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民一庭负责人就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答记者问】2022年3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全国妇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健康委共同发布了《关于加强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有关问题接受了专访。
问：请您介绍一下，由七个部门联合发布《意见》的主要考虑？
答：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性工程，需要各部门合力解决。各部门反复研究，对此取得了共识，这是联合发布《意见》的基础。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责无旁贷。自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数量也是逐年上升，为家庭暴力受害人设立了一道“隔离墙”，有力地保护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但是，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当事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还不了解，证据意识弱，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还不健全。我们立足于各部门具体职责，从源头抓起，打通部门间沟通协作“堵点”。首先，要求学校、司法行政部门等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相关工作中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让家庭暴力受害人了解保护自己的法律武器；其次，针对家庭暴力发现难问题，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强制报告义务，让家庭暴力尤其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家庭暴力得到有效监督；第三，针对当事人提供证据难问题，将证据的搜集和固定程序前移，明确公安机关在报警处理过程中注重搜集、固定证据，人民法院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与公安机关建立互通机制；第四，细化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等单位共同参与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织牢织密反家庭暴力防控网，真正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用，打通反家庭暴力的“最后一公里”。
问：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家庭暴力，往往是其法定监护人实施的，这就更加大了发现的难度，请问《意见》采取了哪些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答：发现是救助的前提。确如记者所言，基于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认知能力等原因，在遭受家庭暴力时，往往无力反抗，《意见》对此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明确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要求各部门就家庭暴力问题听取未成年人意见或者制作询问笔录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提供适宜的场所环境，采取未成年人能够理解的问询方式，要特别注意保护其隐私和安全。必要时，安排心理咨询师或者社会工作者协助开展工作。明确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未成年人子女作为证人提供证言的，可以不出庭作证。针对学校、幼儿园与未成年人接触密切，较易发现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的特点，《意见》明确，学校、幼儿园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基于专业医学知识也较易发现和判断伤情及原因，为此，《意见》也进一步明确了医院的强制报告义务。《意见》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上述细化规定，充分发挥各部门合力，保证家庭暴力能够被及时发现。
问：据了解，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很多当事人没有留存证据意识，致使举证不足，《意见》采取了哪些措施予以保障？
答：从我们调研了解的情况看，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被驳回的主要原因就是证据不足。这虽然有证据标准掌握问题，但是也反映了家庭暴力受害人举证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意见》根据家庭暴力证据的形成地点、时间等特征，将防控工作前移，明确相关部门对工作中形成的证据要注重保存，从而缓解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意见》规定，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发现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的伤者，要详细做好伤者的信息登记和诊疗记录，将伤者的主诉、伤情和诊疗过程，准确、客观、全面地记录于病历资料，协助公安机关搜集证据。《意见》还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依规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注重搜集、固定证据，积极配合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提供出警记录、告诫书、询（讯）问笔录等，探索建立家暴警情联动机制和告诫通报机制。这也是解决家庭暴力受害人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过程中举证难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通过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快速查证事实，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合法权益。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解释，以更全面、充分、及时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
问：人身安全保护令只有得到有效履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保护受害人权益，但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向来是执行领域的难中之难，请问，《意见》有什么解决办法？
答：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义务的执行，比如“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另一类是不作为义务的执行，比如“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实践中，基于各方面考虑，一般采取“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的情况不多，绝大部分情况是被申请人的不作为义务。这向来是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的难点和弱项。考虑人身安全保护令履行过程中的特点、与相关部门工作的紧密程度等，《意见》在各部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明确，如果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就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相关单位的协助执行义务，《意见》也作出了可操作性的细化规定。其中，公安部门除了协助督促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及时出警外，还需要将情况通报给人民法院，真正地实现部门联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则可以发挥矛盾纠纷化解一线优势，跟踪记录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情况，提供法治教育、心理辅导，并帮助受害人及时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联系，切实调动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联动机制活力。此外，《意见》根据各部门意见，还扩大了协助执行主体范围，包括当地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依托专门组织形成对特殊群体保护的专业性和合力。（最高人民法院）
问：请您介绍一下，由七个部门联合发布《意见》的主要考虑？
答：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是一个社会性工程，需要各部门合力解决。各部门反复研究，对此取得了共识，这是联合发布《意见》的基础。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贯彻实施反家庭暴力法，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责无旁贷。自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数量也是逐年上升，为家庭暴力受害人设立了一道“隔离墙”，有力地保护了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但是，实践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当事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还不了解，证据意识弱，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还不健全。我们立足于各部门具体职责，从源头抓起，打通部门间沟通协作“堵点”。首先，要求学校、司法行政部门等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相关工作中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让家庭暴力受害人了解保护自己的法律武器；其次，针对家庭暴力发现难问题，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强制报告义务，让家庭暴力尤其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家庭暴力得到有效监督；第三，针对当事人提供证据难问题，将证据的搜集和固定程序前移，明确公安机关在报警处理过程中注重搜集、固定证据，人民法院加大依职权调取证据力度，与公安机关建立互通机制；第四，细化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等单位共同参与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体系，织牢织密反家庭暴力防控网，真正发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用，打通反家庭暴力的“最后一公里”。
问：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家庭暴力，往往是其法定监护人实施的，这就更加大了发现的难度，请问《意见》采取了哪些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答：发现是救助的前提。确如记者所言，基于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认知能力等原因，在遭受家庭暴力时，往往无力反抗，《意见》对此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明确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要求各部门就家庭暴力问题听取未成年人意见或者制作询问笔录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提供适宜的场所环境，采取未成年人能够理解的问询方式，要特别注意保护其隐私和安全。必要时，安排心理咨询师或者社会工作者协助开展工作。明确未成年人作为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未成年人子女作为证人提供证言的，可以不出庭作证。针对学校、幼儿园与未成年人接触密切，较易发现未成年人遭遇家庭暴力的特点，《意见》明确，学校、幼儿园在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家庭暴力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基于专业医学知识也较易发现和判断伤情及原因，为此，《意见》也进一步明确了医院的强制报告义务。《意见》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上述细化规定，充分发挥各部门合力，保证家庭暴力能够被及时发现。
问：据了解，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很多当事人没有留存证据意识，致使举证不足，《意见》采取了哪些措施予以保障？
答：从我们调研了解的情况看，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被驳回的主要原因就是证据不足。这虽然有证据标准掌握问题，但是也反映了家庭暴力受害人举证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意见》根据家庭暴力证据的形成地点、时间等特征，将防控工作前移，明确相关部门对工作中形成的证据要注重保存，从而缓解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问题。比如，《意见》规定，医疗机构在诊疗过程中，发现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的伤者，要详细做好伤者的信息登记和诊疗记录，将伤者的主诉、伤情和诊疗过程，准确、客观、全面地记录于病历资料，协助公安机关搜集证据。《意见》还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依规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注重搜集、固定证据，积极配合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提供出警记录、告诫书、询（讯）问笔录等，探索建立家暴警情联动机制和告诫通报机制。这也是解决家庭暴力受害人在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过程中举证难问题的关键举措之一。通过实现各部门信息共享，快速查证事实，及时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合法权益。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抓紧研究制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司法解释，以更全面、充分、及时保障受害人合法权益。
问：人身安全保护令只有得到有效履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保护受害人权益，但是家庭暴力发生在家庭内部，向来是执行领域的难中之难，请问，《意见》有什么解决办法？
答：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义务的执行，比如“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另一类是不作为义务的执行，比如“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实践中，基于各方面考虑，一般采取“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的情况不多，绝大部分情况是被申请人的不作为义务。这向来是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的难点和弱项。考虑人身安全保护令履行过程中的特点、与相关部门工作的紧密程度等，《意见》在各部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明确，如果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就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相关单位的协助执行义务，《意见》也作出了可操作性的细化规定。其中，公安部门除了协助督促遵守人身安全保护令，在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时及时出警外，还需要将情况通报给人民法院，真正地实现部门联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则可以发挥矛盾纠纷化解一线优势，跟踪记录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情况，提供法治教育、心理辅导，并帮助受害人及时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联系，切实调动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联动机制活力。此外，《意见》根据各部门意见，还扩大了协助执行主体范围，包括当地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依托专门组织形成对特殊群体保护的专业性和合力。（最高人民法院）
【包头的“苏联楼”到底是不是苏联人设计的？建筑专家靠神秘档案揭开谜底】近几年，大量建设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旧小区陆续拆除，包头市民曾一度就这些老楼房的去留议论不休。老楼房的命运之所以引起如此的社会关注度，还因为它们的另一个名字——“苏联楼”。关于“苏联楼”的来历，出生于上世纪中叶的老人们或多或少都能说出些故事，但这些说法的准确性一直无法证实。查阅和研究了当时的建造图纸后，包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郭家伦认为，“苏联楼”应该与苏联无关，这些样貌独特的建筑的“出身”，不应被道听途说地错误传承。
近日，记者对郭家伦进行了采访，并看到了一份珍贵的编号为“5602”的原始图纸复印件，了解了“苏联楼”更细致的“身世”。
“苏联楼”的三种“出身论”
记者搜集资料后发现，对于“苏联楼”的建设情况，人们大体有三种理解。
一种是“专家设计”说。即“苏联楼”建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值我国“一五”期间，陆续开展了156项由前苏联专家援建的重点项目，包钢、一机厂、二机厂(现北重集团)、一电厂、二电厂等六个苏联援建项目落户包头市。在这些企业相应的民居楼建设过程中，有观点认为，这些建筑是在听取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后建造的，也有观点认为，当时的建造图纸是苏联专家带来的，因此被称为“苏联楼”。
对于此种说法，郭老辗转联系到当年建设这批老楼房的建设单位，找来了施工建设的原始图纸。记者从一份编号为“5602”的原始图纸复印件上看到，建筑设计单位为当时的城市建设总局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图纸结构组负责人为王魁多，设计时间为1956年2月。在图纸的封页上，记者还看到了这份设计方案的建筑外观图，大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小到楼体的房檐窗格等，图纸上所显示的建筑外观和老楼房极为相似。
“建国初期，苏联专家的支援更多是在勘测设计、选择厂址、设备安装等工业项目上，配套的民用建筑则是由北京方面统一设计出图，再由当地的建设单位施工建造。因此当时的这些老楼房其实都是依照国家统一的标准图来建造的。另外，我们地方的建筑设计水平以及相关专业人才十分有限，就是说，以当时的实际情况，地方参与图纸设计的可能性不大。”郭老表示。
此前有人认为，“老楼房”结构几乎一致，是因为建筑施工统一依照苏联专家的图纸所致。其实从“5602”号图纸可以看出，造成老楼房在建筑形态上千篇一律的原因，是由于使用了北京方面统一发来的标准图所致。记者从图上还看到，针对实际情况的不同，这套标准图还附有详细的建造模式供施工单位套用。“比如图纸中编号‘56-1’代表楼梯间朝北，‘56-2’则代表楼梯间朝南，这样在固定结构上建设单位也可以依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公式化的调整。比如钢32街坊，就和这个套用模式如出一辙。”郭老解释道。
“苏联楼”等于“苏联风格”吗？
记者了解到，民间关于“苏联楼”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楼房的建筑风格属于“苏联风格”说，比如老楼房尖顶、对称、红砖、红窗等，被认为是典型的“苏式民居”特色。基于此，“苏联楼”甚至还被称为“苏联红楼”。
那么这些市民眼中的典型“苏式”民居，真是苏联风格吗？据了解，从业界的专业角度来讲，并没有“苏式建筑”这一说法，因为“苏式”风格其实也源自西欧的建筑风格。郭老表示：“苏联的建筑风格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特点，讲究用弧度来体现建筑的动感，兼有尖顶等设计特色，比如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就老楼房而言，大家所认为特色鲜明的红砖红墙，其实是由于当时开始批量建设楼房，对砖的需求量很大，而青砖还需要水浇降温才能烧成，费时费力。经过对烧砖工艺的改良，便有了这种无须降温处理、烧制更快的红砖，因而在当时被普遍使用。”郭老表示，苏联援建给当时的城市建设带来的影响，与其说体现在建筑的风格上，倒不如说在城市建设的风格上，“当时我们城市的建设规划，更多吸收了苏联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
关于“苏联楼”，记者了解到，还有少部分人持“专家楼”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建设相对早期的老楼房，是为解决苏联专家的日常起居而专门建设的。这些楼房自然因苏联专家曾经居住而得名“苏联楼”或“专家楼”。
据此郭老认为：“洗浴对于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而言非常重要，比如当时专门为接待支援包钢建设的苏联专家而修建的包头宾馆，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洗浴设施。单从这一点上来看，老楼房的设计和建设就不能满足苏联专家这一基本生活需求，因而苏联专家曾经居住在此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
记者了解到，“苏联楼”在全国各地都有样板存在，比如石家庄的华药“苏联楼”，雕花的装饰和弧形的线条处处说明它不寻常的身世；铜仁的“苏联专家楼”则是目前建筑质量保留较完好的欧式小洋楼，苏联专家曾居住于此。这些“苏联楼”在近一时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几乎都经历过保护与改造的矛盾和质疑，每个城市对此的态度也千差万别。但不管怎样，今日人们眼中的苏联楼，无论在概念上是否清晰，更多的是对那个年代里，中苏友谊的一种见证和纪念。
郭老说，时间对于建筑而言，不仅是对当时建造风格的传递，更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传承。特别在重工业城市的包头，六个援建项目对这个城市有着深刻的意义。因此，对于与那个年代同龄的建筑，他更希望后人能真正明白和理解它的历史含义。(包头晚报记者：霍晓霞)
近日，记者对郭家伦进行了采访，并看到了一份珍贵的编号为“5602”的原始图纸复印件，了解了“苏联楼”更细致的“身世”。
“苏联楼”的三种“出身论”
记者搜集资料后发现，对于“苏联楼”的建设情况，人们大体有三种理解。
一种是“专家设计”说。即“苏联楼”建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值我国“一五”期间，陆续开展了156项由前苏联专家援建的重点项目，包钢、一机厂、二机厂(现北重集团)、一电厂、二电厂等六个苏联援建项目落户包头市。在这些企业相应的民居楼建设过程中，有观点认为，这些建筑是在听取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后建造的，也有观点认为，当时的建造图纸是苏联专家带来的，因此被称为“苏联楼”。
对于此种说法，郭老辗转联系到当年建设这批老楼房的建设单位，找来了施工建设的原始图纸。记者从一份编号为“5602”的原始图纸复印件上看到，建筑设计单位为当时的城市建设总局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图纸结构组负责人为王魁多，设计时间为1956年2月。在图纸的封页上，记者还看到了这份设计方案的建筑外观图，大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小到楼体的房檐窗格等，图纸上所显示的建筑外观和老楼房极为相似。
“建国初期，苏联专家的支援更多是在勘测设计、选择厂址、设备安装等工业项目上，配套的民用建筑则是由北京方面统一设计出图，再由当地的建设单位施工建造。因此当时的这些老楼房其实都是依照国家统一的标准图来建造的。另外，我们地方的建筑设计水平以及相关专业人才十分有限，就是说，以当时的实际情况，地方参与图纸设计的可能性不大。”郭老表示。
此前有人认为，“老楼房”结构几乎一致，是因为建筑施工统一依照苏联专家的图纸所致。其实从“5602”号图纸可以看出，造成老楼房在建筑形态上千篇一律的原因，是由于使用了北京方面统一发来的标准图所致。记者从图上还看到，针对实际情况的不同，这套标准图还附有详细的建造模式供施工单位套用。“比如图纸中编号‘56-1’代表楼梯间朝北，‘56-2’则代表楼梯间朝南，这样在固定结构上建设单位也可以依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公式化的调整。比如钢32街坊，就和这个套用模式如出一辙。”郭老解释道。
“苏联楼”等于“苏联风格”吗？
记者了解到，民间关于“苏联楼”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楼房的建筑风格属于“苏联风格”说，比如老楼房尖顶、对称、红砖、红窗等，被认为是典型的“苏式民居”特色。基于此，“苏联楼”甚至还被称为“苏联红楼”。
那么这些市民眼中的典型“苏式”民居，真是苏联风格吗？据了解，从业界的专业角度来讲，并没有“苏式建筑”这一说法，因为“苏式”风格其实也源自西欧的建筑风格。郭老表示：“苏联的建筑风格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特点，讲究用弧度来体现建筑的动感，兼有尖顶等设计特色，比如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就老楼房而言，大家所认为特色鲜明的红砖红墙，其实是由于当时开始批量建设楼房，对砖的需求量很大，而青砖还需要水浇降温才能烧成，费时费力。经过对烧砖工艺的改良，便有了这种无须降温处理、烧制更快的红砖，因而在当时被普遍使用。”郭老表示，苏联援建给当时的城市建设带来的影响，与其说体现在建筑的风格上，倒不如说在城市建设的风格上，“当时我们城市的建设规划，更多吸收了苏联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
关于“苏联楼”，记者了解到，还有少部分人持“专家楼”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建设相对早期的老楼房，是为解决苏联专家的日常起居而专门建设的。这些楼房自然因苏联专家曾经居住而得名“苏联楼”或“专家楼”。
据此郭老认为：“洗浴对于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而言非常重要，比如当时专门为接待支援包钢建设的苏联专家而修建的包头宾馆，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洗浴设施。单从这一点上来看，老楼房的设计和建设就不能满足苏联专家这一基本生活需求，因而苏联专家曾经居住在此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
记者了解到，“苏联楼”在全国各地都有样板存在，比如石家庄的华药“苏联楼”，雕花的装饰和弧形的线条处处说明它不寻常的身世；铜仁的“苏联专家楼”则是目前建筑质量保留较完好的欧式小洋楼，苏联专家曾居住于此。这些“苏联楼”在近一时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几乎都经历过保护与改造的矛盾和质疑，每个城市对此的态度也千差万别。但不管怎样，今日人们眼中的苏联楼，无论在概念上是否清晰，更多的是对那个年代里，中苏友谊的一种见证和纪念。
郭老说，时间对于建筑而言，不仅是对当时建造风格的传递，更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传承。特别在重工业城市的包头，六个援建项目对这个城市有着深刻的意义。因此，对于与那个年代同龄的建筑，他更希望后人能真正明白和理解它的历史含义。(包头晚报记者：霍晓霞)
【包头的“苏联楼”到底是不是苏联人设计的？建筑专家靠神秘档案揭开谜底】近几年，大量建设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旧小区陆续拆除，包头市民曾一度就这些老楼房的去留议论不休。老楼房的命运之所以引起如此的社会关注度，还因为它们的另一个名字——“苏联楼”。关于“苏联楼”的来历，出生于上世纪中叶的老人们或多或少都能说出些故事，但这些说法的准确性一直无法证实。查阅和研究了当时的建造图纸后，包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郭家伦认为，“苏联楼”应该与苏联无关，这些样貌独特的建筑的“出身”，不应被道听途说地错误传承。
近日，记者对郭家伦进行了采访，并看到了一份珍贵的编号为“5602”的原始图纸复印件，了解了“苏联楼”更细致的“身世”。
“苏联楼”的三种“出身论”
记者搜集资料后发现，对于“苏联楼”的建设情况，人们大体有三种理解。
一种是“专家设计”说。即“苏联楼”建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值我国“一五”期间，陆续开展了156项由前苏联专家援建的重点项目，包钢、一机厂、二机厂(现北重集团)、一电厂、二电厂等六个苏联援建项目落户包头市。在这些企业相应的民居楼建设过程中，有观点认为，这些建筑是在听取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后建造的，也有观点认为，当时的建造图纸是苏联专家带来的，因此被称为“苏联楼”。
对于此种说法，郭老辗转联系到当年建设这批老楼房的建设单位，找来了施工建设的原始图纸。记者从一份编号为“5602”的原始图纸复印件上看到，建筑设计单位为当时的城市建设总局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图纸结构组负责人为王魁多，设计时间为1956年2月。在图纸的封页上，记者还看到了这份设计方案的建筑外观图，大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小到楼体的房檐窗格等，图纸上所显示的建筑外观和老楼房极为相似。
“建国初期，苏联专家的支援更多是在勘测设计、选择厂址、设备安装等工业项目上，配套的民用建筑则是由北京方面统一设计出图，再由当地的建设单位施工建造。因此当时的这些老楼房其实都是依照国家统一的标准图来建造的。另外，我们地方的建筑设计水平以及相关专业人才十分有限，就是说，以当时的实际情况，地方参与图纸设计的可能性不大。”郭老表示。
此前有人认为，“老楼房”结构几乎一致，是因为建筑施工统一依照苏联专家的图纸所致。其实从“5602”号图纸可以看出，造成老楼房在建筑形态上千篇一律的原因，是由于使用了北京方面统一发来的标准图所致。记者从图上还看到，针对实际情况的不同，这套标准图还附有详细的建造模式供施工单位套用。“比如图纸中编号‘56-1’代表楼梯间朝北，‘56-2’则代表楼梯间朝南，这样在固定结构上建设单位也可以依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公式化的调整。比如钢32街坊，就和这个套用模式如出一辙。”郭老解释道。
“苏联楼”等于“苏联风格”吗？
记者了解到，民间关于“苏联楼”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楼房的建筑风格属于“苏联风格”说，比如老楼房尖顶、对称、红砖、红窗等，被认为是典型的“苏式民居”特色。基于此，“苏联楼”甚至还被称为“苏联红楼”。
那么这些市民眼中的典型“苏式”民居，真是苏联风格吗？据了解，从业界的专业角度来讲，并没有“苏式建筑”这一说法，因为“苏式”风格其实也源自西欧的建筑风格。郭老表示：“苏联的建筑风格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特点，讲究用弧度来体现建筑的动感，兼有尖顶等设计特色，比如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就老楼房而言，大家所认为特色鲜明的红砖红墙，其实是由于当时开始批量建设楼房，对砖的需求量很大，而青砖还需要水浇降温才能烧成，费时费力。经过对烧砖工艺的改良，便有了这种无须降温处理、烧制更快的红砖，因而在当时被普遍使用。”郭老表示，苏联援建给当时的城市建设带来的影响，与其说体现在建筑的风格上，倒不如说在城市建设的风格上，“当时我们城市的建设规划，更多吸收了苏联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
关于“苏联楼”，记者了解到，还有少部分人持“专家楼”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建设相对早期的老楼房，是为解决苏联专家的日常起居而专门建设的。这些楼房自然因苏联专家曾经居住而得名“苏联楼”或“专家楼”。
据此郭老认为：“洗浴对于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而言非常重要，比如当时专门为接待支援包钢建设的苏联专家而修建的包头宾馆，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洗浴设施。单从这一点上来看，老楼房的设计和建设就不能满足苏联专家这一基本生活需求，因而苏联专家曾经居住在此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
记者了解到，“苏联楼”在全国各地都有样板存在，比如石家庄的华药“苏联楼”，雕花的装饰和弧形的线条处处说明它不寻常的身世；铜仁的“苏联专家楼”则是目前建筑质量保留较完好的欧式小洋楼，苏联专家曾居住于此。这些“苏联楼”在近一时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几乎都经历过保护与改造的矛盾和质疑，每个城市对此的态度也千差万别。但不管怎样，今日人们眼中的苏联楼，无论在概念上是否清晰，更多的是对那个年代里，中苏友谊的一种见证和纪念。
郭老说，时间对于建筑而言，不仅是对当时建造风格的传递，更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传承。特别在重工业城市的包头，六个援建项目对这个城市有着深刻的意义。因此，对于与那个年代同龄的建筑，他更希望后人能真正明白和理解它的历史含义。(包头晚报记者：霍晓霞)
近日，记者对郭家伦进行了采访，并看到了一份珍贵的编号为“5602”的原始图纸复印件，了解了“苏联楼”更细致的“身世”。
“苏联楼”的三种“出身论”
记者搜集资料后发现，对于“苏联楼”的建设情况，人们大体有三种理解。
一种是“专家设计”说。即“苏联楼”建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值我国“一五”期间，陆续开展了156项由前苏联专家援建的重点项目，包钢、一机厂、二机厂(现北重集团)、一电厂、二电厂等六个苏联援建项目落户包头市。在这些企业相应的民居楼建设过程中，有观点认为，这些建筑是在听取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后建造的，也有观点认为，当时的建造图纸是苏联专家带来的，因此被称为“苏联楼”。
对于此种说法，郭老辗转联系到当年建设这批老楼房的建设单位，找来了施工建设的原始图纸。记者从一份编号为“5602”的原始图纸复印件上看到，建筑设计单位为当时的城市建设总局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图纸结构组负责人为王魁多，设计时间为1956年2月。在图纸的封页上，记者还看到了这份设计方案的建筑外观图，大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小到楼体的房檐窗格等，图纸上所显示的建筑外观和老楼房极为相似。
“建国初期，苏联专家的支援更多是在勘测设计、选择厂址、设备安装等工业项目上，配套的民用建筑则是由北京方面统一设计出图，再由当地的建设单位施工建造。因此当时的这些老楼房其实都是依照国家统一的标准图来建造的。另外，我们地方的建筑设计水平以及相关专业人才十分有限，就是说，以当时的实际情况，地方参与图纸设计的可能性不大。”郭老表示。
此前有人认为，“老楼房”结构几乎一致，是因为建筑施工统一依照苏联专家的图纸所致。其实从“5602”号图纸可以看出，造成老楼房在建筑形态上千篇一律的原因，是由于使用了北京方面统一发来的标准图所致。记者从图上还看到，针对实际情况的不同，这套标准图还附有详细的建造模式供施工单位套用。“比如图纸中编号‘56-1’代表楼梯间朝北，‘56-2’则代表楼梯间朝南，这样在固定结构上建设单位也可以依照实际情况来进行公式化的调整。比如钢32街坊，就和这个套用模式如出一辙。”郭老解释道。
“苏联楼”等于“苏联风格”吗？
记者了解到，民间关于“苏联楼”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老楼房的建筑风格属于“苏联风格”说，比如老楼房尖顶、对称、红砖、红窗等，被认为是典型的“苏式民居”特色。基于此，“苏联楼”甚至还被称为“苏联红楼”。
那么这些市民眼中的典型“苏式”民居，真是苏联风格吗？据了解，从业界的专业角度来讲，并没有“苏式建筑”这一说法，因为“苏式”风格其实也源自西欧的建筑风格。郭老表示：“苏联的建筑风格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特点，讲究用弧度来体现建筑的动感，兼有尖顶等设计特色，比如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就老楼房而言，大家所认为特色鲜明的红砖红墙，其实是由于当时开始批量建设楼房，对砖的需求量很大，而青砖还需要水浇降温才能烧成，费时费力。经过对烧砖工艺的改良，便有了这种无须降温处理、烧制更快的红砖，因而在当时被普遍使用。”郭老表示，苏联援建给当时的城市建设带来的影响，与其说体现在建筑的风格上，倒不如说在城市建设的风格上，“当时我们城市的建设规划，更多吸收了苏联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
关于“苏联楼”，记者了解到，还有少部分人持“专家楼”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建设相对早期的老楼房，是为解决苏联专家的日常起居而专门建设的。这些楼房自然因苏联专家曾经居住而得名“苏联楼”或“专家楼”。
据此郭老认为：“洗浴对于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而言非常重要，比如当时专门为接待支援包钢建设的苏联专家而修建的包头宾馆，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洗浴设施。单从这一点上来看，老楼房的设计和建设就不能满足苏联专家这一基本生活需求，因而苏联专家曾经居住在此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
记者了解到，“苏联楼”在全国各地都有样板存在，比如石家庄的华药“苏联楼”，雕花的装饰和弧形的线条处处说明它不寻常的身世；铜仁的“苏联专家楼”则是目前建筑质量保留较完好的欧式小洋楼，苏联专家曾居住于此。这些“苏联楼”在近一时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几乎都经历过保护与改造的矛盾和质疑，每个城市对此的态度也千差万别。但不管怎样，今日人们眼中的苏联楼，无论在概念上是否清晰，更多的是对那个年代里，中苏友谊的一种见证和纪念。
郭老说，时间对于建筑而言，不仅是对当时建造风格的传递，更是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传承。特别在重工业城市的包头，六个援建项目对这个城市有着深刻的意义。因此，对于与那个年代同龄的建筑，他更希望后人能真正明白和理解它的历史含义。(包头晚报记者：霍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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