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第四卷，公孙丑下：第九节：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关注铁纪找房
一起品四书五经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
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
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
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
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
“然则圣人且有过与？”
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关注铁纪找房
一起品四书五经
#小子说老子##道德经#
《小子说老子》第五章•尧舜禅让的真正原因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
从前舜帝作小人之时，亲自在历丘那个地方耕种、劳作。
（“小人”，一般人乃至于许多专家学者都当作是“无耻小人”之小人解，或是当作“品德低下者”解，这是莫大的错误。对我而言，古人说的“小人”，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普通人、一般人”。
“小人”是相对“大人”而说，“君子”与“小人”相对，“大人”、“君子”、“小人”可以说思想格局与思想境界的深度与广度全责，也是为了方便探讨而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人”、“君子”、“小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统一体，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人”、“君子”、“小人”之分。
那么，具体来说，什么是“大人”呢？中国古代文化的“大人”可不同我们今天的“大人”表示什么“成年人”或“官员张大人、李大人”，中国文化中的“大人”是一种圣人境界，可以说“大人即圣人”。
好比《易经》中就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是圣人才有的境界。
又好比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可以说，与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与《中庸》中所说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与《大学》中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一贯、一体的内涵。
故后世许多人很难读懂孔子与《论语》的道理，也在于此。再来看看，这里对舜帝所描述的“小人”二字，完全就没有“无耻小人”或传统意义上的“品德低下者”的意思。因我们都知道，历史记载，舜从小都一直很有品德，不可能他“从前”是个“品德低下”的“小人”。像《二十四孝》中第一则便是舜帝的《孝感动天》的故事。）
“恐求中，自稽厥志。”
舜帝他当时恐求中，自稽厥志，
（据所查资料，“恐”，廖名春先生认为当读为“工”，意思为擅长、善于；李锐先生疑读为“恭”。可见古文不甚明确。但大意可翻译成“认真地、恭敬地、一心地希望寻求中道”。“自稽厥志”，自己认真查考（反省）自己、尽量降低固有的志向标准来适应大众。
如《史记》有载：“舜在假典，顾省厥遗。”这里的“厥”有短，缺之意，有降低标准之意。而“顾省”与前者的“自稽”都有自我稽查、自我反省之意。这都是我的个人理解，不作硬性标准决断。不强求别人也接受我的个人观点。）
“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
不违背于普通百姓以及百姓的诸多欲望心。
（“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此话很不易令人理解。金代的进士王特起有词句说“但愿此心如旧，天也不违人愿”，圣人行天道不违人愿，不强求别人必须做什么。若那样就成了逼迫，不是行天道。
不违人愿，是好愿望不违背，坏愿望也不违背。这话说出来大家也许不理解，会反问“好愿望不违背容易理解，但为什么坏愿望也不违背呢？这就不能接受了。”这就如禅宗的六祖惠能大师所说——“自性自度”，“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大致相似。
又如可从宋代的汾阳无德禅师在《楚圆集》中所说“佛不违众生愿”、“佛不脱众生愿”之开示中可感受得到这里的一部分道理。同样，圣人寻求中道，也一样不违众生愿，不违百姓愿。都是尽量地去开化、引导世人。
从这里而说，《保训》的中道道理实在非常高明，实在让人敬佩不已。古圣先贤虽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但思想境界都趋于一致。真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不假。）
“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
因此施设于上下远近之诸人，就变更所处的位置（“易位”，近似于现代话“换位思考”），来接近心思考察思辨，测度（推测研究）于普天之下阴阳二道的种种事物，都是顺应而不逆道而为。
（这里用的是“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有的说法是“乃易位设仪，测阴阳之物”。若是那样，“易位设仪”可能就《易经》设立“阴阳二仪”有关，这样也可以与后面的“测阴阳之物”贯通起来。具体文字难辨，我这里不作死句判断，而硬下结论，还有待研究。）
“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
等到舜即得到中道之后（“舜既得中”言意即是，舜已经明白懂得“中道”，即得道），说“不易”之道实际上只是“变名”而已。
（“言不易实变名”，变名，可理解为：只是表面“变化一下名称而已，内涵并不改变。主要原因是利于大众接受，而行出的一个方便法。”也可理解为：以变化之名行不变之事。二者皆可，二者皆具。此道理如同禅宗临济义玄禅师的“四料简”之法：“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正的“道”即是一切道与一切法，当然包括了以上的所有道理，何况只是“变名”而已呢。同样，这个道理，也符合、阐明、运用于老子的《道德经》中。）
“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
舜从此身体力行，合理、公正、诚心地信奉它，小心翼翼地为人做事，永不懈怠，以用它来作为“三降”之厚德，承载万事万物。
（“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身兹备惟允”，此句合于《尚书》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之理。也可窥见孔子的见地相当精确、独到。
“三降之德”之“三降”不知何意。《礼记·孔子闲居》有说：“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
这里可以作为对“三降”理解的一个参考。另外，此“三降”会不会类似于佛家的“降服其心”，又如降服贪、嗔、痴三毒呢？一笑！但无论如何，这“三降”不是什么坏事，应指向道之途，是崇高且难得的德行。）
“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由此，尧帝嘉赏、称赞于舜，任用授命于他来完成前人未完成的事业，传位于他，并传承于后代人。
（“帝尧嘉之，用受厥绪”。“绪”，绪业，如继未竟之绪，是指继承前人未完成的事业。同样地如“情绪”、“思绪”也有“连绵不断的情思”之意。故，此“绪”字当指代传承未竟事业，同时“绪”也有“传位”之意。由此，也可以说，正因为舜“得中”，即得了“中道”，尧才传位于舜。
我们一般史学上说尧舜禹的“禅让制”，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舜，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的人。这一点，如果能引起历史学家与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恐怕都要重新改写我们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当然，只怕专家、学者们可能不愿接受，也不敢接受。一笑！正如老子所说：“不笑，不足以为道！”）
“呜呼！发，祗之哉！”
啊！我儿姬发啊！你要恭敬传承这个“中道”啊！
（“呜呼！发，祗之哉！”“祗”，有恭敬、祗承、祗奉、传承信奉之意。。《说文》：“祗，敬也。”《周礼·春官·大司乐》有句“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也是敬之意。此“祗” 意合于前文“钦哉”，同合意于后文“敬哉”。这里也可见周文王对此“中道”传承于后世的重视。其重要性实在是不言而喻，何况“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小子说老子》第五章•尧舜禅让的真正原因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
从前舜帝作小人之时，亲自在历丘那个地方耕种、劳作。
（“小人”，一般人乃至于许多专家学者都当作是“无耻小人”之小人解，或是当作“品德低下者”解，这是莫大的错误。对我而言，古人说的“小人”，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普通人、一般人”。
“小人”是相对“大人”而说，“君子”与“小人”相对，“大人”、“君子”、“小人”可以说思想格局与思想境界的深度与广度全责，也是为了方便探讨而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人”、“君子”、“小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统一体，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人”、“君子”、“小人”之分。
那么，具体来说，什么是“大人”呢？中国古代文化的“大人”可不同我们今天的“大人”表示什么“成年人”或“官员张大人、李大人”，中国文化中的“大人”是一种圣人境界，可以说“大人即圣人”。
好比《易经》中就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是圣人才有的境界。
又好比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可以说，与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与《中庸》中所说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与《大学》中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一贯、一体的内涵。
故后世许多人很难读懂孔子与《论语》的道理，也在于此。再来看看，这里对舜帝所描述的“小人”二字，完全就没有“无耻小人”或传统意义上的“品德低下者”的意思。因我们都知道，历史记载，舜从小都一直很有品德，不可能他“从前”是个“品德低下”的“小人”。像《二十四孝》中第一则便是舜帝的《孝感动天》的故事。）
“恐求中，自稽厥志。”
舜帝他当时恐求中，自稽厥志，
（据所查资料，“恐”，廖名春先生认为当读为“工”，意思为擅长、善于；李锐先生疑读为“恭”。可见古文不甚明确。但大意可翻译成“认真地、恭敬地、一心地希望寻求中道”。“自稽厥志”，自己认真查考（反省）自己、尽量降低固有的志向标准来适应大众。
如《史记》有载：“舜在假典，顾省厥遗。”这里的“厥”有短，缺之意，有降低标准之意。而“顾省”与前者的“自稽”都有自我稽查、自我反省之意。这都是我的个人理解，不作硬性标准决断。不强求别人也接受我的个人观点。）
“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
不违背于普通百姓以及百姓的诸多欲望心。
（“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此话很不易令人理解。金代的进士王特起有词句说“但愿此心如旧，天也不违人愿”，圣人行天道不违人愿，不强求别人必须做什么。若那样就成了逼迫，不是行天道。
不违人愿，是好愿望不违背，坏愿望也不违背。这话说出来大家也许不理解，会反问“好愿望不违背容易理解，但为什么坏愿望也不违背呢？这就不能接受了。”这就如禅宗的六祖惠能大师所说——“自性自度”，“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大致相似。
又如可从宋代的汾阳无德禅师在《楚圆集》中所说“佛不违众生愿”、“佛不脱众生愿”之开示中可感受得到这里的一部分道理。同样，圣人寻求中道，也一样不违众生愿，不违百姓愿。都是尽量地去开化、引导世人。
从这里而说，《保训》的中道道理实在非常高明，实在让人敬佩不已。古圣先贤虽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但思想境界都趋于一致。真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不假。）
“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
因此施设于上下远近之诸人，就变更所处的位置（“易位”，近似于现代话“换位思考”），来接近心思考察思辨，测度（推测研究）于普天之下阴阳二道的种种事物，都是顺应而不逆道而为。
（这里用的是“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有的说法是“乃易位设仪，测阴阳之物”。若是那样，“易位设仪”可能就《易经》设立“阴阳二仪”有关，这样也可以与后面的“测阴阳之物”贯通起来。具体文字难辨，我这里不作死句判断，而硬下结论，还有待研究。）
“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
等到舜即得到中道之后（“舜既得中”言意即是，舜已经明白懂得“中道”，即得道），说“不易”之道实际上只是“变名”而已。
（“言不易实变名”，变名，可理解为：只是表面“变化一下名称而已，内涵并不改变。主要原因是利于大众接受，而行出的一个方便法。”也可理解为：以变化之名行不变之事。二者皆可，二者皆具。此道理如同禅宗临济义玄禅师的“四料简”之法：“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正的“道”即是一切道与一切法，当然包括了以上的所有道理，何况只是“变名”而已呢。同样，这个道理，也符合、阐明、运用于老子的《道德经》中。）
“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
舜从此身体力行，合理、公正、诚心地信奉它，小心翼翼地为人做事，永不懈怠，以用它来作为“三降”之厚德，承载万事万物。
（“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身兹备惟允”，此句合于《尚书》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之理。也可窥见孔子的见地相当精确、独到。
“三降之德”之“三降”不知何意。《礼记·孔子闲居》有说：“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
这里可以作为对“三降”理解的一个参考。另外，此“三降”会不会类似于佛家的“降服其心”，又如降服贪、嗔、痴三毒呢？一笑！但无论如何，这“三降”不是什么坏事，应指向道之途，是崇高且难得的德行。）
“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由此，尧帝嘉赏、称赞于舜，任用授命于他来完成前人未完成的事业，传位于他，并传承于后代人。
（“帝尧嘉之，用受厥绪”。“绪”，绪业，如继未竟之绪，是指继承前人未完成的事业。同样地如“情绪”、“思绪”也有“连绵不断的情思”之意。故，此“绪”字当指代传承未竟事业，同时“绪”也有“传位”之意。由此，也可以说，正因为舜“得中”，即得了“中道”，尧才传位于舜。
我们一般史学上说尧舜禹的“禅让制”，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舜，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的人。这一点，如果能引起历史学家与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恐怕都要重新改写我们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当然，只怕专家、学者们可能不愿接受，也不敢接受。一笑！正如老子所说：“不笑，不足以为道！”）
“呜呼！发，祗之哉！”
啊！我儿姬发啊！你要恭敬传承这个“中道”啊！
（“呜呼！发，祗之哉！”“祗”，有恭敬、祗承、祗奉、传承信奉之意。。《说文》：“祗，敬也。”《周礼·春官·大司乐》有句“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也是敬之意。此“祗” 意合于前文“钦哉”，同合意于后文“敬哉”。这里也可见周文王对此“中道”传承于后世的重视。其重要性实在是不言而喻，何况“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王阳明：致良知，生命的学问】王阳明的核心学说是“致良知”。王阳明有很多哲学命题，比如“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但“致良知”是他的核心概念。晚年他主要讲“致良知”。#每天读国学#
“良知”来源于《孟子》，“致”来源于《大学》的“致知”。有朋友问，“良心”和“良知”有何不同？我认为“良知”也就是“良心”，不过“良知”更加重视“良心”的自觉。你心里有“良心”，有时候你可能不自觉，但是“良知”着重的是“知”，着重强调“良心”是一种主动、精明、醒觉的状态，“良心”为主体所知，所以叫“良知”。
王阳明不仅是个学问家，还是个实践家。他认为，事情正确与否一定要用自己的心去观察、判断，不能盲目地肯定或迷信外在的东西。自从他确立“心学”的立场以后，他的思想就在“心学”的基础上不断地扩展。阳明先生说：“某于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意思是我的学问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经过了很多生死搏斗、性命交关的艰难环境和险恶势力，不是那么平坦过来的。所以他让弟子要多多地体会这种艰难困苦的场景。直到晚年，王阳明都非常重视兢兢业业去做。
王阳明说过：“《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意思是《易经》的64卦，384爻，总结到一点，就是《乾》卦的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潜龙勿用”代表的是，人要沉潜下来，要苦练内功，不要忙着表现自己。就是说在学问没有大成、事业没有成就、各方面的修养还没有充分之前，先要苦练内功，兢兢业业，不要浮躁，不要急于表现自己。所以他才说，《周易》384爻，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
他说，《易经》是讲变化的，但是无论如何变，变到哪一步，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初九潜龙勿用”。意思是，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境遇，对待这些境遇，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即“初九潜龙勿用”：兢兢业业、谨慎小心、苦练内功、逐渐积累，然后再慢慢地表现，慢慢地冲破阻力，逐渐大成。
用“初九潜龙勿用”所表示的精神去处理事务；“善易者不占”，不去预测未来，靠“初九潜龙勿用”去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即可。这就是对于未来的积累，有了这个积累，你未来就可以成功；没有这个积累，未来不能成功。只靠卜卦、预测、侥幸，是不能够成功的。这就是王阳明对待《周易》的态度，王阳明的《周易》观，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这句话对初学者非常重要。初学一定要有知识的积累，品行的提高，经验的获得，意志的磨炼，没有这些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王阳明从龙场悟道，到“我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中间经过一些转变。总体上说，他早年注重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到了晚年，逐渐变得狂放起来，注重“狂者胸次”。他认为，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要开始表现。
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学说方向发生了改变。“致良知”是他晚年成熟的学说。“致”的字义本来可以有两个阐释方向，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招致”、“罗致”就是把外在的东西放在心里面来，这是“致”从外到内的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从内到外的方向，比如我们经常说“致敬”、“致礼”，就是把我心中的敬意和礼貌给你，这是从内到外的路径。
王阳明晚年的“致良知”有一个非常精到的意思，即这两个方向是互相补益的。从内到外的方向，是从孟子出发，再加上龙场悟道确立的心学立场，认为每一个人天生都有良知，做事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良知推至到外面去，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让良知做主，即确定它的方向，不能做坏事。另一点就是从外到内，当你把你的良知推至出去做具体事的时候，会得到具体事物的知识。
王阳明的“良知”的内容比较广泛，除了道德心之外，还有知识的方面、眼界的方面、境界的方面等。所以致良知最基本的是把心中本有的良知推广到做事上去，做事的时候要受良知的指导，然后在具体做事的过程中，获得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继而让知识返回到良知，使良知的内容得以丰富、扩大。所以“致良知”是没有止境的。
王阳明说致良知功夫，公卿大夫也这样做、三家村里的卖柴汉也这样做。公卿大夫知识丰富，地位也高，但他仍然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一个三家村里的卖柴汉，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也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童子有童子的致良知”。致良知就是每个人按照现在所具有的良知水平往外推致，往内获得，这样不断地从内到外，从外到内地反复，使自己的良知越锻炼越深刻，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包容越来越大。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里包含着非常精到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以道德为统领，以知识为辅翼。以道德为统领，指的是做事要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即做事要讲良心，要把自己的良知推广到做具体事情上去，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良知规范的引导下，同时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获得其知识，使这个知识充广到良知里面来，使良知的包容越来越大，良知中的道德境界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广阔。其中，德性起统领作用，知识帮扶德性。德性和知识互相辅翼，两者同步发展，逐渐深入。
另外，王阳明认为，道德本身有主动性，假如我们有些事情不会做的话，我们的良知也会主动地促使我们去求知。他主张的是整个人格的高远、整体素质的提高，碰到不懂的知识，人的高素质可以逼迫着你主动地去求知。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他给了道德性非常主动的地位。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精要之处。所以他的主要的学说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思维方法上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王阳明着重讲心，讲心不是把它分析得很精细，而是比较浑融。王阳明认为，只有浑融的、一般性东西，才能应对所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孔子曰：“君子不器”，意为君子不像一个具体器物一样，只有特定的用途。具体器物是“此”就不能是“彼”。比如说桌子是一件器物，椅子是一件器物，桌子有桌子的用处，椅子有椅子的用处。而“君子不器”是说君子的人格应该是综合的，有了综合的比较高的素质，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
到王阳明这里，他着重的是精神的扩大、整个人格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每一个行为都是具体的，从具体事上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充实到一般上来，而且在一般当中融为一体。不然的话，你只能应对此，而不能应对彼；只能应对彼，而不能应对此。
所以王阳明强调的是，具体知识应该在心里进行整合，这一整合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知识的功能，一方面是德性的功能。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法，充满了比喻、类推、隐喻等，它不走逻辑的路数，它走人文主义的路数。人文主义很强调体验、类推、比喻、想象等等。
王阳明强调的是心的综合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和陆九渊是一致的。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先把道德本心立起来，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去获得具体知识。“先立乎其大”是孟子最早讲的，这个“大”就是学问的纲领，要不断地讲，要反复地提起。陆九渊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到王阳明这里，他觉得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太单薄了，道德是需要强调的，但是道德背后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将会是非常无力的。他希望道德处于统领的地位，但要有知识的根基，要有知识的支撑。这两个东西相辅相成。
王阳明说，如果初学者没有把知识性的东西通过理论性的投射变成道德性的东西的能力，只知埋头格物，这样就会偏离儒家修身为本的根本方向。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把本有的良知推致出去，这是德性的东西，确定做事的善的方向，然后在具体做事当中，吸收做事的智慧，把它返回到良知里面来。
良知这个雪球越滚越大，里面所包含的德行、知识的东西越来越深入。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就是知识和德性两者都不放松，两者齐头并进。说齐头并进还有分而为二的意思，其实在他这里，两者是合一的、同步提高的。
所以，王阳明的学问是活的智慧，特别提倡整个素质的提高。素质的提高包括道德的、人格的，也包括知识的。他强调的是根本的东西。良知碰到实践中的具体需求，就会主动地变为应对具体需求的一套办法。他强调的是在根本上用功。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特点，他强调的是一套活的智慧，强调整个素质的高。同一个行为，在阳明这里可以得到两方面的收获，一个是知识上的，一个是德性上的。
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生命的学问”，这是王阳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良知”来源于《孟子》，“致”来源于《大学》的“致知”。有朋友问，“良心”和“良知”有何不同？我认为“良知”也就是“良心”，不过“良知”更加重视“良心”的自觉。你心里有“良心”，有时候你可能不自觉，但是“良知”着重的是“知”，着重强调“良心”是一种主动、精明、醒觉的状态，“良心”为主体所知，所以叫“良知”。
王阳明不仅是个学问家，还是个实践家。他认为，事情正确与否一定要用自己的心去观察、判断，不能盲目地肯定或迷信外在的东西。自从他确立“心学”的立场以后，他的思想就在“心学”的基础上不断地扩展。阳明先生说：“某于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意思是我的学问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经过了很多生死搏斗、性命交关的艰难环境和险恶势力，不是那么平坦过来的。所以他让弟子要多多地体会这种艰难困苦的场景。直到晚年，王阳明都非常重视兢兢业业去做。
王阳明说过：“《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意思是《易经》的64卦，384爻，总结到一点，就是《乾》卦的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潜龙勿用”代表的是，人要沉潜下来，要苦练内功，不要忙着表现自己。就是说在学问没有大成、事业没有成就、各方面的修养还没有充分之前，先要苦练内功，兢兢业业，不要浮躁，不要急于表现自己。所以他才说，《周易》384爻，归结到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
他说，《易经》是讲变化的，但是无论如何变，变到哪一步，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初九潜龙勿用”。意思是，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境遇，对待这些境遇，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即“初九潜龙勿用”：兢兢业业、谨慎小心、苦练内功、逐渐积累，然后再慢慢地表现，慢慢地冲破阻力，逐渐大成。
用“初九潜龙勿用”所表示的精神去处理事务；“善易者不占”，不去预测未来，靠“初九潜龙勿用”去认认真真、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即可。这就是对于未来的积累，有了这个积累，你未来就可以成功；没有这个积累，未来不能成功。只靠卜卦、预测、侥幸，是不能够成功的。这就是王阳明对待《周易》的态度，王阳明的《周易》观，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初九潜龙勿用”。这句话对初学者非常重要。初学一定要有知识的积累，品行的提高，经验的获得，意志的磨炼，没有这些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王阳明从龙场悟道，到“我此良知之学，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中间经过一些转变。总体上说，他早年注重兢兢业业、苦练内功，到了晚年，逐渐变得狂放起来，注重“狂者胸次”。他认为，人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要开始表现。
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学说方向发生了改变。“致良知”是他晚年成熟的学说。“致”的字义本来可以有两个阐释方向，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招致”、“罗致”就是把外在的东西放在心里面来，这是“致”从外到内的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是从内到外的方向，比如我们经常说“致敬”、“致礼”，就是把我心中的敬意和礼貌给你，这是从内到外的路径。
王阳明晚年的“致良知”有一个非常精到的意思，即这两个方向是互相补益的。从内到外的方向，是从孟子出发，再加上龙场悟道确立的心学立场，认为每一个人天生都有良知，做事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良知推至到外面去，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让良知做主，即确定它的方向，不能做坏事。另一点就是从外到内，当你把你的良知推至出去做具体事的时候，会得到具体事物的知识。
王阳明的“良知”的内容比较广泛，除了道德心之外，还有知识的方面、眼界的方面、境界的方面等。所以致良知最基本的是把心中本有的良知推广到做事上去，做事的时候要受良知的指导，然后在具体做事的过程中，获得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继而让知识返回到良知，使良知的内容得以丰富、扩大。所以“致良知”是没有止境的。
王阳明说致良知功夫，公卿大夫也这样做、三家村里的卖柴汉也这样做。公卿大夫知识丰富，地位也高，但他仍然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一个三家村里的卖柴汉，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也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童子有童子的致良知”。致良知就是每个人按照现在所具有的良知水平往外推致，往内获得，这样不断地从内到外，从外到内地反复，使自己的良知越锻炼越深刻，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包容越来越大。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里包含着非常精到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以道德为统领，以知识为辅翼。以道德为统领，指的是做事要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即做事要讲良心，要把自己的良知推广到做具体事情上去，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良知规范的引导下，同时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获得其知识，使这个知识充广到良知里面来，使良知的包容越来越大，良知中的道德境界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广阔。其中，德性起统领作用，知识帮扶德性。德性和知识互相辅翼，两者同步发展，逐渐深入。
另外，王阳明认为，道德本身有主动性，假如我们有些事情不会做的话，我们的良知也会主动地促使我们去求知。他主张的是整个人格的高远、整体素质的提高，碰到不懂的知识，人的高素质可以逼迫着你主动地去求知。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他给了道德性非常主动的地位。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精要之处。所以他的主要的学说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思维方法上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王阳明着重讲心，讲心不是把它分析得很精细，而是比较浑融。王阳明认为，只有浑融的、一般性东西，才能应对所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孔子曰：“君子不器”，意为君子不像一个具体器物一样，只有特定的用途。具体器物是“此”就不能是“彼”。比如说桌子是一件器物，椅子是一件器物，桌子有桌子的用处，椅子有椅子的用处。而“君子不器”是说君子的人格应该是综合的，有了综合的比较高的素质，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
到王阳明这里，他着重的是精神的扩大、整个人格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每一个行为都是具体的，从具体事上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充实到一般上来，而且在一般当中融为一体。不然的话，你只能应对此，而不能应对彼；只能应对彼，而不能应对此。
所以王阳明强调的是，具体知识应该在心里进行整合，这一整合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知识的功能，一方面是德性的功能。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法，充满了比喻、类推、隐喻等，它不走逻辑的路数，它走人文主义的路数。人文主义很强调体验、类推、比喻、想象等等。
王阳明强调的是心的综合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和陆九渊是一致的。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先把道德本心立起来，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去获得具体知识。“先立乎其大”是孟子最早讲的，这个“大”就是学问的纲领，要不断地讲，要反复地提起。陆九渊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到王阳明这里，他觉得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太单薄了，道德是需要强调的，但是道德背后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将会是非常无力的。他希望道德处于统领的地位，但要有知识的根基，要有知识的支撑。这两个东西相辅相成。
王阳明说，如果初学者没有把知识性的东西通过理论性的投射变成道德性的东西的能力，只知埋头格物，这样就会偏离儒家修身为本的根本方向。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把本有的良知推致出去，这是德性的东西，确定做事的善的方向，然后在具体做事当中，吸收做事的智慧，把它返回到良知里面来。
良知这个雪球越滚越大，里面所包含的德行、知识的东西越来越深入。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就是知识和德性两者都不放松，两者齐头并进。说齐头并进还有分而为二的意思，其实在他这里，两者是合一的、同步提高的。
所以，王阳明的学问是活的智慧，特别提倡整个素质的提高。素质的提高包括道德的、人格的，也包括知识的。他强调的是根本的东西。良知碰到实践中的具体需求，就会主动地变为应对具体需求的一套办法。他强调的是在根本上用功。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特点，他强调的是一套活的智慧，强调整个素质的高。同一个行为，在阳明这里可以得到两方面的收获，一个是知识上的，一个是德性上的。
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生命的学问”，这是王阳明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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