前，全县土地流转率已达52.4%以上。
“外出打工久了，就不想回来种地了，10余亩地在自己手上也是浪费，还不如托管出去。”独山镇于楼村村民于晓明一家7口人，共有10余亩地，自己与孩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4年前，他将地全部“托付”给了当地的农业合作社打理。“还别说，当年年底一算账，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家里田地收入再加上在外打工挣的钱，足足有10余万，比往年全部收入多出两倍多。”于晓明说。
济宁任城区：手机上看住“口粮地”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袁进 梁春峰
2月21日下午，济宁市任城区安居街道桥西村一块2亩多的撂荒地，一小时引来三拨人“光顾”，平时少人问津的农田里一时热闹起来。
事情要从一条匿名信息说起。“耕地不明原因撂荒。”当天下午3点多，一条配有两张现场图片的举报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到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收到手机提示信息，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正在邻村巡查的街道自然资源所所长周平勇十多分钟后到达现场；区自然资源局耕保科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根据平台导航紧急赶到。经调查得知，这块地在平台上已有“前科”。
“都怪我当时不懂政策，盲目行动，又给大家添麻烦了。”撂荒地主人张全国一边忙着挖沟排水，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去年10月，张全国为增加收入，私自将农田挖成鱼塘建设垂钓项目。结果，没等鱼苗进塘，事情就被传到了监管平台，项目因实施后将改变耕地地类变更被立即叫停。他紧接着又将鱼塘填平，对地块进行了复耕。白忙活一个多月，不仅误了种粮农时，还因地处采煤塌陷区积了不少水，这才被迫撂了荒。他现在一边排水，一边等天气回暖，准备重新种粮种菜。
“守住全区耕地红线，我们时刻准备着。哪里有丝毫异常，都会通过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触碰各级监管‘神经’，我们将立即前往处置。”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贾宝群告诉记者，这次举报尽管存在误会，但他们没有白来，一是对此前问题的处置进程进行了回访，二是对村民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宣讲和复耕指导。
去年4月，任城区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田长制体系，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田长制”管理体系，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层设置农田网格，建立以村（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由区长、镇长（街道办主任）和村（社区）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一级、二级和三级田长。一二三级田长分别以一季度、两周、一周为周期对负责区域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上报违法用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行为，通过“田长吹哨、部门报到”，实现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为规范“田长制”监管、提高工作效率，任城区以互联网和3S技术为基础，开发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通过线索上报、信息核实、违法研判、违法处置、绩效评价和综合监管等功能，实现耕地保护全生命周期监管。各级田长能够利用手机上的“田长制”APP实时上传违法行为，查看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情况。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则能随时查看举报地块信息，对违法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行为做到及早处置。平台还能通过实时跟踪记录巡查轨迹，对开展巡查任务的田长进行有效监管。平台同时设有群众举报微信小程序，群众通过扫描公布在村里的二维码就可举报违法行为，实现“人人都是田长，指尖保护耕地”。
作为省级自然资源“数字赋能”试点项目，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上线半年共收到提报线索194条，已处置完成159宗。目前，当地正进行平台二期功能开发，新功能将引入监控摄像头、巡查无人机，自动抓拍、比图、识别，对疑似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及时预警并上报各级田长，通过“人防＋技防”实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全天候无死角监控。
临沂费县：200亩麦田换种记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高云野
初春的沂蒙山，麦苗已蹿出20多厘米高。费县东蒙镇巨庄村村民王立志三天两头下地观察麦苗长势，“我种了十几年临麦4号，对这个品种的脾气比较熟悉，今年刚换了济麦23，得多上心。”
巨庄村有2700多人，人均土地一亩出头，但其中算得上良田的平坦耕地只有1400亩，大多是小麦与玉米轮作。王立志今年50岁出头，在村里是种庄稼的老把式，除了耕种自家的地，还从同村人手中流转了6亩多地，陆续购置了播种机等4台农机。“种了大半辈子地，但省里的专家却说咱种的地不大行，非让我换种子。”王立志回忆起换种之初的情景，直言当时颇有些不服气。
2020年，省农科院开始对口帮扶费县，派出了一大批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沂蒙老区人民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支持，该院作物所研究员王旭清被派驻到巨庄村。
王旭清第一次来到王立志的麦地里，简单一交流，就看出了端倪。“老品种用了多年，自播自种，品种已经有些退化了，辛苦半年，小麦亩产也只有1000斤出头，我当时就推荐老王改种济麦23，亩产能到1600斤。”王旭清回忆说，但当时老王直摆手，表示改种新品种心里没底，还是老品种种着踏实。
庄稼人之间的事，总要在田地里见真章。去年麦收结束后，正是翻整土地种玉米的时候，王旭清在村里协调了十几亩地，种下了13个玉米新品种，作为推广良种的示范田。
巨庄村的玉米地过去几年常受锈叶病困扰，严重影响产量。去年，又到了锈叶病高发的时节，有些村民家的玉米遭了病，但十几亩示范田里的玉米，却长势喜人。
“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专家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王立志说。去年冬小麦播种前，王立志找到了巨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金，表示想试试专家带来的新麦种。8亩庄稼地，种上了济麦23。被事实说服的村民不只王立志，这一茬小麦，改换麦种的足足有200多亩。
除了让巨庄村的良田保持高产，王旭清还在推进一个更大的计划。去年9月，在省农科院的安排下，王旭清开始担任巨庄村的“第一村主任”，力争对该村的农业生产进行系统性提升，破题之举就是让巨庄村的小麦进行订单式生产。
“不同的小麦品种做出的面粉特点各异，强筋粉适合做面包，中筋粉适合做馒头面条。以前村民卖粮食时不作区分，面粉厂收购时就很头疼，因为这会导致同一个时间段做出来的馒头面条口感不稳定。”王旭清告诉记者，当地有一家左三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常年收购周边村庄的小麦，王旭清的同事龚魁杰就在该公司驻点帮扶。在两人的撮合下，这家公司计划与巨庄村达成订单生产协议，根据公司的生产需求，在巨庄村改种适销对路的麦种。这样一来，公司可以保证产品质量，村民卖粮的价格也能提升。（大众日报）
据了解，柳林镇高标准农田项目涉及机井56眼、低压管道28000多米、高压线路2800米、道路铺设3000多米，按照“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整体推进”模式，大力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开发。“原来地块小，种地很费事，村里年轻人都不愿意干。今年高标准农田地头都打井了，地下也埋上管子了，今年春耕大伙儿的干劲更足了！”柳林镇代楼村村民崔德枝说。
“目前，柳林镇5000亩高标准农田项目已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初步形成田成片、渠相通、路相连，惠及周边10余个村庄，受惠群众达万人，让农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实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实惠，高标准农田真正成为农民愿意种的稳产田、高产田！”柳林镇党委书记王阳峰告诉记者。
近年来，巨野县坚持集中连片、设施配套、整体开发利用的原则，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增强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20年巨野县投资8000余万元建设的8万亩高标准农田已全面投入使用，涉及田庄镇、麒麟镇、龙堌镇、柳林镇等10个乡镇，项目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灌排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抗灾减灾能力明显增强。目前，全县建设高标准农田达11万亩。
2月22日，核桃园镇乐土村的一块麦田地头上，村民王刘全对眼前正在建设的“高标田”充满期待：“以前田间小路一遇雨雪天，庄稼都拉不出来，现在沟、路、渠、井、闸、涵、电、泵井等设施齐全，每亩粮食增产个一二百斤不成问题。”
“核桃园镇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已完成机井27眼、桥涵21座、路面土方基础3公里，井管建设很快完工，今年清明节前群众就可以灌溉春苗了。”核桃园镇党委副书记柳絮说。
高标准农田建设也加快了土地流转步伐。巨野县大义镇王店村是一个种粮大村，由于务农村民老龄化严重，村内不少土地出现了没人种、没人管的半荒状态，土地产值低。为了打破这一困境，2019年，村“两委”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对全村的土地实行托管服务。“村党支部成立合作社，对全村土地进行托管，统一管理。目前全村土地托管四千余亩，占全村的80%以上，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又大大提升了土地的产能产值。”王店村党支部书记王甫建告诉记者。同时，该合作社还通过实行土地集约化经营，服务周边五个村庄近两万亩农田。巨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天栋介绍，目前，全县土地流转率已达52.4%以上。
“外出打工久了，就不想回来种地了，10余亩地在自己手上也是浪费，还不如托管出去。”独山镇于楼村村民于晓明一家7口人，共有10余亩地，自己与孩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4年前，他将地全部“托付”给了当地的农业合作社打理。“还别说，当年年底一算账，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家里田地收入再加上在外打工挣的钱，足足有10余万，比往年全部收入多出两倍多。”于晓明说。
济宁任城区：手机上看住“口粮地”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袁进 梁春峰
2月21日下午，济宁市任城区安居街道桥西村一块2亩多的撂荒地，一小时引来三拨人“光顾”，平时少人问津的农田里一时热闹起来。
事情要从一条匿名信息说起。“耕地不明原因撂荒。”当天下午3点多，一条配有两张现场图片的举报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上传到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收到手机提示信息，村干部第一时间赶到；正在邻村巡查的街道自然资源所所长周平勇十多分钟后到达现场；区自然资源局耕保科和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工作人员根据平台导航紧急赶到。经调查得知，这块地在平台上已有“前科”。
“都怪我当时不懂政策，盲目行动，又给大家添麻烦了。”撂荒地主人张全国一边忙着挖沟排水，一边不好意思地解释。去年10月，张全国为增加收入，私自将农田挖成鱼塘建设垂钓项目。结果，没等鱼苗进塘，事情就被传到了监管平台，项目因实施后将改变耕地地类变更被立即叫停。他紧接着又将鱼塘填平，对地块进行了复耕。白忙活一个多月，不仅误了种粮农时，还因地处采煤塌陷区积了不少水，这才被迫撂了荒。他现在一边排水，一边等天气回暖，准备重新种粮种菜。
“守住全区耕地红线，我们时刻准备着。哪里有丝毫异常，都会通过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触碰各级监管‘神经’，我们将立即前往处置。”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贾宝群告诉记者，这次举报尽管存在误会，但他们没有白来，一是对此前问题的处置进程进行了回访，二是对村民进行了进一步的政策宣讲和复耕指导。
去年4月，任城区建立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田长制体系，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田长制”管理体系，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分层设置农田网格，建立以村（社区）为单位的网格化管理机制，由区长、镇长（街道办主任）和村（社区）主要负责人分别担任一级、二级和三级田长。一二三级田长分别以一季度、两周、一周为周期对负责区域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并上报违法用地、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等行为，通过“田长吹哨、部门报到”，实现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
为规范“田长制”监管、提高工作效率，任城区以互联网和3S技术为基础，开发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通过线索上报、信息核实、违法研判、违法处置、绩效评价和综合监管等功能，实现耕地保护全生命周期监管。各级田长能够利用手机上的“田长制”APP实时上传违法行为，查看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情况。任城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则能随时查看举报地块信息，对违法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行为做到及早处置。平台还能通过实时跟踪记录巡查轨迹，对开展巡查任务的田长进行有效监管。平台同时设有群众举报微信小程序，群众通过扫描公布在村里的二维码就可举报违法行为，实现“人人都是田长，指尖保护耕地”。
作为省级自然资源“数字赋能”试点项目，任城区耕地保护田长制监管平台上线半年共收到提报线索194条，已处置完成159宗。目前，当地正进行平台二期功能开发，新功能将引入监控摄像头、巡查无人机，自动抓拍、比图、识别，对疑似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及时预警并上报各级田长，通过“人防＋技防”实现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全天候无死角监控。
临沂费县：200亩麦田换种记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高云野
初春的沂蒙山，麦苗已蹿出20多厘米高。费县东蒙镇巨庄村村民王立志三天两头下地观察麦苗长势，“我种了十几年临麦4号，对这个品种的脾气比较熟悉，今年刚换了济麦23，得多上心。”
巨庄村有2700多人，人均土地一亩出头，但其中算得上良田的平坦耕地只有1400亩，大多是小麦与玉米轮作。王立志今年50岁出头，在村里是种庄稼的老把式，除了耕种自家的地，还从同村人手中流转了6亩多地，陆续购置了播种机等4台农机。“种了大半辈子地，但省里的专家却说咱种的地不大行，非让我换种子。”王立志回忆起换种之初的情景，直言当时颇有些不服气。
2020年，省农科院开始对口帮扶费县，派出了一大批专家来到田间地头，为沂蒙老区人民提供专业的农业技术支持，该院作物所研究员王旭清被派驻到巨庄村。
王旭清第一次来到王立志的麦地里，简单一交流，就看出了端倪。“老品种用了多年，自播自种，品种已经有些退化了，辛苦半年，小麦亩产也只有1000斤出头，我当时就推荐老王改种济麦23，亩产能到1600斤。”王旭清回忆说，但当时老王直摆手，表示改种新品种心里没底，还是老品种种着踏实。
庄稼人之间的事，总要在田地里见真章。去年麦收结束后，正是翻整土地种玉米的时候，王旭清在村里协调了十几亩地，种下了13个玉米新品种，作为推广良种的示范田。
巨庄村的玉米地过去几年常受锈叶病困扰，严重影响产量。去年，又到了锈叶病高发的时节，有些村民家的玉米遭了病，但十几亩示范田里的玉米，却长势喜人。
“当时我就觉得，这些专家还真是有两把刷子。”王立志说。去年冬小麦播种前，王立志找到了巨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金，表示想试试专家带来的新麦种。8亩庄稼地，种上了济麦23。被事实说服的村民不只王立志，这一茬小麦，改换麦种的足足有200多亩。
除了让巨庄村的良田保持高产，王旭清还在推进一个更大的计划。去年9月，在省农科院的安排下，王旭清开始担任巨庄村的“第一村主任”，力争对该村的农业生产进行系统性提升，破题之举就是让巨庄村的小麦进行订单式生产。
“不同的小麦品种做出的面粉特点各异，强筋粉适合做面包，中筋粉适合做馒头面条。以前村民卖粮食时不作区分，面粉厂收购时就很头疼，因为这会导致同一个时间段做出来的馒头面条口感不稳定。”王旭清告诉记者，当地有一家左三姐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常年收购周边村庄的小麦，王旭清的同事龚魁杰就在该公司驻点帮扶。在两人的撮合下，这家公司计划与巨庄村达成订单生产协议，根据公司的生产需求，在巨庄村改种适销对路的麦种。这样一来，公司可以保证产品质量，村民卖粮的价格也能提升。（大众日报）
胡锡进不该怪责司马南，质疑联想和柳传志，不会造成恶果（二）

据怀疑探索者报道：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
国有资产比例多少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贱卖是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是一家由最初的国企或者集体企业逐渐发展起来的企业，原先国有资产占100%，好，你这个董事长是一个天才，没有你企业就发展的很慢，可以，奖励你10%。现在， 是国家占90%，个人占10%。一查，奖励给你10%，符合法律法规，那就没有问题。但是才过了几年，这个贪心的董事长就不安心了，觉得自己占得太少，就希望把剩下的90%也想办法拿过来。于是他就搞了一些不合规矩的操作，原本国家资产价值10个亿，他想了个损办法，用500万就把那90%的资产收购下来。典型的“蛇吞象”。
“蛇吞象”
请问，这个合理吗？
如果不合理？为什么不能追责？
一个平头百姓，就没有资格去追责了？
追责了一家企业，就是迫害、危及了“半壁江山”了？
杨元庆
再者说，“半壁江山”有没有问题，自有公道，自有司法界、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做判断。如果真的有触犯法律的问题，那自有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不能因为你企业做大了，就代表手握“免死金牌”。
只看见所谓的“GDP”，一旦看见企业规模做大了，即使犯了法就不能动，这其实是短见的。让所有的企业都遵循法律法规，办理所有的业务都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以内，这才是长治久安。也彰显了人民的集体利益。只有国内所有的企业都自觉的按照法律办事，懂规矩，促公平，对犯法的事情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才能让企业发展的更加健康，健康的企业显然更加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家和员工的共赢，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只是临时的、不得已的妥协举措，让全民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不可动摇、值得我们毕生追求的国策。
诚然，假设我们和胡锡进说的那样办理，但凡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就一律不敢过问，也不得过问，那也只是让一小撮人中的一小撮人“先富起来”。即使是“半壁江山”，也不过是一小撮人中一小撮人而已。我们中国藏龙卧虎，真正的能人多的是，假设这一小撮人中的一小撮人真的触犯了法律，干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于是他们被撤换了，那么“半壁江山”就一定垮掉了吗？我看未必。笔者就有过亲身经历，我的一位叔叔原本是冶金部直属企业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工厂进行了改制，原本资产价值几个亿，结果被区区几百万卖掉了，卖给了原来的厂长。当时的其他任何人再有本事，实际上是买不到的。假设现在追究了这个厂长的责任，将企业法人更换，或者收缴一部分违法所得，这个厂就一定完蛋？世界上能人辈出，有能力把厂子接过来治理得很出色，乃至更加出色的人多得是！！！
国企改制
当然，我也不认为以后会真的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胡锡进仅仅是假设了一种很极端非常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了情况。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反对司马南的理由。我们退一万步，即使在若干年后发生了这样很极端非常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假设国家真的动用法律的武器对“半壁江山”进行清查，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依法办事就行，有什么好害怕的？把原本属于民众的那份权益拿回来，有何不可？胡锡进你害怕什么呢？
现在其实司马南要弄清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联想到底有没有贱卖国有资产。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是非问题，更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法律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清者自清，你没有做错，别人不可能冤枉你。作为被举报的当事人联想，一味的退避也不是解决问题之道。面对司马南的连环追问，联想必须尽快给出“干货”来，实事求是的做出对应的解释，这才是正确的方法。这并不是给司马南一个人交代，而是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只要你的公司还含有国家资产，全国人民就有权利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据说联想集团创始人之一，原总工程师倪光南院士曾经公开表示说，联想的股改是失败的，改来改去，股份都改到柳某某以及和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个人手中了，原来中科院计算机所的那些骨干科技人员占股为“零”，一个科技股份制公司，科技人员占股为零，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那么倪光南院士反应的这些情况到底有没有存在，公司的股份配额是否有法理依据，是否合理、合规，联想都不应该避而不谈，而是应该给出一个明明白白的答复。
倪光南
我还是原先说过的那个意思，现在依然没有改变：
司马南不是“公检法”，事实到底如何，应该由国家司法部门裁定，在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不要轻易的站队。我想，司马南是出自一片好心，真心要维护国家利益，也盼望联想可以兴旺发达，本意并不是要整垮某一家公司。如果可以通过舆论监督的形式迫使联想改进，这也增加了联想在未来的竞争力。恰如医生热诚为病人治病，病人痊愈后就可以跑得更快。假设司马南犯了错误，希望联想不必追究，完全可以聘请司马南担任企业的监督员，让这位爱管闲事的老先生做公司的“医生”和“守门员”，把隐患和病疾揪出来，把歪风邪气挡在外面。这才是双赢之道。
企业的大楼
现在，我还要追加一句：
联想集团绝对不能倒！
即使，我们假设发现联想高层少数几个人有问题，那也是少数几个人自己的事情，该承担责任的是他们自己。而联想并不仅仅是他们少数几个人的，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这个大家，既包括整个国家（因为其中包括了国家资产），也包括六万多名中国籍员工。就这六万多的员工，他们的生计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我们不能因为心里不痛快了，就诅咒对方垮掉。要不然，几万国人突然失业也不是国家之福。假设看守鱼塘的人监守自盗，我们可以撤掉看守，但不能把整个鱼塘都不管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和司马南一样，以一名公民的身份督促国资委和国家相关司法部门的介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只要依法办事就行。没有发现问题，欢迎司马南和柳传志握手言和，双方可以合作，不打不相识。发现了问题，该退就退，该道歉就道歉，一切符合司法程序和国家规定就行。
最后，我也可能是误会了胡锡进的意思了。如果是误解了，也希望莫怪。我知道胡锡进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是顾虑过多了一些而已。只不过这些顾虑在我个人来看，是没有太多必要性的。
作者：怀疑探索者
老金：从安阳王可以体会到体制内利益集团勾结起来的磅礴之力！即便如此，做为毛粉，当仁不让地友持司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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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批司马南的文章
郑强谈联想视频
柳传志声明全文
王朔评价柳传志
胡锡进谈民主峰会

据怀疑探索者报道：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
国有资产比例多少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贱卖是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是一家由最初的国企或者集体企业逐渐发展起来的企业，原先国有资产占100%，好，你这个董事长是一个天才，没有你企业就发展的很慢，可以，奖励你10%。现在， 是国家占90%，个人占10%。一查，奖励给你10%，符合法律法规，那就没有问题。但是才过了几年，这个贪心的董事长就不安心了，觉得自己占得太少，就希望把剩下的90%也想办法拿过来。于是他就搞了一些不合规矩的操作，原本国家资产价值10个亿，他想了个损办法，用500万就把那90%的资产收购下来。典型的“蛇吞象”。
“蛇吞象”
请问，这个合理吗？
如果不合理？为什么不能追责？
一个平头百姓，就没有资格去追责了？
追责了一家企业，就是迫害、危及了“半壁江山”了？
杨元庆
再者说，“半壁江山”有没有问题，自有公道，自有司法界、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做判断。如果真的有触犯法律的问题，那自有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不能因为你企业做大了，就代表手握“免死金牌”。
只看见所谓的“GDP”，一旦看见企业规模做大了，即使犯了法就不能动，这其实是短见的。让所有的企业都遵循法律法规，办理所有的业务都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以内，这才是长治久安。也彰显了人民的集体利益。只有国内所有的企业都自觉的按照法律办事，懂规矩，促公平，对犯法的事情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才能让企业发展的更加健康，健康的企业显然更加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家和员工的共赢，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只是临时的、不得已的妥协举措，让全民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不可动摇、值得我们毕生追求的国策。
诚然，假设我们和胡锡进说的那样办理，但凡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就一律不敢过问，也不得过问，那也只是让一小撮人中的一小撮人“先富起来”。即使是“半壁江山”，也不过是一小撮人中一小撮人而已。我们中国藏龙卧虎，真正的能人多的是，假设这一小撮人中的一小撮人真的触犯了法律，干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于是他们被撤换了，那么“半壁江山”就一定垮掉了吗？我看未必。笔者就有过亲身经历，我的一位叔叔原本是冶金部直属企业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工厂进行了改制，原本资产价值几个亿，结果被区区几百万卖掉了，卖给了原来的厂长。当时的其他任何人再有本事，实际上是买不到的。假设现在追究了这个厂长的责任，将企业法人更换，或者收缴一部分违法所得，这个厂就一定完蛋？世界上能人辈出，有能力把厂子接过来治理得很出色，乃至更加出色的人多得是！！！
国企改制
当然，我也不认为以后会真的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胡锡进仅仅是假设了一种很极端非常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了情况。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反对司马南的理由。我们退一万步，即使在若干年后发生了这样很极端非常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假设国家真的动用法律的武器对“半壁江山”进行清查，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依法办事就行，有什么好害怕的？把原本属于民众的那份权益拿回来，有何不可？胡锡进你害怕什么呢？
现在其实司马南要弄清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联想到底有没有贱卖国有资产。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是非问题，更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法律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清者自清，你没有做错，别人不可能冤枉你。作为被举报的当事人联想，一味的退避也不是解决问题之道。面对司马南的连环追问，联想必须尽快给出“干货”来，实事求是的做出对应的解释，这才是正确的方法。这并不是给司马南一个人交代，而是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只要你的公司还含有国家资产，全国人民就有权利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据说联想集团创始人之一，原总工程师倪光南院士曾经公开表示说，联想的股改是失败的，改来改去，股份都改到柳某某以及和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个人手中了，原来中科院计算机所的那些骨干科技人员占股为“零”，一个科技股份制公司，科技人员占股为零，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那么倪光南院士反应的这些情况到底有没有存在，公司的股份配额是否有法理依据，是否合理、合规，联想都不应该避而不谈，而是应该给出一个明明白白的答复。
倪光南
我还是原先说过的那个意思，现在依然没有改变：
司马南不是“公检法”，事实到底如何，应该由国家司法部门裁定，在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不要轻易的站队。我想，司马南是出自一片好心，真心要维护国家利益，也盼望联想可以兴旺发达，本意并不是要整垮某一家公司。如果可以通过舆论监督的形式迫使联想改进，这也增加了联想在未来的竞争力。恰如医生热诚为病人治病，病人痊愈后就可以跑得更快。假设司马南犯了错误，希望联想不必追究，完全可以聘请司马南担任企业的监督员，让这位爱管闲事的老先生做公司的“医生”和“守门员”，把隐患和病疾揪出来，把歪风邪气挡在外面。这才是双赢之道。
企业的大楼
现在，我还要追加一句：
联想集团绝对不能倒！
即使，我们假设发现联想高层少数几个人有问题，那也是少数几个人自己的事情，该承担责任的是他们自己。而联想并不仅仅是他们少数几个人的，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这个大家，既包括整个国家（因为其中包括了国家资产），也包括六万多名中国籍员工。就这六万多的员工，他们的生计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我们不能因为心里不痛快了，就诅咒对方垮掉。要不然，几万国人突然失业也不是国家之福。假设看守鱼塘的人监守自盗，我们可以撤掉看守，但不能把整个鱼塘都不管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和司马南一样，以一名公民的身份督促国资委和国家相关司法部门的介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只要依法办事就行。没有发现问题，欢迎司马南和柳传志握手言和，双方可以合作，不打不相识。发现了问题，该退就退，该道歉就道歉，一切符合司法程序和国家规定就行。
最后，我也可能是误会了胡锡进的意思了。如果是误解了，也希望莫怪。我知道胡锡进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是顾虑过多了一些而已。只不过这些顾虑在我个人来看，是没有太多必要性的。
作者：怀疑探索者
老金：从安阳王可以体会到体制内利益集团勾结起来的磅礴之力！即便如此，做为毛粉，当仁不让地友持司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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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不该怪责司马南，质疑联想和柳传志，不会造成恶果（二）

据怀疑探索者报道：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
国有资产比例多少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贱卖是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是一家由最初的国企或者集体企业逐渐发展起来的企业，原先国有资产占100%，好，你这个董事长是一个天才，没有你企业就发展的很慢，可以，奖励你10%。现在， 是国家占90%，个人占10%。一查，奖励给你10%，符合法律法规，那就没有问题。但是才过了几年，这个贪心的董事长就不安心了，觉得自己占得太少，就希望把剩下的90%也想办法拿过来。于是他就搞了一些不合规矩的操作，原本国家资产价值10个亿，他想了个损办法，用500万就把那90%的资产收购下来。典型的“蛇吞象”。
“蛇吞象”
请问，这个合理吗？
如果不合理？为什么不能追责？
一个平头百姓，就没有资格去追责了？
追责了一家企业，就是迫害、危及了“半壁江山”了？
杨元庆
再者说，“半壁江山”有没有问题，自有公道，自有司法界、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做判断。如果真的有触犯法律的问题，那自有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不能因为你企业做大了，就代表手握“免死金牌”。
只看见所谓的“GDP”，一旦看见企业规模做大了，即使犯了法就不能动，这其实是短见的。让所有的企业都遵循法律法规，办理所有的业务都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以内，这才是长治久安。也彰显了人民的集体利益。只有国内所有的企业都自觉的按照法律办事，懂规矩，促公平，对犯法的事情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才能让企业发展的更加健康，健康的企业显然更加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家和员工的共赢，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只是临时的、不得已的妥协举措，让全民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不可动摇、值得我们毕生追求的国策。
诚然，假设我们和胡锡进说的那样办理，但凡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就一律不敢过问，也不得过问，那也只是让一小撮人中的一小撮人“先富起来”。即使是“半壁江山”，也不过是一小撮人中一小撮人而已。我们中国藏龙卧虎，真正的能人多的是，假设这一小撮人中的一小撮人真的触犯了法律，干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于是他们被撤换了，那么“半壁江山”就一定垮掉了吗？我看未必。笔者就有过亲身经历，我的一位叔叔原本是冶金部直属企业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工厂进行了改制，原本资产价值几个亿，结果被区区几百万卖掉了，卖给了原来的厂长。当时的其他任何人再有本事，实际上是买不到的。假设现在追究了这个厂长的责任，将企业法人更换，或者收缴一部分违法所得，这个厂就一定完蛋？世界上能人辈出，有能力把厂子接过来治理得很出色，乃至更加出色的人多得是！！！
国企改制
当然，我也不认为以后会真的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胡锡进仅仅是假设了一种很极端非常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了情况。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反对司马南的理由。我们退一万步，即使在若干年后发生了这样很极端非常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假设国家真的动用法律的武器对“半壁江山”进行清查，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依法办事就行，有什么好害怕的？把原本属于民众的那份权益拿回来，有何不可？胡锡进你害怕什么呢？
现在其实司马南要弄清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联想到底有没有贱卖国有资产。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是非问题，更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法律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清者自清，你没有做错，别人不可能冤枉你。作为被举报的当事人联想，一味的退避也不是解决问题之道。面对司马南的连环追问，联想必须尽快给出“干货”来，实事求是的做出对应的解释，这才是正确的方法。这并不是给司马南一个人交代，而是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只要你的公司还含有国家资产，全国人民就有权利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据说联想集团创始人之一，原总工程师倪光南院士曾经公开表示说，联想的股改是失败的，改来改去，股份都改到柳某某以及和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个人手中了，原来中科院计算机所的那些骨干科技人员占股为“零”，一个科技股份制公司，科技人员占股为零，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那么倪光南院士反应的这些情况到底有没有存在，公司的股份配额是否有法理依据，是否合理、合规，联想都不应该避而不谈，而是应该给出一个明明白白的答复。
倪光南
我还是原先说过的那个意思，现在依然没有改变：
司马南不是“公检法”，事实到底如何，应该由国家司法部门裁定，在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不要轻易的站队。我想，司马南是出自一片好心，真心要维护国家利益，也盼望联想可以兴旺发达，本意并不是要整垮某一家公司。如果可以通过舆论监督的形式迫使联想改进，这也增加了联想在未来的竞争力。恰如医生热诚为病人治病，病人痊愈后就可以跑得更快。假设司马南犯了错误，希望联想不必追究，完全可以聘请司马南担任企业的监督员，让这位爱管闲事的老先生做公司的“医生”和“守门员”，把隐患和病疾揪出来，把歪风邪气挡在外面。这才是双赢之道。
企业的大楼
现在，我还要追加一句：
联想集团绝对不能倒！
即使，我们假设发现联想高层少数几个人有问题，那也是少数几个人自己的事情，该承担责任的是他们自己。而联想并不仅仅是他们少数几个人的，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这个大家，既包括整个国家（因为其中包括了国家资产），也包括六万多名中国籍员工。就这六万多的员工，他们的生计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我们不能因为心里不痛快了，就诅咒对方垮掉。要不然，几万国人突然失业也不是国家之福。假设看守鱼塘的人监守自盗，我们可以撤掉看守，但不能把整个鱼塘都不管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和司马南一样，以一名公民的身份督促国资委和国家相关司法部门的介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只要依法办事就行。没有发现问题，欢迎司马南和柳传志握手言和，双方可以合作，不打不相识。发现了问题，该退就退，该道歉就道歉，一切符合司法程序和国家规定就行。
最后，我也可能是误会了胡锡进的意思了。如果是误解了，也希望莫怪。我知道胡锡进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是顾虑过多了一些而已。只不过这些顾虑在我个人来看，是没有太多必要性的。
作者：怀疑探索者
老金：从安阳王可以体会到体制内利益集团勾结起来的磅礴之力！即便如此，做为毛粉，当仁不让地友持司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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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声明全文
王朔评价柳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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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怀疑探索者报道：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
国有资产比例多少是一个问题，有没有贱卖是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现在是一家由最初的国企或者集体企业逐渐发展起来的企业，原先国有资产占100%，好，你这个董事长是一个天才，没有你企业就发展的很慢，可以，奖励你10%。现在， 是国家占90%，个人占10%。一查，奖励给你10%，符合法律法规，那就没有问题。但是才过了几年，这个贪心的董事长就不安心了，觉得自己占得太少，就希望把剩下的90%也想办法拿过来。于是他就搞了一些不合规矩的操作，原本国家资产价值10个亿，他想了个损办法，用500万就把那90%的资产收购下来。典型的“蛇吞象”。
“蛇吞象”
请问，这个合理吗？
如果不合理？为什么不能追责？
一个平头百姓，就没有资格去追责了？
追责了一家企业，就是迫害、危及了“半壁江山”了？
杨元庆
再者说，“半壁江山”有没有问题，自有公道，自有司法界、经济学界的专业人士做判断。如果真的有触犯法律的问题，那自有国家相关部门进行处理。不能因为你企业做大了，就代表手握“免死金牌”。
只看见所谓的“GDP”，一旦看见企业规模做大了，即使犯了法就不能动，这其实是短见的。让所有的企业都遵循法律法规，办理所有的业务都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以内，这才是长治久安。也彰显了人民的集体利益。只有国内所有的企业都自觉的按照法律办事，懂规矩，促公平，对犯法的事情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才能让企业发展的更加健康，健康的企业显然更加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家和员工的共赢，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只是临时的、不得已的妥协举措，让全民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不可动摇、值得我们毕生追求的国策。
诚然，假设我们和胡锡进说的那样办理，但凡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就一律不敢过问，也不得过问，那也只是让一小撮人中的一小撮人“先富起来”。即使是“半壁江山”，也不过是一小撮人中一小撮人而已。我们中国藏龙卧虎，真正的能人多的是，假设这一小撮人中的一小撮人真的触犯了法律，干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于是他们被撤换了，那么“半壁江山”就一定垮掉了吗？我看未必。笔者就有过亲身经历，我的一位叔叔原本是冶金部直属企业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末期工厂进行了改制，原本资产价值几个亿，结果被区区几百万卖掉了，卖给了原来的厂长。当时的其他任何人再有本事，实际上是买不到的。假设现在追究了这个厂长的责任，将企业法人更换，或者收缴一部分违法所得，这个厂就一定完蛋？世界上能人辈出，有能力把厂子接过来治理得很出色，乃至更加出色的人多得是！！！
国企改制
当然，我也不认为以后会真的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胡锡进仅仅是假设了一种很极端非常极端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了情况。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反对司马南的理由。我们退一万步，即使在若干年后发生了这样很极端非常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假设国家真的动用法律的武器对“半壁江山”进行清查，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依法办事就行，有什么好害怕的？把原本属于民众的那份权益拿回来，有何不可？胡锡进你害怕什么呢？
现在其实司马南要弄清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一句话：联想到底有没有贱卖国有资产。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是非问题，更是一个直截了当的法律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清者自清，你没有做错，别人不可能冤枉你。作为被举报的当事人联想，一味的退避也不是解决问题之道。面对司马南的连环追问，联想必须尽快给出“干货”来，实事求是的做出对应的解释，这才是正确的方法。这并不是给司马南一个人交代，而是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只要你的公司还含有国家资产，全国人民就有权利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据说联想集团创始人之一，原总工程师倪光南院士曾经公开表示说，联想的股改是失败的，改来改去，股份都改到柳某某以及和他私人关系密切的个人手中了，原来中科院计算机所的那些骨干科技人员占股为“零”，一个科技股份制公司，科技人员占股为零，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那么倪光南院士反应的这些情况到底有没有存在，公司的股份配额是否有法理依据，是否合理、合规，联想都不应该避而不谈，而是应该给出一个明明白白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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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原先说过的那个意思，现在依然没有改变：
司马南不是“公检法”，事实到底如何，应该由国家司法部门裁定，在水落石出之前，我们应该保持冷静，不要轻易的站队。我想，司马南是出自一片好心，真心要维护国家利益，也盼望联想可以兴旺发达，本意并不是要整垮某一家公司。如果可以通过舆论监督的形式迫使联想改进，这也增加了联想在未来的竞争力。恰如医生热诚为病人治病，病人痊愈后就可以跑得更快。假设司马南犯了错误，希望联想不必追究，完全可以聘请司马南担任企业的监督员，让这位爱管闲事的老先生做公司的“医生”和“守门员”，把隐患和病疾揪出来，把歪风邪气挡在外面。这才是双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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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还要追加一句：
联想集团绝对不能倒！
即使，我们假设发现联想高层少数几个人有问题，那也是少数几个人自己的事情，该承担责任的是他们自己。而联想并不仅仅是他们少数几个人的，而是属于我们大家的。这个大家，既包括整个国家（因为其中包括了国家资产），也包括六万多名中国籍员工。就这六万多的员工，他们的生计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我们不能因为心里不痛快了，就诅咒对方垮掉。要不然，几万国人突然失业也不是国家之福。假设看守鱼塘的人监守自盗，我们可以撤掉看守，但不能把整个鱼塘都不管了。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和司马南一样，以一名公民的身份督促国资委和国家相关司法部门的介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只要依法办事就行。没有发现问题，欢迎司马南和柳传志握手言和，双方可以合作，不打不相识。发现了问题，该退就退，该道歉就道歉，一切符合司法程序和国家规定就行。
最后，我也可能是误会了胡锡进的意思了。如果是误解了，也希望莫怪。我知道胡锡进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就是顾虑过多了一些而已。只不过这些顾虑在我个人来看，是没有太多必要性的。
作者：怀疑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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