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某社会学杂志新文，大致意思是说labor unrest导致天朝企业用更多的机器

首页发布

【日本宣布将于本月试行接纳部分国家小规模旅行团（ small-scale tours）】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从6月起恢复外国游客入境，仅限于团体游客（fixed package tours）。如果入境人数大幅增加，则很难继续对所有人进行检测。报道称，本次试行对象为美国、澳大利亚、泰国和新加坡（United States, Australia, Thailand and Singapore）4个国家的团队游客。游客须满足已接种3次新冠疫苗等条件，并由旅行社的导游陪同，按照事先设定的行程旅游。报道称，日本政府将通过此举，验证外国游客入境及出行时的防疫对策效果。

为此，日本正在考虑对出境前检测可靠性高的国家的人员以及已使用政府指定的疫苗进行第三次接种的人员免除入境时新冠检测。目前，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入境者和归国人员都必须提交出发前72小时内接受的PCR检测等的阴性证明，然后在抵达机场时进行抗原定量检测。

想了解一位哲学家诚实与否，只需要看她对马克思的态度；想知道一位社会科学家诚实与否，只需要看她的计量模型。

大约几年前，某天朝研究杂志的award-winning paper，只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了first difference，就得出结论“天朝对labor unrest的回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加强military spending，另一方面有更多的pro-labor decisions in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考虑到天朝官方统计数据的可信度，考虑到经济区与军区的重合，只能说下结论要谨慎。好在作者比较诚实，整体上还是在强调associations。

前几天某社会学杂志新文，大致意思是说labor unrest导致天朝企业用更多的机器人替代工人，一看计量模型，Arellano–Bond estimator，但没有任何自相关和过度识别检验，稳健性检验是在identification大概率不成立的情况下的placebo test。再多提一嘴，两篇文章都没有clustered standard errors。

其实作者们（一作都是非中国人的藤校精英）的故事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故事到底是故事，要被经验数据所验证才能算是事实（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我自己在哲学上并不相信“客观”和“事实”）。这些文章的分析看下来，先入为主和目的论的色彩很浓，作为baseline的标准面板模型的结果都没有呈现，identification assumptions缺乏验证，更没看出对解决天朝labor relations问题有何启示。

在这些方面，一些做定性研究的学者要好太多了，简单列举两篇：

Chen, P., & Gallagher, M. (2018). Mobilization without movement: How the Chinese state “fixed” labor insurgency. ILR Review, 71(5), 1029-1052.

Friedman, E. D. (2014).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ctoral unions in China. ILR Review, 67(2), 481-503.

其实计量本身不应该成为社科研究的重点，但对计量的滥用，会成为仇恨、压迫、对立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