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天#——5月7日】1937年5月7日 毛泽东、刘少奇作报告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
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去做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等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
1949年5月7日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李白牺牲
凡是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观众，都深深被党的优秀儿子李侠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着李侠的真实形象——李白的照片和遗物。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侠，就是李白的影子，影片所描写的故事，是李白同志革命活动的真实再现。李白出生在湖南浏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中央苏区学无线电报务。
1960年5月7日 毛泽东同非洲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
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谈话指出：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又指出：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
1961年5月7日 周恩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四个问题
1961年5月7日，周恩来就前段时间在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有关情况，向毛泽东作电话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愿意回家做饭。应解决好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方法。并发展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记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对此汇报记录，毛泽东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1962年5月7日至11日 《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正确地分析财政经济形势，作出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
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本年减少18000多个。
1966年5月7日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1978年5月7日 邓小平提出实现四化，永不称霸
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提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指出：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高兴。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其次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还有就是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再加一条，那就是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很快，发展速度不是用年来计算，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的，叫做“日新月异”。我们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来算，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
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他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去做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等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
1949年5月7日 “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李白牺牲
凡是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观众，都深深被党的优秀儿子李侠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着李侠的真实形象——李白的照片和遗物。
《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侠，就是李白的影子，影片所描写的故事，是李白同志革命活动的真实再现。李白出生在湖南浏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中央苏区学无线电报务。
1960年5月7日 毛泽东同非洲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
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谈话指出：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又指出：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
1961年5月7日 周恩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四个问题
1961年5月7日，周恩来就前段时间在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有关情况，向毛泽东作电话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四个问题：（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愿意回家做饭。应解决好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方法。并发展为：包产到生产队，以产记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对此汇报记录，毛泽东批示：“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1962年5月7日至11日 《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正确地分析财政经济形势，作出全面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
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本年减少18000多个。
1966年5月7日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1978年5月7日 邓小平提出实现四化，永不称霸
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提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指出：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高兴。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其次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还有就是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再加一条，那就是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很快，发展速度不是用年来计算，而是用月、用日来计算的，叫做“日新月异”。我们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来算，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说：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
#老字号的元宵味# 海州辣黄酒，历史悠久，至少有两千多年历史。秦朝，天子大臣称海州辣黄酒为“仙酒”、“寿酒”、“圣酒”；秦王李世民称赞“此乃天下一绝也”；唐代诗人李白，随口一联“海州黄酒娱醉客，侯府珍汤暖嘉宾”；《镜花缘》第九十六回中列举五十五种天下名酒，“海州辣黄酒”位列其中；吴承恩饮“海州辣黄酒”催生了他写《西游记》的创作灵感。
“海州辣黄酒”是黄酒（米酒）的派生产品。古代海州有一侯家开的“海州人家酒馆”，引用蒸馏技术，酿造出添加中药辣蓼草的“辣黄酒”。盐运船民和出海渔民把它带到全国各地和海外，“海州辣黄酒”很快名闻大江南北，成为酒中珍品，古海州特产。可惜，清末民国期间兵荒马乱，粮食奇缺，“海州辣黄酒”失传。
《本草纲目》中有“诸酒醇醨不同，惟米酒入药用”的记述。市场开发专家认为，酒类四大家族中，白酒伤身，葡萄酒造成血糖增高诱发糖尿病，喝啤酒出现啤酒肚，唯有黄酒是养身酒，黄酒将成为主角，适宜男女老少饮用，具有养生保健、延年益寿和防治多种疾病功能。
进入新世纪，连云港侯氏家族，传承海州辣黄酒的古遗传统配方，运用现代的酿造工艺，配合古法技艺，酿出新时代“海州辣黄酒”，其含有多种蛋白质、有机酸、氨基酸和人体所需的钙、镁、磷、钾、硒等微量元素，对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舒筋活血，通经活络，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有独特功效。一上市，就受到米酒、辣黄酒爱好者欢迎，认为其质量可与绍兴米酒媲美。在芜湖召开“全国原浆米酒品鉴会”，云台山米酒厂成为江苏三家出席单位之一，“海州辣黄酒”品牌闪亮登场。2013年7月，海州辣黄酒的酿造工艺成功获批连云港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连云港特产”。
“海州辣黄酒”是黄酒（米酒）的派生产品。古代海州有一侯家开的“海州人家酒馆”，引用蒸馏技术，酿造出添加中药辣蓼草的“辣黄酒”。盐运船民和出海渔民把它带到全国各地和海外，“海州辣黄酒”很快名闻大江南北，成为酒中珍品，古海州特产。可惜，清末民国期间兵荒马乱，粮食奇缺，“海州辣黄酒”失传。
《本草纲目》中有“诸酒醇醨不同，惟米酒入药用”的记述。市场开发专家认为，酒类四大家族中，白酒伤身，葡萄酒造成血糖增高诱发糖尿病，喝啤酒出现啤酒肚，唯有黄酒是养身酒，黄酒将成为主角，适宜男女老少饮用，具有养生保健、延年益寿和防治多种疾病功能。
进入新世纪，连云港侯氏家族，传承海州辣黄酒的古遗传统配方，运用现代的酿造工艺，配合古法技艺，酿出新时代“海州辣黄酒”，其含有多种蛋白质、有机酸、氨基酸和人体所需的钙、镁、磷、钾、硒等微量元素，对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新陈代谢，舒筋活血，通经活络，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有独特功效。一上市，就受到米酒、辣黄酒爱好者欢迎，认为其质量可与绍兴米酒媲美。在芜湖召开“全国原浆米酒品鉴会”，云台山米酒厂成为江苏三家出席单位之一，“海州辣黄酒”品牌闪亮登场。2013年7月，海州辣黄酒的酿造工艺成功获批连云港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连云港特产”。
文学作品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也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文学作品也是文人们用语言艺术表现其心灵和理想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在几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杰出的文人、作家，他们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更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艺术、智慧。他们在追求文艺创作的过程中，更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个人理想，比如元代戏曲的蓬勃发展。
元蒙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度，致使无数文人才子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他们转战至元杂剧的创作中，将自己的抱负理想和饱受元蒙统治者摧残的世人的悲欢离合融合到戏曲作品中。原本带有俗世娱乐的戏曲在文人的文学加盟下愈加成熟，戏曲中的娱乐气质也逐渐被文人悲天悯人的思想淡化，逐渐走向悲情。中国古典戏曲也成了文人救世思想寄存的载体。
无论是《窦娥冤》还是《西厢记》都是文人们书写着他们人生的悲剧意识和思想观念。从悲情到悲境都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变迁，文人们将抽象的救世理念融洽到文学作品创作中，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中国最古典的戏曲作品中看文人悲观救世思想的形成。
一、作品中的悲剧情怀
戏曲作品是文人墨客对于现实生活中愤懑和悲苦的客观表达。在中国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中，抒写人生百态、悲欢离合的悲剧描写手法逐渐成为了文人们创作戏曲的风格。中国古典戏曲作品，虽然表面上是在展示故事、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在抒发作者本人的主观感情和个人的悲情感受。比如屈原的《离骚》，就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作品的源头代表。
这足以证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文人就已经对人生悲剧产生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见人生的悲剧虽然不同、文人表述悲剧的题材虽然不同，但是人们对于悲剧的感受以及个人的悲悯情怀都是相同的。后世读者在卒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也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了作者和文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深深凝视。
可见在千年之前的文人们就已经会用抒情的创作风格来宣泄个人情感，而这一手法就渐渐地演变成中国古典戏曲的叙事风格，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浓重悲情观感。
1.元杂剧如何表达悲剧
元朝时期，民族矛盾突出，平凡百姓生活在元蒙压制之下，中原文化受到侵袭，与此同时文人地位逐渐降低，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打击了文人阶级，于是随着世人文艺作品的发展，元朝文人加入到了艺人行列，用他们的笔杆子描写一个个旷世传奇故事。
于是在金院本和说唱宫调的基础上，元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剧种——元杂剧。杂剧虽然剧本题材短小，但是在一个剧作过程中秉承着“四折一楔子”的剧本构成模式。四折就是我们现代剧本创作中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所以说元杂剧的剧本都较为饱满和完整，故事创作流程十分成熟。
以元杂剧中的《窦娥冤》为例，作者将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角色上，将自己代入，描绘了底层人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和困苦境遇。
窦娥就是在有原型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揭露当时统治者的黑暗、腐朽、没落，同时衬托出戏曲中人物的悲苦。当然反映现实中，又运用了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结局。
窦娥结局是窦娥的冤死，招致了神灵的帮助，冤誓全部实现，这一理想化、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将故事营造在悲情氛围当中，就连文字都充满了诗意般的悲伤情绪。
虽然元杂剧与以往的文学体裁都不相同，但是同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元杂剧却将戏曲与诗作作品融合，拥有了诗意化特征。后来戏曲经过发展也就继承了元杂剧中在悲情意境和境遇中体现人生悲剧。
2.传奇戏曲如何表达悲剧
说到“传奇”，大家脑海第一印象或许是唐朝流行的小说“唐传奇”。除此之外，传奇还可以用来指宋元时期的诸宫调说唱艺术以及“南戏、杂剧”。但明朝以后，“传奇”一词就被后人用作长篇戏曲的称呼，传奇也在明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集结了戏曲的特点，传奇戏曲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但是因为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上更为深入。传奇的特点也让它在悲剧上的表达不同于元杂剧。比如元杂剧在表达悲剧中善于表现作者的主观情绪以及悲剧的意境表达，但是传奇戏曲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过程中常刻画人物的悲情境遇和人物所处的悲难苦境来表达悲剧色彩。
从个人情绪化的表达到人物境遇的营造，戏曲悲剧进行了很大的跨越，可见悲剧的刻画与戏曲类型有关。比如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就是元末戏曲创作者，高明创作的一部经典传奇戏曲。
这部戏曲讲述了书生蔡伯喈与农妇赵五娘的爱情悲剧，虽然故事的结尾是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在整个戏曲中表现的却是人文悲剧，这里没有再专注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悲悯情怀，反而从人物的悲剧遭遇来体现悲剧的构成。戏曲中蔡伯喈被人强制逼婚以及农妇赵五娘在家乡照顾公婆，日子艰苦，都是对人物遭遇的描述。可见戏曲作者的悲剧叙述逐渐倾向成熟。
3.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崛起
西方戏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分化出了不同剧种，以意大利为例，西方戏剧出了喜剧、悲剧等。悲剧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包含着人文主义情怀，所以最能作为戏曲成熟的标志特征。比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都是欧洲戏剧成熟的标志。而中国戏曲发展过程较为漫长，所以悲剧意识崛起在传统戏曲文化中较为迟缓。但是随着文人的加入以及戏曲艺术的发展，中国式悲剧逐渐成形。
在早期传统戏曲中，作者专注于在悲剧中加以自己的主观描述或是情绪化的表达，但随着作者文学创作的成熟，传统戏曲的悲剧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比如在叙事中加入了人物的悲情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悲情化处理和悲悯意境的阐述。此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正式崛起。
二、戏曲中文人救世思想的形成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有着中华特有的风骨，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无数文人保持着积极入世的情怀，他们以家、国为念，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家族的兴亡，读书入仕。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文人救世思想的表达。
而渐渐地，文人的风骨和救世思想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君子之哀的历史戏曲。在戏曲中，作者一改常态，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与明朝兴亡融合在一起，所以有“以离合之情，述家国之情”的说法。
戏剧中，李香君虽为女主，但是性格果断，更有一种女子豪杰之感，甚至超过普通男子。只是在家国面前，男女主的爱情始终太过渺小，所以两人的爱情以悲剧收场。可见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文人的救世思想已然形成。
1. 劝人向善的普世价值观
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文人们也希望世人能够时刻保持善良，于是他们在戏曲创作过程中委婉地将劝人向善的价值观传达出去，希望能够换来世人的一丝善良。比如很多戏曲中都是表现着正能量的主题思想，哪怕是《窦娥冤》里，最后的结局也是窦娥的父亲做官回来为窦娥主持公道，批判世道的黑暗。
2. 因愤而起的作者思维
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人思想感情和情绪化的表达，比如李白常常在酒醉后的酒席上兴起作诗，《将进酒》就是李白酒桌上所作的一首诗。而很多戏曲也是在文人对世间万事的感慨的表达，一些文人常常“因愤而起”而创作戏曲。
三、总结；
从元曲四大家到明代的汤显祖，这一批的戏剧作家都是生活在底层社会中，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眼目睹了无数黑暗的现实和穷苦百姓的悲欢离合、眼泪、欢笑。
这些黑暗或多或少的都刺痛了文人作家们的双眼，但是面对阴暗和肮脏的交易，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字去痛斥这黑暗的现实。于是越来越多的戏曲作品出现，它们就成了我们眼中带有悲剧性的戏曲，这些作品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珍宝。这些悲剧戏曲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向观众传达文人的救世思想和积极的普世价值，最终成为表现中国文化、反映社会生活的中国传统“悲剧作品”。
元蒙统治者废除了科举制度，致使无数文人才子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他们转战至元杂剧的创作中，将自己的抱负理想和饱受元蒙统治者摧残的世人的悲欢离合融合到戏曲作品中。原本带有俗世娱乐的戏曲在文人的文学加盟下愈加成熟，戏曲中的娱乐气质也逐渐被文人悲天悯人的思想淡化，逐渐走向悲情。中国古典戏曲也成了文人救世思想寄存的载体。
无论是《窦娥冤》还是《西厢记》都是文人们书写着他们人生的悲剧意识和思想观念。从悲情到悲境都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变迁，文人们将抽象的救世理念融洽到文学作品创作中，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中国最古典的戏曲作品中看文人悲观救世思想的形成。
一、作品中的悲剧情怀
戏曲作品是文人墨客对于现实生活中愤懑和悲苦的客观表达。在中国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中，抒写人生百态、悲欢离合的悲剧描写手法逐渐成为了文人们创作戏曲的风格。中国古典戏曲作品，虽然表面上是在展示故事、人物的悲剧，实际上是在抒发作者本人的主观感情和个人的悲情感受。比如屈原的《离骚》，就是中国古典戏曲艺术作品的源头代表。
这足以证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文人就已经对人生悲剧产生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可见人生的悲剧虽然不同、文人表述悲剧的题材虽然不同，但是人们对于悲剧的感受以及个人的悲悯情怀都是相同的。后世读者在卒读这些文学作品时也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充满了作者和文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深深凝视。
可见在千年之前的文人们就已经会用抒情的创作风格来宣泄个人情感，而这一手法就渐渐地演变成中国古典戏曲的叙事风格，奠定了中国古典戏曲的浓重悲情观感。
1.元杂剧如何表达悲剧
元朝时期，民族矛盾突出，平凡百姓生活在元蒙压制之下，中原文化受到侵袭，与此同时文人地位逐渐降低，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打击了文人阶级，于是随着世人文艺作品的发展，元朝文人加入到了艺人行列，用他们的笔杆子描写一个个旷世传奇故事。
于是在金院本和说唱宫调的基础上，元朝出现了一个新的剧种——元杂剧。杂剧虽然剧本题材短小，但是在一个剧作过程中秉承着“四折一楔子”的剧本构成模式。四折就是我们现代剧本创作中常见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尾四个阶段，所以说元杂剧的剧本都较为饱满和完整，故事创作流程十分成熟。
以元杂剧中的《窦娥冤》为例，作者将自己放在普通百姓的角色上，将自己代入，描绘了底层人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和困苦境遇。
窦娥就是在有原型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揭露当时统治者的黑暗、腐朽、没落，同时衬托出戏曲中人物的悲苦。当然反映现实中，又运用了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结局。
窦娥结局是窦娥的冤死，招致了神灵的帮助，冤誓全部实现，这一理想化、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将故事营造在悲情氛围当中，就连文字都充满了诗意般的悲伤情绪。
虽然元杂剧与以往的文学体裁都不相同，但是同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元杂剧却将戏曲与诗作作品融合，拥有了诗意化特征。后来戏曲经过发展也就继承了元杂剧中在悲情意境和境遇中体现人生悲剧。
2.传奇戏曲如何表达悲剧
说到“传奇”，大家脑海第一印象或许是唐朝流行的小说“唐传奇”。除此之外，传奇还可以用来指宋元时期的诸宫调说唱艺术以及“南戏、杂剧”。但明朝以后，“传奇”一词就被后人用作长篇戏曲的称呼，传奇也在明朝开始进入鼎盛时期。
集结了戏曲的特点，传奇戏曲也是以叙述故事为主，但是因为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上更为深入。传奇的特点也让它在悲剧上的表达不同于元杂剧。比如元杂剧在表达悲剧中善于表现作者的主观情绪以及悲剧的意境表达，但是传奇戏曲篇幅较长，所以在叙事过程中常刻画人物的悲情境遇和人物所处的悲难苦境来表达悲剧色彩。
从个人情绪化的表达到人物境遇的营造，戏曲悲剧进行了很大的跨越，可见悲剧的刻画与戏曲类型有关。比如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就是元末戏曲创作者，高明创作的一部经典传奇戏曲。
这部戏曲讲述了书生蔡伯喈与农妇赵五娘的爱情悲剧，虽然故事的结尾是大团圆的结局，但是在整个戏曲中表现的却是人文悲剧，这里没有再专注于表达作者的主观悲悯情怀，反而从人物的悲剧遭遇来体现悲剧的构成。戏曲中蔡伯喈被人强制逼婚以及农妇赵五娘在家乡照顾公婆，日子艰苦，都是对人物遭遇的描述。可见戏曲作者的悲剧叙述逐渐倾向成熟。
3.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崛起
西方戏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分化出了不同剧种，以意大利为例，西方戏剧出了喜剧、悲剧等。悲剧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包含着人文主义情怀，所以最能作为戏曲成熟的标志特征。比如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等都是欧洲戏剧成熟的标志。而中国戏曲发展过程较为漫长，所以悲剧意识崛起在传统戏曲文化中较为迟缓。但是随着文人的加入以及戏曲艺术的发展，中国式悲剧逐渐成形。
在早期传统戏曲中，作者专注于在悲剧中加以自己的主观描述或是情绪化的表达，但随着作者文学创作的成熟，传统戏曲的悲剧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比如在叙事中加入了人物的悲情塑造，以及故事情节的悲情化处理和悲悯意境的阐述。此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中悲剧意识正式崛起。
二、戏曲中文人救世思想的形成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有着中华特有的风骨，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无数文人保持着积极入世的情怀，他们以家、国为念，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家族的兴亡，读书入仕。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文人救世思想的表达。
而渐渐地，文人的风骨和救世思想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中。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就是一部表现亡国之痛、君子之哀的历史戏曲。在戏曲中，作者一改常态，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与明朝兴亡融合在一起，所以有“以离合之情，述家国之情”的说法。
戏剧中，李香君虽为女主，但是性格果断，更有一种女子豪杰之感，甚至超过普通男子。只是在家国面前，男女主的爱情始终太过渺小，所以两人的爱情以悲剧收场。可见在戏曲发展过程中，文人的救世思想已然形成。
1. 劝人向善的普世价值观
正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文人们也希望世人能够时刻保持善良，于是他们在戏曲创作过程中委婉地将劝人向善的价值观传达出去，希望能够换来世人的一丝善良。比如很多戏曲中都是表现着正能量的主题思想，哪怕是《窦娥冤》里，最后的结局也是窦娥的父亲做官回来为窦娥主持公道，批判世道的黑暗。
2. 因愤而起的作者思维
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文人思想感情和情绪化的表达，比如李白常常在酒醉后的酒席上兴起作诗，《将进酒》就是李白酒桌上所作的一首诗。而很多戏曲也是在文人对世间万事的感慨的表达，一些文人常常“因愤而起”而创作戏曲。
三、总结；
从元曲四大家到明代的汤显祖，这一批的戏剧作家都是生活在底层社会中，与普通百姓生活在一起，他们亲眼目睹了无数黑暗的现实和穷苦百姓的悲欢离合、眼泪、欢笑。
这些黑暗或多或少的都刺痛了文人作家们的双眼，但是面对阴暗和肮脏的交易，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来反抗，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字去痛斥这黑暗的现实。于是越来越多的戏曲作品出现，它们就成了我们眼中带有悲剧性的戏曲，这些作品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珍宝。这些悲剧戏曲在叙述故事的同时也在向观众传达文人的救世思想和积极的普世价值，最终成为表现中国文化、反映社会生活的中国传统“悲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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