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身边事# 【唤醒500万亩“休眠地”——甘肃撂荒地整治调查】
受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农民外出务工等因素影响，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各地都在因地制宜想办法破解难题。在甘肃，这也不是件小事。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这些“休眠”的土地该如何被唤醒？怎样挖掘耕地保供潜力？经济日报记者深入甘肃多地田间地头，走访了解整治复耕情况。
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引发关注。2021年1月，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遏制耕地撂荒。
该指导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如何？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甘肃采访了解到，根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共有耕地7814.21万亩，其中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2020年到2021年，全省已整治撂荒地350万亩，目前还有约200万亩需要整治。“我们把统筹利用好撂荒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剩余200万亩撂荒地全部整治到位。”甘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
综合改造建高标准农田
沿着一条平整的机耕道，开车盘旋而上到山顶，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百页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放眼望着周边层层梯田，感慨地说：“以前要是有这么好的地，咱也不会把地撂荒了。”
陈明站的这块地方，以前只有“几处坨坨地”。即便是村里一些整修好的梯田，也因面积狭窄，被当地群众称为“皮条田”。在百页村7800多亩耕地中，由于基础条件不好，一度产生了2100亩撂荒地。陈明告诉记者，“以前田间道路不好走，大机器上不来，全靠人种人收，还要看天吃饭，没多少收益，很多人就出门打工了”。
去年9月份，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百页村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建成了4750亩高标准农田，2100亩撂荒地也全部得以整治。5月份，正是陇中旱作农业区种植荞麦、马铃薯的季节，在百页村新修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操作农业机械正在抢抓农时种植。
陈明告诉记者，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他们打破原有村社界线、地埂界线，将原先的“皮条田”采取“二合一”“三合一”的办法进行合并，建成了田面宽度在11米以上的“大块田”。部分“大块田”最宽田面达到30米，最大面积达到30亩，并且鼓励实施高标准农田后群众就近兑换，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台地”的目标，让产业集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
同时，百页村还通过开展耕地“宜机化”改造，配套5.5米宽的生产路9.4公里，在每块田间地头新修3.5米宽的机耕路18.6公里，将“畜力田”变成了“机耕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为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从甘肃各地区撂荒地摸排情况及调研情况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是撂荒重要原因之一，全省中低产田比例超过70%，受自然因素、资金等约束，设施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较低。此外，甘肃省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干旱缺水也造成一些耕地被动撂荒。
为此，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定西市安定区、白银市会宁县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梯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粮食基地建设结合，建成玉米、小麦、马铃薯三大粮食作物标准化基地。
西巩驿镇干部马利民告诉记者，他们按照“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整流域、整山系、整乡镇推进，配套建设了砂化生产路、田间机耕路和排水边沟、涵管等设施，并在高标准农田流域栽植行道树10公里，通过挖反坡和鱼鳞坑等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既增强了农田生态防护能力，也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会宁县河畔镇任半岔村属于典型的干旱山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21年当地引进了一家企业，对全村3.2万亩耕地一次性流转，并承揽建设上水工程，打造“旱变水”水肥一体化高标准梯田项目。
“通过对现有山坡地进行平整改造，平均宽度达到30米以上，符合机械化耕作需要，并全部配套高效节水田间管网，采用滴灌方式。”河畔镇党委书记王卓见说，坡改梯、旱变水，玉米、马铃薯两类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由原来的800斤、2000斤增长至2000斤、8000斤，原来的单户种植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发展模式也由传统农业变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真金白银鼓励复垦种粮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种地积极性，是造成土地撂荒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甘肃省中东部旱作区农民每种1亩小麦，用于种子、化肥、耕地、收割等方面的成本约需265元，人工投入约需300元，一般仅能产出小麦500斤，亩均纯收益不到200元；种植1亩玉米，除去农资、人工成本，亩均收益也只有500多元。
为此，甘肃省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地相结合，通过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耕地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粮食生产，使撂荒地整治逐步成为拓展粮食生产空间的有效途径。
5月中旬，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川村，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从土地平整、深松到覆膜、播种、施肥一气呵成。
“如今，大多数撂荒地都分布在丘陵山地。这些机械都是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机型，可以更好地解放劳动力，用机械种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在耕种现场，甘肃省农机推广总站技术人员白利杰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旋耕施肥起垄喷药铺管铺膜联合作业机，1个小时就能完成人工近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撂荒地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整治原则、整治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复耕后种植马铃薯1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元；对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兜底复耕的，每亩补助80元。目前，在安定区摸排出的4.71万亩撂荒地中，已完成整治3.6万亩。”安定区区长贾文举说。
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以及今年化肥、柴油等农资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甘肃各级部门加大了补贴力度。春播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下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到户扶持粮食生产资金34.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近期又安排下达地膜回收利用、耕地轮作和小麦“一喷三防”等扶持粮食生产发展资金4亿元，比上年增加1.6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各市县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鼓励粮食生产的激励办法，调动了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其中，酒泉市财政拿出1500万元扶持小麦种植，白银市财政拿出750万元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会宁县、凉州区、环县、秦安县、成县等县区财政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累加补贴，确保每亩补贴资金达到300元以上……
在政策补贴引导下，甘肃各地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形成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
走进会宁县韩家集镇云台山村复耕后的撂荒地，在采用“两膜4行玉米+两膜6行大豆”种植模式的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玉米和大豆已经冒出嫩芽。
“我们按照村庄附近、土地上等的原则，对片区内规模养殖户和有种地需求农户未流转形成的插花地，通过置换调整集中连片，既保证了农户有地种、种好地，又使企业能连片、好发展。”韩家集镇党委书记南小强说，目前，已在云台山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000亩，玉米一穴双株，每亩约3500株；大豆一穴2粒至4粒，每亩约1万株，通过发挥边行效应，可以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目标。
利益联结实现规模经营
会宁县柴家门镇樊郭村有户籍人口1700多人，但常住在村里的只有500多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多年来形成了8200亩撂荒地。
“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了8200亩撂荒地的整治，新修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耕作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率可以达到100%。”樊郭村党支部书记田旭东此前曾有顾虑，“如果不想办法找到种植主体，这些高标准农田虽然条件好，但是也会面临‘谁来种’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樊郭村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复耕土地。今年春耕，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种上了小麦、全膜玉米、大豆、马铃薯和荞麦各2000亩，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种植。
调查显示，当前甘肃省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水平仍然较低，流转土地占农户承包地的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折射出，小而散的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为此，甘肃一些县区通过撂荒地整治，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在甘肃崇信县，通过“农户自主复耕、实施项目整治、公司大户流转、远程托管种植、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种”等多种形式，当地唤醒了沉睡的耕地资源，推动了农业高效化、产业化发展。
“我们村两委通过对全村土地撂荒情况全面摸排发现，全村共有398亩撂荒地。”崇信县新窑镇宰相村党支部书记赵孝魁说，“今年我们动员大家复垦撂荒地86亩，同时村合作社又以‘基本租金+收益分红’的方式租赁群众撂荒地312亩，种植了玉米、高丹草、万寿菊等经济作物，仅撂荒地治理一项，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则将撂荒地整治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将农户无力耕种的撂荒地，流转后由村集体统耕统种。“3000亩撂荒地，村集体就流转了26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创建了1500亩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毛卜拉村党支部书记许顺强说，村集体流转撂荒地每亩给农民100元，还有几十名村民到村集体务工，每人每天100多元。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壮大了。
今年以来，甘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对未耕种耕地边排查边整治，继续通过农户自种和亲友代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等多种途径推进撂荒地整治。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撂荒地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导农户将撂荒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集中整治，盘活弃耕土地、实现荒地变良田，同时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生产用地需求。”会宁县委书记刘正祥认为，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对辖区内的撂荒地实施统一整治，规模化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撂荒地整治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等问题，还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会宁县会师镇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利用千头养猪场堆沤的粪肥，集中流转撂荒地种植马铃薯、小麦和小杂粮，在7个村完成撂荒地整治8326亩，探索形成了合作社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们对全镇所有撂荒地集中翻耕整治，整治后农户自愿种植的每亩收取机耕费30元，不愿种植的全部由合作社流转种植。”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明说，合作社流转后，第一年免费种植；第二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40元，其中农户30元、村集体10元；第三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50元，其中农户40元、村集体仍为10元，既完成了撂荒地的整治，又增加了农民、村集体和合作社收入，实现了多赢。
“在工作实践中，甘肃探索出了以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的做法，真正起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整治撂荒地、保粮食生产‘一石三鸟’的作用。”李旺泽说。
（来源：经济日报）
受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农民外出务工等因素影响，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各地都在因地制宜想办法破解难题。在甘肃，这也不是件小事。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这些“休眠”的土地该如何被唤醒？怎样挖掘耕地保供潜力？经济日报记者深入甘肃多地田间地头，走访了解整治复耕情况。
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引发关注。2021年1月，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遏制耕地撂荒。
该指导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如何？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甘肃采访了解到，根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共有耕地7814.21万亩，其中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2020年到2021年，全省已整治撂荒地350万亩，目前还有约200万亩需要整治。“我们把统筹利用好撂荒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剩余200万亩撂荒地全部整治到位。”甘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
综合改造建高标准农田
沿着一条平整的机耕道，开车盘旋而上到山顶，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百页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放眼望着周边层层梯田，感慨地说：“以前要是有这么好的地，咱也不会把地撂荒了。”
陈明站的这块地方，以前只有“几处坨坨地”。即便是村里一些整修好的梯田，也因面积狭窄，被当地群众称为“皮条田”。在百页村7800多亩耕地中，由于基础条件不好，一度产生了2100亩撂荒地。陈明告诉记者，“以前田间道路不好走，大机器上不来，全靠人种人收，还要看天吃饭，没多少收益，很多人就出门打工了”。
去年9月份，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百页村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建成了4750亩高标准农田，2100亩撂荒地也全部得以整治。5月份，正是陇中旱作农业区种植荞麦、马铃薯的季节，在百页村新修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操作农业机械正在抢抓农时种植。
陈明告诉记者，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他们打破原有村社界线、地埂界线，将原先的“皮条田”采取“二合一”“三合一”的办法进行合并，建成了田面宽度在11米以上的“大块田”。部分“大块田”最宽田面达到30米，最大面积达到30亩，并且鼓励实施高标准农田后群众就近兑换，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台地”的目标，让产业集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
同时，百页村还通过开展耕地“宜机化”改造，配套5.5米宽的生产路9.4公里，在每块田间地头新修3.5米宽的机耕路18.6公里，将“畜力田”变成了“机耕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为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从甘肃各地区撂荒地摸排情况及调研情况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是撂荒重要原因之一，全省中低产田比例超过70%，受自然因素、资金等约束，设施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较低。此外，甘肃省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干旱缺水也造成一些耕地被动撂荒。
为此，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定西市安定区、白银市会宁县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梯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粮食基地建设结合，建成玉米、小麦、马铃薯三大粮食作物标准化基地。
西巩驿镇干部马利民告诉记者，他们按照“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整流域、整山系、整乡镇推进，配套建设了砂化生产路、田间机耕路和排水边沟、涵管等设施，并在高标准农田流域栽植行道树10公里，通过挖反坡和鱼鳞坑等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既增强了农田生态防护能力，也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会宁县河畔镇任半岔村属于典型的干旱山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21年当地引进了一家企业，对全村3.2万亩耕地一次性流转，并承揽建设上水工程，打造“旱变水”水肥一体化高标准梯田项目。
“通过对现有山坡地进行平整改造，平均宽度达到30米以上，符合机械化耕作需要，并全部配套高效节水田间管网，采用滴灌方式。”河畔镇党委书记王卓见说，坡改梯、旱变水，玉米、马铃薯两类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由原来的800斤、2000斤增长至2000斤、8000斤，原来的单户种植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发展模式也由传统农业变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真金白银鼓励复垦种粮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种地积极性，是造成土地撂荒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甘肃省中东部旱作区农民每种1亩小麦，用于种子、化肥、耕地、收割等方面的成本约需265元，人工投入约需300元，一般仅能产出小麦500斤，亩均纯收益不到200元；种植1亩玉米，除去农资、人工成本，亩均收益也只有500多元。
为此，甘肃省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地相结合，通过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耕地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粮食生产，使撂荒地整治逐步成为拓展粮食生产空间的有效途径。
5月中旬，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川村，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从土地平整、深松到覆膜、播种、施肥一气呵成。
“如今，大多数撂荒地都分布在丘陵山地。这些机械都是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机型，可以更好地解放劳动力，用机械种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在耕种现场，甘肃省农机推广总站技术人员白利杰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旋耕施肥起垄喷药铺管铺膜联合作业机，1个小时就能完成人工近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撂荒地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整治原则、整治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复耕后种植马铃薯1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元；对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兜底复耕的，每亩补助80元。目前，在安定区摸排出的4.71万亩撂荒地中，已完成整治3.6万亩。”安定区区长贾文举说。
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以及今年化肥、柴油等农资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甘肃各级部门加大了补贴力度。春播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下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到户扶持粮食生产资金34.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近期又安排下达地膜回收利用、耕地轮作和小麦“一喷三防”等扶持粮食生产发展资金4亿元，比上年增加1.6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各市县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鼓励粮食生产的激励办法，调动了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其中，酒泉市财政拿出1500万元扶持小麦种植，白银市财政拿出750万元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会宁县、凉州区、环县、秦安县、成县等县区财政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累加补贴，确保每亩补贴资金达到300元以上……
在政策补贴引导下，甘肃各地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形成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
走进会宁县韩家集镇云台山村复耕后的撂荒地，在采用“两膜4行玉米+两膜6行大豆”种植模式的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玉米和大豆已经冒出嫩芽。
“我们按照村庄附近、土地上等的原则，对片区内规模养殖户和有种地需求农户未流转形成的插花地，通过置换调整集中连片，既保证了农户有地种、种好地，又使企业能连片、好发展。”韩家集镇党委书记南小强说，目前，已在云台山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000亩，玉米一穴双株，每亩约3500株；大豆一穴2粒至4粒，每亩约1万株，通过发挥边行效应，可以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目标。
利益联结实现规模经营
会宁县柴家门镇樊郭村有户籍人口1700多人，但常住在村里的只有500多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多年来形成了8200亩撂荒地。
“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了8200亩撂荒地的整治，新修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耕作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率可以达到100%。”樊郭村党支部书记田旭东此前曾有顾虑，“如果不想办法找到种植主体，这些高标准农田虽然条件好，但是也会面临‘谁来种’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樊郭村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复耕土地。今年春耕，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种上了小麦、全膜玉米、大豆、马铃薯和荞麦各2000亩，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种植。
调查显示，当前甘肃省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水平仍然较低，流转土地占农户承包地的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折射出，小而散的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为此，甘肃一些县区通过撂荒地整治，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在甘肃崇信县，通过“农户自主复耕、实施项目整治、公司大户流转、远程托管种植、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种”等多种形式，当地唤醒了沉睡的耕地资源，推动了农业高效化、产业化发展。
“我们村两委通过对全村土地撂荒情况全面摸排发现，全村共有398亩撂荒地。”崇信县新窑镇宰相村党支部书记赵孝魁说，“今年我们动员大家复垦撂荒地86亩，同时村合作社又以‘基本租金+收益分红’的方式租赁群众撂荒地312亩，种植了玉米、高丹草、万寿菊等经济作物，仅撂荒地治理一项，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则将撂荒地整治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将农户无力耕种的撂荒地，流转后由村集体统耕统种。“3000亩撂荒地，村集体就流转了26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创建了1500亩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毛卜拉村党支部书记许顺强说，村集体流转撂荒地每亩给农民100元，还有几十名村民到村集体务工，每人每天100多元。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壮大了。
今年以来，甘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对未耕种耕地边排查边整治，继续通过农户自种和亲友代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等多种途径推进撂荒地整治。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撂荒地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导农户将撂荒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集中整治，盘活弃耕土地、实现荒地变良田，同时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生产用地需求。”会宁县委书记刘正祥认为，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对辖区内的撂荒地实施统一整治，规模化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撂荒地整治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等问题，还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会宁县会师镇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利用千头养猪场堆沤的粪肥，集中流转撂荒地种植马铃薯、小麦和小杂粮，在7个村完成撂荒地整治8326亩，探索形成了合作社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们对全镇所有撂荒地集中翻耕整治，整治后农户自愿种植的每亩收取机耕费30元，不愿种植的全部由合作社流转种植。”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明说，合作社流转后，第一年免费种植；第二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40元，其中农户30元、村集体10元；第三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50元，其中农户40元、村集体仍为10元，既完成了撂荒地的整治，又增加了农民、村集体和合作社收入，实现了多赢。
“在工作实践中，甘肃探索出了以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的做法，真正起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整治撂荒地、保粮食生产‘一石三鸟’的作用。”李旺泽说。
（来源：经济日报）
【唤醒500万亩“休眠地”——甘肃撂荒地整治调查】受农业比较效益偏低、耕种条件差、农民外出务工等因素影响，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撂荒现象，各地都在因地制宜想办法破解难题。在甘肃，这也不是件小事。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这些“休眠”的土地该如何被唤醒？怎样挖掘耕地保供潜力？经济日报记者深入甘肃多地田间地头，走访了解整治复耕情况。
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引发关注。2021年1月，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遏制耕地撂荒。
该指导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如何？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甘肃采访了解到，根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共有耕地7814.21万亩，其中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2020年到2021年，全省已整治撂荒地350万亩，目前还有约200万亩需要整治。“我们把统筹利用好撂荒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剩余200万亩撂荒地全部整治到位。”甘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
综合改造建高标准农田
沿着一条平整的机耕道，开车盘旋而上到山顶，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百页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放眼望着周边层层梯田，感慨地说：“以前要是有这么好的地，咱也不会把地撂荒了。”
陈明站的这块地方，以前只有“几处坨坨地”。即便是村里一些整修好的梯田，也因面积狭窄，被当地群众称为“皮条田”。在百页村7800多亩耕地中，由于基础条件不好，一度产生了2100亩撂荒地。陈明告诉记者，“以前田间道路不好走，大机器上不来，全靠人种人收，还要看天吃饭，没多少收益，很多人就出门打工了”。
去年9月份，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百页村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建成了4750亩高标准农田，2100亩撂荒地也全部得以整治。5月份，正是陇中旱作农业区种植荞麦、马铃薯的季节，在百页村新修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操作农业机械正在抢抓农时种植。
陈明告诉记者，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他们打破原有村社界线、地埂界线，将原先的“皮条田”采取“二合一”“三合一”的办法进行合并，建成了田面宽度在11米以上的“大块田”。部分“大块田”最宽田面达到30米，最大面积达到30亩，并且鼓励实施高标准农田后群众就近兑换，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台地”的目标，让产业集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
同时，百页村还通过开展耕地“宜机化”改造，配套5.5米宽的生产路9.4公里，在每块田间地头新修3.5米宽的机耕路18.6公里，将“畜力田”变成了“机耕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为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从甘肃各地区撂荒地摸排情况及调研情况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是撂荒重要原因之一，全省中低产田比例超过70%，受自然因素、资金等约束，设施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较低。此外，甘肃省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干旱缺水也造成一些耕地被动撂荒。
为此，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定西市安定区、白银市会宁县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梯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粮食基地建设结合，建成玉米、小麦、马铃薯三大粮食作物标准化基地。
西巩驿镇干部马利民告诉记者，他们按照“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整流域、整山系、整乡镇推进，配套建设了砂化生产路、田间机耕路和排水边沟、涵管等设施，并在高标准农田流域栽植行道树10公里，通过挖反坡和鱼鳞坑等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既增强了农田生态防护能力，也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会宁县河畔镇任半岔村属于典型的干旱山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21年当地引进了一家企业，对全村3.2万亩耕地一次性流转，并承揽建设上水工程，打造“旱变水”水肥一体化高标准梯田项目。
“通过对现有山坡地进行平整改造，平均宽度达到30米以上，符合机械化耕作需要，并全部配套高效节水田间管网，采用滴灌方式。”河畔镇党委书记王卓见说，坡改梯、旱变水，玉米、马铃薯两类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由原来的800斤、2000斤增长至2000斤、8000斤，原来的单户种植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发展模式也由传统农业变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真金白银鼓励复垦种粮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种地积极性，是造成土地撂荒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甘肃省中东部旱作区农民每种1亩小麦，用于种子、化肥、耕地、收割等方面的成本约需265元，人工投入约需300元，一般仅能产出小麦500斤，亩均纯收益不到200元；种植1亩玉米，除去农资、人工成本，亩均收益也只有500多元。
为此，甘肃省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地相结合，通过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耕地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粮食生产，使撂荒地整治逐步成为拓展粮食生产空间的有效途径。
5月中旬，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川村，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从土地平整、深松到覆膜、播种、施肥一气呵成。
“如今，大多数撂荒地都分布在丘陵山地。这些机械都是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机型，可以更好地解放劳动力，用机械种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在耕种现场，甘肃省农机推广总站技术人员白利杰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旋耕施肥起垄喷药铺管铺膜联合作业机，1个小时就能完成人工近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撂荒地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整治原则、整治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复耕后种植马铃薯1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元；对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兜底复耕的，每亩补助80元。目前，在安定区摸排出的4.71万亩撂荒地中，已完成整治3.6万亩。”安定区区长贾文举说。
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以及今年化肥、柴油等农资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甘肃各级部门加大了补贴力度。春播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下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到户扶持粮食生产资金34.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近期又安排下达地膜回收利用、耕地轮作和小麦“一喷三防”等扶持粮食生产发展资金4亿元，比上年增加1.6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各市县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鼓励粮食生产的激励办法，调动了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其中，酒泉市财政拿出1500万元扶持小麦种植，白银市财政拿出750万元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会宁县、凉州区、环县、秦安县、成县等县区财政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累加补贴，确保每亩补贴资金达到300元以上……
在政策补贴引导下，甘肃各地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形成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
走进会宁县韩家集镇云台山村复耕后的撂荒地，在采用“两膜4行玉米+两膜6行大豆”种植模式的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玉米和大豆已经冒出嫩芽。
“我们按照村庄附近、土地上等的原则，对片区内规模养殖户和有种地需求农户未流转形成的插花地，通过置换调整集中连片，既保证了农户有地种、种好地，又使企业能连片、好发展。”韩家集镇党委书记南小强说，目前，已在云台山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000亩，玉米一穴双株，每亩约3500株；大豆一穴2粒至4粒，每亩约1万株，通过发挥边行效应，可以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目标。
利益联结实现规模经营
会宁县柴家门镇樊郭村有户籍人口1700多人，但常住在村里的只有500多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多年来形成了8200亩撂荒地。
“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了8200亩撂荒地的整治，新修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耕作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率可以达到100%。”樊郭村党支部书记田旭东此前曾有顾虑，“如果不想办法找到种植主体，这些高标准农田虽然条件好，但是也会面临‘谁来种’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樊郭村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复耕土地。今年春耕，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种上了小麦、全膜玉米、大豆、马铃薯和荞麦各2000亩，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种植。
调查显示，当前甘肃省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水平仍然较低，流转土地占农户承包地的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折射出，小而散的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为此，甘肃一些县区通过撂荒地整治，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在甘肃崇信县，通过“农户自主复耕、实施项目整治、公司大户流转、远程托管种植、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种”等多种形式，当地唤醒了沉睡的耕地资源，推动了农业高效化、产业化发展。
“我们村两委通过对全村土地撂荒情况全面摸排发现，全村共有398亩撂荒地。”崇信县新窑镇宰相村党支部书记赵孝魁说，“今年我们动员大家复垦撂荒地86亩，同时村合作社又以‘基本租金+收益分红’的方式租赁群众撂荒地312亩，种植了玉米、高丹草、万寿菊等经济作物，仅撂荒地治理一项，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则将撂荒地整治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将农户无力耕种的撂荒地，流转后由村集体统耕统种。“3000亩撂荒地，村集体就流转了26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创建了1500亩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毛卜拉村党支部书记许顺强说，村集体流转撂荒地每亩给农民100元，还有几十名村民到村集体务工，每人每天100多元。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壮大了。
今年以来，甘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对未耕种耕地边排查边整治，继续通过农户自种和亲友代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等多种途径推进撂荒地整治。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撂荒地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导农户将撂荒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集中整治，盘活弃耕土地、实现荒地变良田，同时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生产用地需求。”会宁县委书记刘正祥认为，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对辖区内的撂荒地实施统一整治，规模化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撂荒地整治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等问题，还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会宁县会师镇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利用千头养猪场堆沤的粪肥，集中流转撂荒地种植马铃薯、小麦和小杂粮，在7个村完成撂荒地整治8326亩，探索形成了合作社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们对全镇所有撂荒地集中翻耕整治，整治后农户自愿种植的每亩收取机耕费30元，不愿种植的全部由合作社流转种植。”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明说，合作社流转后，第一年免费种植；第二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40元，其中农户30元、村集体10元；第三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50元，其中农户40元、村集体仍为10元，既完成了撂荒地的整治，又增加了农民、村集体和合作社收入，实现了多赢。
“在工作实践中，甘肃探索出了以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的做法，真正起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整治撂荒地、保粮食生产‘一石三鸟’的作用。”李旺泽说。
近年来，耕地撂荒现象在我国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出现，引发关注。2021年1月，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关于统筹利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推动将统筹利用撂荒地情况纳入考核指标，层层压实责任，有效遏制耕地撂荒。
该指导意见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如何？经济日报记者日前深入甘肃采访了解到，根据国土“三调”数据显示，甘肃共有耕地7814.21万亩，其中具备整治条件的撂荒地面积约550万亩。2020年到2021年，全省已整治撂荒地350万亩，目前还有约200万亩需要整治。“我们把统筹利用好撂荒地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抓，计划用两年时间将剩余200万亩撂荒地全部整治到位。”甘肃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旺泽说。
综合改造建高标准农田
沿着一条平整的机耕道，开车盘旋而上到山顶，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百页村党支部书记陈明放眼望着周边层层梯田，感慨地说：“以前要是有这么好的地，咱也不会把地撂荒了。”
陈明站的这块地方，以前只有“几处坨坨地”。即便是村里一些整修好的梯田，也因面积狭窄，被当地群众称为“皮条田”。在百页村7800多亩耕地中，由于基础条件不好，一度产生了2100亩撂荒地。陈明告诉记者，“以前田间道路不好走，大机器上不来，全靠人种人收，还要看天吃饭，没多少收益，很多人就出门打工了”。
去年9月份，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百页村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相结合，建成了4750亩高标准农田，2100亩撂荒地也全部得以整治。5月份，正是陇中旱作农业区种植荞麦、马铃薯的季节，在百页村新修的高标准农田里，农户操作农业机械正在抢抓农时种植。
陈明告诉记者，在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他们打破原有村社界线、地埂界线，将原先的“皮条田”采取“二合一”“三合一”的办法进行合并，建成了田面宽度在11米以上的“大块田”。部分“大块田”最宽田面达到30米，最大面积达到30亩，并且鼓励实施高标准农田后群众就近兑换，基本实现了“一户一台地”的目标，让产业集约发展有了基础支撑。
同时，百页村还通过开展耕地“宜机化”改造，配套5.5米宽的生产路9.4公里，在每块田间地头新修3.5米宽的机耕路18.6公里，将“畜力田”变成了“机耕田”，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为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提供了条件。
从甘肃各地区撂荒地摸排情况及调研情况看，农业基础设施相对薄弱是撂荒重要原因之一，全省中低产田比例超过70%，受自然因素、资金等约束，设施不完善、资源利用率不高、机械化作业水平较低。此外，甘肃省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干旱缺水也造成一些耕地被动撂荒。
为此，甘肃把具备条件的撂荒地优先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推动撂荒地开发利用。定西市安定区、白银市会宁县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梯田建设、小流域综合治理、粮食基地建设结合，建成玉米、小麦、马铃薯三大粮食作物标准化基地。
西巩驿镇干部马利民告诉记者，他们按照“田路渠统筹规划、梁沟坡综合治理”的原则，整流域、整山系、整乡镇推进，配套建设了砂化生产路、田间机耕路和排水边沟、涵管等设施，并在高标准农田流域栽植行道树10公里，通过挖反坡和鱼鳞坑等办法防治水土流失，既增强了农田生态防护能力，也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会宁县河畔镇任半岔村属于典型的干旱山区，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2021年当地引进了一家企业，对全村3.2万亩耕地一次性流转，并承揽建设上水工程，打造“旱变水”水肥一体化高标准梯田项目。
“通过对现有山坡地进行平整改造，平均宽度达到30米以上，符合机械化耕作需要，并全部配套高效节水田间管网，采用滴灌方式。”河畔镇党委书记王卓见说，坡改梯、旱变水，玉米、马铃薯两类粮食作物亩均产量由原来的800斤、2000斤增长至2000斤、8000斤，原来的单户种植变为规模化、机械化种植，发展模式也由传统农业变为集约化的现代农业。
真金白银鼓励复垦种粮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种地积极性，是造成土地撂荒的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甘肃省中东部旱作区农民每种1亩小麦，用于种子、化肥、耕地、收割等方面的成本约需265元，人工投入约需300元，一般仅能产出小麦500斤，亩均纯收益不到200元；种植1亩玉米，除去农资、人工成本，亩均收益也只有500多元。
为此，甘肃省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地相结合，通过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具购置补贴、耕地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粮食生产，使撂荒地整治逐步成为拓展粮食生产空间的有效途径。
5月中旬，在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肖川村，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操作，从土地平整、深松到覆膜、播种、施肥一气呵成。
“如今，大多数撂荒地都分布在丘陵山地。这些机械都是适宜丘陵山区作业的机型，可以更好地解放劳动力，用机械种植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在耕种现场，甘肃省农机推广总站技术人员白利杰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旋耕施肥起垄喷药铺管铺膜联合作业机，1个小时就能完成人工近两个月的工作。
“我们制定出台了《关于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撂荒地整治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明确整治原则、整治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复耕后种植马铃薯100亩以上的，每亩补助100元；对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兜底复耕的，每亩补助80元。目前，在安定区摸排出的4.71万亩撂荒地中，已完成整治3.6万亩。”安定区区长贾文举说。
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以及今年化肥、柴油等农资大幅涨价等不利因素，甘肃各级部门加大了补贴力度。春播前，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会同省财政厅下拨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奖补、农机购置补贴等到户扶持粮食生产资金34.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4%。近期又安排下达地膜回收利用、耕地轮作和小麦“一喷三防”等扶持粮食生产发展资金4亿元，比上年增加1.6亿元。
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各市县也结合实际制定了鼓励粮食生产的激励办法，调动了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其中，酒泉市财政拿出1500万元扶持小麦种植，白银市财政拿出750万元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会宁县、凉州区、环县、秦安县、成县等县区财政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对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进行累加补贴，确保每亩补贴资金达到300元以上……
在政策补贴引导下，甘肃各地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推动形成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让“荒地变良田、良田变粮田”。
走进会宁县韩家集镇云台山村复耕后的撂荒地，在采用“两膜4行玉米+两膜6行大豆”种植模式的带状复合种植基地里，玉米和大豆已经冒出嫩芽。
“我们按照村庄附近、土地上等的原则，对片区内规模养殖户和有种地需求农户未流转形成的插花地，通过置换调整集中连片，既保证了农户有地种、种好地，又使企业能连片、好发展。”韩家集镇党委书记南小强说，目前，已在云台山村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5000亩，玉米一穴双株，每亩约3500株；大豆一穴2粒至4粒，每亩约1万株，通过发挥边行效应，可以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茬豆”的目标。
利益联结实现规模经营
会宁县柴家门镇樊郭村有户籍人口1700多人，但常住在村里的只有500多人，由于缺少劳动力，多年来形成了8200亩撂荒地。
“我们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了8200亩撂荒地的整治，新修建高标准农田1万亩。耕作条件显著改善，农业机械化率可以达到100%。”樊郭村党支部书记田旭东此前曾有顾虑，“如果不想办法找到种植主体，这些高标准农田虽然条件好，但是也会面临‘谁来种’的问题。”
为彻底解决耕地撂荒问题，樊郭村成立了合作社流转复耕土地。今年春耕，1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种上了小麦、全膜玉米、大豆、马铃薯和荞麦各2000亩，全部由合作社负责种植。
调查显示，当前甘肃省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水平仍然较低，流转土地占农户承包地的20.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折射出，小而散的经营模式已经远远不适应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要求。为此，甘肃一些县区通过撂荒地整治，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新型经营主体和村集体经济的路径。
在甘肃崇信县，通过“农户自主复耕、实施项目整治、公司大户流转、远程托管种植、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种”等多种形式，当地唤醒了沉睡的耕地资源，推动了农业高效化、产业化发展。
“我们村两委通过对全村土地撂荒情况全面摸排发现，全村共有398亩撂荒地。”崇信县新窑镇宰相村党支部书记赵孝魁说，“今年我们动员大家复垦撂荒地86亩，同时村合作社又以‘基本租金+收益分红’的方式租赁群众撂荒地312亩，种植了玉米、高丹草、万寿菊等经济作物，仅撂荒地治理一项，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5万元以上。”
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毛卜拉村则将撂荒地整治与发展村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将农户无力耕种的撂荒地，流转后由村集体统耕统种。“3000亩撂荒地，村集体就流转了2600亩，全程机械化作业，并创建了1500亩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标准示范基地。”毛卜拉村党支部书记许顺强说，村集体流转撂荒地每亩给农民100元，还有几十名村民到村集体务工，每人每天100多元。这样农民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也壮大了。
今年以来，甘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对未耕种耕地边排查边整治，继续通过农户自种和亲友代种、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流转、经营主体代耕代种等多种途径推进撂荒地整治。其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撂荒地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引导农户将撂荒地流转给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植养殖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集中整治，盘活弃耕土地、实现荒地变良田，同时有效满足了经营主体生产用地需求。”会宁县委书记刘正祥认为，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对辖区内的撂荒地实施统一整治，规模化开发利用，不仅解决了撂荒地整治质量不高、效益不好等问题，还实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目标。
会宁县会师镇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利用千头养猪场堆沤的粪肥，集中流转撂荒地种植马铃薯、小麦和小杂粮，在7个村完成撂荒地整治8326亩，探索形成了合作社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我们对全镇所有撂荒地集中翻耕整治，整治后农户自愿种植的每亩收取机耕费30元，不愿种植的全部由合作社流转种植。”金芋马铃薯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德明说，合作社流转后，第一年免费种植；第二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40元，其中农户30元、村集体10元；第三年每亩付土地流转费50元，其中农户40元、村集体仍为10元，既完成了撂荒地的整治，又增加了农民、村集体和合作社收入，实现了多赢。
“在工作实践中，甘肃探索出了以村级集体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以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集成推广应用为突破口，将撂荒地整治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及高标准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形成了一批整村整乡整流域推进的集中连片粮食产业带的做法，真正起到了壮大村集体经济、整治撂荒地、保粮食生产‘一石三鸟’的作用。”李旺泽说。
#邓炳强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邓炳强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叛徒行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两把“重锤”落地，盘踞多年的反中乱港势力作鸟兽散，“东方之珠”是否还存在国家安全隐患？由乱到治的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回答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在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但香港仍然面临多类国家安全风险，为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必要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他同时表示，对于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邓炳强说：“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而要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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