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天寿：识高、手高、品高！
文艺天下 2022-07-05 19:28 发表于山东

潘天寿艺术的高度
文/童中焘

在近现代中国画发展的历史上，潘天寿先生以“强其骨”“一味霸悍”的雄强气概，独辟途径，刚健为宗，立奇达和，以“不入时”的抗争，铸就了一种使人惊动的大力和大和谐，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潘先生说，“艺术必须有独特的风格”，而“风格之难者，在于特别高，特别显”。独特风格的形成，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一要不同于西方绘画而有民族风格，二要不同于前人面目而有新的创获，三要经得起社会的评判和历史的考验而非一时哗众取宠。这三条，潘先生都实现了，并且高格调地“成其奇异”。

对潘天寿先生艺术的高度加以分析，是涉及他整个艺术人生和艺术成就的大问题，下面仅从识高、手高、品高三个方面，略述一二。

识高

潘天寿先生志向高远，识见超人。他的艺术成就，首先建立在“高峰意识”上。他那种过人的识见、高超的格趣和谨严宽宏的治学态度，感人至深。潘先生认为：“一艺术品，须能代表一民族、一时代、一地域、一作家，方为合格。”而中国的绘画，“处于东方绘画系统中最高水平的地位”，与西方的绘画系统双峰并峙。中国人从事中国画，更须有“新新不已”的精神，如无“丝毫推陈出新，足以光宗耀祖者，是一笨子孙”“倘固步自封，安于已有，诚所谓无雄心壮志之庸俗懒汉”（《听天阁画谈随笔》）。这就是说，既要继承传统，能够代表固有的成就，又要推陈出新。这是纵向言。从横向来说，“外来的传统，亦须细心吸取，丰富营养，使学术之进步，更为快速，更为茁壮”；然须坚持一个原则：不可“减去自己的高阔”（《谈谈中国传统绘画的风格》）。为高峰增高阔，这是潘天寿先生“高峰意识”学术思想的具体主张。

手高

“技艺”（技巧）必须与“画艺”区别开来。技艺是一般的。西方学者科林伍德说：“技巧是可以从仓库里取出来的工具，人人能用。”画艺则是独特的，有创造性。没有技艺，成不了第一流的画家。第一流的画家，必有超出于一般技艺的东西。所以想要更好地欣赏和理解潘先生的作品，不能不知一般性的“技艺”，即中国画的艺术表现，其特征主要在“笔墨”和“章法”。笔墨在中国画的表现中，是“常”，我虽已多次谈过，此处仍需一提。所谓知常达变，不知常何来变？

笔墨由“笔·墨”（用笔·用墨）和“结体方式”两方面构成。写文章称“谋篇”，需要选词、造句、成段、成篇，画之犹如写文章，作画的一点一画，成局部，连成全体，都是“笔墨”。“笔墨”作为概念，有一发展过程：用笔——“笔·墨”（用笔·用墨）——“笔墨”。

品高

潘先生的识高和手高，终究与他的品高有关。

中国文化注重的是伦理。投射到文艺中便有“道德文章”之说，在绘画中则有“人品画品”之论。我一直认为，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之本，也是中国绘画之本。他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画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黄宾虹一再强调“讲书画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至于至善。‘真、善、美’三字为近代论画之要旨，与古圣贤言论相合”。潘先生更是极为注重人品，他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说：吾师弘一法师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可与唐书“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一语相印证。

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极。

他相信，人品与画品是一致的：松树每个人都会画，而八大画起来调子高，朱梦庐（偁）调子低。这就是意境。有的人先天品格不高，而修养也不大高，那么，松树的夭矫不群、高华、挺拔的味道就抓不到……内心里有意趣，（画）才能有意趣出来……八大山人的画，看到后内心都能提高几尺。
（节选）

【太极教育李老师●文摘分享】
太极寄宿考研李老师，给大家分享一段文摘：文化自信优美文案。
1.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2.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3.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止于至善，是中华民族始终不变的人格追求。
4.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5.中国有句古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

在学术界，张政烺向来有“小王国维”和“活字典”的美誉，了解他的学者都佩服其学识渊博，以及研究问题中的钩稽贯串、抉幽阐微。张政烺的著述不以量多取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不勤奋，而是他对学术论著立有很高的标准，故不轻易下笔。他认为，除非是某些甲骨文或金文材料难以释读，影响学术研究的进展，才有加以阐释的必要；或者是对长期以来因史料不足而未撰之文，对史料的搜集、研究已经“竭泽而渔”时方才下笔。他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撰著的有关甲骨文、金文考释的篇章，均是为解决某一学术难题而发，所以其结论能够历久弥新，长期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仅拿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所撰写的两篇小说史《〈封神演义〉的作者》和《讲史与咏史诗》而言，顾颉刚即称“其见解均精确不易”。史学界同行并不以论著数量衡量他，而是重视他撰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分量，服膺其才学与见识。20世纪50年代，童书业曾将张政烺与顾颉刚、吕思勉、陈寅恪、杨宽四位考证名家的学术风格作一比较，其见解值得我们珍视：“现在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复案，一复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复案者只五人：先生（指顾颉刚）、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资料搜罗净尽，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顾颉刚听完童书业所言后，也说：“予之文字做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之谨慎与细密也。”当然，顾氏虚怀若谷不免谦辞，但二位先生对张政烺治学态度、方法与严谨求实学风的高度评价，对我们深刻认识张氏的严谨学风及对其治学的影响，实有重要意义。张政烺的文献学、目录学造诣也一向备受称赞。他曾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讲授文献学课程，甚获好评。杨向奎曾对其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他的目录学名作《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对《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的作者及相台本群经刊刻者进行了深入研究，长期以来为学界称道。此稿初撰于1943年，至1991年臻于完善之后才与读者见面。在这期间，他的学术观点早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并被赵万里编辑的《中国版刻图录》所采纳。他的广博学识与严谨学风在《宋江考》一文中同样得到充分的体现。此文撰于1953年，但几十年过去了，后人仅仅能为之增补一条史料。可见科学严谨的治史态度要求他“竭泽而渔”地搜集史料，对材料占有的充分、翔实恰恰体现了他严谨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