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文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折扇中的名利场】
扇子最早称“翣”，也叫扇汗，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商代的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权贵之人的马车上有一种类似大篷子的仪仗之物，也有说是利用其引来之风给马解暑。出土文物中与现在的扇子形制最为相似的是一种竹扇，扇面是梯形的竹编，叫做“箑”。后来多见的纨扇、羽扇、团扇等都是由箑发展而来。
现在多见的折扇，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之前有误传是从高丽传过来，实际上是从日本传到高丽的。最早的关于折扇的史料见于宋代的壁画、造像石和漆盒上。“折扇的实物能见到比较早是明朝的，但是流传下来的成扇很少，能见到的一般都是扇面，如果能见到一把明代的成扇，在成扇收藏圈里算是很高的等级了。”北京诚轩拍卖中国书画部经理刘尧对记者说。
如果说扇子最早是一种仪仗或纳凉工具，纨扇、羽扇是结合了手工艺的工艺品，那么当扇子与书画、雕刻，特别是名人书画结合在一起之后，则是从工艺品到文化的演变，也是从这之后才有“文人扇”的称谓。而这种结合，更多是体现在折扇上。
明朝时，折扇还是小范围的流行，“一般流行于书画界或者文人士大夫”，流传下来的扇面也是作为书画家作品而流传，精工扇骨并不多。清朝中后期开始，折扇普遍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刘尧介绍，“现在能见到的晚清的扇子就已经是方方面面了。一般扇子上都会记载送给谁的，所以能看到书画家也有，才子、巨贾也有，尤其是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对这些文玩雅物十分追捧，会专门找书画大家订制一些扇子。”
精致工艺无所不用其极
折扇传到中国之后，在中国得到极大的发扬，日本折扇反而渐渐衰微，改为更类似于团扇的日本扇。“书画名家和扇骨工匠将扇子制作发扬到了一种很极致的状态，从大小、工艺、材质上都非常考究。一把扇子从扇骨到扇面可能涉及有十几种工艺，比如扇骨锉金银丝、竹胎雕漆、竹骨浅浮雕等，基本上能用于器物的中国传统手工艺都可以在扇骨上体现。”
折扇的扇骨，即是折扇拆掉扇面之后的部分，最外侧的两根称为大骨，中间的为小骨，小骨插入扇面的纸口，大骨固定扇面两端。扇骨常见材质有竹子、檀香、象牙、玳瑁、紫檀、红木等，以竹子最为多见。“竹子韧性很好，收缩性适中，意象清静、素雅，与中国文人贴合最为紧密，所以成为文人扇的最多选材。”刘尧介绍，“而且竹子适合把玩，时间久了，人与扇之间的交流会逐渐浸入扇骨，形成包浆，呈现温润之感。木质的扇骨也会有包浆，但没有竹制的温润，紫檀、红木的小骨时间久了之后还比较容易断裂。”
一般有7骨、9骨和14骨扇，以14骨扇（以小骨算）最常见，是标准扇的骨数。7骨、9骨扇子比较少，与曾经的日本折扇会更为接近。
工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留青、浅刻等，也叫平雕、皮雕。所谓留青就是把竹子最外面的青皮留住，雕刻成纹饰，与其它部分的竹肉形成双色对比。竹肉的颜色变化很快，而竹皮是很缓慢才会发生变化的。就像现在很多器物的盘玩一样，当人的汗渍、油渍浸入其中之后，竹肉与竹皮之间的反差会越来越大，是当时制扇的一种工艺。刘尧拿出一把留青工艺的古扇，是北方竹刻家张志渔的作品。“这是留青的一种，叫做沙地留青，所谓‘沙地’就是不平滑，在竹肉的部分特意刻出坑坑斑斑的感觉，当时的金石学盛行，故意制造出这种腐蚀的感觉，沙地留青在当时最常见的是用于铭文、青铜器钱币等。”扇子好玩的地方一方面是扇骨，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扇面。书画圈里自古有“一把扇子三尺画”之说。意思是说，与扇子相同大小平尺的画，画如果卖一块大洋，扇面就要三块大洋。“可能是因为扇子在方寸间的表现更为精致、复杂、完善。而且扇面的扇纸上要刷一层矾，使扇子在以后的使用中不容易吸水且更为耐用，但这就造成在扇面的书画中的不发墨，水墨的渲染基本达不到，所以扇面题材中大写意较少，但画工要比一般的画更细。”
刘尧给我们展示了一把50年代的扇子，上面有齐白石的画作。扇子的扇纸因为时间的累积已经泛黄，像是上了一层淡古色水彩，刚好收干成氤氲的纹路。画作细腻清晰，因为刷矾的缘故，扇面似有亚光，国画颜料虽渲染不佳，但绘制轨迹却比宣纸上的画更亲和、更明晰，“距离”近得令人兴奋。在扇子一侧离扇骨最近的一折里，透过阳光，可以看到扇面的里层有一行小红字，刘尧说，这是扇庄的字号，一般的像王星记、荣宝斋等，有点像现在的产品商标，在另一侧还有这把扇子的材料记载等，都是印在扇子内层的，很像防伪标志。右上角还有一个很小的红印“百扇斋主”，是收藏印。“扇子用纸是四层，正反两面之外中间还夹两层，扇庄会把自己的‘logo’印在上面。”
刘尧拿起一把最近刚参加拍卖的扇子，扇子正反两面一共有四位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分别是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汪溶，两两之间间隔了同样尺寸的洒金纸，“这把扇子画得精致，是分别邀请当时名家画的，空着的部分应该是请人写书法的，只是没有找到适合的人。”
这种扇面叫集锦扇，也叫“珠联璧合”。就是找当时的多位名人一起创作一个扇面。这种扇面有时候还会用特制的扇骨形制，即隔景扇扇骨，即有两个小扇骨是露在外面的，将扇面自然地分成区块。隔景里留白的地方用来绘画，而写字的地方则多用金粉，冷金、泥金和洒金几种，洒金更细小一些，这样一把集锦的扇子就愈加错落有致，非常美。“刚刚拍了一把16个人共同绘做的扇面，但是合作而不是隔景，隔景一般会找四个最能画的画，四个最能写的人写。”
为了扇子更美观，有些用扇子的人还会在扇柄下面拴一个扇坠，有琉璃、碧玺、象牙等材质，做成小的雕刻坠在扇柄。扇柄还可以镶嵌翡翠、玳瑁、棕竹、犀角、象牙等贵器。扇柄也有不同的形状，圆形的叫“和尚头”，还有楔形，平形等。讲究的还有用扇套的，一般是锦缎的，也有是刺绣。
名利场上一张名片
刘尧小心地拿出一把特定尺寸的大平尺扇子，由于年代较远，扇子的小扇骨已经有一些裂痕。“北方太干燥了，对扇子的保护并不理想，沪宁杭一带的气候最适合扇子的保存。扇子太干燥就容易形成断裂。”刘尧小心地打开着扇子，扇子在他手中不停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年代久远的古琴，撩拨着时间的音弦。“这把扇子在当时应该是一把定制的扇子，一般的扇子都是0.9个平尺，这把扇子要到1.45个平方尺。”刘尧说，所谓平尺，就是扇子打开后两个大骨最上端之间的距离乘以扇幅的长度，用行话说就是尺半，即一尺半。0.85-0.9之间的扇子则叫做尺扇。扇面是吴昌硕的花卉，墨色奔放。
为了与这把尺半相对比，刘尧又拿出一把很小的象牙扇，“如果说刚才那把是大老爷们用的，这把就是淑女用的，叫坤扇。小家碧玉，很秀美。”在画面题材上，尺半上吴昌硕的画显得疏放有力，而这把坤扇则雅致清淡，正面是一幅莲塘图，背面是清秀的蝇头小楷。以前的人讲究，不同的季节、场合都要拿不同的扇子，这幅莲塘图的象牙扇，应该是夏天用的。
刘尧说，扇子在晚清到民国的交际场合，就像是一个人的名片，“扇面是请谁画的，书法是请谁写的，扇骨是谁刻的都是持扇者身份的象征，见面一抖扇子，就像是一个亮相。很多扇骨、扇面极精的，都是当时的巨贾或政界名流所用。”
“更讲究的人初一、十五出门带的扇子都不一样。我曾经见过一套鼻烟壶，是一个官宦人家的旧物，一套30个，每一个都不同，每一天换一个。”刘尧说前段时间听一个民国遗风的老人家说，以前家里年三十是要挑选第二年的碗样式的，每年要用不同的碗。
手边的一把老山檀木的扇骨，随着空调的缓风将檀香味到慢慢布置在房间里。刘尧说，“这个扇骨的手感非常好，扇骨手艺曾经一度失传，那个时候的扇骨我见过，用老北京的话说就是‘乍手’，而这把扇子手握的部位就十分贴合，弧线考究，随手。而且这个檀香，随着风徐徐吹过，还有淡淡的香气。所以原来的人，真是非常讲究。扇子发展到这个阶段，绝对可以说是扇文化了，不仅有实用性，彰显身份的作用也得到极大的发挥。”
折扇收藏
刘尧入拍卖一行已有八年光景，但他说只能算一个入门。在他见证的这七、八年里，扇子的价值翻了5-20倍。“去年卖了一把徐悲鸿的扇子，245万。刚才那把吴昌硕的扇子拍到了150万，如果刚入行的时候，这把吴昌硕也就是20万左右。”
在收藏领域，现在国内有几个行家是专门做扇子收藏的，还有做专题收藏的。北京有两三个，天津有两三个，上海也有。与其它古玩收藏相比，成扇的收藏家特质比较鲜明，大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且独具眼光的成功人士，像刚才的那把集锦扇子上盖着收藏印“百扇斋主”的，就是一位专门收藏扇子藏家，曾经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开过扇子的大展。
“比起简单的一幅画，扇子承载的文化基因要多很多，是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的，有肌肤相亲之感。”在刘尧的印象中，最近的几次拍卖会上，总会有一小圈作风相当老派的“小孩儿”：20岁出头，拿着一把好扇子，可能还在扇套里，吊着扇坠子，就来拍卖行看预展了，一步三摇、三五好友、相互把玩，嘴里还说着“你看看我新得的这把扇子怎么样。”
“北京、上海、天津都有这样的小圈子存在，他们已经不再是只关注豪车名包的‘富二代’，而是好雅玩。这种现象如果不加入其它社会评判因素，对于老手艺和中式传统讲究的生活方式来说，是一种复兴。在民国的时候，之所以扇子做到了那样的登峰造极，精致到无所不用其极，其实也是富商、高士的追捧。只是那个时代的'炫'，更雅，更会玩。”
扇子最早称“翣”，也叫扇汗，在中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商代的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到，权贵之人的马车上有一种类似大篷子的仪仗之物，也有说是利用其引来之风给马解暑。出土文物中与现在的扇子形制最为相似的是一种竹扇，扇面是梯形的竹编，叫做“箑”。后来多见的纨扇、羽扇、团扇等都是由箑发展而来。
现在多见的折扇，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之前有误传是从高丽传过来，实际上是从日本传到高丽的。最早的关于折扇的史料见于宋代的壁画、造像石和漆盒上。“折扇的实物能见到比较早是明朝的，但是流传下来的成扇很少，能见到的一般都是扇面，如果能见到一把明代的成扇，在成扇收藏圈里算是很高的等级了。”北京诚轩拍卖中国书画部经理刘尧对记者说。
如果说扇子最早是一种仪仗或纳凉工具，纨扇、羽扇是结合了手工艺的工艺品，那么当扇子与书画、雕刻，特别是名人书画结合在一起之后，则是从工艺品到文化的演变，也是从这之后才有“文人扇”的称谓。而这种结合，更多是体现在折扇上。
明朝时，折扇还是小范围的流行，“一般流行于书画界或者文人士大夫”，流传下来的扇面也是作为书画家作品而流传，精工扇骨并不多。清朝中后期开始，折扇普遍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刘尧介绍，“现在能见到的晚清的扇子就已经是方方面面了。一般扇子上都会记载送给谁的，所以能看到书画家也有，才子、巨贾也有，尤其是商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对这些文玩雅物十分追捧，会专门找书画大家订制一些扇子。”
精致工艺无所不用其极
折扇传到中国之后，在中国得到极大的发扬，日本折扇反而渐渐衰微，改为更类似于团扇的日本扇。“书画名家和扇骨工匠将扇子制作发扬到了一种很极致的状态，从大小、工艺、材质上都非常考究。一把扇子从扇骨到扇面可能涉及有十几种工艺，比如扇骨锉金银丝、竹胎雕漆、竹骨浅浮雕等，基本上能用于器物的中国传统手工艺都可以在扇骨上体现。”
折扇的扇骨，即是折扇拆掉扇面之后的部分，最外侧的两根称为大骨，中间的为小骨，小骨插入扇面的纸口，大骨固定扇面两端。扇骨常见材质有竹子、檀香、象牙、玳瑁、紫檀、红木等，以竹子最为多见。“竹子韧性很好，收缩性适中，意象清静、素雅，与中国文人贴合最为紧密，所以成为文人扇的最多选材。”刘尧介绍，“而且竹子适合把玩，时间久了，人与扇之间的交流会逐渐浸入扇骨，形成包浆，呈现温润之感。木质的扇骨也会有包浆，但没有竹制的温润，紫檀、红木的小骨时间久了之后还比较容易断裂。”
一般有7骨、9骨和14骨扇，以14骨扇（以小骨算）最常见，是标准扇的骨数。7骨、9骨扇子比较少，与曾经的日本折扇会更为接近。
工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留青、浅刻等，也叫平雕、皮雕。所谓留青就是把竹子最外面的青皮留住，雕刻成纹饰，与其它部分的竹肉形成双色对比。竹肉的颜色变化很快，而竹皮是很缓慢才会发生变化的。就像现在很多器物的盘玩一样，当人的汗渍、油渍浸入其中之后，竹肉与竹皮之间的反差会越来越大，是当时制扇的一种工艺。刘尧拿出一把留青工艺的古扇，是北方竹刻家张志渔的作品。“这是留青的一种，叫做沙地留青，所谓‘沙地’就是不平滑，在竹肉的部分特意刻出坑坑斑斑的感觉，当时的金石学盛行，故意制造出这种腐蚀的感觉，沙地留青在当时最常见的是用于铭文、青铜器钱币等。”扇子好玩的地方一方面是扇骨，另一方面自然就是扇面。书画圈里自古有“一把扇子三尺画”之说。意思是说，与扇子相同大小平尺的画，画如果卖一块大洋，扇面就要三块大洋。“可能是因为扇子在方寸间的表现更为精致、复杂、完善。而且扇面的扇纸上要刷一层矾，使扇子在以后的使用中不容易吸水且更为耐用，但这就造成在扇面的书画中的不发墨，水墨的渲染基本达不到，所以扇面题材中大写意较少，但画工要比一般的画更细。”
刘尧给我们展示了一把50年代的扇子，上面有齐白石的画作。扇子的扇纸因为时间的累积已经泛黄，像是上了一层淡古色水彩，刚好收干成氤氲的纹路。画作细腻清晰，因为刷矾的缘故，扇面似有亚光，国画颜料虽渲染不佳，但绘制轨迹却比宣纸上的画更亲和、更明晰，“距离”近得令人兴奋。在扇子一侧离扇骨最近的一折里，透过阳光，可以看到扇面的里层有一行小红字，刘尧说，这是扇庄的字号，一般的像王星记、荣宝斋等，有点像现在的产品商标，在另一侧还有这把扇子的材料记载等，都是印在扇子内层的，很像防伪标志。右上角还有一个很小的红印“百扇斋主”，是收藏印。“扇子用纸是四层，正反两面之外中间还夹两层，扇庄会把自己的‘logo’印在上面。”
刘尧拿起一把最近刚参加拍卖的扇子，扇子正反两面一共有四位著名画家的绘画作品，分别是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汪溶，两两之间间隔了同样尺寸的洒金纸，“这把扇子画得精致，是分别邀请当时名家画的，空着的部分应该是请人写书法的，只是没有找到适合的人。”
这种扇面叫集锦扇，也叫“珠联璧合”。就是找当时的多位名人一起创作一个扇面。这种扇面有时候还会用特制的扇骨形制，即隔景扇扇骨，即有两个小扇骨是露在外面的，将扇面自然地分成区块。隔景里留白的地方用来绘画，而写字的地方则多用金粉，冷金、泥金和洒金几种，洒金更细小一些，这样一把集锦的扇子就愈加错落有致，非常美。“刚刚拍了一把16个人共同绘做的扇面，但是合作而不是隔景，隔景一般会找四个最能画的画，四个最能写的人写。”
为了扇子更美观，有些用扇子的人还会在扇柄下面拴一个扇坠，有琉璃、碧玺、象牙等材质，做成小的雕刻坠在扇柄。扇柄还可以镶嵌翡翠、玳瑁、棕竹、犀角、象牙等贵器。扇柄也有不同的形状，圆形的叫“和尚头”，还有楔形，平形等。讲究的还有用扇套的，一般是锦缎的，也有是刺绣。
名利场上一张名片
刘尧小心地拿出一把特定尺寸的大平尺扇子，由于年代较远，扇子的小扇骨已经有一些裂痕。“北方太干燥了，对扇子的保护并不理想，沪宁杭一带的气候最适合扇子的保存。扇子太干燥就容易形成断裂。”刘尧小心地打开着扇子，扇子在他手中不停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年代久远的古琴，撩拨着时间的音弦。“这把扇子在当时应该是一把定制的扇子，一般的扇子都是0.9个平尺，这把扇子要到1.45个平方尺。”刘尧说，所谓平尺，就是扇子打开后两个大骨最上端之间的距离乘以扇幅的长度，用行话说就是尺半，即一尺半。0.85-0.9之间的扇子则叫做尺扇。扇面是吴昌硕的花卉，墨色奔放。
为了与这把尺半相对比，刘尧又拿出一把很小的象牙扇，“如果说刚才那把是大老爷们用的，这把就是淑女用的，叫坤扇。小家碧玉，很秀美。”在画面题材上，尺半上吴昌硕的画显得疏放有力，而这把坤扇则雅致清淡，正面是一幅莲塘图，背面是清秀的蝇头小楷。以前的人讲究，不同的季节、场合都要拿不同的扇子，这幅莲塘图的象牙扇，应该是夏天用的。
刘尧说，扇子在晚清到民国的交际场合，就像是一个人的名片，“扇面是请谁画的，书法是请谁写的，扇骨是谁刻的都是持扇者身份的象征，见面一抖扇子，就像是一个亮相。很多扇骨、扇面极精的，都是当时的巨贾或政界名流所用。”
“更讲究的人初一、十五出门带的扇子都不一样。我曾经见过一套鼻烟壶，是一个官宦人家的旧物，一套30个，每一个都不同，每一天换一个。”刘尧说前段时间听一个民国遗风的老人家说，以前家里年三十是要挑选第二年的碗样式的，每年要用不同的碗。
手边的一把老山檀木的扇骨，随着空调的缓风将檀香味到慢慢布置在房间里。刘尧说，“这个扇骨的手感非常好，扇骨手艺曾经一度失传，那个时候的扇骨我见过，用老北京的话说就是‘乍手’，而这把扇子手握的部位就十分贴合，弧线考究，随手。而且这个檀香，随着风徐徐吹过，还有淡淡的香气。所以原来的人，真是非常讲究。扇子发展到这个阶段，绝对可以说是扇文化了，不仅有实用性，彰显身份的作用也得到极大的发挥。”
折扇收藏
刘尧入拍卖一行已有八年光景，但他说只能算一个入门。在他见证的这七、八年里，扇子的价值翻了5-20倍。“去年卖了一把徐悲鸿的扇子，245万。刚才那把吴昌硕的扇子拍到了150万，如果刚入行的时候，这把吴昌硕也就是20万左右。”
在收藏领域，现在国内有几个行家是专门做扇子收藏的，还有做专题收藏的。北京有两三个，天津有两三个，上海也有。与其它古玩收藏相比，成扇的收藏家特质比较鲜明，大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且独具眼光的成功人士，像刚才的那把集锦扇子上盖着收藏印“百扇斋主”的，就是一位专门收藏扇子藏家，曾经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开过扇子的大展。
“比起简单的一幅画，扇子承载的文化基因要多很多，是可以拿在手里把玩的，有肌肤相亲之感。”在刘尧的印象中，最近的几次拍卖会上，总会有一小圈作风相当老派的“小孩儿”：20岁出头，拿着一把好扇子，可能还在扇套里，吊着扇坠子，就来拍卖行看预展了，一步三摇、三五好友、相互把玩，嘴里还说着“你看看我新得的这把扇子怎么样。”
“北京、上海、天津都有这样的小圈子存在，他们已经不再是只关注豪车名包的‘富二代’，而是好雅玩。这种现象如果不加入其它社会评判因素，对于老手艺和中式传统讲究的生活方式来说，是一种复兴。在民国的时候，之所以扇子做到了那样的登峰造极，精致到无所不用其极，其实也是富商、高士的追捧。只是那个时代的'炫'，更雅，更会玩。”
里皮密友：#里皮的助手马达洛尼有意成为国足主帅#
意大利著名足球记者、#里皮密友里卡利#透露，里皮的助手马达洛尼有意成为国足主帅。
里卡利透露：“我了解到的情况是，马达洛尼本人有意愿准备成为中国国家队主帅，带着原有的里皮团队一起。里皮的团队登上飞机时是非常伤心的，感到悲伤又茫然无措，他们从未感觉如此孤单。他们想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但是现在他们得不到答案，因为即便是他们的领路人里皮也给不了他们答案。”
里卡利认为里皮暴怒的原因，是中国媒体指责他拿着高薪度假：“里皮或许在想：你认为我在抢钱？我不该在12月到明年1月度假？好吧，现在我做给你看！我不需要这些钱，我自己去度假。这样这个假期我并没有赚钱，接下来你们自己搞定，这样可以了吗？基于这么多年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他脑袋中就是这么想的。或许他将来会因此后悔，但是现在说一切都晚了。因为已经有人对他的离开等待了很久，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马达洛尼于1966年6月22日出生，此前，他曾担任过广州恒大一线队助理教练、中国国奥主帅。目前，#马达洛尼是里皮在中国国家队的助理教练#。
意大利著名足球记者、#里皮密友里卡利#透露，里皮的助手马达洛尼有意成为国足主帅。
里卡利透露：“我了解到的情况是，马达洛尼本人有意愿准备成为中国国家队主帅，带着原有的里皮团队一起。里皮的团队登上飞机时是非常伤心的，感到悲伤又茫然无措，他们从未感觉如此孤单。他们想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但是现在他们得不到答案，因为即便是他们的领路人里皮也给不了他们答案。”
里卡利认为里皮暴怒的原因，是中国媒体指责他拿着高薪度假：“里皮或许在想：你认为我在抢钱？我不该在12月到明年1月度假？好吧，现在我做给你看！我不需要这些钱，我自己去度假。这样这个假期我并没有赚钱，接下来你们自己搞定，这样可以了吗？基于这么多年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为他脑袋中就是这么想的。或许他将来会因此后悔，但是现在说一切都晚了。因为已经有人对他的离开等待了很久，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马达洛尼于1966年6月22日出生，此前，他曾担任过广州恒大一线队助理教练、中国国奥主帅。目前，#马达洛尼是里皮在中国国家队的助理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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