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超话]#最近有新闻媒体传言有机构做空泰达，很多韭菜觉得问题不大，我这里说说我的个人看法，分析一下Tether：当前他家商业票据占25%，目前持有84亿美元的商业票据，美债占比47%，而且还有30年的美债，目前不能动，50亿的商业票据到7月31号到期要赎回，目前就有大概116亿的现金来支撑700亿的usdt的流通，所以不要信誓旦旦觉得Tether实力强悍，一旦现金流断裂，后果也很严重的，所以熊市不要把资金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以考虑投资一下其它靠谱的稳定币（其实我更建议留一部分资金在场内玩就好了，这样还能控制在熊市的亏损速度，519之前我已经是跑了七七八八，当时大宗出金还没有风险，后面就是国内大清查，现在出金还怕被冻结，确实还不如在交易所亏完算了[并不简单]）总之想说的：风控永远做在前面。

商隐：最大遗憾是小时候没跟着徐根宝指导 遗憾没更早些遇到谢晖

在接受《足球报》专访时，本赛季在中超表现出色的大连人球员商隐表示，最大遗憾是没能跟着徐根宝指导。

你10岁或11岁时，差不多是中国足球最低谷的时候，面对踢球还是读书的选择，纠结吗？

那个时候挺迷茫的，89这批普遍挺苦的，小的时候踢球就看不到未来，然后就索性盲选，反正不管怎么样，硬着头皮坚持下去，不过也有89的赶上好时候了，苦尽甘来。

你当时是怎么选的？

四年级的时候，我说要好好踢球，就去专业足球俱乐部了，上海浦东足球俱乐部豫园队的梯队，其实是想走职业足球的路了，当时教练挺重视我的，家人就把我送过去了。

为什么没去申花呢？

唉，别问了，可能这是我永远的遗憾。

所以说，你最大的遗憾是没去申花梯队，否则，可能后来的路就不同了。

其实不是我没去申花梯队，而是我没能跟着徐（根宝）指导，我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他。徐指导能力特别强，他优中选优组建了崇明岛的队伍，那个队伍的球员，你看出来了多少，而且当时徐指导也是市里认可的，给了他的球队很多机会。当然了，徐指导可能也不会要我，哈哈。

你是怎么走上职业道路的？

离开浦东俱乐部后，我还去过有线02，但当时这个队日子也特别难，而且我年龄小，当时，孙吉、孙祥还有杜威都在，他们比我大很多，基本成才了，02解散后，他们也有地方去。后来中远成立了，我就去了，中远不玩了，卖给了国际，国际不玩了，又卖给了中邦。反正那几年，我感觉投资人真是走马灯似的换，但基地都是那一块，管理人员也差不多，来来回回的。我记得，小时候踢球还要交钱的。

后来球队没了，你怎么办的？

我们由一个校长带着，找了一个叫金苹果的上海贵族学校寄宿，那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很正规，每个月还要交钱，我就说不踢了，就退了。

后来怎么又回来了呢？

机缘巧合吧，我一个以前俱乐部的队友也不踢了，然后他说他哥组了个队，想找几个会踢的，然后去拿个奖杯，问我能不能帮帮忙，我说我把踢球的东西全扔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说没事，鞋子他去给我借一双，我说行，然后就一起踢球了，拿到了奖杯。当时是业余队，没有职业球员出身的，我就很显眼。

怎么去的申花？

当时，申花老板有个业余队，然后我也帮着踢球，后来，我获得了去申花试训的机会，还留下了，但在当时，申花非常艰难，13年那会儿，是真的很难。球队说要远走云南，而且欠薪，人心惶惶的。再后来，我就离开申花了，算是走错了一步。

其实想想，如果那个时候咬咬牙，坚持留下来，绿地进来后不一样了，肯定和现在是不一样的路，但是，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如果留在申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有机会打上比赛，我想出去找个中甲队，踢上几年，稳定了再往中超走，然后有人推荐我就去了，试训是成功了，但后来通知我老板有人选，内定了，把我挤掉了，没办法，我又去试训了三四个队伍，都没有留下，然后，我再度陷入了困顿和迷茫。

你的职业生涯，真的是太坎坷了。

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节拍打错了，就会步步不顺。在那之后，我还去了海口海汉、四川安纳普尔纳，本来，安纳普尔纳挺有想法，老板也有决心，把陈涛都找来了，但后来经济上出问题了，球队解散了。我就从安纳普尔纳去了江西，也正是那段经历，让我有机会认识谢（晖）指导，谢指导在南通执教了两年，他看过我踢球，对我有印象，所以，对于那段经历，我很感恩。

遇到谢晖，是不是感觉遇到了伯乐？他好像很懂你，你现在彻底出名了。

很感谢谢指导，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和欣赏，更重要的是，他对我的指点，让我的能力有所提升，我只是遗憾，没有更早一些遇到他。他工作上的投入，个人的自律，都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跟他聊天，除了足球没别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好像他的世界就是足球。他和我们说过，说网上炒得太热了，“这不是我想要的，你们头脑要清醒，我们是怎样的球队，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则是什么。”

我看他有时候骂人好像挺凶的，你们能接受吗？

我是这样看的，谢指导训练前经常跟我们说，在生活与训练场上，他是两个性格的人，在场上比较疯狂，会不停敦促我们，有时候急了可能会骂人，但是是对事不对人，他不针对任何人，希望我们能理解。他还说，我们就要一分一分拿，我们所有的分数都是汗水堆出来的，能有这个机会，他珍惜，我们也要珍惜。这是足球城，足球就是这里的骄傲，不能埋没了这份骄傲。#中超联赛#

#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一文读懂深圳立法尊重病人临终决定权#】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如何来立生前预嘱？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红星新闻就此采访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科医生、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

①立下生前预嘱会给病人的临终带来什么不同？

李瑛：传统医学的做法是，患者到了临终的时候，比如肿瘤终末期或者老年多器官衰竭，虽然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不可能逆转病情，但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仍然会让大多数医生把患者送到ICU进行气管插管等生命支持系统维系生命。

在ICU中，患者会接受很多痛苦的医疗救治措施，躺在冷冰冰的病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子、周身浮肿、皮肤溃烂，而且得不到亲人们的陪伴，最终结局也还是不治而终，而且很多家庭可能由此背负高额的医疗债务。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往往在送ICU之前，医生会征求患者家属意见要不要进ICU，大多数家属明知救不过来，但迫于亲情和害怕担上“不孝之子”等罪名而咬牙说“进”。

事后绝大多数家属都后悔不迭，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家属不允许进入ICU探视，根本没办法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再见上一面。有时候家属会想要亲人离开ICU，撤出气管插管或者其他生命支持系统，但这可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又牵扯到严重的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了解到，很多家属表示太难做决定了，如果躺在这里的人是我，我肯定不要进ICU。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预立生前预嘱，在健康或者意识清楚的时候，提前把自己生命最后一公里时，要或不要什么样的医疗措施安排好，以备不时之需是多么的重要。

我的一位7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从网上了解到签署了生前预嘱，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医生可以按照签署人自己的意愿采取医疗措施时，于今年初和她的先生一起，专程到我的诊室要求签署生前预嘱，丈夫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她的选择。现在她已处于临终期，医院的安宁疗护科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制定了医疗护理方案为她服务，并鼓励她的家人向她进行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家人表示非常欣慰亲人得到了安宁疗护服务。

②如何来立生前预嘱？

李瑛：我们建议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虽然死亡离老年人和不可治愈的严重疾病患者更近，但是生命无常，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最好是在意识清楚、环境轻松的状态下，与家人、朋友、医生甚至律师等相关人士一起讨论，充分了解，然后做出决定，签署时需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地方没有立法和专设机构管理的情况下，填写的文件，只能自己或者交给家人保管。

目前国内流行最广泛的一个版本是由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填写，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但对于14亿多人口的国家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当然，“我的五个愿望”只是生前预嘱的一种形式，它可以有很多形式，比如可以口头表达，或者录音录像。预嘱也是可以更新的，以立的最后一份为准。

目前，老年人来立的并不多，可能由于思想观念等问题不太愿意谈论死亡话题。一些经历过生死问题的中老年人填写预嘱的最多，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此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

③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去年才成立，今年相应内容就写进地方法，如何做到如此迅速？

李瑛：刚才上面谈到安宁疗护对生命末期患者的重要性，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以后，市卫健委非常重视安宁疗护工作的发展，但是最大的瓶颈在于很少有人知道安宁疗护这项服务。因此，很多有需求的患者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在我们协会成立伊始，市卫健委就对我们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协会将生前预嘱理念推广到千家万户，人人知晓；同时，推动生前预嘱早日立法。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我们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多次讨论了生前预嘱立法的内容，最后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于2021年的6月28日被纳入立法的计划，经过广泛征求意见，终于在今年的人大会议上表决全票通过。

④立下生前预嘱会不会在病人还有希望救治的时候就放弃治疗？

李瑛：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民众没有理解透而担心的问题。其实安宁疗护从定义上就已经很明确，是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使用，也就是病人经过可及的最先进的现代医疗病情仍无法逆转时，才会进行安宁疗护。进入安宁疗护是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至少两位执业医师评估。绝不会对签署过预嘱的可救治的急性医疗患者（比如急性心梗、脑出血等）或未经过规范治疗的肿瘤患者等随意放弃原发病的治疗和抢救。

⑤如果签署生前预嘱时要求安宁疗护，但真正在临终时又口头要求气管插管等治疗，这时怎么办？

李瑛：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在临终时，求生欲肯定都是有的。比如临终时严重的呼吸困难濒死感，可能大多数患者会要求进行气管插管救治。在5个愿望里，也提到了，假如生命支持措施对缓解症状有好处，那么我需要这些措施。但是对缓解症状无用之后，我要求撤掉它。不过撤掉生命支持治疗，会面临很多医学、伦理甚至是法律上的问题。

生前预嘱可以随时改变，即便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可以的。我们尊重患者的选择，任何选择都没有对与错。但安宁疗护就是解除患者一切痛苦不适的医疗，如果患者发生这样的情况，安宁疗护技术是有办法让患者解除呼吸困难的感受，从而安宁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到来。

⑥现在生前预嘱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民众对生前预嘱的知晓率太低。很多民众还不知道，生命末期的医疗权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样就导致安宁疗护的选择率也很低，很少有临终病人或家属到医院寻求安宁疗护服务。然而，宣传生前预嘱是跟死亡教育相关联，很多国人非常忌讳谈论死亡，这也是推广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不过，这种情况在深圳比其他城市会好一些，可能是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年轻人多，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意识很强。生前预嘱已经在深圳立法，让签署人和安宁疗护工作者的利益得到了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早日达到生前预嘱家喻户晓的目标。（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