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偉星：香港要從施政層面實現有效治理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体育##中国女排征战世联赛#
相对而言，在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中，中国女排既有亮眼表现，也有让人感到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说2-3不敌泰国一战让球迷大为不满，1-3败给日本、尤其是最后一局只得12分的尴尬把球队放到了火山口上的话，那么在主场观众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中3-1擒下土耳其，局分0-2落后的情况下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又在6-10时连续追分，最后只是惜败于巴西这两场比赛又让人看到了这支球队的努力、韧劲和应有的技战术能力。
对于一支“新军”来说，这种起伏很正常。最重要的是，拿到淘汰赛的入场券给了姑娘们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时间，毕竟在杭州亚运会不知何时举行，大赛机会严重缩水的情况下，每一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都非常的珍贵与重要。
应该说，由于疫情与选拔方案的叠加影响，原本郎平治下中国女排的一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理念现在或许已经无法全面推行，或者说在效果上将被打些折扣。
例如，郎平一直所倡导推进的“大国家队”理念，极大促进了中国女子排球的整体发展，也实现了优中选优，“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是球队能够在2016年登顶里约奥运会的重要保证。在新奥运周期开始后，中国排协迅速划定了一个71人的人才备选库，同时通过举办训练营等方式期望让更多的女排队员能够在大国家队的氛围中补齐思想、作风、技术和体能方面的短板，为国所用。
可惜，中国排协这一正确、及时而重要的做法遭遇了客观不可抗力的影响。
首先，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退的情况下，短期内在国内举办重要赛事的可能性极小，这就让很多姑娘们不要说参加比赛，就连现场感受大赛氛围的机会都没有。而如陈刚教练所言，“训练只能获得技术层面的提高，而心理层面的经验必须在比赛中积累！”更进一步讲，如果没有心理作为保障，即便是在训练中掌握的技战术也很有可能在比赛中打不出来。对于长期集训但缺乏实战的运动队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此外，由于国际旅行和国内入境隔离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限制，国家队在国外参加像世界女排联赛这样的赛事时、以及在赛后一段时间内，都不得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顶尖球员和中间层选手以及新生代运动员的交流空间被大大压缩，如果时间一长，大国家队在体制上的优越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虽然郎家军最终在东京2021年奥运会上折戟沉沙，但在相关备战工作中其实也有颇多亮点，否则中国女排不可能在之前的世界大赛中取得佳绩，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而在郎平的整体作战策略中，第一时间赢下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回过头来看，在疫情于2020年年初突然爆发的大背景下，中国女排早早就在前一年的八月份通过在宁波举行的资格赛入围东京奥运会，的确显示了郎平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未雨绸缪的备战态度。否则疫情来临可能引发无穷后患，实际上，的确有其他项目的球队因为疫情原因而放弃了国外的资格赛。
但在新的奥运会周期和资格选拔方案下，中国女排要想重现四年前的那一幕并不容易。一方面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明年在国内举行奥运会资格赛的可能性比较小，姑娘们将因此失去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另外上届奥运会资格赛宁波站只有四支球队参赛，而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将是八支球队参加的大循环，对于球队整体人员配备、后勤保障、疫情防控等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第一时间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方方面面都必须更加努力才行。
当然，在新的奥运备战周期中国女排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7月2日，意大利女排甲级联赛俱乐部斯坎迪奇俱乐部官方宣布朱婷加盟球队，将代表俱乐部征战2022-2023赛季意甲联赛。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同意队内强力主攻手赴海外效力，这应该是相关部门在思路上的一个调整。毕竟在东京奥运会周期，无论是中国女排的朱婷还是中国女足的王霜，都被从国外俱乐部召回备战奥运会，但最终两支队伍所体现出来的水平和取得的成绩都难言令人满意。之后王霜也曾经表示，还是希望能够到欧洲高水平联赛球队中去经受锤炼，而在这方面，朱婷已经走在了前面。
相信在未来中国女排的阵容中，一个健康的朱婷肯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仅以世界女排联赛的情况来看，主攻李盈莹、接应龚翔宇无疑是现在球队最值得信赖的两个点，在副攻方面，袁心玥虽然某个时段会在进攻方面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相信既有自己的问题，也有配合的因素在内。应该说，以袁心玥的个人能力、经验及在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她还是当下这支女排不可缺少的一员。
在另外几个关键位置上，刁琳宇通过世界女排联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锻炼，而金烨、王云蕗的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在攻守方面让自己更加全面起来。虽然因为对手实力不等，很难通过几场比赛来断定球员们在短时间内得到了何种程度的提升，但无论在八支球队参加的奥运会资格赛上，还是最终的巴黎奥运会上，相对漫长的赛程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这其中包括了杨涵玉、陈佩妍、倪非凡等人，也包括了张常宁，如果没有伤病，后者将是中国女排另外一张王牌。
对于女排这样一个在中国体育史上绝无仅有的存在而言，任何缺点或不足都有可能被加倍放大，从而在舆论场上迅速形成不小的风波。这就要求球队上下，无论是主事者、主教练还是队员，都能够保持足够的定力，一方面不抛弃、不放弃，另一方面真正做到自信、她信，如果做到了这点，在场上正常发挥出技战术水平，姑娘们就将无愧于自己的青春芳华、也无愧于中国女排这四个字。
相对而言，在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中，中国女排既有亮眼表现，也有让人感到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果说2-3不敌泰国一战让球迷大为不满，1-3败给日本、尤其是最后一局只得12分的尴尬把球队放到了火山口上的话，那么在主场观众山呼海啸的助威声中3-1擒下土耳其，局分0-2落后的情况下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又在6-10时连续追分，最后只是惜败于巴西这两场比赛又让人看到了这支球队的努力、韧劲和应有的技战术能力。
对于一支“新军”来说，这种起伏很正常。最重要的是，拿到淘汰赛的入场券给了姑娘们更大的空间、更多的时间，毕竟在杭州亚运会不知何时举行，大赛机会严重缩水的情况下，每一场比赛对于中国女排都非常的珍贵与重要。
应该说，由于疫情与选拔方案的叠加影响，原本郎平治下中国女排的一些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理念现在或许已经无法全面推行，或者说在效果上将被打些折扣。
例如，郎平一直所倡导推进的“大国家队”理念，极大促进了中国女子排球的整体发展，也实现了优中选优，“天下英雄尽入彀中”，是球队能够在2016年登顶里约奥运会的重要保证。在新奥运周期开始后，中国排协迅速划定了一个71人的人才备选库，同时通过举办训练营等方式期望让更多的女排队员能够在大国家队的氛围中补齐思想、作风、技术和体能方面的短板，为国所用。
可惜，中国排协这一正确、及时而重要的做法遭遇了客观不可抗力的影响。
首先，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退的情况下，短期内在国内举办重要赛事的可能性极小，这就让很多姑娘们不要说参加比赛，就连现场感受大赛氛围的机会都没有。而如陈刚教练所言，“训练只能获得技术层面的提高，而心理层面的经验必须在比赛中积累！”更进一步讲，如果没有心理作为保障，即便是在训练中掌握的技战术也很有可能在比赛中打不出来。对于长期集训但缺乏实战的运动队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
此外，由于国际旅行和国内入境隔离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限制，国家队在国外参加像世界女排联赛这样的赛事时、以及在赛后一段时间内，都不得不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顶尖球员和中间层选手以及新生代运动员的交流空间被大大压缩，如果时间一长，大国家队在体制上的优越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虽然郎家军最终在东京2021年奥运会上折戟沉沙，但在相关备战工作中其实也有颇多亮点，否则中国女排不可能在之前的世界大赛中取得佳绩，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而在郎平的整体作战策略中，第一时间赢下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回过头来看，在疫情于2020年年初突然爆发的大背景下，中国女排早早就在前一年的八月份通过在宁波举行的资格赛入围东京奥运会，的确显示了郎平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未雨绸缪的备战态度。否则疫情来临可能引发无穷后患，实际上，的确有其他项目的球队因为疫情原因而放弃了国外的资格赛。
但在新的奥运会周期和资格选拔方案下，中国女排要想重现四年前的那一幕并不容易。一方面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明年在国内举行奥运会资格赛的可能性比较小，姑娘们将因此失去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另外上届奥运会资格赛宁波站只有四支球队参赛，而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将是八支球队参加的大循环，对于球队整体人员配备、后勤保障、疫情防控等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第一时间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方方面面都必须更加努力才行。
当然，在新的奥运备战周期中国女排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7月2日，意大利女排甲级联赛俱乐部斯坎迪奇俱乐部官方宣布朱婷加盟球队，将代表俱乐部征战2022-2023赛季意甲联赛。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同意队内强力主攻手赴海外效力，这应该是相关部门在思路上的一个调整。毕竟在东京奥运会周期，无论是中国女排的朱婷还是中国女足的王霜，都被从国外俱乐部召回备战奥运会，但最终两支队伍所体现出来的水平和取得的成绩都难言令人满意。之后王霜也曾经表示，还是希望能够到欧洲高水平联赛球队中去经受锤炼，而在这方面，朱婷已经走在了前面。
相信在未来中国女排的阵容中，一个健康的朱婷肯定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仅以世界女排联赛的情况来看，主攻李盈莹、接应龚翔宇无疑是现在球队最值得信赖的两个点，在副攻方面，袁心玥虽然某个时段会在进攻方面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相信既有自己的问题，也有配合的因素在内。应该说，以袁心玥的个人能力、经验及在体系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她还是当下这支女排不可缺少的一员。
在另外几个关键位置上，刁琳宇通过世界女排联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锻炼，而金烨、王云蕗的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在攻守方面让自己更加全面起来。虽然因为对手实力不等，很难通过几场比赛来断定球员们在短时间内得到了何种程度的提升，但无论在八支球队参加的奥运会资格赛上，还是最终的巴黎奥运会上，相对漫长的赛程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这其中包括了杨涵玉、陈佩妍、倪非凡等人，也包括了张常宁，如果没有伤病，后者将是中国女排另外一张王牌。
对于女排这样一个在中国体育史上绝无仅有的存在而言，任何缺点或不足都有可能被加倍放大，从而在舆论场上迅速形成不小的风波。这就要求球队上下，无论是主事者、主教练还是队员，都能够保持足够的定力，一方面不抛弃、不放弃，另一方面真正做到自信、她信，如果做到了这点，在场上正常发挥出技战术水平，姑娘们就将无愧于自己的青春芳华、也无愧于中国女排这四个字。
#梦华录# 虽然是大女主剧，但是这部剧的几个男性角色都有自己魅力，给三姐妹搞事业提供了一个包容的环境，顾千帆对赵盼儿的感情很真挚，理解并且包容赵盼儿想去做的事情，在她最落魄的时候鼓励她振作。池衙内不仅是搞笑担当，他也是欣赏有能力，会赚钱的女子，对于赵盼儿赚钱搞事业，他一直都是很支持。杜夫子知道三娘有孩子，也没有任何偏见，也说出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样的话，愿意教她的孩子甚至成为继父。 他们是古代人，但有着现代人都未必那么包容的思想。如果梦华录是三姐妹闯东京的梦，那么这几个男性角色是必不可少给让这场梦成为好梦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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