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七点多一个人去商店买东西，回来的路上就听见奶奶在叫我的名字，其实有路灯的，我也不怕
今天早上在那边吃早餐前，放烟花时，烟花倒了，朝着屋里飞，穿过爷爷的眼睛炸到另一个爷爷的脸部，万幸爷爷没有什么大事，所以去太公的祖坟上拜了拜
下午一点多坐车来学校了，将近四个小时，上车就睡，太累了
图一昨晚去商店时拍的（老年机画质）
图二县城路边的大树叠小树
图三奶奶偷偷塞在衣服里的一千
今天早上在那边吃早餐前，放烟花时，烟花倒了，朝着屋里飞，穿过爷爷的眼睛炸到另一个爷爷的脸部，万幸爷爷没有什么大事，所以去太公的祖坟上拜了拜
下午一点多坐车来学校了，将近四个小时，上车就睡，太累了
图一昨晚去商店时拍的（老年机画质）
图二县城路边的大树叠小树
图三奶奶偷偷塞在衣服里的一千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丨“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新时代军人的杰出代表】加勒万河谷，这条位于西部边境喀喇昆仑山脉褶皱深处的细长峡谷，激流滔滔，乱石嶙峋。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本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和陈红军联系是2020年6月5日，那时怀孕已有5个多月，“他特别喜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https://t.cn/A6MfPUcX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本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和陈红军联系是2020年6月5日，那时怀孕已有5个多月，“他特别喜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https://t.cn/A6MfPUcX
【企业管理】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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