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小宝の买房故事#
三、看房
第一次看房，
我找了之前租房认识的中介，
就叫中介A吧，后续好排序。
本以为相对熟悉一些，结果真是差点被坑惨。
他第一天就热情的带我连看了10套房。
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下班以后六点多到家，
然后中介A带我去了附近另一个小区，
一口气看了10套房。
我要到很久以后才知道，
那个小区是限价商品房，
买是可以买，再转手就难于上青天。
我说他怎么拼了命的要把这小区推销给我。
事实证明看房也不是以数量取胜，
这10套我一套没看上，
因为小区每个单元门口上面都很诡异的有一道横梁，
导致你还没进单元门，
头上先撒下来一道阴影。
我就非常反感这个设计。
加上梯户比不理想，全是两梯好几户那种，
房型也不够方正，
总之第一次看房之旅就以失败告终。
唯一让我感觉到的收获就是大家都好有钱，
不管是置换还是套现，
房东们手里都不止这一套房，
也看到了不同家庭的北漂生活，
想到我还在一个人孤军奋战，甚是悲凉。
有房东一度以为我刚十八岁，问我看房怎么不带大人一起，
安慰了我这颗受伤的心灵。
当然大家不要学我，
买房看房尽量还是带个男人提气，
不然一个小姑娘家家真的很容易被无良中介给蒙骗到。
是的我还对A骗我买限价房一事耿耿于怀。
虽然没成功，但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
第二次看房，
中介A又带我看了另一个小区，
这个小区离我公司更近，
但是物业不够正规，
里面虽然是民水民电，
却出现了一栋办公楼，人员复杂。
但是价格很美丽，
是我踮脚就能够上的类型。
当时我对顶楼没什么执念，
A带我看了一个次顶层，说这是凤凰层。
有电梯，两室一厅，主卧朝南，餐客一体，户型也周正，明厨明卫，一梯两户，南北通透。
基本上能把我的要求满足的七七八八。
关键是装修也很新，基本能够拎包入住。
我看完一遍，就想把爸妈喊过来一起看看，
当时心里就有点着急想定了。
结果这时候公司有拉线出差，
就是大家所知去年七月我的八天青海之行。
说是拉线，就是玩去了。
这一玩不打紧，等我回来，
中介A告诉我，房已经卖了。
我当时大为震撼，怎么大家买房不用商量的吗？
心里升起一阵失恋一样的悲凉，
就感觉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房了。
中介安慰我，没有缘分，买不到的房子就不是好房子。
完了，更像失恋了，
因为这么一说我好像得到了安慰。
接着他又在这个小区给我找了四五套房，
有了珠玉在前，这几套各有各的缺点，
有的朝向不好，有的楼层太低，
有的邻居把楼道住的非常墨迹，
还有的租户还在，不配合看房。
就有一套也是次顶层，勉强可以做备选，
但是离主路很近，开窗噪音大。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楼道里堆满了对门邻居买的大葱白菜，一片狼藉。
唯一欣慰就是邻居非常热情，还把我们邀请进他家去看相似布局，
邻居爷爷站在次卧窗前跟我说，
你睡醒起床，
透过窗子满眼绿色，再往远就能俯瞰整个北京城，美不美？
美不美我不知道，就这个大马路疯狂的大货车咕噜声真是清晰。
这时候爸妈也来了，
他俩在去过这个小区以后，
尤其是我妈，非常的不满意。
觉得环境不好，户型也一般般。
我们因此爆发了激烈争吵，
我说北京买房就是这样，没有十全十美。
我妈坚持不能着急，必须慢慢看。
然后看房进入了停滞阶段，
我又出差了。
等回来，中介A说不然大家坐下来谈谈，
因为备选项他家不止一套房，
所以卖的话必须房东夫妻“假离婚”，
神奇吗？真的有为了卖房离婚的夫妻，
我妈被我说动，大家就面谈了一次。
其实是我们和卖家隔开两个屋，
中介来回传话。
结果传来传去，卖家说他们夫妻在摇车牌，
离婚的话影响家庭排队，
加上房价不涨反降，
就又不大想卖了。
我当时真是法了个大克，无语凝噎。
这下好了，也不用纠结了。
两次失败，令我开始复盘问题所在。
我在想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万一别的中介有其他房源呢？
我就喊了中介B过来，
他家非常非常正规，收价也是非常极其的高，
是A家的一倍不止。
一倍啊胖友们，那就是好几万。
但我没想那么多，我觉得我有选择的权利。
大家先帮我找房源，谁的价格合适我就用谁。
B带我又看了一遍第二个小区，
基本房源跟A重合，没什么新意。
我说不着急，再看看其他的吧。
因为限制在地铁周边的电梯房，
所以可选项非常有限。
这时候我又又又出差了，
等回来，我妈他们也在周边绕了一大圈，
有一天她突然说，
你租房旁边那个小区不错。
我说呵难道我不知道吗？这个小区太贵了，咱买不起。
结果第二天事情就出现了转机。
（未完待续）
这就是那次令人深刻的拉线活动，
从打扮看出我确实是去玩了。
2021年最有意义的一次出行，
让我成功错过了那套凤凰层。
三、看房
第一次看房，
我找了之前租房认识的中介，
就叫中介A吧，后续好排序。
本以为相对熟悉一些，结果真是差点被坑惨。
他第一天就热情的带我连看了10套房。
是的你没有看错，我下班以后六点多到家，
然后中介A带我去了附近另一个小区，
一口气看了10套房。
我要到很久以后才知道，
那个小区是限价商品房，
买是可以买，再转手就难于上青天。
我说他怎么拼了命的要把这小区推销给我。
事实证明看房也不是以数量取胜，
这10套我一套没看上，
因为小区每个单元门口上面都很诡异的有一道横梁，
导致你还没进单元门，
头上先撒下来一道阴影。
我就非常反感这个设计。
加上梯户比不理想，全是两梯好几户那种，
房型也不够方正，
总之第一次看房之旅就以失败告终。
唯一让我感觉到的收获就是大家都好有钱，
不管是置换还是套现，
房东们手里都不止这一套房，
也看到了不同家庭的北漂生活，
想到我还在一个人孤军奋战，甚是悲凉。
有房东一度以为我刚十八岁，问我看房怎么不带大人一起，
安慰了我这颗受伤的心灵。
当然大家不要学我，
买房看房尽量还是带个男人提气，
不然一个小姑娘家家真的很容易被无良中介给蒙骗到。
是的我还对A骗我买限价房一事耿耿于怀。
虽然没成功，但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
第二次看房，
中介A又带我看了另一个小区，
这个小区离我公司更近，
但是物业不够正规，
里面虽然是民水民电，
却出现了一栋办公楼，人员复杂。
但是价格很美丽，
是我踮脚就能够上的类型。
当时我对顶楼没什么执念，
A带我看了一个次顶层，说这是凤凰层。
有电梯，两室一厅，主卧朝南，餐客一体，户型也周正，明厨明卫，一梯两户，南北通透。
基本上能把我的要求满足的七七八八。
关键是装修也很新，基本能够拎包入住。
我看完一遍，就想把爸妈喊过来一起看看，
当时心里就有点着急想定了。
结果这时候公司有拉线出差，
就是大家所知去年七月我的八天青海之行。
说是拉线，就是玩去了。
这一玩不打紧，等我回来，
中介A告诉我，房已经卖了。
我当时大为震撼，怎么大家买房不用商量的吗？
心里升起一阵失恋一样的悲凉，
就感觉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房了。
中介安慰我，没有缘分，买不到的房子就不是好房子。
完了，更像失恋了，
因为这么一说我好像得到了安慰。
接着他又在这个小区给我找了四五套房，
有了珠玉在前，这几套各有各的缺点，
有的朝向不好，有的楼层太低，
有的邻居把楼道住的非常墨迹，
还有的租户还在，不配合看房。
就有一套也是次顶层，勉强可以做备选，
但是离主路很近，开窗噪音大。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楼道里堆满了对门邻居买的大葱白菜，一片狼藉。
唯一欣慰就是邻居非常热情，还把我们邀请进他家去看相似布局，
邻居爷爷站在次卧窗前跟我说，
你睡醒起床，
透过窗子满眼绿色，再往远就能俯瞰整个北京城，美不美？
美不美我不知道，就这个大马路疯狂的大货车咕噜声真是清晰。
这时候爸妈也来了，
他俩在去过这个小区以后，
尤其是我妈，非常的不满意。
觉得环境不好，户型也一般般。
我们因此爆发了激烈争吵，
我说北京买房就是这样，没有十全十美。
我妈坚持不能着急，必须慢慢看。
然后看房进入了停滞阶段，
我又出差了。
等回来，中介A说不然大家坐下来谈谈，
因为备选项他家不止一套房，
所以卖的话必须房东夫妻“假离婚”，
神奇吗？真的有为了卖房离婚的夫妻，
我妈被我说动，大家就面谈了一次。
其实是我们和卖家隔开两个屋，
中介来回传话。
结果传来传去，卖家说他们夫妻在摇车牌，
离婚的话影响家庭排队，
加上房价不涨反降，
就又不大想卖了。
我当时真是法了个大克，无语凝噎。
这下好了，也不用纠结了。
两次失败，令我开始复盘问题所在。
我在想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万一别的中介有其他房源呢？
我就喊了中介B过来，
他家非常非常正规，收价也是非常极其的高，
是A家的一倍不止。
一倍啊胖友们，那就是好几万。
但我没想那么多，我觉得我有选择的权利。
大家先帮我找房源，谁的价格合适我就用谁。
B带我又看了一遍第二个小区，
基本房源跟A重合，没什么新意。
我说不着急，再看看其他的吧。
因为限制在地铁周边的电梯房，
所以可选项非常有限。
这时候我又又又出差了，
等回来，我妈他们也在周边绕了一大圈，
有一天她突然说，
你租房旁边那个小区不错。
我说呵难道我不知道吗？这个小区太贵了，咱买不起。
结果第二天事情就出现了转机。
（未完待续）
这就是那次令人深刻的拉线活动，
从打扮看出我确实是去玩了。
2021年最有意义的一次出行，
让我成功错过了那套凤凰层。
#锐参考#【魔幻！美国仿佛又照着两年前的“剧本”重演了一遍……】 （文/ 唐立辛）#美国仿佛又照着两年前的剧本重演了一遍# 7月4日，美国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独立日，这也是拜登入主白宫后的第二个独立日。
一年前的这一天，拜登在白宫南草坪举行国庆活动，志得意满地对现场1000多名来宾表示：“今天，举国上下可以自信地说，美国正齐整回归。”
短短一年后，拜登的处境已发生巨大变化。美联社3日报道称，两个独立日之间，拜登的地位下滑犹如坐上了“陡峭的滑梯”。
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美联社最新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仅为39%，为上任以来最低点，与一年前的59%相比大幅下滑。只有14%美国人认为国家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此前这一数字则为44%。
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阿富汗撤军乱象重重、通货膨胀数字屡创新高……这些都是美国民众对拜登不满的理由，拜登及其治下的美国，似乎正在重现2020年特朗普在任时的“剧本”。
——新冠叠加猴痘，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20年2月，当新冠病毒还未在美国肆虐时，美国民众正为另一场疫情发愁——流感。
美国《华盛顿邮报》当时的报道显示，自2019年10月流感季开始以来，美国4个月内就有2600余万人感染流感，致死人数多达2.5万，而美国政府面对反常的“流感”疫情，却一如既往不够重视，正如其在2009年所表现的一样。
2009年，美国暴发甲型H1N1流感，被明确定义为全球性传染疾病，导致全球6000余万人感染，仅当年就造成近两万人死亡，至2012年最终统计，死亡病例近30万。然而当年美国在疫情暴发6个月后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政府应对流感疫情时的迟钝，也为后来抗击新冠疫情失败埋下了伏笔，到2020年7月4日，因新冠而焦头烂额的白宫已经顾不上即将到来的下一波流感疫情了。
2021年7月4日，拜登得意地宣布：“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摆脱一种致命病毒。”然而在德尔塔变种病毒之后接踵而来的奥密克戎变种又将美国拉回“泥潭”，感染和死亡病例持续攀升。
到了今年美国独立日，奥密克戎亚型毒株BA.4和BA.5在美迅速传播之际，又有新的疫情引发担忧——猴痘。
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3日援引传染病专家和公共卫生倡导者的话警告称，猴痘疫情在美有“失控”的风险。
专家指出，美国政府应对猴痘疫情的速度“太慢了”，处理措施也是“官僚”而“缓慢”的，表现与美国此前在应对早期新冠疫情时“最糟糕的部分”如出一辙，即测试受限、疫苗短缺，病毒隐匿传播……这都意味着美国有可能无法控制猴痘疫情。
无独有偶，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近日也发出了类似警告：猴痘疫情比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告的严重许多，测试“糟糕透顶”。
——特朗普“卷土重来”，党争烈度不减
2020年的美国是“撕裂”的，2022年的美国仍然是“撕裂”的。对立的两方仍然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甚至连对台戏“主角”都没有变化，依然是拜登和特朗普。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披露，特朗普试图东山再起，并有可能于今夏宣布再次参与大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也表示，特朗普已私下向身边人传达了“认真考虑”提前宣布参选的想法。
按套路，美国主要政党参选人都要在中期选举落定后才投入选战，但特朗普向来不按套路出牌，CBS指出，特朗普提前参选或将颠覆共和、民主两党竞选战略。
此间有分析称，特朗普本未打算提前宣布参选，但近期美国国会骚乱公开听证会上对他不利的证词以及拜登低迷的民调，令他改变了想法。一位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称，特朗普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共和党妥善保护，所以他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就这样，深谙炒作之道的特朗普，在2022年独立日前夕又一次抢了拜登的风头。
——从“弗洛伊德案”到“罗伊诉韦德案”，人权问题愈演愈烈
2020年5月，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那句“我无法呼吸”戳中了美国人的痛点，弗洛伊德之死点燃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怒火，“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呼喊声在全美此起彼伏。
在这样的呼喊声中，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独立日的讲话中仍执意盛赞白人民族主义，并警告称美国社会因种族不平等问题引发的示威活动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根基构成了威胁。
2022年的今天，摆出“为黑人请命”姿态的民主党已在台上，黑人等少数族裔面临的问题却依然没有缓解。不仅如此，让美国更加分裂的人权问题也于近日爆发。
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令美国女性的堕胎权失去了美国宪法的保护。这再次在全美范围内引起广泛抗议，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表达不满。
拜登表示：“这对国家来说是悲哀的一天。”但他承认，自己无法通过行政举动保障女性的选择权。美国有人据此认为“最高法院才是问题所在”，因此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最高法院的问题。
但问题仅出在美国最高法院吗？美国近几年的独立日都是在疫情、撕裂与抗议中度过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轮番上台，展现出的结果却总是让人似曾相识，这足以说明，美国如今的“病”只“治标”是不够的。
罔顾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放纵种族歧视加剧社会不公；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玩弄虚假民主践踏政治权利；回避敏感问题，固守暴力思维威胁生命安全……上述种种，才是真正对美国根基构成威胁的挑战。
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室首位主任乔治·凯南早在1947年就提醒说，如果华盛顿想确保权力，就应该“让全世界人民对美国形成一种普遍印象：它能成功处理国内问题和作为世界级强国的责任问题，并且拥有跟随时代意识形态大潮的思想活力”。
当今的美国，显然与其中任何一条要求都不相符。
一年前的这一天，拜登在白宫南草坪举行国庆活动，志得意满地对现场1000多名来宾表示：“今天，举国上下可以自信地说，美国正齐整回归。”
短短一年后，拜登的处境已发生巨大变化。美联社3日报道称，两个独立日之间，拜登的地位下滑犹如坐上了“陡峭的滑梯”。
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美联社最新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仅为39%，为上任以来最低点，与一年前的59%相比大幅下滑。只有14%美国人认为国家在朝着正确方向前进，此前这一数字则为44%。
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阿富汗撤军乱象重重、通货膨胀数字屡创新高……这些都是美国民众对拜登不满的理由，拜登及其治下的美国，似乎正在重现2020年特朗普在任时的“剧本”。
——新冠叠加猴痘，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20年2月，当新冠病毒还未在美国肆虐时，美国民众正为另一场疫情发愁——流感。
美国《华盛顿邮报》当时的报道显示，自2019年10月流感季开始以来，美国4个月内就有2600余万人感染流感，致死人数多达2.5万，而美国政府面对反常的“流感”疫情，却一如既往不够重视，正如其在2009年所表现的一样。
2009年，美国暴发甲型H1N1流感，被明确定义为全球性传染疾病，导致全球6000余万人感染，仅当年就造成近两万人死亡，至2012年最终统计，死亡病例近30万。然而当年美国在疫情暴发6个月后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政府应对流感疫情时的迟钝，也为后来抗击新冠疫情失败埋下了伏笔，到2020年7月4日，因新冠而焦头烂额的白宫已经顾不上即将到来的下一波流感疫情了。
2021年7月4日，拜登得意地宣布：“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摆脱一种致命病毒。”然而在德尔塔变种病毒之后接踵而来的奥密克戎变种又将美国拉回“泥潭”，感染和死亡病例持续攀升。
到了今年美国独立日，奥密克戎亚型毒株BA.4和BA.5在美迅速传播之际，又有新的疫情引发担忧——猴痘。
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3日援引传染病专家和公共卫生倡导者的话警告称，猴痘疫情在美有“失控”的风险。
专家指出，美国政府应对猴痘疫情的速度“太慢了”，处理措施也是“官僚”而“缓慢”的，表现与美国此前在应对早期新冠疫情时“最糟糕的部分”如出一辙，即测试受限、疫苗短缺，病毒隐匿传播……这都意味着美国有可能无法控制猴痘疫情。
无独有偶，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近日也发出了类似警告：猴痘疫情比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告的严重许多，测试“糟糕透顶”。
——特朗普“卷土重来”，党争烈度不减
2020年的美国是“撕裂”的，2022年的美国仍然是“撕裂”的。对立的两方仍然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甚至连对台戏“主角”都没有变化，依然是拜登和特朗普。
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披露，特朗普试图东山再起，并有可能于今夏宣布再次参与大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也表示，特朗普已私下向身边人传达了“认真考虑”提前宣布参选的想法。
按套路，美国主要政党参选人都要在中期选举落定后才投入选战，但特朗普向来不按套路出牌，CBS指出，特朗普提前参选或将颠覆共和、民主两党竞选战略。
此间有分析称，特朗普本未打算提前宣布参选，但近期美国国会骚乱公开听证会上对他不利的证词以及拜登低迷的民调，令他改变了想法。一位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称，特朗普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共和党妥善保护，所以他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就这样，深谙炒作之道的特朗普，在2022年独立日前夕又一次抢了拜登的风头。
——从“弗洛伊德案”到“罗伊诉韦德案”，人权问题愈演愈烈
2020年5月，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那句“我无法呼吸”戳中了美国人的痛点，弗洛伊德之死点燃了美国少数族裔的怒火，“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呼喊声在全美此起彼伏。
在这样的呼喊声中，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独立日的讲话中仍执意盛赞白人民族主义，并警告称美国社会因种族不平等问题引发的示威活动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根基构成了威胁。
2022年的今天，摆出“为黑人请命”姿态的民主党已在台上，黑人等少数族裔面临的问题却依然没有缓解。不仅如此，让美国更加分裂的人权问题也于近日爆发。
6月底，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令美国女性的堕胎权失去了美国宪法的保护。这再次在全美范围内引起广泛抗议，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表达不满。
拜登表示：“这对国家来说是悲哀的一天。”但他承认，自己无法通过行政举动保障女性的选择权。美国有人据此认为“最高法院才是问题所在”，因此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解决最高法院的问题。
但问题仅出在美国最高法院吗？美国近几年的独立日都是在疫情、撕裂与抗议中度过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轮番上台，展现出的结果却总是让人似曾相识，这足以说明，美国如今的“病”只“治标”是不够的。
罔顾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放纵种族歧视加剧社会不公；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玩弄虚假民主践踏政治权利；回避敏感问题，固守暴力思维威胁生命安全……上述种种，才是真正对美国根基构成威胁的挑战。
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室首位主任乔治·凯南早在1947年就提醒说，如果华盛顿想确保权力，就应该“让全世界人民对美国形成一种普遍印象：它能成功处理国内问题和作为世界级强国的责任问题，并且拥有跟随时代意识形态大潮的思想活力”。
当今的美国，显然与其中任何一条要求都不相符。
胡偉星：香港要從施政層面實現有效治理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特聘教授胡偉星日前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多方面，不僅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還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香港的管治體制也終於有突破。在總結香港發展成就的同時，胡偉星也指出了在解決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和治理問題上值得反思之處。他認為，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為此，他還就香港有效治理體系以及行政官僚系統改革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回歸二十五年香港取得三大發展成就
胡偉星表示，回歸二十五年來，香港取得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且是多方面的。主要概況為三點：第一，過去25年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持。香港過去25年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依然保持住她的繁榮穩定，保持著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金融系統穩健、資本自由流動、人才資源豐富、法治環境良好，仍然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當然，這都得益於祖國的強有力支持，每當困難時刻香港都會得到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使香港能夠挺過難關，繼續前進。
第二，過去25年香港終於找到了自己發展方向和定位。胡偉星指出，香港經濟曾經是“亞洲四小龍”，靠著上個世紀70、80年代亞洲經濟起飛的帶動，崛起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樞紐。但是幾十年過去，地區和全球經濟環境早就時過境遷，香港的優勢不再，需要重新定位。過去25年香港有迷茫的時候，有悲觀的時候，不知道自己向何處行。最近十幾年，香港逐漸找到自己定位，這就是要背靠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香港才能保持自己發展的動力和可持續性。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出台後，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加速推進，香港與內地聯繫越來越緊密，公路鐵路網、通關設施更方便，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一小時生活圈”初步形成，服務貿易自由化、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使“軟聯通”進一步深化，香港今後發展前景更美好。
第三，香港的管治體制終於有突破，政治上撥亂反正，香港開啟了良政善治新局面。胡偉星認為，2019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這是回歸以來最嚴重挑戰。中央審時度勢，採取制定港區國安法和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止暴制亂，使香港局面得到控制，現在三個選舉完成，落實了愛國者治港，香港重回正軌。這項工作很了不起，香港經受了考驗，古人說祗有大亂才能達到大治。一個好的制度是無法設計安裝的，祗有經過風風雨雨才能脫穎而出。
三大問題值得反思：深層次矛盾、國家認同、治理問題
同時，胡偉星也認為，回歸二十五年來有三大問題值得反思：第一，過去25年雖然經濟繁榮穩定，也存在著不少深層次矛盾沒有解決，包括住房問題、貧富懸殊、青年向上流動受限、公共衛生問題等等。說了很多年了，至今依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人均居住面積不足6平方米，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嚴重不符。
第二，是國家認同問題，也就是人們常說的“人心回歸”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胡偉星認為，這是香港近些年來不斷發生社會運動的根本原因，從反對23條立法，到2014年佔中運動，到2019年反修例風波，“一國兩制“的“一國”根基受到挑戰和衝擊。
第三，是治理問題。胡偉星表示，回歸前，香港被看作是治理的模範，行政效率高、政府廉潔、公務員素質好、城市管理先進。但是，近些年香港治理越來越被人詬病，前面說的房屋問題、公共衛生、青年問題以及施政效率等問題，香港落後了，過去這麼多年沒有進步，其他城市和地方都在進步。香港為什麼新冠疫情死了這麼多人？為什麼遲遲不能與內地通關？值得深思。
胡偉星表示，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政制和治理的爭論長期陷入“普選迷思”，嚴重偏離了有效治理的軌道。反中亂港分子通過散布各類“雙普選”和“港獨”言論，混謠視聽，抗拒中央管治，煽動對內地不滿情緒，嚴重干擾了政府施政。他們通過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各級管治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肆意阻撓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讓香港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此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愛國者治港”原則沒有得到真正落實，香港沒有真正形成“愛國者治港”的管治局面，嚴重影響了回歸以來香港的有效治理。《基本法》確立了行政主導體制，但是過去相當長時間行政受到立法會，反對派干擾政府依法施政，行政主導名存實亡。
胡偉星表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的落實，香港的重要管治力量（選委會、立法會）得到重建，現在香港出現了一個非常良好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管治架構。但是，他認為這只是朝著良政善治方向邁出的第一步，未來還任重道遠。我們要看到香港管治架構和治理效能上仍有很多短板。這次新冠疫情的衝擊，政府如何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與其他地方比較，大家都知道問題所在。這次疫情讓我們認識到香港行政體系內部的問題，治理能力還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他指出，香港行政管治團隊還沒有真正“升級換代”，這個體系還有制度性弊端和規範性失缺。所以，重塑香港管治架構只完成了上半場，下半場應當要重點改造行政官僚體系，從施政層面上實現有效治理，否則就無法實現特區政府的高效善治。
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胡偉星也就香港今後的治理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認為，有效治理體系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誰治理、如何治理、治理得怎樣，這三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治理三要素，即治理主體、治理機制和治理效果。2019年“修例風波”後，中央從國家層面對特區選舉制度和國家安全制度進行了修改，在大的制度層面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實，解決了治理主體問題，即“誰治理”的問題。但是，在治理體系運行層面上並沒有完全解決“如何治理”和“治理得怎樣”的問題。香港的治理問題和缺失有大有小，既有制度性問題，也有操作性和人事問題，特區政府行政管治團隊應當自行對未來行政主導的治理模式、政策決策機制、行政執行力、政府的施政效能等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全面改革。
胡偉星認為，香港治理體系問題主要體現在政府治理效能、領導能力、社會信任幾方面，改革的關鍵是要克服治理體系中的一些制度性弊端。這些弊端造成政府治理效果不彰、政府治理能力弱、領導力不強以及社會信任度低。當選行政長官人李家超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要改革政府管治文化和改革公務員體制，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過去很多制度上問題導致公務員能力未充分發揮，施政效能大大打折扣。
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從三方面入手
胡偉星建議，行政官僚系統改革應當從三個方面入手。首先，特區政府要與中央在治理過程中形成合力。回歸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沒有完全捋順，機制整合也不完全，運作上也不暢順。特區政府要設置政策研究和溝通的機制，可以考慮重啟“中央政策組”，承擔政府政策研究和把握民意功能，幫助特首及主要官員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國內外政治大事和社會輿情，強化戰略謀劃和整體統籌能力。
第二，行政管治團隊除了社會上愛國愛港力量穩定可靠的支持外，要與社會各界形成一個有效的“管治聯盟”，擴大自己執政的政治社會基礎。這不光需要管治班子具備相應的政治才能，也需要制度上有所完善。
第三，要改造管治文化和公務員體制中的弊病。胡偉星認為，權力間的互相制衡導致香港目前的官僚系統效率低下，管治班子難以落實有效領導。2002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之後，3位司長和13位局長均為行政長官“政治任命”的問責制官員，不再是公務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治任命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不再是所在局政務職系首長，政務職系之首變為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如果局長和常任秘書長“不咬弦”，會影響政策決策和實施，也會導致部門之間統籌和配合問題。按照目前制度安排，人事權和財政權落入常任秘書長手中，局長無權參與公務員的評核、升遷和日常管理，也不能完全決定財政的使用權。按照《公務員守則》規定，公務員與副局長、局長政治助理之間工作配合是基於“伙伴合作精神”進行，不構成從屬關係，這使得管治班子領導公務員工作時，常出現不協助、不配合或者不得力的情況。加上公務員“政治中立”立場，施政的效率和效果很難保障。改革香港行政官僚體制需要完善公務員隊伍的問責制度，完善與其配套的考核與激勵機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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