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故事》
作者：日本《现代周刊》副主编 近藤大介
新冠疫情，无情地剥夺了人们出国旅行的权利。于是，定居在东京的我，一有时间就会去地方城市转转，并美其名曰“重新发掘日本的魅力所在”。今年，在这些城市之中，我最喜欢去的，莫过于位于东京以西500公里、乘坐新干线2个半小时就能到达的大阪。
在日本，东京和大阪的关系就像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一样。16世纪后半叶（日本战国时代）称霸日本的丰臣秀吉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大阪城，并将其定为都城。然后，命令他一直觉得桀骜不驯的部下德川家康进驻位于富士山以东的箱根关所的另一侧，实际上就是把德川家康从自己身边赶走。接到命令之后，德川家康一路哭着翻越了箱根境内的重重高山，来到了一片不毛之地，并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城池“江户城”。
1598年，丰臣秀吉突然离世，德川家康随即起兵。两年之后，也就是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击败了丰臣秀吉的旧部，进而统一了整个日本。1603年，德川家康将江户定为政治首都，在大阪设置了全国约280个藩（地方豪族）的“米藏”（粮仓）。在江户时代，大米扮演了硬通货的角色。所以，大阪作为“经济之都”蓬勃发展了起来。
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一直居住在京都（毗邻大阪）的天皇，举家搬到了德川幕府所在的江户城。江户更名为东京，江户城则变成了皇居。
到了明治时代，“政治之都”东京持续发展壮大，“经济之都”大阪得益于当时盛行的船舶贸易以及距离上海、香港等城市较东京更近的“地理优势”，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20世纪前半叶的大阪，人口超过300万，是一座比东京还要大的城市。在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大阪更是得到了“大大阪”“水都”“东方曼彻斯特”等美称。铁路和地铁先后于1874年和1933年开通。
1937年，大阪推出了一段时长约30分钟、题为《大大阪观光》的旅游宣传片。有着“魔都”之称的上海，也在20世纪20-30年代迎来了全盛期。相比之下，大阪俨然就是日本的魔都。与上海不同，大阪完全是在大阪人对欧美列强的“观察和模仿”之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在大阪随处可见欧美文明、文化的影子。比如，于1912年模仿巴黎埃菲尔铁塔建造的“通天阁”（大阪新世界）。此外，大阪站（1901年）、中之岛图书馆（1904年）、千日前乐天地（1914年）、堂岛大厦（1923年）先后竣工。这些颇具欧美风格的建筑共同营造了“大阪风格”。
然而，好景不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5年3月-8月，大阪遭到了美军的8次大空袭，昔日的“水都·大大阪”化为了一片废墟。同年8月战败投降后，日本政府决定优先复兴东京。因此，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东京。时至1970年大阪世博会之后，大阪才逐渐恢复了经济之都的模样。
其实，二战之后的大阪，真的变成了一座“被遗忘的城市”。直到前几年，作为东京人的我提起大阪，脑海里仍然会浮现出街道老旧、语言粗俗之类的消极画面。
但是，改变了大阪的印象可能是中国人。2009年日本政府对中国解禁“个人游”之后，大批中国游客前往日本观光旅游。对这些中国游客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最满意的城市”既不是东京也不是京都，而是大阪。我的中国朋友十之七八都说“大阪最好”，然后是“北海道和冲绳也不错”。
所以，我决定放弃东京人的视角，试试以中国人的视角再次探寻大阪的魅力。从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蔓延到了世界各国，出境旅行基本中断，大阪街头的中国游客也消失了。而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用中国人的视角在大阪徘徊。
我发现，大阪这座城市的自由度比东京高很多。比方说，东京的大部分街道两侧都是鳞次栉比的建筑物，而大阪的街道两侧有很多绿地，建筑物之间的间隔也很宽。由此可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具有很强的“宽容精神”。
今年2月，在大阪旧市区河畔的大阪大学医学部的旧址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景点——大阪中之岛美术馆。上周末，我沐浴着初夏的暖阳来这里参观。就外观而言，这座盒子型的美术馆俨然就是把北京的“水立方”染成了黑色，存在感十足。
前院里，大白天就有不少大版人一边喝着生啤，一边谈笑风生。进入美术馆的正厅，迎面就是一条直通5楼的长长的自动扶梯，扶梯侧放着一座较大机器人，非常符合大阪的风格。
当天，美术馆内正在举行一场名为“大家的城市，大阪的肖像”的展览。展览的主要内容与前文所述的内容基本相同，即回顾大阪在20世纪前半页的“荣光时代”。在第一部分《大阪时空散步》中，大阪当地的画家们以豁达的心境，描绘了20世纪前半叶大阪的摩登风景。第二部分《胎动景观》，真实再现了曾经展示东洋第一技术的电气科学馆等的风貌。第三部分《公众的力场》，展出了崇光百货商店的豪华螺钿漆电梯门和音乐会的海报等。第四部分《商都的现代主义》，展出了描绘大阪女性的油画，以及大阪代表性饮料制造商“三得利”于1917年发售的“红玉波特酒”等。第五部分《飘扬的战云》，展出了战时体制后的大字报等。但是，写着“奢侈是敌人”的海报，用料非常奢侈，让人感受到了大阪人的“反骨精神”。
看了这个展览，我深切体会到大阪的文明文化与东京截然不同，却与上海更为相似。
大阪将于2025年再次举办世博会，但其对标的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在此，我由衷地希望“商都大阪”、“文化都市大阪”能够借此机会得以复兴。同时，也欢迎更多的中国游客光临大阪。
图/文：转载自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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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本《现代周刊》副主编 近藤大介
新冠疫情，无情地剥夺了人们出国旅行的权利。于是，定居在东京的我，一有时间就会去地方城市转转，并美其名曰“重新发掘日本的魅力所在”。今年，在这些城市之中，我最喜欢去的，莫过于位于东京以西500公里、乘坐新干线2个半小时就能到达的大阪。
在日本，东京和大阪的关系就像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一样。16世纪后半叶（日本战国时代）称霸日本的丰臣秀吉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大阪城，并将其定为都城。然后，命令他一直觉得桀骜不驯的部下德川家康进驻位于富士山以东的箱根关所的另一侧，实际上就是把德川家康从自己身边赶走。接到命令之后，德川家康一路哭着翻越了箱根境内的重重高山，来到了一片不毛之地，并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城池“江户城”。
1598年，丰臣秀吉突然离世，德川家康随即起兵。两年之后，也就是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击败了丰臣秀吉的旧部，进而统一了整个日本。1603年，德川家康将江户定为政治首都，在大阪设置了全国约280个藩（地方豪族）的“米藏”（粮仓）。在江户时代，大米扮演了硬通货的角色。所以，大阪作为“经济之都”蓬勃发展了起来。
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一直居住在京都（毗邻大阪）的天皇，举家搬到了德川幕府所在的江户城。江户更名为东京，江户城则变成了皇居。
到了明治时代，“政治之都”东京持续发展壮大，“经济之都”大阪得益于当时盛行的船舶贸易以及距离上海、香港等城市较东京更近的“地理优势”，也发展得越来越好。
20世纪前半叶的大阪，人口超过300万，是一座比东京还要大的城市。在与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往来的过程中，大阪更是得到了“大大阪”“水都”“东方曼彻斯特”等美称。铁路和地铁先后于1874年和1933年开通。
1937年，大阪推出了一段时长约30分钟、题为《大大阪观光》的旅游宣传片。有着“魔都”之称的上海，也在20世纪20-30年代迎来了全盛期。相比之下，大阪俨然就是日本的魔都。与上海不同，大阪完全是在大阪人对欧美列强的“观察和模仿”之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在大阪随处可见欧美文明、文化的影子。比如，于1912年模仿巴黎埃菲尔铁塔建造的“通天阁”（大阪新世界）。此外，大阪站（1901年）、中之岛图书馆（1904年）、千日前乐天地（1914年）、堂岛大厦（1923年）先后竣工。这些颇具欧美风格的建筑共同营造了“大阪风格”。
然而，好景不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45年3月-8月，大阪遭到了美军的8次大空袭，昔日的“水都·大大阪”化为了一片废墟。同年8月战败投降后，日本政府决定优先复兴东京。因此，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东京。时至1970年大阪世博会之后，大阪才逐渐恢复了经济之都的模样。
其实，二战之后的大阪，真的变成了一座“被遗忘的城市”。直到前几年，作为东京人的我提起大阪，脑海里仍然会浮现出街道老旧、语言粗俗之类的消极画面。
但是，改变了大阪的印象可能是中国人。2009年日本政府对中国解禁“个人游”之后，大批中国游客前往日本观光旅游。对这些中国游客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最满意的城市”既不是东京也不是京都，而是大阪。我的中国朋友十之七八都说“大阪最好”，然后是“北海道和冲绳也不错”。
所以，我决定放弃东京人的视角，试试以中国人的视角再次探寻大阪的魅力。从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蔓延到了世界各国，出境旅行基本中断，大阪街头的中国游客也消失了。而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用中国人的视角在大阪徘徊。
我发现，大阪这座城市的自由度比东京高很多。比方说，东京的大部分街道两侧都是鳞次栉比的建筑物，而大阪的街道两侧有很多绿地，建筑物之间的间隔也很宽。由此可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具有很强的“宽容精神”。
今年2月，在大阪旧市区河畔的大阪大学医学部的旧址上，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景点——大阪中之岛美术馆。上周末，我沐浴着初夏的暖阳来这里参观。就外观而言，这座盒子型的美术馆俨然就是把北京的“水立方”染成了黑色，存在感十足。
前院里，大白天就有不少大版人一边喝着生啤，一边谈笑风生。进入美术馆的正厅，迎面就是一条直通5楼的长长的自动扶梯，扶梯侧放着一座较大机器人，非常符合大阪的风格。
当天，美术馆内正在举行一场名为“大家的城市，大阪的肖像”的展览。展览的主要内容与前文所述的内容基本相同，即回顾大阪在20世纪前半页的“荣光时代”。在第一部分《大阪时空散步》中，大阪当地的画家们以豁达的心境，描绘了20世纪前半叶大阪的摩登风景。第二部分《胎动景观》，真实再现了曾经展示东洋第一技术的电气科学馆等的风貌。第三部分《公众的力场》，展出了崇光百货商店的豪华螺钿漆电梯门和音乐会的海报等。第四部分《商都的现代主义》，展出了描绘大阪女性的油画，以及大阪代表性饮料制造商“三得利”于1917年发售的“红玉波特酒”等。第五部分《飘扬的战云》，展出了战时体制后的大字报等。但是，写着“奢侈是敌人”的海报，用料非常奢侈，让人感受到了大阪人的“反骨精神”。
看了这个展览，我深切体会到大阪的文明文化与东京截然不同，却与上海更为相似。
大阪将于2025年再次举办世博会，但其对标的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在此，我由衷地希望“商都大阪”、“文化都市大阪”能够借此机会得以复兴。同时，也欢迎更多的中国游客光临大阪。
图/文：转载自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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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复杂的安倍# ：他为中日关系贡献过什么？又破坏了什么？】#安倍为中日关系做了什么# 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街头发表演说时遭到枪击，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对这一突发事件感到震惊，安倍前首相曾经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过贡献，我们向安倍前首相的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
8日，多位日本问题专家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作为日本现代内阁制度形成以来在任最久的首相，安倍晋三无疑在日本政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政治生涯中有两次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最好机会。但安倍晋三下台以后发表过一系列涉台错误言论，体现出缺乏诚信的政治秉性。
“安倍晋三是在日本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人物。”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综合战略室副主任卢昊8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目前仍是日本宪政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累计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特别是2012年底至2020年8月，连续7年零8个月的“安倍时代”对冷战后日本国家发展历程影响深远。
卢昊表示，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保持了连续71个月的增长，是战后第二长“经济景气期”。但也应看到，这期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2%，“安倍经济学”虽维持了一定繁荣局面，却也透支了日本财政金融政策的施展空间。而在政治安全领域，安倍领导下的日本政府在推进修宪讨论，争取“安全自主”、强化国防能力权限方面取得的进展是战后以来少有的，很大程度上这将提升日本国家战略在未来的能动性。
卢昊同时表示，安倍去世显然将在日本国内政界造成系列连锁影响，但目前看起来还不具备直接改变日本国家轨道乃至地区形势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键表达了相似观点，8日，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方案，中日关系、美日关系均不会因为安倍晋三的离世发生重大改变。安倍晋三确实在日本政坛拥有巨大影响力，自民党内部恐将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安倍派”将重新更换会长，有可能引起派系分裂、内部争斗，但不足以威胁到日本政府的执政稳定性。
王键称，从执政角度来说，没有了来自安倍的政治羁绊与牵制，无疑对岸田文雄施政更加有利。特别是若带领自民党赢得本周末的参议院选举，将迎来没有国政选举的“黄金三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推进制订新版《防卫白皮书》与《国家安保战略》、提升防卫预算至2%等重要施政课题，更将全力积极推进修宪的进程。
华侨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问题专家刘庆彬曾数次与安倍晋三有过接触，在他看来，安倍执政生涯中有两次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最好机会。第一次是在2014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其自2012年12月再次执政以来的首次访华。期间，时隔2年半再次举行中日两国首脑峰会，这也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就任后的首次会面。
第二次是在2018年10月，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这也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来首次正式访华。访华期间，安倍除了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纪念活动，还参加了推动两国企业在第三国基础设施合作的论坛。安倍晋三行前就向媒体强调，“希望通过访问，把两国关系推上新阶段”。
刘庆彬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实际上，2015年4月在雅加达、2016年9月在杭州、2019年6月在大阪等场合，中日两国领导人均有过良好互动。安倍晋三还曾公开表示若条件成熟，愿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合作，也曾说“不排除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刘庆彬认为，“这一系列的言行使得中日关系一度出现过转圜的机会，不能否认安倍晋三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过努力和贡献”。
2020年8月，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称，近年来，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的发展，两国领导人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我们对安倍首相为此所做的重要努力表示积极评价，同时祝愿他早日康复。中国外交部强调，我们愿同日方一道，继续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不断深化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然而，安倍在辞职后的对华态度产生重大倒退，此前，安倍晋三曾多次在日本战败纪念日等时间参拜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等。今年上半年，安倍晋三在与蔡英文视频通话时，还曾妄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对此，王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日本前首相上台下台的言行基本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安倍下台以后对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一种缺乏诚信的政治秉性。特别是安倍晋三下台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涉台错误言论，又将其此前的尤其是中日关系转圜时期的对华政治言论几乎全部推翻，因此今天中国人对他的评价会很复杂。
“可以说安倍晋三是一位‘演员’。”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安倍晋三在执政期间，肯定要考虑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因为这将为日本带来切实利益。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确实是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吕超说，但是包括安倍晋三、其胞弟岸信夫在内的整个家族，实际上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深刻认识，这也导致安倍晋三在下台之后，摆脱了职位束缚，更多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甚至在台海问题上大放厥词，表现得肆无忌惮。
“八面玲珑”“能屈能伸”。刘庆彬用这两个词形容安倍晋三。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论安倍晋三自身真实想法如何，都是本世纪以来日本政坛不可替代的政治人物。
8日，多位日本问题专家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作为日本现代内阁制度形成以来在任最久的首相，安倍晋三无疑在日本政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政治生涯中有两次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最好机会。但安倍晋三下台以后发表过一系列涉台错误言论，体现出缺乏诚信的政治秉性。
“安倍晋三是在日本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的人物。”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综合战略室副主任卢昊8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目前仍是日本宪政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累计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特别是2012年底至2020年8月，连续7年零8个月的“安倍时代”对冷战后日本国家发展历程影响深远。
卢昊表示，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保持了连续71个月的增长，是战后第二长“经济景气期”。但也应看到，这期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2%，“安倍经济学”虽维持了一定繁荣局面，却也透支了日本财政金融政策的施展空间。而在政治安全领域，安倍领导下的日本政府在推进修宪讨论，争取“安全自主”、强化国防能力权限方面取得的进展是战后以来少有的，很大程度上这将提升日本国家战略在未来的能动性。
卢昊同时表示，安倍去世显然将在日本国内政界造成系列连锁影响，但目前看起来还不具备直接改变日本国家轨道乃至地区形势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键表达了相似观点，8日，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方案，中日关系、美日关系均不会因为安倍晋三的离世发生重大改变。安倍晋三确实在日本政坛拥有巨大影响力，自民党内部恐将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安倍派”将重新更换会长，有可能引起派系分裂、内部争斗，但不足以威胁到日本政府的执政稳定性。
王键称，从执政角度来说，没有了来自安倍的政治羁绊与牵制，无疑对岸田文雄施政更加有利。特别是若带领自民党赢得本周末的参议院选举，将迎来没有国政选举的“黄金三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推进制订新版《防卫白皮书》与《国家安保战略》、提升防卫预算至2%等重要施政课题，更将全力积极推进修宪的进程。
华侨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问题专家刘庆彬曾数次与安倍晋三有过接触，在他看来，安倍执政生涯中有两次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最好机会。第一次是在2014年11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其自2012年12月再次执政以来的首次访华。期间，时隔2年半再次举行中日两国首脑峰会，这也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就任后的首次会面。
第二次是在2018年10月，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这也是日本首相时隔7年来首次正式访华。访华期间，安倍除了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纪念活动，还参加了推动两国企业在第三国基础设施合作的论坛。安倍晋三行前就向媒体强调，“希望通过访问，把两国关系推上新阶段”。
刘庆彬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实际上，2015年4月在雅加达、2016年9月在杭州、2019年6月在大阪等场合，中日两国领导人均有过良好互动。安倍晋三还曾公开表示若条件成熟，愿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合作，也曾说“不排除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刘庆彬认为，“这一系列的言行使得中日关系一度出现过转圜的机会，不能否认安倍晋三为改善两国关系作出过努力和贡献”。
2020年8月，安倍晋三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称，近年来，中日关系重回正轨并取得新的发展，两国领导人就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我们对安倍首相为此所做的重要努力表示积极评价，同时祝愿他早日康复。中国外交部强调，我们愿同日方一道，继续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不断深化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
然而，安倍在辞职后的对华态度产生重大倒退，此前，安倍晋三曾多次在日本战败纪念日等时间参拜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等。今年上半年，安倍晋三在与蔡英文视频通话时，还曾妄称“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对此，王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日本前首相上台下台的言行基本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安倍下台以后对华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一种缺乏诚信的政治秉性。特别是安倍晋三下台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涉台错误言论，又将其此前的尤其是中日关系转圜时期的对华政治言论几乎全部推翻，因此今天中国人对他的评价会很复杂。
“可以说安倍晋三是一位‘演员’。”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8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安倍晋三在执政期间，肯定要考虑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因为这将为日本带来切实利益。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确实是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吕超说，但是包括安倍晋三、其胞弟岸信夫在内的整个家族，实际上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没有深刻认识，这也导致安倍晋三在下台之后，摆脱了职位束缚，更多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甚至在台海问题上大放厥词，表现得肆无忌惮。
“八面玲珑”“能屈能伸”。刘庆彬用这两个词形容安倍晋三。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论安倍晋三自身真实想法如何，都是本世纪以来日本政坛不可替代的政治人物。
我有一个藏在心底的秘密—— 我爱顾霆琛整整九年。 年少时，常尾随他身后。 年长时，终于成为他的妻子。 但他却不给我爱情，丝毫怜悯都没有。 我拿离婚和时家的权势诱惑他谈一场恋爱，他都不为所动。 他永远不会记起曾经那个忐忑不安、小心翼翼跟着他身后的小姑娘。 直到离婚后，我看清所谓的情深不过是自己感动了自己。 甚至直到死我都不知道—— 我爱的那个如清风般朗月温润的男人从不是他。 是我一开始就认错了人。 所谓的情深，所谓的一心一意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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