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大旨，在引导世人出生死轮回。

盖世人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静而思之，何以忽而有我？未生以前，我在何处？既死以后，我往何所？茫茫昧昧，诚可哀也。有智慧者，在自性内体究，破妄显真，忽如梦觉，六通具足，得知过去世曾经无量生死，或生天上，或生人间，或为畜生，或堕地狱饿鬼，苦乐千差；未来世中，亦复如是，轮转无穷。遍观一切众生，头出头没，无有了期，遂发大愿，修菩萨道，自度度他，福慧圆满，得成佛果。所说经法，真实不虚。无论何人，依教修行，皆得成佛。但入门有难易之分，证道有深浅之别，及其成功，一也。如来设教，义有多门，譬如医师应病与药，但旨趣玄奥，非深心研究，不能畅达。何则？出世妙道，与世俗知见大相悬殊。西洋哲学家数百年来精思妙想，不能入其堂奥。盖因所用之思想，是生灭妄心，与不生不灭常住真心全不相应。是以三身、四智、五眼、六通非哲学家所能企及也。

夫人之生也，必營於事物。事物稱萬，不獨委於一人。巢林一枝，鳥見遺於叢葦。飲河滿腹，獸不恡於洪波。外求諸物，內明諸己，知生之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事之有當，不任分當之事。事非當，則傷於智力。務過分，則敝於形神。身且不安，何能及道。是以修道之人，要須斷簡事物，知其閑要，較量輕重，識其去取，非要非重，皆應絕之。猶人食有酒肉，衣有羅綺，身有名位，財有金玉，此並情欲之餘好，非益生之良藥，眾皆徇之，自致亡敗。靜而思之，何迷之甚。故莊子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生之所無以為者，分之外物也。蔬食敝衣，足延性命，豈待酒食羅綺，然後為生哉。是故於生無要用者，並須去之。於生雖用有餘者，亦須捨之。財有害氣，積則傷人，雖少猶累，而況多乎。今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況棄道德，忽性命，而從非要以自促伐者乎。夫以名位比於道德，則名位假而賤，道德真而貴。能知貴賤，應須去取，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道。故莊子云：“行名失己，非士也。”《西昇經》云：“抱元守一，至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榮官。”若不簡擇，觸事皆為，則身勞智昏，修道事闕。若處事安閑，在物無累者，自屬證成之人。若實未成而言無累者，誠自誑耳。
​——唐·司馬承禎《坐忘論·簡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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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封泉宝背天府

乾封泉宝在历史上有过两次铸造时期，一是唐高宗乾封元年时期，材质主要有铜、铅两种；二是五代十国马殷定湘建楚在位时期（公元907-930 年），马殷沿袭了唐代乾封年号及钱文，重铸了乾封泉宝，其钱材质有铜铁两种。

开元通宝它不是年号钱，也不是开元年间铸造的，乾封泉宝它才是年号钱，公元666年唐高宗封禅泰山，于是改元乾封，泰山封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政治行为，真正实现了泰山封禅的只有六位都是些了不得，有作为的帝王，后世史学家对唐高宗李治的评价并不高，主要源于唐高宗执政后期，导致了武后专权。

唐高宗企图以改铸新钱的措施来整顿恶钱流通。于是在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下令铸造乾封泉宝，然而，当时却规定新钱与旧钱一起流通。据《新唐书·食货志》的记载， 乾封泉宝“以一当旧钱之十”。换言之，在币值方面，一枚乾封泉宝等价于十枚开元通宝，唐高宗李治，新钱不但未能达到目的，反而造成了不良后果，这是唐高宗始料未及的，在此期间， 李治下诏自批：“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不可”。他认为，唐高祖铸开元钱，在太宗贞观鼎盛的时候都未曾更改，自己却铸新钱取而代之，恐违天意，便即令收回新钱复行开元，予以储存以作万代之法，后来，唐朝政府速将乾封泉宝回笼销熔改铸回开元通宝。 乾封泉宝铸时仅八个月，乾封二年便被废止，其中，乾封泉宝背天府铜钱就是其中极少的一版，存世稀少。

历史之事,纷繁复杂,非后世可尽知通晓。在铸币方面,亦是如此,故而后世发现有物,当以实物实证,方可定夺，见图该枚直径35.9mm，厚2.2mm，面文“乾封泉宝”四字,旋读,背穿上下“天府”二字,皆隶书书体。其面文字形硕大而皆接廓,布局协调,笔划横直竖立,舒展洒脱,“直钩乾”，就整体书意来看,其书相自然,古朴率真之感凸显，而如本品独特铸相者,以愚之眼界耳域所及,更为难寻,故其十分值得珍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