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泄露用户信息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今年6月，工信部网站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通报(2020年第一批)》，在16款未完成整改的App名单中不乏e代驾、当当等知名应用，且相当一部分涉及将用户信息“私自共享给第三方”。
根据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接到的投诉情况看，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权限申请、个性化服务以及账号注销等方面，都有大量用户投诉。随着大众对个人信息价值认识觉醒，不少用户开始反感与自己“心有灵犀”的应用推送，毕竟在“默契”背后隐藏的或许是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侵犯。
最大风险产生在数据流通、共享环节
“公民的位置、信用、交易等信息被源源不断收集、存储在网络空间，信息泄露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如何规范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遏制个人信息滥用及衍生的诈骗等，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的通力合作。”在日前举办的中国互联网大会“个人信息保护”论坛上，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这样说。
近年来，小程序、快应用等蓬勃发展。这些即时应用不需安装、即点即用，还具备了传统App完整的应用体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信息安全部主任宁华说，一些企业内部管理不够完善，防护能力不足导致数据容易泄露。比如，企业人员管理技术不完善，缺乏对管理、开发人员的安全防护培训等。
另外，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难感知、难取证现象依然存在。宁华认为，个人信息经常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使用。比如，用户在搜索过程中输入信息、在谈话中聊天聊内容，都在以用户可感知形式呈现在了一些App的个性化推荐中。
百度集团法务部负责人李妍洁也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模型训练不能离开数据，而往往最大风险产生于数据的流通和共享之中。“如何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前提下，实现数据流通、共享，成为了一大挑战”。
定向推送背后是“懂你”还是“害你”
日前，央视新闻报道手机App“偷窥”乱象，有App十几分钟内访问照片和文件两万多次，涉及移动教学软件“优学院”、办公软件“TIM”等多款产品。
“未经用户同意，部分App存在频繁调用API接口（操作系统留给应用程序的调用接口）获取用户信息现象。我们测试发现，部分应用在后台运行情况下，按每5分钟、30分钟或1小时的间隔调用API，这种行为并不存在于合理的应用场景中，也没有出具必要的情况说明。”宁华说。
工信部20号令第11条规定，不得收集其提供服务所必需以外的信息，不能将用户个人信息用于其提供服务之外的目的；工信部337号文中也规定，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如果是非服务所必须或合理应用场景，不应该存在超范围、超频次读取通讯录、位置信息、身份证、人脸等行为。
针对人们常说的“App窃听用户隐私”行为，宁华认为，从产业发展趋势看，基于神经网络语音识别、芯片技术迅速发展，语音识别正趋于本地化、免唤醒、低功耗，部分App正在利用上述技术“窃听”隐私并做定向推送。
“我们也在对个人信息保护出现的新问题进行重点排查，包括集成第三方服务时责任界定、完善权限申请目的告知能力、优化调用行为记录等。”宁华认为，可以采用以合作协议、合同等方式界定双方责任，在权限管控方面优化终端权限授予机制，推动权限开放最小化；同时，完善应用权限申请使用机制，尽量移出不必要的第三方依赖权限，涉及日历、通信录、通话记录、短信、电话、位置等敏感信息，推动权限申请目的告知一体化。
近年来，泰尔终端实验室正在加强设备唯一识别码防护，制定移动终端设备、蓝牙MAC地址、特定Cookie设备的识别码标准，以及推动构建移动互联网应用签名认证机制，通过电子签名技术实现应用防篡改。
破解责任界定不清，监管尚须“道高一丈”
目前，个人隐私问题的主体责任不清晰、举证困难等，正在成为整治中面临的常见现象。另外，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方面，很多恶意应用也在通过打擦边球方式，在命名、图标样式方面与热门应用类似，一些小众分发平台监测审核力度参差不齐，导致了平台出现恶意应用比例相对较高。
“开发者、监测机构、分发平台、终端系统等，缺乏完整的数据信任链条，目前系统在安装、使用应用时很难进行鉴别，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更缺乏相应能力识别恶意应用，只能依赖分发平台和终端安装时的相应提示。”宁华说。
不容忽视的是，现在部分第三方SDK（应用软件开发工具集合）同时被多家应用集成使用，其在收集使用方面与软件应用一样都具备同样能力。宁华坦言，在集成SDK方面，应用通常缺乏有效技术和管理手段，在发生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时，很难第一时间确定原因，也存在责任不清或相互推委现象。
在业界看来，移动应用开发者在集成或接入第三方服务时，应该明确双方在公开处理个人信息规则，明示处理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以及在争取用户同意等方面，不应该因责任界定不清，导致监管乏力。
九龙治水之下可适当引入“问责制”
今年以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陆续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日程；前段时间，国家四部委再次联合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整治行动。未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进入深水区，后续加强立法、制定监管政策、保障跨境数据流动等，都将成为行业常态。
“目前‘九龙治水’格局下，不同部门都有相应执法权，但却是分散的执法体系。”中国互联网协会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汉华说，工信、市场监管、公安、网信、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等部门都负有相应责任，但当前管理格局导致某些情况下执法责任边界不明确，容易出现推卸责任的情况。
在阿里巴巴集团法务部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顾伟看来，需要在法律层面引入相应问责制。比如，明确要求企业需要履行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实现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主动“履职”。
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各国个人信息保护执法管理机构也都纷纷加强信息滥用以及泄露事件的处罚力度。“最新调研显示，GDPR实施两年以来数据保护部门共实施231次罚款，罚金都是‘天文数字’。在这样的监管力度下，相信会有更多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行动开展。”李妍洁说。周汉华也认为，目前最好的结果是能够设立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从而解决政企不分、政监不分的传统管理弊端。
根据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接到的投诉情况看，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权限申请、个性化服务以及账号注销等方面，都有大量用户投诉。随着大众对个人信息价值认识觉醒，不少用户开始反感与自己“心有灵犀”的应用推送，毕竟在“默契”背后隐藏的或许是对个人隐私信息的侵犯。
最大风险产生在数据流通、共享环节
“公民的位置、信用、交易等信息被源源不断收集、存储在网络空间，信息泄露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如何规范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遏制个人信息滥用及衍生的诈骗等，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的通力合作。”在日前举办的中国互联网大会“个人信息保护”论坛上，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黄澄清这样说。
近年来，小程序、快应用等蓬勃发展。这些即时应用不需安装、即点即用，还具备了传统App完整的应用体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信息安全部主任宁华说，一些企业内部管理不够完善，防护能力不足导致数据容易泄露。比如，企业人员管理技术不完善，缺乏对管理、开发人员的安全防护培训等。
另外，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难感知、难取证现象依然存在。宁华认为，个人信息经常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使用。比如，用户在搜索过程中输入信息、在谈话中聊天聊内容，都在以用户可感知形式呈现在了一些App的个性化推荐中。
百度集团法务部负责人李妍洁也认为，人工智能时代，模型训练不能离开数据，而往往最大风险产生于数据的流通和共享之中。“如何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前提下，实现数据流通、共享，成为了一大挑战”。
定向推送背后是“懂你”还是“害你”
日前，央视新闻报道手机App“偷窥”乱象，有App十几分钟内访问照片和文件两万多次，涉及移动教学软件“优学院”、办公软件“TIM”等多款产品。
“未经用户同意，部分App存在频繁调用API接口（操作系统留给应用程序的调用接口）获取用户信息现象。我们测试发现，部分应用在后台运行情况下，按每5分钟、30分钟或1小时的间隔调用API，这种行为并不存在于合理的应用场景中，也没有出具必要的情况说明。”宁华说。
工信部20号令第11条规定，不得收集其提供服务所必需以外的信息，不能将用户个人信息用于其提供服务之外的目的；工信部337号文中也规定，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如果是非服务所必须或合理应用场景，不应该存在超范围、超频次读取通讯录、位置信息、身份证、人脸等行为。
针对人们常说的“App窃听用户隐私”行为，宁华认为，从产业发展趋势看，基于神经网络语音识别、芯片技术迅速发展，语音识别正趋于本地化、免唤醒、低功耗，部分App正在利用上述技术“窃听”隐私并做定向推送。
“我们也在对个人信息保护出现的新问题进行重点排查，包括集成第三方服务时责任界定、完善权限申请目的告知能力、优化调用行为记录等。”宁华认为，可以采用以合作协议、合同等方式界定双方责任，在权限管控方面优化终端权限授予机制，推动权限开放最小化；同时，完善应用权限申请使用机制，尽量移出不必要的第三方依赖权限，涉及日历、通信录、通话记录、短信、电话、位置等敏感信息，推动权限申请目的告知一体化。
近年来，泰尔终端实验室正在加强设备唯一识别码防护，制定移动终端设备、蓝牙MAC地址、特定Cookie设备的识别码标准，以及推动构建移动互联网应用签名认证机制，通过电子签名技术实现应用防篡改。
破解责任界定不清，监管尚须“道高一丈”
目前，个人隐私问题的主体责任不清晰、举证困难等，正在成为整治中面临的常见现象。另外，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方面，很多恶意应用也在通过打擦边球方式，在命名、图标样式方面与热门应用类似，一些小众分发平台监测审核力度参差不齐，导致了平台出现恶意应用比例相对较高。
“开发者、监测机构、分发平台、终端系统等，缺乏完整的数据信任链条，目前系统在安装、使用应用时很难进行鉴别，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更缺乏相应能力识别恶意应用，只能依赖分发平台和终端安装时的相应提示。”宁华说。
不容忽视的是，现在部分第三方SDK（应用软件开发工具集合）同时被多家应用集成使用，其在收集使用方面与软件应用一样都具备同样能力。宁华坦言，在集成SDK方面，应用通常缺乏有效技术和管理手段，在发生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时，很难第一时间确定原因，也存在责任不清或相互推委现象。
在业界看来，移动应用开发者在集成或接入第三方服务时，应该明确双方在公开处理个人信息规则，明示处理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以及在争取用户同意等方面，不应该因责任界定不清，导致监管乏力。
九龙治水之下可适当引入“问责制”
今年以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陆续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日程；前段时间，国家四部委再次联合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整治行动。未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进入深水区，后续加强立法、制定监管政策、保障跨境数据流动等，都将成为行业常态。
“目前‘九龙治水’格局下，不同部门都有相应执法权，但却是分散的执法体系。”中国互联网协会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汉华说，工信、市场监管、公安、网信、教育、医疗卫生、金融等部门都负有相应责任，但当前管理格局导致某些情况下执法责任边界不明确，容易出现推卸责任的情况。
在阿里巴巴集团法务部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顾伟看来，需要在法律层面引入相应问责制。比如，明确要求企业需要履行相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实现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主动“履职”。
据初步统计，目前已有140多个国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各国个人信息保护执法管理机构也都纷纷加强信息滥用以及泄露事件的处罚力度。“最新调研显示，GDPR实施两年以来数据保护部门共实施231次罚款，罚金都是‘天文数字’。在这样的监管力度下，相信会有更多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行动开展。”李妍洁说。周汉华也认为，目前最好的结果是能够设立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从而解决政企不分、政监不分的传统管理弊端。
贵州茅台之“资本”新论
尽管市值位居A股之首，但是就社会贡献而言，贵州茅台还有很大的差距。投资者，尤其是机构，对于一家公司的评价，还应该看到股东回报之外的更多元化的内涵。
#
州茅台到底创造了多少社会价值？
作为当之无愧的市场明星，凭借约500亿元净利润，撬动2.7万亿总市值，贵州茅台是A股市值最高的公司。当前市场给予茅台的评价，是完全基于经营和业绩的——无可挑剔的市场地位，稳定的盈利能力，让茅台享受着投资者给予的确定性溢价，这似乎无可厚非。
然而，这是否太过“资本主义”了，不够多样性？
就评价一家公司的整体价值而言，还需要一些利润、股东回报之外更为全面的视角，至少还应该考虑一家公司创造的社会价值。比如观察一家公司对于社会就业、社会进步等方面贡献的多寡。进一步说，用更包容、更多元的方式评价公司，比方引入ESG（环境、社会及治理）指标体系。
但遗憾的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些方面的时候，茅台的地位就会下降许多，尤其是与那些同样构成市场明星且盈利能力惊人的公司进行比较时，如苹果公司。
盈利能力呈现巨大差距
谁更能驱动社会进步
尽管茅台和苹果两家公司属于不同行业，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市场背景，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两家公司盈利能力展开比较。
从净资产收益率（ROE）来看，过去十年，贵州茅台的ROE平均值为34%，在国内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受益于90%多的毛利率，贵州茅台享受着“自然垄断”地位给其产品价格带来的丰厚回报，也造就了其较高的ROE。
不过，当把这一指标与苹果公司比较的时候，贵州茅台还是凸显其竞争力差距。依靠不足40%的产品毛利率，过去十年，苹果公司依然收获了高达41%的ROE，2020财年更是达到惊人的74%，远超茅台。
两家公司毛利率上的差别，实际是市场地位导致的。依靠“自然垄断”，贵州茅台享有对其产品无可辩驳的定价能力，其定价就是市场必须的接受价，这意味着贵州茅台，可以在不考虑经营效率以及杠杆率等多个因素的背景下，依靠不断提价维持其ROE的稳定。
苹果公司就不一样了。苹果公司的手机、Pad、AirPods等诸多产品，面临着众多的竞争对手，安卓系列的三星、华为、小米等等都对其市场地位构成挑战，因此苹果公司的产品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形成的，这意味着苹果公司的产品要达成市场销售以及维持产品毛利率的稳定两个特定目标，并通过提供运营效率等以最终推升其ROE。否则，苹果公司的股票将被投资者抛弃。显然，这是一种更高阶段的竞争，呈现了能力的差异。
还是应该承认，导致两家公司ROE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在于杠杆率。以权益乘数来表示的杠杆率，贵州茅台过去十年长期维持在1.2倍的水平。反观苹果公司，其杠杆率从2010年前后的不足2倍，上升至2019财年的4.96倍，其财务杠杆水平是贵州茅台的4倍。当然，苹果公司较高的杠杆率也有美国极低的市场利率因素。
经营效率方面，数据来看，贵州茅台的经营效率远低于苹果公司。这在财务上是有典型意义的——意味着其通过资产获取收入的能力低于苹果公司。2019年，贵州茅台的总资产周转率仅为0.52次，苹果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可以高达0.83次，后者是前者的1.5倍。换句话说，同样的资产，苹果公司创造收入的能力是茅台的1.5倍。
导致二者运营效率差距的原因在于产品自身特性。茅台酒，从粮食采购，到蒸馏发酵，直到最终装瓶销售，其整个存货的变现时间长达3年以上。茅台酒的产能以及产品特性是其经营效率较低的主要瓶颈，且无法根本上克服。
苹果公司就不一样了，由于采取了无工厂的设计模式，苹果公司实际上通过将其“库存”巧妙地放到了代工商处的方式实现了极低的库存管理，其存货在苹果公司账面的停留时间最长不会超过10天（过去十年）。
苹果公司能够做到现在的市场地位，离不开其出色的产品设计能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以电脑起家的苹果公司，最终利用自己的创新优势地位将其产品广泛延伸到了手机、Pad，以及音响、订阅收入等诸多方面，形成庞大的苹果产业帝国，并以自身的力量成为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典型的案例就是触摸屏手机的出现，开启智能手机时代。
但是茅台，千百年来，总归只是酒。当然，这也正是茅台确定性之所在，很多投资人投资茅台，就是因为其业务模式赚钱更轻松。作为基本面优质的股票，资本追逐茅台并没有错。
不过，回到本文初始的主题，就社会贡献而言，贵州茅台还有很大的差距。
产业链背后的思考
社会就业的巨大差异
苹果与茅台之间更大的差距，在于最终创造社会价值的多寡，这样的评价角度涵盖了就业、税收等诸多因素。事实上，正是在这些方面，茅台与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卓越公司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价值鸿沟，尤其是在推动社会就业以及科技与生产力进步等方面。这些都与贵州茅台的市值体量无法匹配。
就业方面，苹果公司直接员工数量14.7万人，贵州茅台仅为2.47万人，前者是后者的5倍。尽管员工规模数量有双方公司业务体量大小的差异原因，但是更大的规模代表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此外界无法否认。而当我们把视角进一步延伸向双方员工创收能力的时候，差距明显。数据显示，贵州茅台员工年创造业务收入329万元，苹果公司高达1143万元。
如果将社会就业推广到更具价值量的产业链角度，结论会更为惊人。坦率来说，贵州茅台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链（当然也有上游的粮食生产、下游的销售等）。一个成熟的产业链，需要具备上下游分工以及相互价值交换的典型特征，层次分明，比方苹果、华为、小米、特斯拉等等。以苹果为例，全球围绕苹果公司形成了极其庞大的产业链，图１是iPhoneX的产业链图（Wind）。
从上述产业链不难看出，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涵盖了芯片、存储器、电池、盖板、天线，直到代工在内的众多供应商。他们联合苹果一起构建了庞大的苹果链，并因此创造巨大的就业和社会价值。
另据Wind苹果链分布，涉及A股上市公司立讯精密、蓝思科技等41家，这些公司吸纳的就业累计达到了119万人，一年创造的社会收入达到了1.2万亿。由此可见，一条苹果链，不仅“创造”了精密产业工人，他们还构成社会财富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些苹果产业链上的公司并不是全部的产能都完全围绕苹果开展，但是苹果链的吸引作用无法否认。下表为A股上市公司员工人数排名前十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表中营收数据为2019年）。
茅台对于上下游的供应链有多大的贡献呢？据茅台公司2019年财报，茅台2019年前五供应商提供的采购额17亿元，占当年全部采购额的38%。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茅台由于国内白酒的特有属性，向上游的采购并不会产生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辐射作用，与苹果公司的全球采购截然不同。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很多市值不及苹果的一些新经济公司，如京东、阿里巴巴，乃至中国石油这样的公司的时候，结论同样成立。依然以就业为例，京东（含物流），32万员工；阿里巴巴，10.4万员工。同时，这些公司也创造出远大于贵州茅台的税收和社会财富额。
然而，转向市值的时候，还是尴尬的。贵州茅台总市值2.7万亿，京东总市值不足1万亿；阿里巴巴稍高，4.2万亿，但是围绕阿里巴巴的平台形成了从商品生产，到平台销售，乃至快递物流的庞大产业链。外界曾有评价，是阿里巴巴孵化了三通一达四大民营快递公司。
是市场失衡，还是资金过度“资本主义”？
性别严重失衡的董事会
贵州茅台ESG表现亟须提升
贵州茅台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茅台酒厂），实际控制人是贵州国资委。贵州国资委通过茅台酒厂以及贵州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等合计持有贵州茅台64.21%的股权；另外加上贵州省财政局间接持股，以及中央汇金等持股，实际上国资持有贵州茅台的股权达到了65.99%。贵州国资委对贵州茅台的经营有着重大影响。
以董事会的改选为例，贵州茅台的董事长高卫东先生经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高卫东曾在贵州省担任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副厅长等职位，且长期从政，缺乏企业经营的实际经验。
进一步来看贵州茅台的董事会结构，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现任董事会成员6人，均为男性；监事会3人，高管6人，各专门委员会6人，全部为男性。也就是说，男性主导贵州茅台的战略和经营。
作为一家市场明星公司，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在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推动女性地位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走的更远，做的更好，实际不然。另外的一个统计还发现，贵州茅台自从2001年上市至今，曾担任过董监高等高管成员的，仅有5名女士。（见表1）
前述茅台董事会乃至高管团队的性别失衡，茅台促进社会就业贡献不足等，这些实际都指向了对于贵州茅台的另外一项公开评价指标，也就是ESG评价指标。
ESG指标，分别是指环境、社会，以及治理三项指标，用以衡量一家公司在股东回报之外对于促进就业，环境保护，提升人类福祉方面做出的贡献。很遗憾，贵州茅台这一分值表现并不理想。
据Wind数据收录的富时罗素、嘉实、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华证指数、商道融绿以及OWL6家第三方ESG评价数据显示，贵州茅台的分值排名总体居中下水平。（见表2）
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贵州茅台市场地位的形成，是由于其所在地环境、气候形成的“自然垄断”，且在上市后的20年里，随着公司市场化的改革，茅台营收一步步超过五粮液，2017年4月，茅台市值超过国际名酒帝亚吉欧，成为全球市值第一酒类制造商。在这个过程中茅台在消费者中的品牌认知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人把茅台定位为奢侈品。甚至在“限酒令”和取消“国酒”茅台对外宣传的利空下，依然掩盖不了旺盛民间需求的利好。
但茅台公司的ESG表现却远不能公众期待，与其高高在上的市场估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贵州茅台依然获得了与苹果公司一样的市值地位，是市场对于这家公司的评价过度“资本主义”，还是贵州茅台做的不够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是值得投资人去思考的，更是需要茅台管理层去思考的。
最后，是一句题外话。有人说全球最大“酒庄”之一的张坤等人是不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这话的出发点或就是缘于ESG投资的基本原则，从对出资人负责的角度来说，会让基金经理的投资方向完全基于ROE的“资本主义”规则。但资本作为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有足够的理由向更加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领域流动，作为优秀的基金经理，他们有责任做出更好的市场表率。
尽管市值位居A股之首，但是就社会贡献而言，贵州茅台还有很大的差距。投资者，尤其是机构，对于一家公司的评价，还应该看到股东回报之外的更多元化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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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茅台到底创造了多少社会价值？
作为当之无愧的市场明星，凭借约500亿元净利润，撬动2.7万亿总市值，贵州茅台是A股市值最高的公司。当前市场给予茅台的评价，是完全基于经营和业绩的——无可挑剔的市场地位，稳定的盈利能力，让茅台享受着投资者给予的确定性溢价，这似乎无可厚非。
然而，这是否太过“资本主义”了，不够多样性？
就评价一家公司的整体价值而言，还需要一些利润、股东回报之外更为全面的视角，至少还应该考虑一家公司创造的社会价值。比如观察一家公司对于社会就业、社会进步等方面贡献的多寡。进一步说，用更包容、更多元的方式评价公司，比方引入ESG（环境、社会及治理）指标体系。
但遗憾的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些方面的时候，茅台的地位就会下降许多，尤其是与那些同样构成市场明星且盈利能力惊人的公司进行比较时，如苹果公司。
盈利能力呈现巨大差距
谁更能驱动社会进步
尽管茅台和苹果两家公司属于不同行业，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市场背景，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两家公司盈利能力展开比较。
从净资产收益率（ROE）来看，过去十年，贵州茅台的ROE平均值为34%，在国内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受益于90%多的毛利率，贵州茅台享受着“自然垄断”地位给其产品价格带来的丰厚回报，也造就了其较高的ROE。
不过，当把这一指标与苹果公司比较的时候，贵州茅台还是凸显其竞争力差距。依靠不足40%的产品毛利率，过去十年，苹果公司依然收获了高达41%的ROE，2020财年更是达到惊人的74%，远超茅台。
两家公司毛利率上的差别，实际是市场地位导致的。依靠“自然垄断”，贵州茅台享有对其产品无可辩驳的定价能力，其定价就是市场必须的接受价，这意味着贵州茅台，可以在不考虑经营效率以及杠杆率等多个因素的背景下，依靠不断提价维持其ROE的稳定。
苹果公司就不一样了。苹果公司的手机、Pad、AirPods等诸多产品，面临着众多的竞争对手，安卓系列的三星、华为、小米等等都对其市场地位构成挑战，因此苹果公司的产品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形成的，这意味着苹果公司的产品要达成市场销售以及维持产品毛利率的稳定两个特定目标，并通过提供运营效率等以最终推升其ROE。否则，苹果公司的股票将被投资者抛弃。显然，这是一种更高阶段的竞争，呈现了能力的差异。
还是应该承认，导致两家公司ROE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在于杠杆率。以权益乘数来表示的杠杆率，贵州茅台过去十年长期维持在1.2倍的水平。反观苹果公司，其杠杆率从2010年前后的不足2倍，上升至2019财年的4.96倍，其财务杠杆水平是贵州茅台的4倍。当然，苹果公司较高的杠杆率也有美国极低的市场利率因素。
经营效率方面，数据来看，贵州茅台的经营效率远低于苹果公司。这在财务上是有典型意义的——意味着其通过资产获取收入的能力低于苹果公司。2019年，贵州茅台的总资产周转率仅为0.52次，苹果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可以高达0.83次，后者是前者的1.5倍。换句话说，同样的资产，苹果公司创造收入的能力是茅台的1.5倍。
导致二者运营效率差距的原因在于产品自身特性。茅台酒，从粮食采购，到蒸馏发酵，直到最终装瓶销售，其整个存货的变现时间长达3年以上。茅台酒的产能以及产品特性是其经营效率较低的主要瓶颈，且无法根本上克服。
苹果公司就不一样了，由于采取了无工厂的设计模式，苹果公司实际上通过将其“库存”巧妙地放到了代工商处的方式实现了极低的库存管理，其存货在苹果公司账面的停留时间最长不会超过10天（过去十年）。
苹果公司能够做到现在的市场地位，离不开其出色的产品设计能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以电脑起家的苹果公司，最终利用自己的创新优势地位将其产品广泛延伸到了手机、Pad，以及音响、订阅收入等诸多方面，形成庞大的苹果产业帝国，并以自身的力量成为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典型的案例就是触摸屏手机的出现，开启智能手机时代。
但是茅台，千百年来，总归只是酒。当然，这也正是茅台确定性之所在，很多投资人投资茅台，就是因为其业务模式赚钱更轻松。作为基本面优质的股票，资本追逐茅台并没有错。
不过，回到本文初始的主题，就社会贡献而言，贵州茅台还有很大的差距。
产业链背后的思考
社会就业的巨大差异
苹果与茅台之间更大的差距，在于最终创造社会价值的多寡，这样的评价角度涵盖了就业、税收等诸多因素。事实上，正是在这些方面，茅台与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卓越公司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价值鸿沟，尤其是在推动社会就业以及科技与生产力进步等方面。这些都与贵州茅台的市值体量无法匹配。
就业方面，苹果公司直接员工数量14.7万人，贵州茅台仅为2.47万人，前者是后者的5倍。尽管员工规模数量有双方公司业务体量大小的差异原因，但是更大的规模代表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此外界无法否认。而当我们把视角进一步延伸向双方员工创收能力的时候，差距明显。数据显示，贵州茅台员工年创造业务收入329万元，苹果公司高达1143万元。
如果将社会就业推广到更具价值量的产业链角度，结论会更为惊人。坦率来说，贵州茅台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链（当然也有上游的粮食生产、下游的销售等）。一个成熟的产业链，需要具备上下游分工以及相互价值交换的典型特征，层次分明，比方苹果、华为、小米、特斯拉等等。以苹果为例，全球围绕苹果公司形成了极其庞大的产业链，图１是iPhoneX的产业链图（Wind）。
从上述产业链不难看出，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涵盖了芯片、存储器、电池、盖板、天线，直到代工在内的众多供应商。他们联合苹果一起构建了庞大的苹果链，并因此创造巨大的就业和社会价值。
另据Wind苹果链分布，涉及A股上市公司立讯精密、蓝思科技等41家，这些公司吸纳的就业累计达到了119万人，一年创造的社会收入达到了1.2万亿。由此可见，一条苹果链，不仅“创造”了精密产业工人，他们还构成社会财富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些苹果产业链上的公司并不是全部的产能都完全围绕苹果开展，但是苹果链的吸引作用无法否认。下表为A股上市公司员工人数排名前十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表中营收数据为2019年）。
茅台对于上下游的供应链有多大的贡献呢？据茅台公司2019年财报，茅台2019年前五供应商提供的采购额17亿元，占当年全部采购额的38%。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茅台由于国内白酒的特有属性，向上游的采购并不会产生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辐射作用，与苹果公司的全球采购截然不同。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很多市值不及苹果的一些新经济公司，如京东、阿里巴巴，乃至中国石油这样的公司的时候，结论同样成立。依然以就业为例，京东（含物流），32万员工；阿里巴巴，10.4万员工。同时，这些公司也创造出远大于贵州茅台的税收和社会财富额。
然而，转向市值的时候，还是尴尬的。贵州茅台总市值2.7万亿，京东总市值不足1万亿；阿里巴巴稍高，4.2万亿，但是围绕阿里巴巴的平台形成了从商品生产，到平台销售，乃至快递物流的庞大产业链。外界曾有评价，是阿里巴巴孵化了三通一达四大民营快递公司。
是市场失衡，还是资金过度“资本主义”？
性别严重失衡的董事会
贵州茅台ESG表现亟须提升
贵州茅台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茅台酒厂），实际控制人是贵州国资委。贵州国资委通过茅台酒厂以及贵州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等合计持有贵州茅台64.21%的股权；另外加上贵州省财政局间接持股，以及中央汇金等持股，实际上国资持有贵州茅台的股权达到了65.99%。贵州国资委对贵州茅台的经营有着重大影响。
以董事会的改选为例，贵州茅台的董事长高卫东先生经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高卫东曾在贵州省担任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副厅长等职位，且长期从政，缺乏企业经营的实际经验。
进一步来看贵州茅台的董事会结构，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现任董事会成员6人，均为男性；监事会3人，高管6人，各专门委员会6人，全部为男性。也就是说，男性主导贵州茅台的战略和经营。
作为一家市场明星公司，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在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推动女性地位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走的更远，做的更好，实际不然。另外的一个统计还发现，贵州茅台自从2001年上市至今，曾担任过董监高等高管成员的，仅有5名女士。（见表1）
前述茅台董事会乃至高管团队的性别失衡，茅台促进社会就业贡献不足等，这些实际都指向了对于贵州茅台的另外一项公开评价指标，也就是ESG评价指标。
ESG指标，分别是指环境、社会，以及治理三项指标，用以衡量一家公司在股东回报之外对于促进就业，环境保护，提升人类福祉方面做出的贡献。很遗憾，贵州茅台这一分值表现并不理想。
据Wind数据收录的富时罗素、嘉实、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华证指数、商道融绿以及OWL6家第三方ESG评价数据显示，贵州茅台的分值排名总体居中下水平。（见表2）
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贵州茅台市场地位的形成，是由于其所在地环境、气候形成的“自然垄断”，且在上市后的20年里，随着公司市场化的改革，茅台营收一步步超过五粮液，2017年4月，茅台市值超过国际名酒帝亚吉欧，成为全球市值第一酒类制造商。在这个过程中茅台在消费者中的品牌认知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人把茅台定位为奢侈品。甚至在“限酒令”和取消“国酒”茅台对外宣传的利空下，依然掩盖不了旺盛民间需求的利好。
但茅台公司的ESG表现却远不能公众期待，与其高高在上的市场估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贵州茅台依然获得了与苹果公司一样的市值地位，是市场对于这家公司的评价过度“资本主义”，还是贵州茅台做的不够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是值得投资人去思考的，更是需要茅台管理层去思考的。
最后，是一句题外话。有人说全球最大“酒庄”之一的张坤等人是不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这话的出发点或就是缘于ESG投资的基本原则，从对出资人负责的角度来说，会让基金经理的投资方向完全基于ROE的“资本主义”规则。但资本作为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有足够的理由向更加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领域流动，作为优秀的基金经理，他们有责任做出更好的市场表率。
【岳阳出台重磅文件！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这些项目都不能建了！】江湖那些事（yyrbjh）从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了解到，针对沿江岸线化工产业污染防治等问题，市政府办近日印发《岳阳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方案》，下面 ，让我们来看看具体内容。
YYCR—2020—01009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陵矶新港区、南湖新区、屈原管理区，市直各单位，中央、省属驻岳各单位：
《岳阳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9月26日
岳阳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方案
为加强长江经济带沿江化工产业污染防治，推进距离长江岸线岳阳段、洞庭湖岸线岳阳段和湘江、资江干流岸线岳阳段（以下统称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生产企业(《化工行业分类表》的子行业中化工产品为主导的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沿江化工企业搬迁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1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我市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严禁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化工生产项目；严禁现有合规化工园区在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靠江扩建。
（二）对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生产企业开展风险评估，2020年重点关闭退出落后产能和安全环保不达标的化工生产企业。引导化工生产企业通过调结构搬迁到沿江1公里范围外的合规化工园区，鼓励企业跨区域异地迁建，坚定不移到2025年底完成搬迁改造任务。对1公里范围内部分有市场前景、且极端事故情况下满足安全环保要求的化工生产企业适当保留，并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进行监管，确保江河湖水安全。
二、工作步骤
（一）建立工作机制。
建立岳阳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市联席会议）制度，由分管副市长任召集人，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资规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金融办、市国资委、市水利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人民银行、岳阳银保监分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和相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市工信局。
（二）开展风险评估。
相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组织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本辖区内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生产企业开展安全环保风险评估，提出坚决关停类、符合条件鼓励搬迁类、建议保留类化工生产企业名单，并以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的名义报送市工信局、市应急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和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极端事故情况下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安全环保风险评估相关工作，确保水生态、水环境安全。市工信局、市应急局、市生态环境局提出我市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三类化工生产企业名单，经市政府同意后呈省直相关单位报省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告。
（三）制定工作方案。
相关县市区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本地区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方案和“一企一策”任务清单，明确工作目标、进度安排、组织方式、职责分工、资金筹措、职工安置、保障措施等，并抄送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方案要经科学周密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相关企业意见，工作方案发布前要向社会公示。
（四）实施搬迁改造。
相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加强组织领导，分步实施、科学有序推进关停搬迁改造工作。积极协助企业解决关停搬迁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大限度降低关停搬迁改造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对关闭退出的，要督促企业尽快拆除关键设备，防止恢复生产；对异地迁建的，要协助企业对接搬迁承接地，做好两地沟通协调工作；对予以保留的，要加强监管，督促企业提高安全、环保、管理和技术水平。市直有关部门要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全面完成关停搬迁改造任务。
三、政策支持
（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待省里出台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后，按照相关要求，落实市级配套措施，支持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二）落实税收支持政策。
对符合政策性搬迁条件的化工生产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可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在完成搬迁的年度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清算，具体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0号）执行。实施关停搬迁改造的化工生产企业可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去产能和调结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7号）精神，依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发布以及省政府去产能、调结构主管部门认定发布的名单，享受“对按照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要求停产停业、关闭的企业，自停产停业次月起，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享受免税政策的期限累计不得超过两年”政策规定。（牵头单位：市税务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三）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支持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搬迁改造企业给予信贷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搬迁改造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等方式募集搬迁改造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搬迁改造企业改制重组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小微化工生产企业提供担保服务。（牵头单位：市人民银行、市发改委、岳阳银保监分局，责任单位：市金融办）
（四）加大土地政策支持。
搬迁改造、关闭退出化工企业涉及的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交由政府收回，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的出让收入，可按规定通过预算安排支付国有企业职工安置费用；在符合规划和转让条件、消除污染隐患的前提下，允许使用权人分割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依原用途转让的，经批准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用地手续。对因搬迁改造、关闭退出被收回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企业，经批准可以采取协议出让方式，按土地使用标准为其安排同类同用途用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经依法批准后，搬迁改造、关闭退出化工企业转产为国家鼓励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可以5年为限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5年期满需办理相关用地手续的，可按新用途、新权利类型、市场价，以协议出让方式办理；工业用地不涉及改变用途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建设容积率可不再增收土地价款。（牵头单位：市资规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五）妥善化解各类风险。
妥善处理关停搬迁改造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落实金融机构呆账核销的财税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加大抵债资产处置力度。强化企业法人信用，依法坚决打击企业逃废银行债务行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牵头单位：市金融办；责任单位：市中级法院、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税务局、岳阳银保监分局、市人民银行，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的原则，妥善做好关停搬迁改造中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企业依法处理劳动关系，积极做好再就业服务，多措并举维护稳定。（牵头单位：市人社局；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六）强化安全环保管理。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督促企业依法开展搬迁改造项目安全和环境影响评价，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制度，确保项目建成投产后符合安全和环保要求。对正在实施关停搬迁改造的企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加强企业停产前及停产过程中的安全、环保监管，切实做好企业停产后的安全、环保处置，确保企业关停搬迁改造过程不发生安全、环保事故，不遗留安全、环保隐患。要落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督促和引导企业加强腾退土地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依法及时将需要实施风险管控、修复的地块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按规定向社会公开，防止发生二次污染和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资规局、市应急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七）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安全、环保、节能、节水等标准，全面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各项规定，坚持源头预防、过程控制、综合治理，加快清洁生产技术开发应用，提高“三废”综合利用水平，降低废弃物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积极推进信息化、智能化应用，提高安全和环保水平，鼓励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联席会议要做好全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的统筹协调工作。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对本辖区内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负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建立工作推进协调机制；要做好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的职工安置、社会稳定等工作；要与市直有关单位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把握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政策界限和职责要求，做好安全环保风险评估。
（二）强化部门协作。
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紧密配合，全面完成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各项工作任务。市工信局、市发改委要履行牵头责任。市工信局承担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会同统计等有关部门负责化工生产企业及化工落后产能的界定；会同水利部门对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的标准进行界定；争取省工信厅有关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对化工企业搬迁、相关园区调区扩区提出审查意见；争取省发改委有关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市财政局负责争取省财政厅有关政策、项目、资金支持，统筹整合市级相关奖补资金，保障市级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经费。市资规局负责沿江土地利用的国土空间规划。市应急局负责安全标准的界定以及化工生产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相关工作。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化工园区的规划环评和环保标准的界定，以及化工生产企业环保风险评估相关工作。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消防标准的界定。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金融办、市国资委、市水利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市人民银行、岳阳银保监分局等相关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能职责，支持配合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
（三）加强督促检查。
建立定期调度、跟踪分析、情况通报和监督检查机制。市工信局要会同市直相关部门加强对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的指导监督、跟踪分析和情况通报，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予以表扬激励，对工作不力、进度滞后的及时督促整改。
附件：化工行业分类表↓↓↓
YYCR—2020—01009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陵矶新港区、南湖新区、屈原管理区，市直各单位，中央、省属驻岳各单位：
《岳阳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岳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9月26日
岳阳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方案
为加强长江经济带沿江化工产业污染防治，推进距离长江岸线岳阳段、洞庭湖岸线岳阳段和湘江、资江干流岸线岳阳段（以下统称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生产企业(《化工行业分类表》的子行业中化工产品为主导的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沿江化工企业搬迁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0〕11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我市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严禁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化工生产项目；严禁现有合规化工园区在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靠江扩建。
（二）对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生产企业开展风险评估，2020年重点关闭退出落后产能和安全环保不达标的化工生产企业。引导化工生产企业通过调结构搬迁到沿江1公里范围外的合规化工园区，鼓励企业跨区域异地迁建，坚定不移到2025年底完成搬迁改造任务。对1公里范围内部分有市场前景、且极端事故情况下满足安全环保要求的化工生产企业适当保留，并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进行监管，确保江河湖水安全。
二、工作步骤
（一）建立工作机制。
建立岳阳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市联席会议）制度，由分管副市长任召集人，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资规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市金融办、市国资委、市水利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市人民银行、岳阳银保监分局等单位分管负责人和相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市工信局。
（二）开展风险评估。
相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组织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本辖区内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化工生产企业开展安全环保风险评估，提出坚决关停类、符合条件鼓励搬迁类、建议保留类化工生产企业名单，并以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的名义报送市工信局、市应急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和市生态环境局负责极端事故情况下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安全环保风险评估相关工作，确保水生态、水环境安全。市工信局、市应急局、市生态环境局提出我市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三类化工生产企业名单，经市政府同意后呈省直相关单位报省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告。
（三）制定工作方案。
相关县市区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本地区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方案和“一企一策”任务清单，明确工作目标、进度安排、组织方式、职责分工、资金筹措、职工安置、保障措施等，并抄送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方案要经科学周密论证，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相关企业意见，工作方案发布前要向社会公示。
（四）实施搬迁改造。
相关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加强组织领导，分步实施、科学有序推进关停搬迁改造工作。积极协助企业解决关停搬迁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大限度降低关停搬迁改造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对关闭退出的，要督促企业尽快拆除关键设备，防止恢复生产；对异地迁建的，要协助企业对接搬迁承接地，做好两地沟通协调工作；对予以保留的，要加强监管，督促企业提高安全、环保、管理和技术水平。市直有关部门要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全面完成关停搬迁改造任务。
三、政策支持
（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待省里出台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后，按照相关要求，落实市级配套措施，支持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牵头单位：市财政局）
（二）落实税收支持政策。
对符合政策性搬迁条件的化工生产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可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在完成搬迁的年度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清算，具体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0号）执行。实施关停搬迁改造的化工生产企业可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去产能和调结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7号）精神，依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发布以及省政府去产能、调结构主管部门认定发布的名单，享受“对按照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要求停产停业、关闭的企业，自停产停业次月起，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享受免税政策的期限累计不得超过两年”政策规定。（牵头单位：市税务局；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三）拓宽资金筹措渠道。
支持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搬迁改造企业给予信贷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搬迁改造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等方式募集搬迁改造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搬迁改造企业改制重组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符合条件的小微化工生产企业提供担保服务。（牵头单位：市人民银行、市发改委、岳阳银保监分局，责任单位：市金融办）
（四）加大土地政策支持。
搬迁改造、关闭退出化工企业涉及的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交由政府收回，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的出让收入，可按规定通过预算安排支付国有企业职工安置费用；在符合规划和转让条件、消除污染隐患的前提下，允许使用权人分割转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依原用途转让的，经批准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办理用地手续。对因搬迁改造、关闭退出被收回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企业，经批准可以采取协议出让方式，按土地使用标准为其安排同类同用途用地。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经依法批准后，搬迁改造、关闭退出化工企业转产为国家鼓励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可以5年为限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5年期满需办理相关用地手续的，可按新用途、新权利类型、市场价，以协议出让方式办理；工业用地不涉及改变用途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建设容积率可不再增收土地价款。（牵头单位：市资规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五）妥善化解各类风险。
妥善处理关停搬迁改造企业债务和银行不良资产，落实金融机构呆账核销的财税政策，支持金融机构加大抵债资产处置力度。强化企业法人信用，依法坚决打击企业逃废银行债务行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牵头单位：市金融办；责任单位：市中级法院、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市税务局、岳阳银保监分局、市人民银行，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的原则，妥善做好关停搬迁改造中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企业依法处理劳动关系，积极做好再就业服务，多措并举维护稳定。（牵头单位：市人社局；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六）强化安全环保管理。
县市区政府（管委会）要督促企业依法开展搬迁改造项目安全和环境影响评价，严格执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制度，确保项目建成投产后符合安全和环保要求。对正在实施关停搬迁改造的企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加强企业停产前及停产过程中的安全、环保监管，切实做好企业停产后的安全、环保处置，确保企业关停搬迁改造过程不发生安全、环保事故，不遗留安全、环保隐患。要落实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督促和引导企业加强腾退土地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依法及时将需要实施风险管控、修复的地块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按规定向社会公开，防止发生二次污染和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资规局、市应急局，责任单位：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七）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安全、环保、节能、节水等标准，全面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各项规定，坚持源头预防、过程控制、综合治理，加快清洁生产技术开发应用，提高“三废”综合利用水平，降低废弃物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积极推进信息化、智能化应用，提高安全和环保水平，鼓励建设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和绿色工厂，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牵头单位：市工信局，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局，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联席会议要做好全市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的统筹协调工作。县市区政府（管委会）对本辖区内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负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建立工作推进协调机制；要做好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的职工安置、社会稳定等工作；要与市直有关单位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把握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政策界限和职责要求，做好安全环保风险评估。
（二）强化部门协作。
市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紧密配合，全面完成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各项工作任务。市工信局、市发改委要履行牵头责任。市工信局承担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会同统计等有关部门负责化工生产企业及化工落后产能的界定；会同水利部门对沿江岸线1公里范围的标准进行界定；争取省工信厅有关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对化工企业搬迁、相关园区调区扩区提出审查意见；争取省发改委有关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市财政局负责争取省财政厅有关政策、项目、资金支持，统筹整合市级相关奖补资金，保障市级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经费。市资规局负责沿江土地利用的国土空间规划。市应急局负责安全标准的界定以及化工生产企业安全风险评估相关工作。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化工园区的规划环评和环保标准的界定，以及化工生产企业环保风险评估相关工作。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消防标准的界定。市中级法院、市公安局、市人社局、市金融办、市国资委、市水利局、市统计局、市税务局、市人民银行、岳阳银保监分局等相关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能职责，支持配合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
（三）加强督促检查。
建立定期调度、跟踪分析、情况通报和监督检查机制。市工信局要会同市直相关部门加强对沿江化工生产企业关停搬迁改造工作的指导监督、跟踪分析和情况通报，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予以表扬激励，对工作不力、进度滞后的及时督促整改。
附件：化工行业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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