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蓝天 幸福满满——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绿色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全体共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中国画卷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个夏天的天空真美，空气透亮，就是紫外线比以前强了，更得注意防晒了”“空气中没有刺鼻的味道了”“雾霾天越来越少见了”“一出门就看到蓝天白云，真舒心”……从京津冀到长三角，从东部沿海到汾渭平原，各地居民明显感受到一种变化，灰色的天空越来越少，蓝天白云正成为新常态。大家在空气质量改善中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日俱增！
这种变化得益于中国开启了一列保卫蓝天、治理大气污染的高速列车。列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不仅从未减速，还不断创造出新速度、新成绩。
持续发力
雾霾锁天、出门看不到对面的行人、空气污浊不敢顺畅呼吸、中小学停课、工厂限产、空气净化器一机难求……这是8年前北方许多城市频频出现的情况。据统计，2013年1月，北京只出现了5个优良天，1/6的国土面积遭遇到灰霾袭击。
也就是在那年，消除人民“心病”的蓝天保卫战全面打响：国务院发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各地按计划要求开始行动，企业推行绿色生产，公众自觉践行绿色生活。
自2017年下半年起，蓝天保卫战持续发力：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成立，28个专家团队分别入驻京津冀及周边的28个城市，为每个城市推出一套定制化治霾方案；2018年，蓝天保卫战进入攻坚阶段——国家出台《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专家指出，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调整产业结构、控制煤炭消费量、优化交通结构、工业排放提标改造、移动源排放管控、燃煤锅炉整治、提升机动车排放水平、治理无序排放的散乱污企业……在重点污染防治区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等地，大气污染治理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2020年2月，生态环境部宣布，3年大气治理圆满收官。“十三五”确立的与空气质量相关的约束性指标均全面超额完成。尤其是秋冬季大气污染得到改善，2020年第四季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39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62微克/立方米，比2016年同期下降39%；重污染天数比2016年同期下降87%。今年空气质量持续向好。2021年4月4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2.5%，同比上升3.8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2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5.2%。
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偏工业、能源结构偏煤炭、运输结构偏公路，是造成大气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区域单位国土面积煤炭消费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倍。同时，在城乡接合部、乡镇和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大量“散乱污”企业，严重污染环境。对于这些“重”产业，改造升级迫在眉睫，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北京石景山首钢工业园内，曾当了十几年钢铁工人的刘博强，现在已随着首钢搬迁而改行在首钢园区冬奥训练馆为冰场做修复工作了。为改善北京整体生态环境，降低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首钢北京石景山园区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十几万首钢人参与到这场大搬迁中。“我觉得很幸运。这次转型对我来说很重要。”刘博强说。北京300公里之外，河北曹妃甸，首钢新厂区。一场提标改造、升级换代的大工程同时展开。这里是中国第一个临海靠港的1000万吨级钢铁企业，拥有中国目前最大、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型生产装备，一流的环境装备保障高水平运行。
不仅在大气污染的重灾区京津冀地区，其他区域也在加大治理“散乱污”企业的力度。据生态环境部介绍，2020年10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乌海及周边地区召开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工作调度会。会议要求各盟市将所有涉气企业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实行“一城一案”“一厂一策”，确保减排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辽宁盘锦推出多项举措，加强“散乱污”企业治理，其中包括强化混凝土和沥青搅拌站的治理，增加检查频次；对搅拌站搅拌设备、上料系统及料堆进行密闭处理，厂区加大洒水频次，遏制扬尘污染；强化防水卷材行业治理，10多家防水卷材企业对沥青烟处理装置进行整改，新安装了光氧催化、经典捕捉等沥青烟收集处理设施。
安徽合肥发布《合肥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细化整治标准。实行拉网式排查，建立管理台账。按照“先停后治”的原则，实施分类处置。同时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散乱污”企业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企业异地转移、死灰复燃。
能源更迭
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占比曾一度高达93.8%，其排放的污染物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又一大元凶。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这意味着大量化石能源将为清洁能源所替代。
在辽宁盘锦大堡村，村民李仁忠和老伴儿开心地点燃燃气灶。“烧煤改成烧天然气，省去了拾柴引火的麻烦，不用点炉子了，也不用看炉子了。”李仁忠高兴地说。前几年，李仁忠家作为村里第一批试点用户安装了天然气炉。看到亲家用上天然气后生活发生的改变，一年后，杨洪贵也给自家安上了天然气炉。杨洪贵说：“刚开始人们都不知道气咋回事儿，有的害怕着火。现在越使越有经验。”据了解，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市场化运作让盘锦9万多农户安心用上了清洁能源。
通过改气、改电等方式替代散煤，是中国北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比如冬季清洁取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可以有效降低供暖季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减少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发生频次和程度。
河北将洁净煤及煤炉具配送到户，强化散煤整治。作为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河南郑州推动地热能供暖建设。截至2020年10月，已建成投运地热能供暖项目20个，实现供暖面积逾400万平方米。
风电、生物发电等清洁能源建设也日新月异。在苏南地区第一个生物发电站，一艘艘货船正将秸秆等农务废弃物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每年可以发电2亿多千瓦时。福清兴化湾建有30万千瓦海上风电二期工程。全中国，每小时就有2座风机安装到位。风电开发已延伸至中国所有省区市。
2020年底公布的数据，我国汽车保有量仍在以每年2000多万辆的速度增加，由此带来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山西太原，曾是世界十大空气污染城市。2016年，太原启动更换纯电动出租车工程。今天，太原是全世界拥有电动出租车最多的城市之一。
目前，中国是世界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国，销量、保有量占世界一半，每年减少300多万吨污染物排放。为强化重型车排放源头控制，2021年7月起，中国还将全面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
全网监测
“22日到23日，全省大部分云量较大，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出租车上，乘客在收听空气质量预报。地铁里，人们通过看手机及时了解当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从2015年开始，广播、电视、手机中的天气预报中，多了一项空气质量预报，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不仅为公众提供空气质量和重污染预报，也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持。
在应对大气污染突发事件时，大气环境监测工作作用大，能帮助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并能以更加科学详实的监测数据追根溯源，从根源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程师王欣说：“以监测发现问题，以监测评估效果。”
“滴滴滴……”河北省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调度中心响起一阵警报声，与此同时，秸秆垃圾露天焚烧公共视频与红外报警系统上跳出预警信息。工作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理，避免了一起污染事件。
当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已建立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城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技术体系。“整个区域重污染过程预报准确率接近100%，污染级别准确率接近80%。此外，预报时长由提前7天拓展到10天，能够为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采取应对措施争取更多时间，同时也进一步减少对经济社会的扰动。”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遥感卫星到激光雷达，从地面空气质量监测站到红外公共视频点，今天，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建成1436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已经实现了时间尺度上从小时到全年，空间尺度上从区县到全市。
据生态环境部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基本实现了“全面设点、全国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的目标，生态环境监测能力显著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稳步提高，监测数据的“真、准、全”得到有力保障。
据悉，“十四五”期间，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站将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填平补齐。环境监测点位建设将由“规模化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力争实现全国“一张网”智慧感知。
来源：人民网 记者：罗兰、马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驶入快车道，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全体共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中国画卷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
“这个夏天的天空真美，空气透亮，就是紫外线比以前强了，更得注意防晒了”“空气中没有刺鼻的味道了”“雾霾天越来越少见了”“一出门就看到蓝天白云，真舒心”……从京津冀到长三角，从东部沿海到汾渭平原，各地居民明显感受到一种变化，灰色的天空越来越少，蓝天白云正成为新常态。大家在空气质量改善中获得感和幸福感与日俱增！
这种变化得益于中国开启了一列保卫蓝天、治理大气污染的高速列车。列车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不仅从未减速，还不断创造出新速度、新成绩。
持续发力
雾霾锁天、出门看不到对面的行人、空气污浊不敢顺畅呼吸、中小学停课、工厂限产、空气净化器一机难求……这是8年前北方许多城市频频出现的情况。据统计，2013年1月，北京只出现了5个优良天，1/6的国土面积遭遇到灰霾袭击。
也就是在那年，消除人民“心病”的蓝天保卫战全面打响：国务院发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各地按计划要求开始行动，企业推行绿色生产，公众自觉践行绿色生活。
自2017年下半年起，蓝天保卫战持续发力：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成立，28个专家团队分别入驻京津冀及周边的28个城市，为每个城市推出一套定制化治霾方案；2018年，蓝天保卫战进入攻坚阶段——国家出台《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专家指出，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
调整产业结构、控制煤炭消费量、优化交通结构、工业排放提标改造、移动源排放管控、燃煤锅炉整治、提升机动车排放水平、治理无序排放的散乱污企业……在重点污染防治区域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等地，大气污染治理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2020年2月，生态环境部宣布，3年大气治理圆满收官。“十三五”确立的与空气质量相关的约束性指标均全面超额完成。尤其是秋冬季大气污染得到改善，2020年第四季度，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39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62微克/立方米，比2016年同期下降39%；重污染天数比2016年同期下降87%。今年空气质量持续向好。2021年4月4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2.5%，同比上升3.8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2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5.2%。
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偏工业、能源结构偏煤炭、运输结构偏公路，是造成大气污染严重的根本原因。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区域单位国土面积煤炭消费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倍。同时，在城乡接合部、乡镇和广大农村地区，存在大量“散乱污”企业，严重污染环境。对于这些“重”产业，改造升级迫在眉睫，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北京石景山首钢工业园内，曾当了十几年钢铁工人的刘博强，现在已随着首钢搬迁而改行在首钢园区冬奥训练馆为冰场做修复工作了。为改善北京整体生态环境，降低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首钢北京石景山园区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十几万首钢人参与到这场大搬迁中。“我觉得很幸运。这次转型对我来说很重要。”刘博强说。北京300公里之外，河北曹妃甸，首钢新厂区。一场提标改造、升级换代的大工程同时展开。这里是中国第一个临海靠港的1000万吨级钢铁企业，拥有中国目前最大、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型生产装备，一流的环境装备保障高水平运行。
不仅在大气污染的重灾区京津冀地区，其他区域也在加大治理“散乱污”企业的力度。据生态环境部介绍，2020年10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乌海及周边地区召开冬季大气污染防控工作调度会。会议要求各盟市将所有涉气企业纳入应急减排清单，实行“一城一案”“一厂一策”，确保减排措施可操作、可监测、可核查。
辽宁盘锦推出多项举措，加强“散乱污”企业治理，其中包括强化混凝土和沥青搅拌站的治理，增加检查频次；对搅拌站搅拌设备、上料系统及料堆进行密闭处理，厂区加大洒水频次，遏制扬尘污染；强化防水卷材行业治理，10多家防水卷材企业对沥青烟处理装置进行整改，新安装了光氧催化、经典捕捉等沥青烟收集处理设施。
安徽合肥发布《合肥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细化整治标准。实行拉网式排查，建立管理台账。按照“先停后治”的原则，实施分类处置。同时建立“散乱污”企业动态管理机制，坚决杜绝“散乱污”企业项目建设和已取缔的“散乱污”企业异地转移、死灰复燃。
能源更迭
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占比曾一度高达93.8%，其排放的污染物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又一大元凶。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这意味着大量化石能源将为清洁能源所替代。
在辽宁盘锦大堡村，村民李仁忠和老伴儿开心地点燃燃气灶。“烧煤改成烧天然气，省去了拾柴引火的麻烦，不用点炉子了，也不用看炉子了。”李仁忠高兴地说。前几年，李仁忠家作为村里第一批试点用户安装了天然气炉。看到亲家用上天然气后生活发生的改变，一年后，杨洪贵也给自家安上了天然气炉。杨洪贵说：“刚开始人们都不知道气咋回事儿，有的害怕着火。现在越使越有经验。”据了解，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市场化运作让盘锦9万多农户安心用上了清洁能源。
通过改气、改电等方式替代散煤，是中国北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比如冬季清洁取暖气代煤、电代煤工程，可以有效降低供暖季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减少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发生频次和程度。
河北将洁净煤及煤炉具配送到户，强化散煤整治。作为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河南郑州推动地热能供暖建设。截至2020年10月，已建成投运地热能供暖项目20个，实现供暖面积逾400万平方米。
风电、生物发电等清洁能源建设也日新月异。在苏南地区第一个生物发电站，一艘艘货船正将秸秆等农务废弃物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每年可以发电2亿多千瓦时。福清兴化湾建有30万千瓦海上风电二期工程。全中国，每小时就有2座风机安装到位。风电开发已延伸至中国所有省区市。
2020年底公布的数据，我国汽车保有量仍在以每年2000多万辆的速度增加，由此带来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山西太原，曾是世界十大空气污染城市。2016年，太原启动更换纯电动出租车工程。今天，太原是全世界拥有电动出租车最多的城市之一。
目前，中国是世界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国，销量、保有量占世界一半，每年减少300多万吨污染物排放。为强化重型车排放源头控制，2021年7月起，中国还将全面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标准。
全网监测
“22日到23日，全省大部分云量较大，空气质量以良为主。”出租车上，乘客在收听空气质量预报。地铁里，人们通过看手机及时了解当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从2015年开始，广播、电视、手机中的天气预报中，多了一项空气质量预报，来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不仅为公众提供空气质量和重污染预报，也为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持。
在应对大气污染突发事件时，大气环境监测工作作用大，能帮助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并能以更加科学详实的监测数据追根溯源，从根源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程师王欣说：“以监测发现问题，以监测评估效果。”
“滴滴滴……”河北省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指挥调度中心响起一阵警报声，与此同时，秸秆垃圾露天焚烧公共视频与红外报警系统上跳出预警信息。工作人员及时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理，避免了一起污染事件。
当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已建立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城市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技术体系。“整个区域重污染过程预报准确率接近100%，污染级别准确率接近80%。此外，预报时长由提前7天拓展到10天，能够为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采取应对措施争取更多时间，同时也进一步减少对经济社会的扰动。”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遥感卫星到激光雷达，从地面空气质量监测站到红外公共视频点，今天，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建成1436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已经实现了时间尺度上从小时到全年，空间尺度上从区县到全市。
据生态环境部介绍，“十三五”期间，我国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基本实现了“全面设点、全国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的目标，生态环境监测能力显著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稳步提高，监测数据的“真、准、全”得到有力保障。
据悉，“十四五”期间，城市空气自动监测站将实现地级及以上城市填平补齐。环境监测点位建设将由“规模化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力争实现全国“一张网”智慧感知。
来源：人民网 记者：罗兰、马放
【#法史小故事# 古代如何处置未成年人犯罪】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在冶文彪以北宋历史为背景创作的推理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第六部中，年仅七岁的王小槐毒死了一个假道士，正当左军巡使顾震十分为难、不知如何处置时，“讼绝”赵不尤在一旁提示道：孩童杀人，前朝有先例。仁宗年间，宁州孩童庞张儿殴人致死，审刑院先判了他死刑，但念在他只有九岁，争斗无杀心，便免了死刑，只罚铜一百二十斤给苦主家。濠州另有个孩童，也是九岁，与邻居老妇争木柴，斫伤老妇致其死亡，奏请仁宗皇上御批，免于刑罚，也罚铜一百二十斤。赵不尤说的这两个案例在史料《宋会要辑稿》中均有记载，反映了当时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宽大处理的法律制度。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特殊的刑事处罚，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礼记·曲礼》中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周礼·秋官·司刺》专门规定了“三赦”的情形：“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这一理念的影响十分深远，直到明朝时，还被刑部尚书何乔新在名篇《法律》中予以引用。
汉代法律中有了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前后发生过几次变化，年龄下限一般为七岁、八岁或十岁以下。经学大师郑玄在引汉律对《周礼》注释时，将未满八岁者视为“幼弱”，“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冶文彪在他另一本以汉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人皮论语》中写了一段相关的情节：督邮下令鞭打一名“有罪”的小童，他的母亲痛喊道：“国有明律，老弱幼孺均该宽宥免刑，你这是公然违反律令！”却被残暴的督邮叱道：“在这里，我就是律令！再鞭！”
到了唐代，《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的，予以“收赎”（以银赎罪）处置，所犯之罪为加役流、反逆缘坐流、会赦犹流者除外，但即便是他们，到了发配的地方也可以“免居作”（免于服劳役）。需要注意的是，十五岁以下、十一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故意杀人罪等死罪，也要依律执行死刑。《旧唐书》中记载了这样一起案件：开元二十三年，十三岁的张瑝和十一岁的张琇兄弟二人手刃杀父仇人，他们被捕后，坊间都很同情，认为他们“幼稚孝烈”，应当予以宽宥，但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复仇”，唐玄宗也这样认为，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律格之条。”因而虽然知道士庶颇有喧词，还是下令处死了兄弟二人。相较而言，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了死罪，可以“上请”，从而获得赦免的机会；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了死罪也“不加刑”，但“缘坐应配没者”除外。并且《唐律疏议》还规定，如果犯罪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也要“依幼小论”，足见唐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格外宽仁。
唐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基本都被其后各代的刑律所继承。宋代进一步完善了恤刑制度，例如，《宋刑统·断狱律》规定，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严禁拷讯，“违者以故失论”，这一规定也被《大明律》沿用。
清代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上请”、收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与唐代大体一致，但在立法上具有律例并行的特点，其中律文基本不做修改，例则时常发生变化，统治者亲自参与裁决时提出的法律精神也会最终形成定例，成为正式法律，它们往往是在出现“新类型案件”或特殊情况时，对律文的规定进行细化或补充，起到了弥补律文的空白和滞后性的作用。《刑案汇览三编》中收录了不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中一个定例“丁乞三仔案”颇有代表性：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照《大清律例》“斗殴及故杀人”条，对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本来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才有机会“上请”，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从而使该案成了可以比附援引的定例，即十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杀人犯若有类似情节，均可“上请”减免刑罚。
但由于地方官员对该案的理解不同，“上请”特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所有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乾隆十年在定例中作出了限制，十五岁以下的杀人犯“实与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援照”，即杀人犯必须在案件中受到了欺凌。乾隆四十四年，出现一起九岁幼童因讨要葫豆不得而殴打同龄人、使其摔倒毙命的案件，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不但没有宽减幼童的刑罚，反而出台新例，规定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果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至十五岁以下，因被年长者欺侮而殴毙人命的，只有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而又理屈逞凶，或无心戏杀者，“方准援照丁乞三仔之例声请，恭候钦定”。这个定例的演变反映出清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逐渐不再单一地以年龄为依据，而是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我国古代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恤幼的法律传统，体现了儒家的“仁爱”和“礼治”思想，“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历代法典的编制与修订往往由儒臣负责，从而“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中。其中的一些原则和精神被后世乃至现代刑法的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作为宝贵的本土法制资源，值得我们品咂和研究。（作者单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牛犇）
全聚德烤鸭遇上“李鬼”，检察官查筛600余万条聊天记录发现……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等8人假冒全聚德烤鸭案入选。
“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库房，满地码放着成摞的纸箱，箱子里面存放着标有全聚德字样的手提袋、礼盒、专用酱袋、荷叶饼袋，经查，这些仿冒的外包装销往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区等地的多个黑作坊，数量高达20余万件。”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刘亮回忆起办理这起假冒全聚德烤鸭案的经过，向记者坦言，该案中假烤鸭的产销已经形成了“上游提供假冒包材——中游小作坊加工制作——下游向导游销售——末端经由导游向游客出售”的全链条犯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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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包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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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全聚德烤鸭
“食品类商品仿制成本低，消费群体又主要面向普通游客，如果不出手整治，外地来京旅游的游客，哪里分得清自己买的特产是‘李逵’还是‘李鬼’。”刘亮说着叹了口气。
发现“李鬼”：老字号的求助
近年来，不少老字号屡屡成为不良商人的目标，大量假冒产品出现在旅游市场，不仅给老字号企业的经济收益、品牌声誉造成损失，也因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严重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全聚德公司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假冒该品牌的烤鸭销售，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丰台区检察院依托与市场监管部门、侦查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大要案提前会商机制，提前就案件基本情况、证据搜集固定、法律适用、打击层级等与侦查机关展开会商。
“全聚德作为中华老字号，在199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我国第一例服务类中国驰名商标，也是多数来京游客较为青睐的首都特产品牌之一。”刘亮介绍，基于前期调查，发现开展假烤鸭制售活动的黑作坊以出租屋为据点，以家庭作坊式形成多个较为独立的犯罪团伙，并通过导游作为销售出口端，向来京游客兜售，形成了流水线型的制产销链条。“考虑到该案系全链条犯罪，且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类犯罪具有典型性、影响性，我们立即成立以第二检察部为骨干力量的专案组。”
5万多只假烤鸭被卖给游客
2018年起，谭某某等6人在丰台区、大兴区等地，成立多个造假黑作坊，以贴标方式将无牌散装烤鸭改头换面冒充全聚德品牌烤鸭。
其间，黑作坊主事先订购封口机、打码器、卷饼、酱，从烤鸭制造厂以20元左右价格购进真空包装烤鸭（俗称“白皮鸭），作坊成员利用封口机、打码器将“白皮鸭”全聚德包装袋、卷饼简单组装成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因为工序非常简单，所以黑作坊往往呈现家庭式作案。比如谭某某就带着自己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一起制作假烤鸭。操持同样“营生”的，还有闵某某夫妇、高某某、王某某等人。
那么，假烤鸭又是如何避开市场监管，最终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呢？
像高某某等小黑作坊主一般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会全程负责生产、加工、销售和配送。而像谭某某这种生产大户，为打开销路，除了小部分由自己销售外，大部分都卖给了“中间商”刘某某，刘某某再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北京持证导游低价推销假冒全聚德烤鸭。
“我这有便宜的全聚德烤鸭，你要不要？”刘某某并不是有特别的路子，而是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网上加入一些导游群，添加好友后再兜售。部分导游禁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答应帮忙推销。久而久之，刘某某的名气也大了起来，导游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鸭王”。
黑作坊按预订数目生产后，这些假全聚德烤鸭将被送往鸟巢、八达岭、颐和园等旅游景点或旅游大客车集散地，以40元至45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部分导游，导游再以一百多元的价格冒充全聚德烤鸭向来京游客进行推销。普通游客很难分辨出这些披着假外衣的冒牌全聚德烤鸭，且游客离京后即使发觉产品不对，一般也不会向导游追责。
在这个制售假的链条中，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林某某和张某某。
林某某（另案处理）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几个造假大户和林某某都有生意往来，黑作坊主通过微信与林某某约定假冒包装材料的数量、样式、规格，甚至防伪标识的样式，然后林某某按照要求进行生产。
林某某雇用运货的司机张某某，则是本案中负责运输、对接的，促成交易实际完成的重要角色。在包装材料生产完毕后，张某某会将成箱的包装材料运送到不同的黑作坊处。民警抓获他时，在库房里起获20余万件假冒全聚德的包装材料。
截至案发，这种制假售假产销链条持续时间两年有余，实际销售的假冒全聚德烤鸭数量高达5万多只，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查筛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丰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毅荣告诉记者，该案为北京市首例全链条打击制产销老字号品牌的犯罪案件，在提前介入阶段，专案组组长刘亮提出确定打击层级及重点打击对象，并就不同层级的涉案罪名及取证方向提出建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侦查机关向我们移送了15份手机取证报告，这些电子数据是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关键。”刘亮回忆，专案组全员放弃周末时间，加班加点从海量电子数据中筛选有价值的聊天记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中筛选出几千条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的记录，这些记录对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以及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如何确定？这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个问题。在审查侦查卷宗时，检察官发现价格鉴定报告书认定的烤鸭单价是118元，鉴定机构作价依据是市场调查及全聚德公司的产品价格证明，但在梳理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部分被告人线上销售假烤鸭的单价大约为45元。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之规定，专案组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未销售的产品价值以实际销售数额计算。
除了制售假烤鸭的金额确定外，还有罪名定性。据了解，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罪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在前期充分沟通、夯实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专案组认为这一项罪名不能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精准、全面指控犯罪，“最终我们决定改变移送罪名，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当时林某某尚未到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谭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刘亮说。
2019年12月20日，丰台区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对张某某等8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8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
“我错了，我认罪认罚，我现在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检察机关对我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请法庭给我一次机会、请检察院给我一次机会。”2020年8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北京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来到丰台区检察院通过视频形式，观摩该案法庭审理，在最后陈述阶段，唯一一名不认罪的被告人闵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认罪认罚。
刘亮告诉记者，在坚持认罪认罚“三个适用”原则和“三无一有”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专案组做足了功课：借助“北京政法案例库”智库平台对全市类案裁判文书进行研判，根据在案证据情况和全案犯罪事实、法律情节，针对每名被告人计算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区间，以保证被告人有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
同时，针对部分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犯罪事实等方面的疑义，探索部分证据开示的方法，向其展示审查梳理犯罪数额的计算方法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充分运用证据进行说服，促成审查起诉阶段7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作为公诉人出庭的刘亮和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邓莉莉，通过对同案犯认罪认罚与否在量刑建议幅度上的区分及法庭教育，成功说服闵某某当庭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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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公司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
最终，丰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张某某等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万元至22万元不等。
护航老字号品牌发展
2019年9月24日，丰台区检察院邀请全聚德公司开展座谈，并向全聚德公司提出一系列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为企业产权保护、抵御风险和规范经营提供指引。
办案过程中，全聚德公司多次向丰台区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但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为了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全面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丰台区检察院专门就“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一方面积极就相关法律问题向最高检、北京市院报送法律适用请示，同时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探索进行研判，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文章，获得相关专家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这种情况未来肯定会再面临，只有将理论研究融入检察工作之中，积极利用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思考，促进实务中重大疑难问题解决，才是谋长久解决之道的钥匙。”刘亮说。
本案中，部分导游的参与，无疑是这个制假售假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专案组发现，肖某某、李某某等数十名导游，在明知谭某某等人销售的烤鸭系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仍以40元至45元的价格大量从谭某某等人处订购，并以110元至128元的价格向游客兜售，部分旅行社甚至默许导游对游客兜售不合格产品，并与导游约定按照比例抽成，“这暴露出，假烤鸭案并不是孤例，旅游业部分领域执业规范及行业监管失范。”刘亮说。
为整饬旅游市场秩序、保护老字号品牌，2020年5月，丰台区检察院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发了检察建议，提出追究涉案导游及旅行社行政责任、严格旅游从业人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对旅行社宣传指导和执法监督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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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交流座谈
目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涉案旅行社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对涉案导游给予处以行政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并将涉案旅行社和导游员信息纳入旅游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该局建立《旅游行业自律公约》，倡导全市旅行社、景区等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文明规范经营。此外，该局还将探索监管职能延伸拓展，尤其是将“老字号”品牌纳入“北京礼物”的一体化宣传与推广，切实推动“老字号”企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丰台区检察院将继续为保护老字号知识产权、服务首都经济发展贡献检察智慧，提供有力的检察服务保障。”丰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继征表示，要让游客们买到货真价实的“老字号”。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2月1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15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典型案例，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办理的张某某等8人假冒全聚德烤鸭案入选。
“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库房，满地码放着成摞的纸箱，箱子里面存放着标有全聚德字样的手提袋、礼盒、专用酱袋、荷叶饼袋，经查，这些仿冒的外包装销往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区等地的多个黑作坊，数量高达20余万件。”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刘亮回忆起办理这起假冒全聚德烤鸭案的经过，向记者坦言，该案中假烤鸭的产销已经形成了“上游提供假冒包材——中游小作坊加工制作——下游向导游销售——末端经由导游向游客出售”的全链条犯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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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包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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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全聚德烤鸭
“食品类商品仿制成本低，消费群体又主要面向普通游客，如果不出手整治，外地来京旅游的游客，哪里分得清自己买的特产是‘李逵’还是‘李鬼’。”刘亮说着叹了口气。
发现“李鬼”：老字号的求助
近年来，不少老字号屡屡成为不良商人的目标，大量假冒产品出现在旅游市场，不仅给老字号企业的经济收益、品牌声誉造成损失，也因产品质量无法保障，严重损害游客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全聚德公司发现市场上有大量假冒该品牌的烤鸭销售，遂向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丰台区检察院依托与市场监管部门、侦查机关建立的知识产权大要案提前会商机制，提前就案件基本情况、证据搜集固定、法律适用、打击层级等与侦查机关展开会商。
“全聚德作为中华老字号，在1999年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是我国第一例服务类中国驰名商标，也是多数来京游客较为青睐的首都特产品牌之一。”刘亮介绍，基于前期调查，发现开展假烤鸭制售活动的黑作坊以出租屋为据点，以家庭作坊式形成多个较为独立的犯罪团伙，并通过导游作为销售出口端，向来京游客兜售，形成了流水线型的制产销链条。“考虑到该案系全链条犯罪，且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类犯罪具有典型性、影响性，我们立即成立以第二检察部为骨干力量的专案组。”
5万多只假烤鸭被卖给游客
2018年起，谭某某等6人在丰台区、大兴区等地，成立多个造假黑作坊，以贴标方式将无牌散装烤鸭改头换面冒充全聚德品牌烤鸭。
其间，黑作坊主事先订购封口机、打码器、卷饼、酱，从烤鸭制造厂以20元左右价格购进真空包装烤鸭（俗称“白皮鸭），作坊成员利用封口机、打码器将“白皮鸭”全聚德包装袋、卷饼简单组装成假冒全聚德注册商标的烤鸭。因为工序非常简单，所以黑作坊往往呈现家庭式作案。比如谭某某就带着自己刚满十八岁的儿子一起制作假烤鸭。操持同样“营生”的，还有闵某某夫妇、高某某、王某某等人。
那么，假烤鸭又是如何避开市场监管，最终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呢？
像高某某等小黑作坊主一般为了实现成本最小化，会全程负责生产、加工、销售和配送。而像谭某某这种生产大户，为打开销路，除了小部分由自己销售外，大部分都卖给了“中间商”刘某某，刘某某再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北京持证导游低价推销假冒全聚德烤鸭。
“我这有便宜的全聚德烤鸭，你要不要？”刘某某并不是有特别的路子，而是采取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在网上加入一些导游群，添加好友后再兜售。部分导游禁不住高额利润的诱惑，答应帮忙推销。久而久之，刘某某的名气也大了起来，导游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鸭王”。
黑作坊按预订数目生产后，这些假全聚德烤鸭将被送往鸟巢、八达岭、颐和园等旅游景点或旅游大客车集散地，以40元至45元不等的价格卖给部分导游，导游再以一百多元的价格冒充全聚德烤鸭向来京游客进行推销。普通游客很难分辨出这些披着假外衣的冒牌全聚德烤鸭，且游客离京后即使发觉产品不对，一般也不会向导游追责。
在这个制售假的链条中，还有两个关键人物——林某某和张某某。
林某某（另案处理）是一个专门生产假冒包装材料的供应商。几个造假大户和林某某都有生意往来，黑作坊主通过微信与林某某约定假冒包装材料的数量、样式、规格，甚至防伪标识的样式，然后林某某按照要求进行生产。
林某某雇用运货的司机张某某，则是本案中负责运输、对接的，促成交易实际完成的重要角色。在包装材料生产完毕后，张某某会将成箱的包装材料运送到不同的黑作坊处。民警抓获他时，在库房里起获20余万件假冒全聚德的包装材料。
截至案发，这种制假售假产销链条持续时间两年有余，实际销售的假冒全聚德烤鸭数量高达5万多只，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
查筛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
丰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毅荣告诉记者，该案为北京市首例全链条打击制产销老字号品牌的犯罪案件，在提前介入阶段，专案组组长刘亮提出确定打击层级及重点打击对象，并就不同层级的涉案罪名及取证方向提出建议。
“在审查逮捕阶段，侦查机关向我们移送了15份手机取证报告，这些电子数据是认定本案犯罪事实的关键。”刘亮回忆，专案组全员放弃周末时间，加班加点从海量电子数据中筛选有价值的聊天记录，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从600余万条微信聊天记录中筛选出几千条销售假冒全聚德烤鸭的记录，这些记录对认定非法经营数额以及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未销售的假全聚德烤鸭的价值如何确定？这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个问题。在审查侦查卷宗时，检察官发现价格鉴定报告书认定的烤鸭单价是118元，鉴定机构作价依据是市场调查及全聚德公司的产品价格证明，但在梳理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时发现，部分被告人线上销售假烤鸭的单价大约为45元。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款之规定，专案组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未销售的产品价值以实际销售数额计算。
除了制售假烤鸭的金额确定外，还有罪名定性。据了解，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移送起诉罪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但在前期充分沟通、夯实证据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专案组认为这一项罪名不能准确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为精准、全面指控犯罪，“最终我们决定改变移送罪名，以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对张某某提起公诉（当时林某某尚未到案），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谭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刘某某提起公诉。”刘亮说。
2019年12月20日，丰台区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对张某某等8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8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
“我错了，我认罪认罚，我现在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希望检察机关对我提出较轻的量刑建议，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请法庭给我一次机会、请检察院给我一次机会。”2020年8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北京市检察院相关领导来到丰台区检察院通过视频形式，观摩该案法庭审理，在最后陈述阶段，唯一一名不认罪的被告人闵某某在法庭上表示认罪认罚。
刘亮告诉记者，在坚持认罪认罚“三个适用”原则和“三无一有”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专案组做足了功课：借助“北京政法案例库”智库平台对全市类案裁判文书进行研判，根据在案证据情况和全案犯罪事实、法律情节，针对每名被告人计算出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区间，以保证被告人有较为稳定的心理预期。
同时，针对部分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犯罪事实等方面的疑义，探索部分证据开示的方法，向其展示审查梳理犯罪数额的计算方法及部分微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充分运用证据进行说服，促成审查起诉阶段7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开庭审理阶段，作为公诉人出庭的刘亮和丰台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邓莉莉，通过对同案犯认罪认罚与否在量刑建议幅度上的区分及法庭教育，成功说服闵某某当庭认罪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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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聚德公司向检察机关赠送锦旗
最终，丰台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采纳丰台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张某某等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3万元至22万元不等。
护航老字号品牌发展
2019年9月24日，丰台区检察院邀请全聚德公司开展座谈，并向全聚德公司提出一系列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为企业产权保护、抵御风险和规范经营提供指引。
办案过程中，全聚德公司多次向丰台区检察院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诉求，但知识产权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为了强化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全面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丰台区检察院专门就“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问题深入开展调研，一方面积极就相关法律问题向最高检、北京市院报送法律适用请示，同时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探索进行研判，形成高质量的调研文章，获得相关专家和实务部门的关注。
“这种情况未来肯定会再面临，只有将理论研究融入检察工作之中，积极利用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思考，促进实务中重大疑难问题解决，才是谋长久解决之道的钥匙。”刘亮说。
本案中，部分导游的参与，无疑是这个制假售假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专案组发现，肖某某、李某某等数十名导游，在明知谭某某等人销售的烤鸭系非正规渠道的假冒产品，仍以40元至45元的价格大量从谭某某等人处订购，并以110元至128元的价格向游客兜售，部分旅行社甚至默许导游对游客兜售不合格产品，并与导游约定按照比例抽成，“这暴露出，假烤鸭案并不是孤例，旅游业部分领域执业规范及行业监管失范。”刘亮说。
为整饬旅游市场秩序、保护老字号品牌，2020年5月，丰台区检察院向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制发了检察建议，提出追究涉案导游及旅行社行政责任、严格旅游从业人员行业准入标准、加强对旅行社宣传指导和执法监督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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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交流座谈
目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涉案旅行社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对涉案导游给予处以行政罚款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并将涉案旅行社和导游员信息纳入旅游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该局建立《旅游行业自律公约》，倡导全市旅行社、景区等行业企业及从业人员文明规范经营。此外，该局还将探索监管职能延伸拓展，尤其是将“老字号”品牌纳入“北京礼物”的一体化宣传与推广，切实推动“老字号”企业的持续繁荣发展。
“丰台区检察院将继续为保护老字号知识产权、服务首都经济发展贡献检察智慧，提供有力的检察服务保障。”丰台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继征表示，要让游客们买到货真价实的“老字号”。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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