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林实控人蒋锦志现身客户沟通会 畅谈消费板块投资机会】今日下午，景林资产实控人蒋锦志召开客户沟通会。在沟通会上，蒋锦志表示，内需增长是确定性最高的投资机会，同时投资消费还能够回避贸易战以及投资下滑的风险。消费升级是十年以上的大趋势，因为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中产阶级人口第一大国，所以只要是中国的一流消费品品牌，就会是一个收入潜力巨大的公司。目前龙头白酒企业估值已经修复到国际同类公司合理估值水平，长期持有还能赚到未来业绩增长的钱。
5G为什么会让华为再次伟大？
·关注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这几天由于美国的原因，华为又站上了风口浪尖。外界非常关注这一次华为能否挺过来，华为的5G业务是否会受到影响。为此我想跟大家谈谈华为这家公司，它究竟凭什么成为一家能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
华为的全称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987年由任正非创建于中国深圳，当时大家只知道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民营科技公司，员工持股，在电信领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解决方案。那个时候，在这一领域有四家业务相同的相互竞争的公司——“巨大中华”（指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为被排在了末尾。
但现在华为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一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第二大移动终端生产厂商。这是世界500强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家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这个成长过程仅仅经历了3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如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华为的案例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商学院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和咨询公司争相研究的对象。记得在前不久，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教授展示了它研究华为公司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我看来，华为的成功绝对不止股权激励这样一个因素，它的成功也不仅在于科技研发的实力，更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文化的公司、一个有远见的公司、一个懂政治的公司。对此，我想讲三个案例。
首先，说华为是一家有文化的公司，是因为与中国很多家族式企业的理念不同，华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的打造。说到这，不得不谈谈《华为基本法》，这是华为公司的一部企业“宪法”，全文共6章103条16400字，该法1995年着手起草，到1996年正式定位为“管理大纲”，到1998年3月审议通过，历时数年。
这期间华为也经历了巨变，从1995年的销售额14亿元、员工800多人，到1996年26亿元，再到1997年销售41亿元、员工5600人，到1998年已经成为员工8000人的公司了。此外，在研发投入上，华为2018年的研发费用达1015亿元，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4.1%。华为近十年投入研发费用总计超过4800亿元，雄踞行业榜首。
《华为基本法》的诞生源于1994年，当时华为经过7年的打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热门企业。上级领导视察华为都称赞它文化好，而文化概念对于当时的任正非来说是模糊的。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提出企业管理的三大命题：
企业要有前途定位，包含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等；
企业要有效率，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流程体系等；
企业要有活力，做好人力资源管理，让员工产生成就感。任正非看到后，认为这正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为此，他指派一位副总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联系，目的是请他们梳理华为的文化，总结成功的经验。
《华为基本法》第一稿借鉴了德鲁克的思路，涉及企业的前途、运营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说这些命题在当时90年代是领先的，后来“基本法”又几经修改，直到最后第九稿出来后，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说了一句话：基本法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锁进抽屉里了。
任正非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于，任正非已经认识到：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特别是想做行业的老大时，就必须从“机会决策”转向“战略决策”，尽力避免掉入机会主义陷阱。
企业发展需要有文化思维，任正非不知道华为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可以对未来十年华为所能达到的目标状态作出正确假设。他利用制定基本法的时机，将高层的思维真正转化为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彼此之间能够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权力智慧化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呢？
读过《华为基本法》的人都知道，第一章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此外，基本法中还定义说：华为永不进入通信终端产业。但是，经过32年的努力，在电信设备市场，华为已经成为这个行业里的老大和领头羊。不过随着对手一个个被超越，榜样迷失的困惑使华为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痛楚。
现在华为提出的基于“云管端”的新战略，也就是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信息服务的新架构。所以，华为手机的崛起和它在海外市场做的风生水起的“天际通”业务等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当时的“基本法”将被打破，同时打破的还有华为原有的世界。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华为将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云战略、终端战略、系统设备构成了华为新的“云管端”战略。终端最先吹响了华为之变的“冲锋号”。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3G时代，iPhone强势崛起，不仅将诺基亚拉下了马，连强势的运营商都要避让三分。当电信产业“以运营商为中心”的商业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模式之后，最接近用户的移动终端最有可能成为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因此“端战略”将成为决定华为未来命运的关键一环。
我之所以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是因为它敏锐地认识到比收入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终端担负着华为“云管端”新战略中承接网端业务的关键一环。在正在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可以主动地通过选择终端来选择业务，这样的改变将会完全打破现有价值链的平衡，终端必定会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导力量之一。
华为为什么还是一家懂政治的公司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的中兴事件吧，当时我应郎咸平教授的邀请到《财经郎眼》节目讨论这个问题，有现场嘉宾质疑，中兴怎么这么愚蠢，芯片这么重要的东西自己为什么不生产？
当时我反问，哪有开餐馆的自己种粮食、种菜的？这叫做全球供应链，中兴用美国高通的芯片，所以手机就可以在美国销售，是三星、苹果、LG之后的第四大供应商，也是NBA篮球赛的主赞助商之一。
有一点经济学基础的人应该都知道科斯、杨格的企业的边界理论、大卫·李加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以中兴没有错。
问题出在美国政府以违反规则为理由，停止对中兴的芯片供应，使经济学家美好的愿景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规则是谁制定的，美国人自己，为什么由他来制定，因为他科技强大。所以一切道义上的指责都是苍白的，也不要在指责中兴或那些曾经建议中国不要再劳民伤财地开发芯片或大飞机的经济学家了。因为这是不懂政治的代价。在5G的发展道路上，美国人让中国懂得了，政治就是最大的经济，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这就是5G的政治经济学。
大家一定关心，为什么是5G引爆了这个问题？因为5G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一项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我们常说，美国制定规则，美元、军力、科技都是美国领先；现在5G来了，中国人要领先了，领先者就可以制定规则。基于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要不择手段地封杀华为。
然而，华为会死吗？当然不会。
在华为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实体名单后，为了兑现公司对于客户持续服务的承诺，华为保密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确保了公司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和大部分产品的连续供应，这是历史的选择。
原来在十年前，华为就已经开始了应对美国政府各种场景的备份计划，他们甚至设计了最极端的备份计划，来应对最极端的情况，也就是华为的“备胎计划”。
也许这件事可以让那些玩弄政治的政客们有所清醒，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但我最想说的是，这同时也为中国创造了黄金机会，因为如果华为找不到美国的供应商，那么他们会寻找替代品，当然主要是中国的国内供应商。
所以，5G不一定让美国再次伟大，但5G已经让华为再次伟大。
《吕廷杰：5G新机遇60讲》已在喜马拉雅正式上线
5.21～5.31，限时7折
行业权威专家吕廷杰亲授，助你洞悉5G万物互联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提前做好个人与公司转型的准备，迎接风口，应对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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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由于美国的原因，华为又站上了风口浪尖。外界非常关注这一次华为能否挺过来，华为的5G业务是否会受到影响。为此我想跟大家谈谈华为这家公司，它究竟凭什么成为一家能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
华为的全称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987年由任正非创建于中国深圳，当时大家只知道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民营科技公司，员工持股，在电信领域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网络设备、服务和解决方案。那个时候，在这一领域有四家业务相同的相互竞争的公司——“巨大中华”（指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为被排在了末尾。
但现在华为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球第一大电信基站设备供应商、第二大移动终端生产厂商。这是世界500强中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家让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的企业。这个成长过程仅仅经历了3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如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目前，华为的案例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商学院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成为许多专家学者和咨询公司争相研究的对象。记得在前不久，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位来自牛津大学的教授展示了它研究华为公司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
然而，在我看来，华为的成功绝对不止股权激励这样一个因素，它的成功也不仅在于科技研发的实力，更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文化的公司、一个有远见的公司、一个懂政治的公司。对此，我想讲三个案例。
首先，说华为是一家有文化的公司，是因为与中国很多家族式企业的理念不同，华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的打造。说到这，不得不谈谈《华为基本法》，这是华为公司的一部企业“宪法”，全文共6章103条16400字，该法1995年着手起草，到1996年正式定位为“管理大纲”，到1998年3月审议通过，历时数年。
这期间华为也经历了巨变，从1995年的销售额14亿元、员工800多人，到1996年26亿元，再到1997年销售41亿元、员工5600人，到1998年已经成为员工8000人的公司了。此外，在研发投入上，华为2018年的研发费用达1015亿元，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4.1%。华为近十年投入研发费用总计超过4800亿元，雄踞行业榜首。
《华为基本法》的诞生源于1994年，当时华为经过7年的打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热门企业。上级领导视察华为都称赞它文化好，而文化概念对于当时的任正非来说是模糊的。
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提出企业管理的三大命题：
企业要有前途定位，包含使命、愿景与价值观等；
企业要有效率，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流程体系等；
企业要有活力，做好人力资源管理，让员工产生成就感。任正非看到后，认为这正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为此，他指派一位副总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教授联系，目的是请他们梳理华为的文化，总结成功的经验。
《华为基本法》第一稿借鉴了德鲁克的思路，涉及企业的前途、运营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应该说这些命题在当时90年代是领先的，后来“基本法”又几经修改，直到最后第九稿出来后，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说了一句话：基本法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锁进抽屉里了。
任正非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
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在于，任正非已经认识到：当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特别是想做行业的老大时，就必须从“机会决策”转向“战略决策”，尽力避免掉入机会主义陷阱。
企业发展需要有文化思维，任正非不知道华为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但他可以对未来十年华为所能达到的目标状态作出正确假设。他利用制定基本法的时机，将高层的思维真正转化为大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使彼此之间能够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权力智慧化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呢？
读过《华为基本法》的人都知道，第一章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此外，基本法中还定义说：华为永不进入通信终端产业。但是，经过32年的努力，在电信设备市场，华为已经成为这个行业里的老大和领头羊。不过随着对手一个个被超越，榜样迷失的困惑使华为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的痛楚。
现在华为提出的基于“云管端”的新战略，也就是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信息服务的新架构。所以，华为手机的崛起和它在海外市场做的风生水起的“天际通”业务等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当时的“基本法”将被打破，同时打破的还有华为原有的世界。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华为将从网络业务向云计算和终端业务延展。云战略、终端战略、系统设备构成了华为新的“云管端”战略。终端最先吹响了华为之变的“冲锋号”。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3G时代，iPhone强势崛起，不仅将诺基亚拉下了马，连强势的运营商都要避让三分。当电信产业“以运营商为中心”的商业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模式之后，最接近用户的移动终端最有可能成为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因此“端战略”将成为决定华为未来命运的关键一环。
我之所以说华为是一家有远见的公司，是因为它敏锐地认识到比收入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终端担负着华为“云管端”新战略中承接网端业务的关键一环。在正在到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可以主动地通过选择终端来选择业务，这样的改变将会完全打破现有价值链的平衡，终端必定会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导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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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反问，哪有开餐馆的自己种粮食、种菜的？这叫做全球供应链，中兴用美国高通的芯片，所以手机就可以在美国销售，是三星、苹果、LG之后的第四大供应商，也是NBA篮球赛的主赞助商之一。
有一点经济学基础的人应该都知道科斯、杨格的企业的边界理论、大卫·李加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所以中兴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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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定关心，为什么是5G引爆了这个问题？因为5G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一项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
我们常说，美国制定规则，美元、军力、科技都是美国领先；现在5G来了，中国人要领先了，领先者就可以制定规则。基于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们就要不择手段地封杀华为。
然而，华为会死吗？当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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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发布# 【江阴如此多娇┃这就是“江阴制造”！】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2018年，就是这样的特殊年份，1978——2018，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
开放是风，改革为潮。这40年，是什么让江阴拥有了敢向涛头比浪高的勇气？这40年，是什么让江阴迸发了如此强劲的发展动力？江阴发布推出特别策划《江阴如此多娇》系列报道，今天关注：“江阴制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脚踏实地，夯实着国民经济的重要根基，中国也成长为制造大国。
在中国制造业第一大省江苏的南部，有一座被誉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的小城。Ta就是——江阴。
2017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为江阴叫响“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拥有这一美誉
江阴实至名归。江阴，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十六连冠”，中国工业百强县市蝉联第一。
中国企业500强
10家（占全省的19.2%）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17家（占全省的34%）
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
5家（占全省的11.9%）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12家（占全省的14%）
上市公司48家
无锡首家营收超千亿的企业
海澜集团
全国特钢企业领头羊
中信特钢（兴澄特钢）
中国最大民营造船企业
扬子江船业
中国工业“奥斯卡”
中国工业大奖2家
法尔胜泓昇集团、双良集团
荣获全省第一、纺织行业唯一的
中国质量奖企业
阳光集团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23家开票销售超百亿企业，48家入库税金超亿元企业，110余只行业单打冠军产品，150多家企业成为行业“隐形冠军”；132家企业主持制订了457项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主持起草了14项国际标准；有1只中国世界名牌、13只中国名牌、55件中国驰名商标、7家国际知名品牌领军企业。
今天，我们就一起穿越历史，看看咱们江阴的“发家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1958年，全国上下在 “以钢为纲”的口号中，江阴紧随国家政策兴办了社队工业，掀起工业发展的热潮。
20世纪70年代
1975年，《人民日报》发表《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的社论，当时的中国处于国家大三线建设与产业布局的调整中，社队工业也由此实现了向更宽领域拓展。社队工业的发展，为之后江阴制造业的发展积累了资本与劳动力。
20世纪70年代，江阴企业聘请上海等大、中城市技术人员，利用周末来指导生产，被称为“星期六工程师”。
20世纪80年代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策将中国制造业带入发展黄金期，江阴的制造业也由此扬帆远航。江阴各级党委政府与企业一起跑项目、跑资金、跑资源、跑市场，使乡镇企业顽强生存下来。
1988年，海澜集团的前身在新桥镇10多间闲置空房里诞生了。
制造绳缆的中国500强企业法尔胜泓昇集团、制造溴冷机的中国500强企业双良集团、深耕纺织业的中国500强企业阳光集团，都产生和发展于这个时期。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1983年所著的《小城镇 再探索》中，将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描绘为“苏南模式”。这一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依托中心城市，乡镇政府直接领导，并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苏南模式”发展中的江阴，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制造业的能力也得到了巨大锻炼。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起，江阴市委、市政府以观念的转变带动职能的转变，大力推行政企分开，尽最大可能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干预，同时倡导“你投资，我服务；你发财，我发展”等发展理念，使江阴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
1995年，第二届江阴出口商品交易暨投资洽谈会（江阴经贸合作洽谈会的前身）
1997年2月，江阴市第一只股票——“兴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揭开了江阴规模企业竞相上市的大幕。至1999年末，江阴市拥有江苏阳光、华西村、法尔胜等8家上市企业，累计募集资金21.6亿元，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上独树一帜的“江阴板块”。
1999年8月，华西股份在深交所上市
90年代，三毛集团（海澜集团前身）的生产车间。
1999年的法尔胜集团。
21世纪
进入21世纪，江阴市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打造出一条龙、一站式、一单制的审批服务超市。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特点，建立了市领导、相关部门与企业挂钩制度，实施分类指导，对大企业大集团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策”服务，对优势成长型企业强化要素支持、政策扶持，对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简化服务流程、提升审批效能。
重整“实体经济”再出发
2016年以来，江阴把产业强市作为首要战略，动员全市力量帮助实体经济渡过难关。
2018年3月30日，江阴举行全市打响“制造业第一县”品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暨人才强企大会
江阴市密集出台了“暨阳英才计划1+6”新政、“四个100亿”产业发展基金、“产业强市30条”、“企业降本减负32条”、“科技创新20条”、“重塑‘江阴板块’新优势29条”、“高质量发展30条”等一系列“真金白银”的产业政策，并通过“放管服”改革、“大走访”等形式，为民营企业提供“全天候、不打折、无条件”的“店小二”、“急郎中”式服务，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产业、做精做优产品，续写“江阴制造”传奇。
2017年10月8日，江阴“三局两中心”揭牌，全新的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两年多来，江阴共出台10个发展民营经济的配套文件、23个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累计兑付各类扶持资金超过41亿元。“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政企合力再出发，今年，江阴以全省首个县级集成改革试点为抓手，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持续巩固“2440”审批提速成果，用行政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用审批服务的快速度赢得企业发展的加速度，让企业实实在在感触到更加宜人的小气候、更加温暖的小环境，推动形成企业千帆竞发、万马奔腾的生动局面。
江阴企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各显神通”
华西集团聚焦现代服务业，持续在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等新经济领域布局，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火花，激起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无限活力；扬子江船业以高端化冲刺行业第一；阳光集团通过打造智能面料图谱、智能化服装生产线等，积极向智能制造转变，不断淬炼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澄星集团坚持创新发展，开拓电子化学品研发制造等新兴领域，到云南、贵州等地扩大产业版图，赴日本、韩国兼并高新企业，向着实现营业收入“千亿梦”的目标迈进；普莱医药成立9年，实现了从孵化器、到加速器、再到建厂的“三级跳”，进一步加快了创新药PL5多肽类抗感染药物的产业化步伐；长电科技稳居世界芯片封装企业前三甲；远景能源业务规模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风机生产商和全球数字能源技术领军企业。
40年间，从乡镇企业起步，到苏南模式创新；从“江阴板块”神话，到“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样本；从“创一代”们的敢闯敢拼、坚守实业，到“企二代”们的世界眼光、创新创造，江阴实体经济一步步引领，一次次跨越，以高质量发展铸就了江阴如今排头兵的稳固地位。
40年风雨兼程，江阴的制造业已从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崛起的“资源红利期”发展到了如今以创新驱动发展的“创新红利期”。今天，回望来时之路，往昔的峥嵘岁月依旧历历在目。
当岁月淬炼过的这些改革瞬间在眼前呈现，我们依然会心潮澎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今日的“江阴制造”已在市场的“熔炉”中百炼成钢，与世界一流企业同台竞技，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背后，正是来自改革开放的伟力和活力。
行者方致远，奋斗路正长。“江阴制造”将为新时代改革开放重整行装再出发，在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上奋力赢得新的更大胜利！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2018年，就是这样的特殊年份，1978——2018，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
开放是风，改革为潮。这40年，是什么让江阴拥有了敢向涛头比浪高的勇气？这40年，是什么让江阴迸发了如此强劲的发展动力？江阴发布推出特别策划《江阴如此多娇》系列报道，今天关注：“江阴制造”。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一代又一代的企业家脚踏实地，夯实着国民经济的重要根基，中国也成长为制造大国。
在中国制造业第一大省江苏的南部，有一座被誉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的小城。Ta就是——江阴。
2017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为江阴叫响“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拥有这一美誉
江阴实至名归。江阴，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综合发展“十六连冠”，中国工业百强县市蝉联第一。
中国企业500强
10家（占全省的19.2%）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17家（占全省的34%）
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
5家（占全省的11.9%）
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12家（占全省的14%）
上市公司48家
无锡首家营收超千亿的企业
海澜集团
全国特钢企业领头羊
中信特钢（兴澄特钢）
中国最大民营造船企业
扬子江船业
中国工业“奥斯卡”
中国工业大奖2家
法尔胜泓昇集团、双良集团
荣获全省第一、纺织行业唯一的
中国质量奖企业
阳光集团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23家开票销售超百亿企业，48家入库税金超亿元企业，110余只行业单打冠军产品，150多家企业成为行业“隐形冠军”；132家企业主持制订了457项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主持起草了14项国际标准；有1只中国世界名牌、13只中国名牌、55件中国驰名商标、7家国际知名品牌领军企业。
今天，我们就一起穿越历史，看看咱们江阴的“发家史”。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1958年，全国上下在 “以钢为纲”的口号中，江阴紧随国家政策兴办了社队工业，掀起工业发展的热潮。
20世纪70年代
1975年，《人民日报》发表《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的社论，当时的中国处于国家大三线建设与产业布局的调整中，社队工业也由此实现了向更宽领域拓展。社队工业的发展，为之后江阴制造业的发展积累了资本与劳动力。
20世纪70年代，江阴企业聘请上海等大、中城市技术人员，利用周末来指导生产，被称为“星期六工程师”。
20世纪80年代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策将中国制造业带入发展黄金期，江阴的制造业也由此扬帆远航。江阴各级党委政府与企业一起跑项目、跑资金、跑资源、跑市场，使乡镇企业顽强生存下来。
1988年，海澜集团的前身在新桥镇10多间闲置空房里诞生了。
制造绳缆的中国500强企业法尔胜泓昇集团、制造溴冷机的中国500强企业双良集团、深耕纺织业的中国500强企业阳光集团，都产生和发展于这个时期。
在社会学家费孝通1983年所著的《小城镇 再探索》中，将改革开放初期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描绘为“苏南模式”。这一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依托中心城市，乡镇政府直接领导，并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苏南模式”发展中的江阴，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制造业的能力也得到了巨大锻炼。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起，江阴市委、市政府以观念的转变带动职能的转变，大力推行政企分开，尽最大可能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干预，同时倡导“你投资，我服务；你发财，我发展”等发展理念，使江阴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
1995年，第二届江阴出口商品交易暨投资洽谈会（江阴经贸合作洽谈会的前身）
1997年2月，江阴市第一只股票——“兴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揭开了江阴规模企业竞相上市的大幕。至1999年末，江阴市拥有江苏阳光、华西村、法尔胜等8家上市企业，累计募集资金21.6亿元，形成中国资本市场上独树一帜的“江阴板块”。
1999年8月，华西股份在深交所上市
90年代，三毛集团（海澜集团前身）的生产车间。
1999年的法尔胜集团。
21世纪
进入21世纪，江阴市成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打造出一条龙、一站式、一单制的审批服务超市。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特点，建立了市领导、相关部门与企业挂钩制度，实施分类指导，对大企业大集团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策”服务，对优势成长型企业强化要素支持、政策扶持，对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简化服务流程、提升审批效能。
重整“实体经济”再出发
2016年以来，江阴把产业强市作为首要战略，动员全市力量帮助实体经济渡过难关。
2018年3月30日，江阴举行全市打响“制造业第一县”品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暨人才强企大会
江阴市密集出台了“暨阳英才计划1+6”新政、“四个100亿”产业发展基金、“产业强市30条”、“企业降本减负32条”、“科技创新20条”、“重塑‘江阴板块’新优势29条”、“高质量发展30条”等一系列“真金白银”的产业政策，并通过“放管服”改革、“大走访”等形式，为民营企业提供“全天候、不打折、无条件”的“店小二”、“急郎中”式服务，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产业、做精做优产品，续写“江阴制造”传奇。
2017年10月8日，江阴“三局两中心”揭牌，全新的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两年多来，江阴共出台10个发展民营经济的配套文件、23个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累计兑付各类扶持资金超过41亿元。“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政企合力再出发，今年，江阴以全省首个县级集成改革试点为抓手，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持续巩固“2440”审批提速成果，用行政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用审批服务的快速度赢得企业发展的加速度，让企业实实在在感触到更加宜人的小气候、更加温暖的小环境，推动形成企业千帆竞发、万马奔腾的生动局面。
江阴企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各显神通”
华西集团聚焦现代服务业，持续在金融服务、文化产业等新经济领域布局，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火花，激起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无限活力；扬子江船业以高端化冲刺行业第一；阳光集团通过打造智能面料图谱、智能化服装生产线等，积极向智能制造转变，不断淬炼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澄星集团坚持创新发展，开拓电子化学品研发制造等新兴领域，到云南、贵州等地扩大产业版图，赴日本、韩国兼并高新企业，向着实现营业收入“千亿梦”的目标迈进；普莱医药成立9年，实现了从孵化器、到加速器、再到建厂的“三级跳”，进一步加快了创新药PL5多肽类抗感染药物的产业化步伐；长电科技稳居世界芯片封装企业前三甲；远景能源业务规模每年以100%的速度增长，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风机生产商和全球数字能源技术领军企业。
40年间，从乡镇企业起步，到苏南模式创新；从“江阴板块”神话，到“中国制造业第一县”样本；从“创一代”们的敢闯敢拼、坚守实业，到“企二代”们的世界眼光、创新创造，江阴实体经济一步步引领，一次次跨越，以高质量发展铸就了江阴如今排头兵的稳固地位。
40年风雨兼程，江阴的制造业已从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崛起的“资源红利期”发展到了如今以创新驱动发展的“创新红利期”。今天，回望来时之路，往昔的峥嵘岁月依旧历历在目。
当岁月淬炼过的这些改革瞬间在眼前呈现，我们依然会心潮澎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今日的“江阴制造”已在市场的“熔炉”中百炼成钢，与世界一流企业同台竞技，做强做优做大的发展背后，正是来自改革开放的伟力和活力。
行者方致远，奋斗路正长。“江阴制造”将为新时代改革开放重整行装再出发，在高质量的发展道路上奋力赢得新的更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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