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俄乌战争：从热战到粮食战（下）
原创 梁云风 秦朔朋友圈 2022-04-06 00:00
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过要想吃美国人的饭，就不能砸美国人的锅，自然得乖乖听美国人的话。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直接把别国的饭碗抢到了自己的手里，美国不仅控制了作物产业的知识产权，还一手取消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和补助，逼迫各国打开农业市场，从而让美国的农产品趁虚而入，将其他国家的农业逼入绝境。
以大豆为例，中国大豆自给率为何从100%降到了目前的18%，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挥起了关税的大棒，导致中国大部分大豆企业破产，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则趁机收购，大举收购破产的大豆压榨企业，原本在国内大豆产业中份额占比不到10%的国际粮商，迅速控制了80%的大豆进口货源和国内油脂压榨产能的85%。家喻户晓的“金龙鱼”食用油就是ADM和新加坡丰益国际旗下的产品。中国大豆自此失去了自主权，大豆市场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高。
在阿根廷，1996年起，美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凭借转基因技术，通过先免费后收专利费的方式，不到十年时间，控制了全国90%的种子市场，从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外来户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与阿根廷大豆“失控”的教训仍在眼前，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的议题仍摆在所有国人面前。我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启臻所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不起粮食的波动，粮食必须绝对安全，少一点也不行。”
世人皆知美国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著名的“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但其实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两句——“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无论是军事战、金融战、货币战抑或者是能源战，背后支撑的基础都是粮食，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粮食战”。《粮食战争》作者拉吉·帕特尔认为，粮食战的本质是粮食的政治化，是市场、权利和粮食体系的隐形战争。
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遭遇粮食战的风险仍然较大。这既包括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大，进口粮食来源集中度高，容易受制于人，也包括粮食运输高度依赖海运，容易受限乃至中断；此外，国际粮食市场是卖方市场，我国缺乏话语权，粮食禁运风险仍然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很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比如王宏广教授认为，要实施“大豆进口替代工程”，降低大豆对外依存度30个百分点；建立起多元、长期、稳定的进口源，保证有粮可买；开辟新的国际粮食运输通道等，从不同角度有的放矢。
但笔者认为，根本的粮食安全，还得从自身出发。
对照中美农业方面，我们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短板。
一是育种技术。前面我们提到孟山都用转基因技术占领阿根廷大豆市场，这就是他们育种技术的领先之处。种业发展十分重要，被称为农业的“芯片”。中国是大豆起源国，在大豆单产、品质上长期具有优势，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我国大豆品种资源，又通过先进的育种技术培育新的大豆品种，形成了后来先到的局面。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补短板，解决“卡脖子”技术，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被“断种”。
关于种业，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我国是最大的生猪生产和消费国，但是这些生猪中，约90%是“洋猪”后代，有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进口种猪超过2万头。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在2021年两会期间提到，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本土种猪市场占有率从90%跌到只有2%。“种猪国产化”成了摆在产业界面前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农业效益。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田，愿意保护耕地，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每年都提要稳增长，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农民种田有没有赚到钱的问题。农民种田赚到钱了，就会保护耕地，年轻人也会愿意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否则，农民离开土地，大量农田抛荒，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弱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因此，如何稳定实施农资补贴、农机补贴，提高粮食价格，让种粮农民的收益能够得到保障，也应该放在粮食安全的重要位置。
三是支持大型粮食企业发展。全球四大粮商中（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前三家都是美国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四大粮商垄断了世界两市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及仓储系统。如何培育一批重点农业企业，发挥他们在化肥、农药、种子、饲料、兽药等生产物资方面的配置，在粮食种植、交易、存储、运输方面的功能，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甚至抵御“粮食战”，都应该是应有之义。
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俄乌战争双方都是粮食大国，所以这场战争放大了粮食在这场战争中的影响，但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粮食战从未间断过，美苏之间的“黄金换粮食”，建国后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以及当前仍在持续的中美大豆战，都告诉我们，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外交工具，更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利器。中国不寻求对外开展反人道的粮食战，但我们不得不防，不得不早做准备。
参考资料：
【1】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2】原子智库：《朱启臻：俄乌战争影响全球粮价，中国如何确保自身粮食安全？》
【3】参考消息：《美媒：俄乌战争重创全球粮食供应》
【4】浙江贸促：《出口大国禁令频出，关键原料面临断供！这场全球性危机会到来吗？》
【5】经济参考报：《多国限制出口 全球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原创 梁云风 秦朔朋友圈 2022-04-06 00:00
1954-1956年，粮食援助占了美国对外援助的一半以上。不过要想吃美国人的饭，就不能砸美国人的锅，自然得乖乖听美国人的话。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直接把别国的饭碗抢到了自己的手里，美国不仅控制了作物产业的知识产权，还一手取消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和补助，逼迫各国打开农业市场，从而让美国的农产品趁虚而入，将其他国家的农业逼入绝境。
以大豆为例，中国大豆自给率为何从100%降到了目前的18%，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挥起了关税的大棒，导致中国大部分大豆企业破产，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则趁机收购，大举收购破产的大豆压榨企业，原本在国内大豆产业中份额占比不到10%的国际粮商，迅速控制了80%的大豆进口货源和国内油脂压榨产能的85%。家喻户晓的“金龙鱼”食用油就是ADM和新加坡丰益国际旗下的产品。中国大豆自此失去了自主权，大豆市场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高。
在阿根廷，1996年起，美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凭借转基因技术，通过先免费后收专利费的方式，不到十年时间，控制了全国90%的种子市场，从阿根廷大豆产业的外来户成为了最重要的参与者。
中国与阿根廷大豆“失控”的教训仍在眼前，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的议题仍摆在所有国人面前。我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一张嘴，就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正如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启臻所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不起粮食的波动，粮食必须绝对安全，少一点也不行。”
世人皆知美国战略家、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过著名的“谁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但其实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两句——“谁控制了货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谁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人类”。
无论是军事战、金融战、货币战抑或者是能源战，背后支撑的基础都是粮食，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粮食战”。《粮食战争》作者拉吉·帕特尔认为，粮食战的本质是粮食的政治化，是市场、权利和粮食体系的隐形战争。
于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今天，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遭遇粮食战的风险仍然较大。这既包括我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大，进口粮食来源集中度高，容易受制于人，也包括粮食运输高度依赖海运，容易受限乃至中断；此外，国际粮食市场是卖方市场，我国缺乏话语权，粮食禁运风险仍然存在。
针对这些问题，很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解题思路。比如王宏广教授认为，要实施“大豆进口替代工程”，降低大豆对外依存度30个百分点；建立起多元、长期、稳定的进口源，保证有粮可买；开辟新的国际粮食运输通道等，从不同角度有的放矢。
但笔者认为，根本的粮食安全，还得从自身出发。
对照中美农业方面，我们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短板。
一是育种技术。前面我们提到孟山都用转基因技术占领阿根廷大豆市场，这就是他们育种技术的领先之处。种业发展十分重要，被称为农业的“芯片”。中国是大豆起源国，在大豆单产、品质上长期具有优势，但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我国大豆品种资源，又通过先进的育种技术培育新的大豆品种，形成了后来先到的局面。我们必须下大力气补短板，解决“卡脖子”技术，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不被“断种”。
关于种业，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事，我国是最大的生猪生产和消费国，但是这些生猪中，约90%是“洋猪”后代，有数据统计，2020年我国进口种猪超过2万头。正邦集团董事长林印孙在2021年两会期间提到，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本土种猪市场占有率从90%跌到只有2%。“种猪国产化”成了摆在产业界面前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二是农业效益。怎么让农民愿意种田，愿意保护耕地，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每年都提要稳增长，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农民种田有没有赚到钱的问题。农民种田赚到钱了，就会保护耕地，年轻人也会愿意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否则，农民离开土地，大量农田抛荒，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弱化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成了无源之水了。因此，如何稳定实施农资补贴、农机补贴，提高粮食价格，让种粮农民的收益能够得到保障，也应该放在粮食安全的重要位置。
三是支持大型粮食企业发展。全球四大粮商中（ADM、邦基、嘉吉、路易达孚），前三家都是美国企业。进入21世纪以来，四大粮商垄断了世界两市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和全球运输及仓储系统。如何培育一批重点农业企业，发挥他们在化肥、农药、种子、饲料、兽药等生产物资方面的配置，在粮食种植、交易、存储、运输方面的功能，通过企业走出去，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甚至抵御“粮食战”，都应该是应有之义。
某种程度上说，因为俄乌战争双方都是粮食大国，所以这场战争放大了粮食在这场战争中的影响，但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粮食战从未间断过，美苏之间的“黄金换粮食”，建国后美国对中国的粮食禁运，以及当前仍在持续的中美大豆战，都告诉我们，粮食是生活必需品，也是外交工具，更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利器。中国不寻求对外开展反人道的粮食战，但我们不得不防，不得不早做准备。
参考资料：
【1】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2】原子智库：《朱启臻：俄乌战争影响全球粮价，中国如何确保自身粮食安全？》
【3】参考消息：《美媒：俄乌战争重创全球粮食供应》
【4】浙江贸促：《出口大国禁令频出，关键原料面临断供！这场全球性危机会到来吗？》
【5】经济参考报：《多国限制出口 全球粮食价格居高不下》
【俄逮捕乌间谍“婴儿”，乌公布“俄间谍”名单，俄乌情报战牵动多方】#乌公布俄间谍名单#俄乌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这场战争将在何时、以什么方式结束，依然难以预测。除了武装部队的正面冲突和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激烈战场——情报战。3月初，一名参与谈判的乌方人员“离奇”死亡事件，让外界依稀看到这个战场的冰山一角。近日，乌军方情报机构公布600多名在欧洲活跃的“俄罗斯间谍”的详细信息，让观察家们开始思考这条战线会延至哪里。事实上，冲突早已不限于俄乌，自2月下旬以来，美欧多国已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宣布驱逐百余俄外交官。
从间谍“婴儿”被捕说起
“你是哪国人？”
“乌克兰人。”
“你用了什么假名？”
“婴儿。”
“你还与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成员讨论了其他什么特殊任务？”
“搜索有关俄罗斯联邦境内目前的……反对派记者的信息。”
这是俄罗斯《消息报》网站3月25日上传的一段视频的部分内容。视频开头，俄联邦安全局三名官员给一名倒在雪地上的男子戴上手铐，另一名俄官员走到这名男子面前，将他的头拽向镜头。然后，视频切换到一个空荡荡的房间，这名男子身体前倾，右眼一侧似乎有一道伤口，他开始回答审讯者的问题。
据俄新社报道，该男子名叫鲁达西，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具有乌克兰和波兰双重国籍，2019年来到莫斯科，考入俄罗斯一所知名高校。他负责监视乌克兰驻俄记者和政治学者。“在试图获取参与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的信息时，嫌疑人在莫斯科被捕。”俄联邦安全局称。
有分析称，此次逮捕意义重大，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首次公开逮捕乌间谍。新西兰《先驱报》评论称，随着俄罗斯宣布抓获这名乌克兰间谍，俄乌两国之间的秘密情报战浮出水面。
俄罗斯抓乌克兰间谍，乌方也没闲着。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为打击俄罗斯在欧洲的情报系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部门近日公布了一份620人的俄罗斯间谍名单，这些人据称都在欧洲活动。名单以俄文发布，被披露的有这些人的姓名、电话号码、护照号码、车牌号、部分财务细节，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家庭住址。“每个欧洲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乌情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称。
“举国抓间谍”
提起俄乌间谍战，很多人会想起3月上旬曾参与俄乌谈判的乌方代表杰尼斯·基列耶夫在基辅被杀害事件。关于他的死，有乌方人士称，是乌国家安全局所为，他们已掌握基列耶夫“勾结”俄罗斯的证据。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却说，基列耶夫是该部门官员，与另外两名情报人员在执行特殊任务时被杀，属因公殉职。让人不解的是，根据塔斯社编制的官方名单，基列耶夫并未被正式列为乌克兰代表团的一员，但他被拍到参加了谈判。
除了这起案件，3月30日，乌克兰根据一项新法律宣布首个针对乌公民与俄罗斯军队合作的起诉案。乌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否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公开呼吁乌克兰人支持侵略国的非法决定和行动”。法新社称，3月中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两周后，基辅通过这一新法律。根据该法，与“敌方”部队“合作”可能会导致被判10到12年监禁。乌检察官表示，已经展开150多项调查。
据乌媒报道，乌国家安全局称已破获多起“俄罗斯间谍”的破坏行动，逮捕许多“间谍”与“破坏分子”。这些人大部分是乌克兰公民，按乌官方的说法，他们的“破坏行动”包括并不仅限于：提供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信息，给重要设施做标记，窃取重要文件，冲击哨卡，抢劫物资等。一些趁秩序混乱进行违法活动及宵禁期间活动的人也被视作“破坏分子”。
“举国抓间谍：对破坏者的恐惧让乌克兰人不安。”《纽约时报》3月31日描述称，“有检查点，有热线，还有举报可疑活动的应用程序，乌克兰人担心破坏者在他们中间散布引发不信任或错误的信息。”在靠近波兰的利沃夫，怀疑情绪尤其高涨，那里已成为吸引寻求安全的乌克兰人的磁石，街道上因此出现许多陌生面孔。当地一名官员说，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警方和行政人员每天接到约1.7万个有关可疑活动的电话。
俄方动作也不少。俄罗斯《报纸报》3月31日称，近日，乌情报部门在俄境内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俄联邦安全局表示，其与内务部、联邦侦查委员会在俄23个地区抓获乌新纳粹组织“MKU”的60名成员。报道还称，乌情报部门试图利用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的同胞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在俄乌克兰人被起诉的案例越来越多。
驱逐外交官
在这场间谍战中，不少西方国家也在行动。3月30日，斯洛伐克表示，决定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我的政府不会容忍俄罗斯人以外交为掩护，在斯洛伐克领导大规模间谍活动，腐蚀我们的民众，传播虚假信息，使我们的社会两极分化。”斯总理爱德华·黑格尔在脸书上表达不满。
此前一天，另4个欧盟成员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捷克分别宣布驱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共计43人。《华尔街日报》称，欧洲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旨在瓦解所谓间谍网络。一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说，欧盟一些较小成员国在莫斯科只有少数外交官，它们一直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担心针锋相对的驱逐行动可能等同于关闭其在俄大使馆。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自俄乌开战以来，涉及约12国的一百多名俄外交官被要求离开。最早是2月28日，美国宣布从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驱逐12名“情报人员”。3月23日，波兰驱逐45名“伪装成外交官的俄罗斯间谍”。俄方称，将基于对等原则做出回应。
上一次这样大规模驱逐外交人员是在2018年。那年，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中毒”事件引发美西方国家驱逐150多名俄外交官。莫斯科则以驱逐近200名西方外交人员作为回应。
在这场特殊时期的间谍战中，白俄罗斯也出手了。一周多前，白国家安全委员会侦查局副局长贝切克表示，他们摧毁了一个在外交身份掩护下运转的乌克兰间谍网络。白总统卢卡申科说，明斯克驱逐了12名乌克兰间谍。
据俄罗斯“Vesti”电视台报道，明斯克称基辅在白俄罗斯的情报活动“前所未有”，乌外交使团的一半工作人员是间谍，他们不仅仅招募线人，还搜集有关军事设施的情报。白方披露的信息在俄国家电视台上得以展示，比如一些人的照片、姓名和职务，里面有乌克兰驻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顾问等。还有一段录音记录了乌克兰领事与居住在戈梅利地区的乌克兰公民之间的对话：“你所在地区，有没有俄罗斯装备活动的情况？”“没有。”报道称，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信，乌情报部门正在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情报部门合作。（《环球时报》4月1日16版文章，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李琳佳 本报特约记者 柳 直 辛 斌 萧雅文 张倍鑫）
从间谍“婴儿”被捕说起
“你是哪国人？”
“乌克兰人。”
“你用了什么假名？”
“婴儿。”
“你还与乌克兰安全部门的成员讨论了其他什么特殊任务？”
“搜索有关俄罗斯联邦境内目前的……反对派记者的信息。”
这是俄罗斯《消息报》网站3月25日上传的一段视频的部分内容。视频开头，俄联邦安全局三名官员给一名倒在雪地上的男子戴上手铐，另一名俄官员走到这名男子面前，将他的头拽向镜头。然后，视频切换到一个空荡荡的房间，这名男子身体前倾，右眼一侧似乎有一道伤口，他开始回答审讯者的问题。
据俄新社报道，该男子名叫鲁达西，出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具有乌克兰和波兰双重国籍，2019年来到莫斯科，考入俄罗斯一所知名高校。他负责监视乌克兰驻俄记者和政治学者。“在试图获取参与俄罗斯国防部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军人的信息时，嫌疑人在莫斯科被捕。”俄联邦安全局称。
有分析称，此次逮捕意义重大，这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方首次公开逮捕乌间谍。新西兰《先驱报》评论称，随着俄罗斯宣布抓获这名乌克兰间谍，俄乌两国之间的秘密情报战浮出水面。
俄罗斯抓乌克兰间谍，乌方也没闲着。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为打击俄罗斯在欧洲的情报系统，乌克兰国防部情报部门近日公布了一份620人的俄罗斯间谍名单，这些人据称都在欧洲活动。名单以俄文发布，被披露的有这些人的姓名、电话号码、护照号码、车牌号、部分财务细节，甚至包括一些人的家庭住址。“每个欧洲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乌情报机构在社交媒体上称。
“举国抓间谍”
提起俄乌间谍战，很多人会想起3月上旬曾参与俄乌谈判的乌方代表杰尼斯·基列耶夫在基辅被杀害事件。关于他的死，有乌方人士称，是乌国家安全局所为，他们已掌握基列耶夫“勾结”俄罗斯的证据。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却说，基列耶夫是该部门官员，与另外两名情报人员在执行特殊任务时被杀，属因公殉职。让人不解的是，根据塔斯社编制的官方名单，基列耶夫并未被正式列为乌克兰代表团的一员，但他被拍到参加了谈判。
除了这起案件，3月30日，乌克兰根据一项新法律宣布首个针对乌公民与俄罗斯军队合作的起诉案。乌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东部城镇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名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视频中，他否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公开呼吁乌克兰人支持侵略国的非法决定和行动”。法新社称，3月中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两周后，基辅通过这一新法律。根据该法，与“敌方”部队“合作”可能会导致被判10到12年监禁。乌检察官表示，已经展开150多项调查。
据乌媒报道，乌国家安全局称已破获多起“俄罗斯间谍”的破坏行动，逮捕许多“间谍”与“破坏分子”。这些人大部分是乌克兰公民，按乌官方的说法，他们的“破坏行动”包括并不仅限于：提供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信息，给重要设施做标记，窃取重要文件，冲击哨卡，抢劫物资等。一些趁秩序混乱进行违法活动及宵禁期间活动的人也被视作“破坏分子”。
“举国抓间谍：对破坏者的恐惧让乌克兰人不安。”《纽约时报》3月31日描述称，“有检查点，有热线，还有举报可疑活动的应用程序，乌克兰人担心破坏者在他们中间散布引发不信任或错误的信息。”在靠近波兰的利沃夫，怀疑情绪尤其高涨，那里已成为吸引寻求安全的乌克兰人的磁石，街道上因此出现许多陌生面孔。当地一名官员说，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周，警方和行政人员每天接到约1.7万个有关可疑活动的电话。
俄方动作也不少。俄罗斯《报纸报》3月31日称，近日，乌情报部门在俄境内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愈演愈烈。俄联邦安全局表示，其与内务部、联邦侦查委员会在俄23个地区抓获乌新纳粹组织“MKU”的60名成员。报道还称，乌情报部门试图利用在俄罗斯生活和工作的同胞进行情报和破坏活动，在俄乌克兰人被起诉的案例越来越多。
驱逐外交官
在这场间谍战中，不少西方国家也在行动。3月30日，斯洛伐克表示，决定驱逐35名俄罗斯外交官。“我的政府不会容忍俄罗斯人以外交为掩护，在斯洛伐克领导大规模间谍活动，腐蚀我们的民众，传播虚假信息，使我们的社会两极分化。”斯总理爱德华·黑格尔在脸书上表达不满。
此前一天，另4个欧盟成员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捷克分别宣布驱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俄罗斯外交官，共计43人。《华尔街日报》称，欧洲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旨在瓦解所谓间谍网络。一名欧洲高级外交官说，欧盟一些较小成员国在莫斯科只有少数外交官，它们一直没有这样做，原因是担心针锋相对的驱逐行动可能等同于关闭其在俄大使馆。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自俄乌开战以来，涉及约12国的一百多名俄外交官被要求离开。最早是2月28日，美国宣布从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中驱逐12名“情报人员”。3月23日，波兰驱逐45名“伪装成外交官的俄罗斯间谍”。俄方称，将基于对等原则做出回应。
上一次这样大规模驱逐外交人员是在2018年。那年，俄罗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中毒”事件引发美西方国家驱逐150多名俄外交官。莫斯科则以驱逐近200名西方外交人员作为回应。
在这场特殊时期的间谍战中，白俄罗斯也出手了。一周多前，白国家安全委员会侦查局副局长贝切克表示，他们摧毁了一个在外交身份掩护下运转的乌克兰间谍网络。白总统卢卡申科说，明斯克驱逐了12名乌克兰间谍。
据俄罗斯“Vesti”电视台报道，明斯克称基辅在白俄罗斯的情报活动“前所未有”，乌外交使团的一半工作人员是间谍，他们不仅仅招募线人，还搜集有关军事设施的情报。白方披露的信息在俄国家电视台上得以展示，比如一些人的照片、姓名和职务，里面有乌克兰驻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大使顾问等。还有一段录音记录了乌克兰领事与居住在戈梅利地区的乌克兰公民之间的对话：“你所在地区，有没有俄罗斯装备活动的情况？”“没有。”报道称，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信，乌情报部门正在与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情报部门合作。（《环球时报》4月1日16版文章，本报驻俄罗斯特约记者 李琳佳 本报特约记者 柳 直 辛 斌 萧雅文 张倍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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