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体隆胸# 前如何判断自己适合多大的假体？
极简傻瓜版的测量方法，1分钟让你明白你适合的假体型号范围，并大致估计术后能达到什么效过，学不会你就告别#丰胸# 手术吧，太容易被忽悠。
第一步：使用软尺水平放置胸部最高点，绕身体半周（普通测量胸围是一周，这里只要半周，量到腋下就可以了），测量所得为胸廓宽度。
第二步：计算你能植入最大的假体直径：（胸廓宽度-3）/2
解释一下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首先，想象你的胸部是一个盘子，乳房假体是两个苹果，要让苹果稳稳当当放在盘子里，两个苹果不能太大，即它们直径之和不超过盘子的直径。同理，能植入的假体最大直径也不能超过你的胸廓宽度，不然术后很容易摸到假体边缘，乳房手感很假。
其次，这两个苹果必须放得太近。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乳沟，但自然的乳房必须有一定间距，所以得为两个假体留出了3厘米空间。
第三步：对假体厂家提供型号表，选择假体尺寸
不同假体厂商生产的假体型号差别挺大，这里我们以曼托圆形假体为例。
Ａ姑娘身高154cm，体重40kg，术前A罩杯，胸廓宽度26cm，根据我们刚刚的公式，A姑娘能植入的最大假体直径=（26-3）/2=11.5cm。对照假体型号表，小A姑娘能植入的假体不超过300cc，术后大概能达到D罩杯。
Ｂ姑娘身高163cm，体重46kg，术前A罩杯，胸廓宽度24cm，根据我们刚刚的公式，B姑娘能植入的最大假体直径=（24-3）/2=10.5cm。对照假体型号表，B姑娘能植入的假体不超过250cc，术后大概能达到C罩杯。
到这一步，你就可以歇着了，单凭自测再不可能得到更精确的结果，剩下的评估工作，比如测量你的皮肤拉伸度、根据CT结果查看胸骨情况、预估术后身形整体协调性……都是医生的。
但即使完成着一系列评估，我无法精确告诉你你到底要做多大假体，只有术中松解肌肉、腔隙剥离后才能确定。就如同你要知道口袋能装多少东西，最好的办法当然把口袋打开，试试看口袋到底能撑开多大。所以我一般只在术前评估出患者适合假体型号的范围，再准备三对在该范围内的假体，手术中打开腔隙后再决定植入哪对。
总结：
一、傻瓜式自测假体大小方法
1.测量胸廓宽度
2.最大假体直径=（胸廓宽度-3）/2
3.根据假体直径，对照假体型号表找到你适合的假体型号范围。
二、和其他所有术前测量乳房的方法一样，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只是大致范围，只有在术中剥离腔隙后，才能精准确定最适合你的假体型号。
极简傻瓜版的测量方法，1分钟让你明白你适合的假体型号范围，并大致估计术后能达到什么效过，学不会你就告别#丰胸# 手术吧，太容易被忽悠。
第一步：使用软尺水平放置胸部最高点，绕身体半周（普通测量胸围是一周，这里只要半周，量到腋下就可以了），测量所得为胸廓宽度。
第二步：计算你能植入最大的假体直径：（胸廓宽度-3）/2
解释一下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首先，想象你的胸部是一个盘子，乳房假体是两个苹果，要让苹果稳稳当当放在盘子里，两个苹果不能太大，即它们直径之和不超过盘子的直径。同理，能植入的假体最大直径也不能超过你的胸廓宽度，不然术后很容易摸到假体边缘，乳房手感很假。
其次，这两个苹果必须放得太近。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乳沟，但自然的乳房必须有一定间距，所以得为两个假体留出了3厘米空间。
第三步：对假体厂家提供型号表，选择假体尺寸
不同假体厂商生产的假体型号差别挺大，这里我们以曼托圆形假体为例。
Ａ姑娘身高154cm，体重40kg，术前A罩杯，胸廓宽度26cm，根据我们刚刚的公式，A姑娘能植入的最大假体直径=（26-3）/2=11.5cm。对照假体型号表，小A姑娘能植入的假体不超过300cc，术后大概能达到D罩杯。
Ｂ姑娘身高163cm，体重46kg，术前A罩杯，胸廓宽度24cm，根据我们刚刚的公式，B姑娘能植入的最大假体直径=（24-3）/2=10.5cm。对照假体型号表，B姑娘能植入的假体不超过250cc，术后大概能达到C罩杯。
到这一步，你就可以歇着了，单凭自测再不可能得到更精确的结果，剩下的评估工作，比如测量你的皮肤拉伸度、根据CT结果查看胸骨情况、预估术后身形整体协调性……都是医生的。
但即使完成着一系列评估，我无法精确告诉你你到底要做多大假体，只有术中松解肌肉、腔隙剥离后才能确定。就如同你要知道口袋能装多少东西，最好的办法当然把口袋打开，试试看口袋到底能撑开多大。所以我一般只在术前评估出患者适合假体型号的范围，再准备三对在该范围内的假体，手术中打开腔隙后再决定植入哪对。
总结：
一、傻瓜式自测假体大小方法
1.测量胸廓宽度
2.最大假体直径=（胸廓宽度-3）/2
3.根据假体直径，对照假体型号表找到你适合的假体型号范围。
二、和其他所有术前测量乳房的方法一样，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只是大致范围，只有在术中剥离腔隙后，才能精准确定最适合你的假体型号。
托德作为国际汽联主席任期将满，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文/Adam Cooper
让·托德担任国际汽联（FIA）主席已近12年，如今任期将满，6个月后就将把这一权利交给继任者。
2009年，托德从马克斯·莫斯利手中接过这一职务后，领导这一组织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当年莫斯利接替非常“有故事”的让-马力·巴勒斯特雷后，也对组织进行了改革。也许你对他的某些决定并不赞同，但工作狂托德在他的任期内成就颇丰，尤其是在前任的基础上，在道路安全和赛道安全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建树。
他在保罗·里卡德赛道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很放松，这和以往他和媒体打交道的大部分时候都不一样。也许是因为任期将满，而他也已经准备翻开新的篇章。
莫斯利曾说过，他希望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是更安全的公共道路，从而能够拯救成千上万条生命。那么，托德对于自己三个任期的工作，希望大家要如何记住他呢？
“老实说，现在谈这个还太早，”当我们问及他的个人成就时，他这样说到。“我必须说我很幸运，我的职业生涯始于1966年，一开始是担任副驾驶，1981年，我被任命掌管标致，直到今天，我没有错过一天的工作，这是一种福气。它是一种一点点疯狂再加上幸运的综合体。”
“所以，我会继续工作到12月17-18日，对工作全力以赴。如果我们要聊我们取得了哪些成绩，又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那时才是向我提出这些问题的好时候。顺便提一句，这也不是秘密，我在准备出书，大约会在2022年底出版。书里包含许多内容，有我的故事，有与我非常亲近的人的看法，以及我和除赛车之外的事物的接触。所以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可以通过它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托德已经75岁了，但他的步伐并没有慢下来。除了和代笔作者一起共同完成这本自传，他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需要花去我很多时间。我有很多兴趣爱好，除了F1和其他赛车之外还有很多活动要参加，我很喜欢这样。大部分的活动，我会继续参与，另外，我还有些别的想法。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谈论这些还太早，也许还会发生更多事情，我们拭目以待吧。"
"另一件不可预知的事情，就是健康。我已经不再是年轻人了，所以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这是真的。看看曼苏尔·奥杰，68岁，我们知道他已经与病魔斗争很久了。看看马克斯，81岁。所以这事不仅仅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希望别轮到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不过，我们得知道这是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当然要以此来指导生活。”
大家也许期待着托德离任后会在FIA保留某种形式的荣誉职务，但有意思的是，他坚持自己不会这样做。
“与FIA保持关联？不，不与FIA保持关联。这样是不健康的。我会结束自己的任期。当然，如果在我留下的事物方面有疑问的话，我会随时提供帮助。不过，我不会和FIA有更多的牵连了。”
那么，谁将会是继任者？目前，有两位候选人参与了竞争，默罕默德·本·苏拉耶和格拉汉姆·斯托克。后者作为运动事务的副主席，是托德的亲密同盟。不过，这位现主席没有表示支持他的竞选，至少没有公开表示支持。
“老实说，这不是我选的，”他表示，“我会尊重主席们、俱乐部代表们的选择，他们会决定人选。目前为止，我听说有两名候选人表示了对这个职务的兴趣。也许，会有更多人选出现，因为我认为提名截止日期是在10月份的某天。所以，还有很长时间。”
“如果你以我为例，我想我是在7月宣布参加10月的竞选，然后在最后一分钟，在竞选的时候宣布我的团队。每一位候选人都已经宣布了自己的团队组成。”
在托德余下的任期中，接下来的6个月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F1而言，像《协和协议》和2022年技术规则等大问题已经妥善处理完毕，但是总有细节问题需要注意，而下一代动力单元是一项主要议题。在伯尼·埃克莱斯顿和切斯·凯利之后，托德正在和他的第三位F1 CEO共事。三位CEO风格都截然不同，而斯蒂法诺·多梅尼卡利曾是他的员工这件事让情况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吧，”托德表示，“伯尼把工作交到了切斯手里，切斯决定要重组F1，他的确是这么做了。他任命了罗斯·布朗和肖恩·布拉彻斯分别担任某项职务。他创建了一支团队而不是搞一言堂。”
“伯尼就是伯尼，他会做的事情，切斯不会做或者说做不到。我必须说我和伯尼关系很好，这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进入F1，是因为伯尼那时向法拉利提及了我的名字。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总是意见一致，因为对他来说很明显，与马克斯打交道和与我打交道是不同的。是更好还是更糟？你得问他了。我知道答案！”
“然后，切斯决定退下来，自由传媒集团任命了斯蒂法诺。当然是斯蒂法诺，我了解他，我们已经一起工作16年了。当我当选FIA主席时，我任命他为单座赛车委员会主席。从某种意义上工作的同事——我曾是他的老板，到他变成了我的朋友。所以，我十分为他高兴。”
“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有他的风格，和切斯的不一样，即便切斯仍保留了非执行主席的职务。不过，不妨以不同的方式讲，我和伯尼共事得不错，和切斯共事得不错，现在和斯蒂法诺也很不错。唯一不同的，是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不过，我不认为这项运动曾因商业权利持有人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某种分歧而受到伤害。”
FIA主席和F1老板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因为组织间财务关系的原因。该管理机构是否在资金方面过于依赖F1？
“这个问题挺难回答，”托德说，“我是说，这是事实。F1是最大的收益来源。此外，我们从其他锦标赛上也有收益。我们都很清楚其他锦标赛带来的收益会少一些，因为它们的收入少。电动方程式从财务上说也是一个收益不错的锦标赛，我们吸引了更多的赞助。也许没有我们应该获得的那么多，这是我们仍需努力的事情，要努力推广。”
“FIA就是这么被架构的，这不是批评它，因为对此我也没有做任何的改变。不过FIA，以及从我的前任开始就决定了世界锦标赛要让赞助者盈利。所以他要承担风险，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会得到最多的经济回报。我同意这点，即便我不同意，合同也已经签了，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产生更多利润，我们做到了。和IOC、FIFA、UEFA相比，这个方式尤其限制了我们的财富。因为那些组织在为运动做推广、管理和制定规则。我们只为运动提供管理和制定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去的15到16个月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IA和F1以及车队一起，帮助领导这项运动渡过难关。托德指出疫情“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往一个方向努力”，他相信从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会让大家长期受益。
“很显然，预算帽是个主要话题，”托德说，“从我个人来讲，很抱歉我反对远程工作。但是我肯定我们依然可以从中学到东西。过去你常常会飞去中国、澳大利亚或者拉丁美洲去参加一个2小时的会议。我想你能有一个更理性的差旅计划。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我们的星球也很脆弱，从而变得更谦逊。”
谈及可持续问题，开启了托德对F1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电动和混动技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正在努力对2025动力总成完成定义，”他说，“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制造商加入进来，这会对这项运动大有益处，我们要研究燃油、混动、电动之间的最佳搭配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紧密合作，我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和燃料供应商一起，研制出一种零排放燃料。所以这就是挑战。”
“在过去几年里，赛车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大。这件事我一直在内部进行讨论，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安全性，我们应该接受。如果我听到Halo系统有10公斤重，好的，我们要Halo系统。但是，如果有很多技术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到头来，我们希望保持赛车运动的本质，最终还是要靠车手来分出胜负。”
“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也许技术发展的空间比车手技艺精进的空间要大。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论述，确保我们把获得的改进都进行分类：关于必要的安全性方面的改进，我们要继续；有一些我们则可以取消，也许这样也能为赛车减轻一点重量，并让车手的技艺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这听起来，正如托德所乐见的，2025年的动力总成将是一个更加简化版的方案，去掉了一些技术，赛车变得更轻、更灵活敏捷。然而，他承认我们也不能在回头路上走得太远。
“我想我们都需要保持积极正面。我从没说过车子太重了，我说的是可能赛车在过去几年里增加了一些重量。我想我们要理解进化。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是汽车的进化。你看你40年前开的车，和现在开的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处在的这个世界和足球或者网球世界不一样，它们在50年前和今天几乎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体育场周围的广告或者之类的东西。但在我们这，这是一个人和一台机器，而机器已经发生了剧变，并将继续变化，因为汽车在进化，这是你无法避免的。”
“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必须抵制引入过多的电子器件，引进太多东西意味着赛车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原来复杂太多。但是你能否想清楚，然后说’好，我们有可以换挡的赛车？我们的赛车有/没有动力转向系统？‘这是违反汽车进化本质的。所以我们必须接受。F1代表着赛车运动的巅峰，也就是汽车的巅峰。它需要贴近这一本质。”
前面托德采取了回避态度，对于他留下的职业遗产没有说得太多。但他总结道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一是改变了FIA的结构，让FIA变得更加透明。
“我真正希望的是，我们在这项运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尊从。”他总结道，“这很难，因为规则如何解读，能做和不能做的界限在哪里？这不是我去决定的，但是我的职责是保证我们有最好的人选。“
”显然，我们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团队，正如你所知道的。另外，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有一个叫技术体育委员会，因为我讨厌由一个人去决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对我们大家都没好处，对他也不好，对所有人都不好。所以我们有一个指导委员会，我们也增强了这个委员会的力量，去尽可能协助管理。所以我们必须非常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去达成这一目标。”
如果组织器官不坚守岗位甚至“误入歧途”会怎样？人体内某个脏器或组织离开其正常解剖位置，通过先天或后天形成的薄弱点、缺损或孔隙进入另一部位的叫做“疝”，其中腹股沟疝最为常见，也就是俗称的小肠疝气。疝气不痛不痒很多人容易忽视，这就增加了“嵌顿”的危险性，因而需要及时治疗。究竟为什么为得疝，又该如何科学对待疝病，这些问题专家最有发言权。《中国企业报》中企视讯专访了长期从事疝和腹壁外科领域工作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朱雷明教授。
朱雷明教授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博士，并且曾经前往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担任过访问学者。他不仅医术精湛同时也精研学术，兼任上海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和腹壁外科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科普分会疝外科健康促进部委员等职。朱雷明践行“个体化和微创”原则，擅长各类腹壁疝的微创手术，包括复发、难治性疝。致力于疝修补材料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坚持“优良的手术技术+合适的修补材料”，以达到疝病患者形态和功能的双重修复。
以下为《中国企业报》中企视讯特别对话朱雷明，探寻疝病发病原理及治疗方法。
中企视讯：疝气患者会问的第一个问题，通常都是我什么会得疝气，请问您如何解答？
朱雷明：经常有患者提出这个问题，最早我是按照从教科书上学到的知识来为病人解答，但是随着临床工作的积累，我自己，包括一些疝气病人，发现有许多情况远远不能用教科书式的回答来满足。我手头有一本第九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外科学》，对于腹外疝的发生做了经典的归纳和总结：腹壁疝的发生需要内因和外因，前者是腹壁强度降低，后者是腹内压力增高。造成腹壁强度降低的最常见的因素包括：特殊的解剖部位、手术切口愈合不良、老年、长期吸烟等。造成腹内压力增高的因素常见的有慢性咳嗽、慢性便秘、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困难、搬运重物、腹水、妊娠等。这些总结很有道理，对于临床疝气发生的多数原因可以给出解释。
然而，临床问题往往比教科书的标准答案要复杂许多。以吸烟为例，男性疝气患者当中有大量“老烟枪”，然而在吸烟人群中，罹患疝气者只占一小部分，更有大量疝气患者是没有吸烟史的。同样，男性老年人中前列腺增生的比例随着年龄增高而上升，这和疝气的发病率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前列腺增生男性都会得疝气，伴有前列腺增生并且有排尿困难的疝气患者同样占比较低。
由此可见,这些内因和外因都是引发疝病的危险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腹外疝的发病本质在于构成腹壁筋膜的重要成分—胶原蛋白的代谢出现异常，导致腹壁筋膜的强度下降，不能抵御腹腔内的压力，进而使得腹腔内的脏器或组织通过腹壁缺口突出而形成疝。在肌肉表面或者在下面，有一层比较致密的结缔组织，我们称为筋膜，比如牛腩表面那一层白色物质，就是筋膜。其实疝的问题就出在筋膜层上面，如果筋膜出现问题，质地变差变薄弱了，最后形成一个缺损，小肠等脏器鼓出来，疝就发生了。
中企视讯：筋膜层薄弱是疝病的罪魁祸首，普通人可以通过多吃胶原蛋白来预防和治疗疝气吗？
朱雷明：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认为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也比药物更容易接受。胶原蛋白是好东西，很多女孩爱美容，认为吃红烧肉和海参等高蛋白的食物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其实从科学角度看，这是一种认知误区。
胶原蛋白只是一个统称，具体种类很多，据说可以分为16种，与人体筋膜组织最有关系的是I型和III型胶原。简单的说，I型胶原是成熟的胶原，比较粗壮，III型胶原是非成熟的胶原，比较纤细。两者维持一定的比例才能维持机体腹壁筋膜的强度。（见示意图）
如果两种胶原的比例或者排列方式出现紊乱，人体筋膜的强度就会下降，腹壁结构的稳定性就会被破坏，这时就很容易发生疝气了。要纠正胶原结构紊乱，吃红烧肉、海参可能也是无济于事。吃下去的胶原蛋白，通过消化吸收变成了氨基酸，氨基酸重新合成为胶原蛋白需要经过复杂的合成代谢过程。要纠正胶原结构的紊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中企视讯：疝气修补材料有哪些种类，哪种补得更舒服？
朱雷明：疝气可以比喻成衣服破了一个洞，对成年人来说，要想治病，就要用补丁把这个洞补上。过去我们通常采用人工合成的补片来修补破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世界普遍采用的都是人工合成补片。合成补片采用化学方法合成，比如聚丙烯，材料牢固，现代工艺也使得材料很轻薄，修补效果牢固，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种材料植入体内不可以降解吸收，作为异物终身留存体内，因此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并且不能修复或者改变人体的胶原代谢紊乱，而是在局部形成一种新的疤痕。
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洞补得更舒服？并且让腹壁像原来一样完整呢？答案就在于再生性的生物材料，这正是国内外许多研究聚焦的问题，现在我国在该创新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现在我经常会使用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做成的补片，这种材料放入腹壁缺损区域后会被降解吸收掉，同时诱导机体反应合成新的胶原，人体腹壁筋膜得以重新恢复完整性，同时避免人工补片作为异物可能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
我加入了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的注册临床研究，最早的一批病人已经术后随访6年多了，现在可以正常的运动生活，患者普遍反映没有手术创伤的不良影响，生活质量很高，已经摆脱了疝气的烦恼。
中企视讯：疝气需要手术治疗，很多患者对手术产生恐惧，您觉得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克服恐惧？
朱雷明：割破手指都会疼呢，何况做个手术。一般在手术后的第一天是疼痛最强烈的时候，主要是手术的切口导致的疼痛，一般医生会注射一些止痛剂来缓解疼痛。疝气手术是成熟的手术，疝病是常见病高发病，中国每年要做超过100万例疝手术，在疝病手术方面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国际知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对各个国家的治疗的水平进行打分，我们国家在疝病领域得到了满分。
无论是传统的开放式手术，还是越来越普及的腹腔镜手术，在上海地区都遵循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每一例手术都要求做到规范，那么手术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有保证。任何一个病人来做手术都会得到最好的对待，完全可以放下包袱。
朱雷明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博士、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访问学者，兼任上海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和腹壁外科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科普分会疝外科健康促进部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微创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从事疝和腹壁外科领域工作，践行“个体化和微创”原则，擅长各类腹壁疝的微创手术，包括复发、难治性疝。致力于疝修补材料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坚持“优良的手术技术+合适的修补材料”，以达到疝病患者形态和功能的双重修复。
朱雷明教授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博士，并且曾经前往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担任过访问学者。他不仅医术精湛同时也精研学术，兼任上海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和腹壁外科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科普分会疝外科健康促进部委员等职。朱雷明践行“个体化和微创”原则，擅长各类腹壁疝的微创手术，包括复发、难治性疝。致力于疝修补材料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坚持“优良的手术技术+合适的修补材料”，以达到疝病患者形态和功能的双重修复。
以下为《中国企业报》中企视讯特别对话朱雷明，探寻疝病发病原理及治疗方法。
中企视讯：疝气患者会问的第一个问题，通常都是我什么会得疝气，请问您如何解答？
朱雷明：经常有患者提出这个问题，最早我是按照从教科书上学到的知识来为病人解答，但是随着临床工作的积累，我自己，包括一些疝气病人，发现有许多情况远远不能用教科书式的回答来满足。我手头有一本第九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外科学》，对于腹外疝的发生做了经典的归纳和总结：腹壁疝的发生需要内因和外因，前者是腹壁强度降低，后者是腹内压力增高。造成腹壁强度降低的最常见的因素包括：特殊的解剖部位、手术切口愈合不良、老年、长期吸烟等。造成腹内压力增高的因素常见的有慢性咳嗽、慢性便秘、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困难、搬运重物、腹水、妊娠等。这些总结很有道理，对于临床疝气发生的多数原因可以给出解释。
然而，临床问题往往比教科书的标准答案要复杂许多。以吸烟为例，男性疝气患者当中有大量“老烟枪”，然而在吸烟人群中，罹患疝气者只占一小部分，更有大量疝气患者是没有吸烟史的。同样，男性老年人中前列腺增生的比例随着年龄增高而上升，这和疝气的发病率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前列腺增生男性都会得疝气，伴有前列腺增生并且有排尿困难的疝气患者同样占比较低。
由此可见,这些内因和外因都是引发疝病的危险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腹外疝的发病本质在于构成腹壁筋膜的重要成分—胶原蛋白的代谢出现异常，导致腹壁筋膜的强度下降，不能抵御腹腔内的压力，进而使得腹腔内的脏器或组织通过腹壁缺口突出而形成疝。在肌肉表面或者在下面，有一层比较致密的结缔组织，我们称为筋膜，比如牛腩表面那一层白色物质，就是筋膜。其实疝的问题就出在筋膜层上面，如果筋膜出现问题，质地变差变薄弱了，最后形成一个缺损，小肠等脏器鼓出来，疝就发生了。
中企视讯：筋膜层薄弱是疝病的罪魁祸首，普通人可以通过多吃胶原蛋白来预防和治疗疝气吗？
朱雷明：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认为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也比药物更容易接受。胶原蛋白是好东西，很多女孩爱美容，认为吃红烧肉和海参等高蛋白的食物可以补充胶原蛋白，其实从科学角度看，这是一种认知误区。
胶原蛋白只是一个统称，具体种类很多，据说可以分为16种，与人体筋膜组织最有关系的是I型和III型胶原。简单的说，I型胶原是成熟的胶原，比较粗壮，III型胶原是非成熟的胶原，比较纤细。两者维持一定的比例才能维持机体腹壁筋膜的强度。（见示意图）
如果两种胶原的比例或者排列方式出现紊乱，人体筋膜的强度就会下降，腹壁结构的稳定性就会被破坏，这时就很容易发生疝气了。要纠正胶原结构紊乱，吃红烧肉、海参可能也是无济于事。吃下去的胶原蛋白，通过消化吸收变成了氨基酸，氨基酸重新合成为胶原蛋白需要经过复杂的合成代谢过程。要纠正胶原结构的紊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中企视讯：疝气修补材料有哪些种类，哪种补得更舒服？
朱雷明：疝气可以比喻成衣服破了一个洞，对成年人来说，要想治病，就要用补丁把这个洞补上。过去我们通常采用人工合成的补片来修补破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世界普遍采用的都是人工合成补片。合成补片采用化学方法合成，比如聚丙烯，材料牢固，现代工艺也使得材料很轻薄，修补效果牢固，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种材料植入体内不可以降解吸收，作为异物终身留存体内，因此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并且不能修复或者改变人体的胶原代谢紊乱，而是在局部形成一种新的疤痕。
有没有办法，让这个洞补得更舒服？并且让腹壁像原来一样完整呢？答案就在于再生性的生物材料，这正是国内外许多研究聚焦的问题，现在我国在该创新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现在我经常会使用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做成的补片，这种材料放入腹壁缺损区域后会被降解吸收掉，同时诱导机体反应合成新的胶原，人体腹壁筋膜得以重新恢复完整性，同时避免人工补片作为异物可能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
我加入了软组织诱导性生物材料的注册临床研究，最早的一批病人已经术后随访6年多了，现在可以正常的运动生活，患者普遍反映没有手术创伤的不良影响，生活质量很高，已经摆脱了疝气的烦恼。
中企视讯：疝气需要手术治疗，很多患者对手术产生恐惧，您觉得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如何克服恐惧？
朱雷明：割破手指都会疼呢，何况做个手术。一般在手术后的第一天是疼痛最强烈的时候，主要是手术的切口导致的疼痛，一般医生会注射一些止痛剂来缓解疼痛。疝气手术是成熟的手术，疝病是常见病高发病，中国每年要做超过100万例疝手术，在疝病手术方面已经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国际知名的医学期刊《柳叶刀》对各个国家的治疗的水平进行打分，我们国家在疝病领域得到了满分。
无论是传统的开放式手术，还是越来越普及的腹腔镜手术，在上海地区都遵循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每一例手术都要求做到规范，那么手术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有保证。任何一个病人来做手术都会得到最好的对待，完全可以放下包袱。
朱雷明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博士、德国亚琛工业大学附属医院访问学者，兼任上海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和腹壁外科学组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科普分会疝外科健康促进部委员、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微创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长期从事疝和腹壁外科领域工作，践行“个体化和微创”原则，擅长各类腹壁疝的微创手术，包括复发、难治性疝。致力于疝修补材料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坚持“优良的手术技术+合适的修补材料”，以达到疝病患者形态和功能的双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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