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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逃脱“泰坦尼克号”？——透过森喜朗【前首相的歧视女性言论】，看“沉没”的日本
东京奥运及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森喜朗抛出的“问题言论”，及其在抨击声中辞职的消息，受到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自不待言，他的言论有悖于提倡“多样性与包容性”的奥运精神，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言论暴露出了深深地根植于日本社会之中一股拒绝变革的“力量”。
～文科省要求增加女性理事人数，“真的很烦”～
2021年2月，东京奥运及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东京奥组会）主席、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在日本奥委会（JOC）临时评议会上发言称“文部科学省喋喋不休地要求增加女性理事人数，真的很烦，如果理事会里女人多了，开会就很费时间”。此言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并迫使他于次月辞去了奥组委主席一职。
为帮助大家理解，笔者在此做一点背景说明。此前，依据《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等法律，政府提出了“所有领域的领导层中，女性比例至少要达到30%”这一目标（起初设定的时间是“2020年度以前”，后放宽为“2020至2029年期间尽早实现”）。东京奥组会和日本奥委会都是文科省的下辖机构，自然会受到这个目标的约束。
森喜朗在会上贬斥这种国家大政方针，说这就是高层压下来的任务，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很烦人。后来还补充说“女性竞争意识太强。一旦某个人举手发言了，其他女性也觉得自己必须说几句，于是就变成所有人都要发言”。
是不是森喜朗参加的什么委员会里面，女性成员比例提高后，实际会议时间变长了呢？又或许只是他个人的主观意见？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他认为“这些女人明明什么都不懂却又要插嘴”，那么或许他长期以来一直觉得女性的发言如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
就算女性理事们的发言确实很多，也并非不可思议。为了实现“30%”的政府目标，文科省之所以“喋喋不休”地提醒呼吁，是因为考虑到了完全由年龄和职业等背景相近的男性拍板决策的模式存在局限性，为了组织和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多样性（Diversity）”。这早已是全世界公认的常识，而并非日本政府的创意。基于这种观点选出的女性理事之所以在会议上踊跃发言，完全是因为她们希望通过积极发挥被寄予厚望的责任，为组织做出贡献。如果这种努力被视作为出风头而抢着说废话，无疑会让她们感到沮丧泄气，怀疑到底为什么要任命自己。
森喜朗或许想奉承一下，又找补了一句：“我们奥组委里也有几位女性，她们就很懂事”。这种说法非常失礼，像是在评价说奥组委里的女性委员，都是些只会追随服从既有的组织的花瓶。
～力挺森喜朗说出了“日本社会的真心话”～
即使遭到猛烈抨击，甚至被迫辞去主席职务，但恐怕他本人只是觉得自己说了一些“可能对女性有些失礼”的话，并不理解引发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但是，未能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还不只是森喜朗。据说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等众多评议员都出席了那次会议，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甚至还发出了笑声。或许其中也有人觉得那种言论有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认为那是日本奥委会不能坐视不理的大问题。
而且，当媒体曝出这些言论，迅速引发广泛批评后，时任经团联会长的中西宏明不仅对该言论加以肯定，表示“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真心话”，还袒护称“瞬间就形成全面抨击之势的社交媒体非常可怕”等等，暴露出他本人就对这个问题的本质缺乏理解。网上也有不少人发帖拥护、力挺森喜朗，他们说“不至于骂得那么厉害”“这是对森主席的霸凌行为”，暴露出根深蒂固的歧视女性，与这个时代可谓格格不入。
～日本为什么总也改变不了？～
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性别差距指数”排行榜可以看到，日本每年都排在第一百几十位（2021年3月末公布的排行榜上，在156个国家中排列第120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中，日本的男女平等程度始终没有提升，歧视问题长期存在。尽管日本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批准1979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该公约认为，性别刻板印象是造成歧视的主要原因，应该逐步消除这种印象，其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究竟有多少政治家和企业家理解了这一点呢？为了提高该公约的效果，1999年又通过了《任择议定书》（批准生效后，该国的个人可以直接向“消除妇女歧视公约委员会”上报受到侵权的事实），尽管如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但日本尚未通过。
尽管好不容易出台了《男女共同参与政治领域推进法》，但相较于最初拟引入名额分配制度（议员选举中按一定比例分配候选人和议席的制度）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为了提高实效性，跨党派议员联盟曾试图在该法修正案中加入新条款，规定各政党有义务完成女性候选人占比数值目标，但由于自民党和其他一些势力的反对，只得作罢。
“选择性夫妻不同姓”制度的采用也面临着障碍。联合国消除女性歧视公约委员会曾多次建议日本修改强制要求夫妻同姓的民法，而且现在过半数民众（某些年龄段甚至超过70%）都表示支持，但由于“抵抗势力”的阻挠，实现之日依然遥遥无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一切都是高龄男性和世袭议员占据主导地位的执政党自民党的“力量”造成的。只要身置其中的女性议员处于被安排的身份，也就只能充当追随从属之角色，莫如说，她们当中有人甚至还主动站到台前扛大旗。
～全力抵制撼动权力的变化～
那股“力量”顽固地抵抗着试图改变日本社会现状的动向，对此感到瞠目结舌的应该绝不止笔者一个人。如果违背“推进多样性”的呼声，拒绝为作为社会半边天的女性们提供施展身手的机会，会造成严重的人力资源浪费。然而，这样的道理对于抵抗势力来说毫无任何意义。
那些一直试图将各种有望实现男女平等思想变化的萌芽和愿望扼杀殆尽的人们，希望维持社会秩序的现状。比如，他们强硬反对“选择性夫妻不同姓”制度。经常有人说“既然是选择制，那么大家也可以像以前一样选择夫妻同姓，真是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不理解他们反对引入不同姓制度的核心问题。
按照现行的强制同姓制度，96%的夫妻在婚后使用丈夫的姓，自然丈夫就成为了户籍主人和一家之主，妻子则从属于户主。政府下拨的新冠抗疫补贴，事实上也是把一家老小的补贴全都发给了作为户主的丈夫。在日本全国和所有家庭贯彻推广这种机制，就是不同姓制度反对派的意图。姓是一个切入口，以丈夫和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形态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们绝不允许破坏这种现状。如果变成选择制，或许他们就会产生危机感——“要是将来儿媳妇或者自己老婆要求改姓怎么办？”“谁来给我养老？”“谁来给我守墓？”
换言之，通过现在的社会秩序获得了力量的人们拼尽全力也要阻止出现可能动摇这种秩序的变化。而且，由于他们现在掌握着金钱和权力，所以更要最大限度地动用这些资源，全力打压试图抵抗的人。实际上，笔者本人也在和自民党籍众议员杉田水脉打官司，针对笔者利用科研经费开展有关“慰安妇”问题和性暴力问题的联合研究一事，他声称笔者捏造事实、违规使用研究经费，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中伤诽谤。起初，笔者也很迷惑，为什么要如此猛烈地攻击像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研究人员，后来我想明白了，或许是因为安倍晋三前政权时期，“历史修正主义”成为政治主流，对政权和政府的方针提出异议、加以批判的研究和研究人员都会遭到攻击，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难道要和泰坦尼克号一起同归于尽？～
如果不实现多样性，就会落后于整个世界，但此理无论你怎么说，对那些意欲维持“力量”的人们而言，恐怕都是对牛弹琴。就算日本成为（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变为）世界上的“落后国”，只要能够维持国内秩序现状，那么对他们而言就不是问题。莫如说，唯有既存秩序才可以让日本始终保持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独特”传统。由父系男子世代相传的皇室、妻子一律跟随夫姓的家庭，男性总是处于支配地位，女性只能是“知情达理”的一方。即使日本这个国家和皇室因此而没落，或者走向穷途末路，对他们来说，或许都只是次要问题。
但是，应该不会有什么人愿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一同沉没，而且，一旦大船开始下沉，最先逃走的必定都是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力的人，留在船上等待死亡的只会是身处廉价底层船舱的人们。虽然光明照不到大船的底层，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现实，而且与他们相比，即使非常微弱，但也并非毫无力量。我们可以逃离将要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如果还有时间，应该也可以把船舵掌握在自己手中。
全文请看 日本网 https://t.cn/A6fAUQum
#日本# #泰坦尼克号# #歧视# #女性# #东京奥运会# #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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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省要求增加女性理事人数，“真的很烦”～
2021年2月，东京奥运及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东京奥组会）主席、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在日本奥委会（JOC）临时评议会上发言称“文部科学省喋喋不休地要求增加女性理事人数，真的很烦，如果理事会里女人多了，开会就很费时间”。此言一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并迫使他于次月辞去了奥组委主席一职。
为帮助大家理解，笔者在此做一点背景说明。此前，依据《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等法律，政府提出了“所有领域的领导层中，女性比例至少要达到30%”这一目标（起初设定的时间是“2020年度以前”，后放宽为“2020至2029年期间尽早实现”）。东京奥组会和日本奥委会都是文科省的下辖机构，自然会受到这个目标的约束。
森喜朗在会上贬斥这种国家大政方针，说这就是高层压下来的任务，实际上毫无效率可言，很烦人。后来还补充说“女性竞争意识太强。一旦某个人举手发言了，其他女性也觉得自己必须说几句，于是就变成所有人都要发言”。
是不是森喜朗参加的什么委员会里面，女性成员比例提高后，实际会议时间变长了呢？又或许只是他个人的主观意见？真实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他认为“这些女人明明什么都不懂却又要插嘴”，那么或许他长期以来一直觉得女性的发言如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
就算女性理事们的发言确实很多，也并非不可思议。为了实现“30%”的政府目标，文科省之所以“喋喋不休”地提醒呼吁，是因为考虑到了完全由年龄和职业等背景相近的男性拍板决策的模式存在局限性，为了组织和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多样性（Diversity）”。这早已是全世界公认的常识，而并非日本政府的创意。基于这种观点选出的女性理事之所以在会议上踊跃发言，完全是因为她们希望通过积极发挥被寄予厚望的责任，为组织做出贡献。如果这种努力被视作为出风头而抢着说废话，无疑会让她们感到沮丧泄气，怀疑到底为什么要任命自己。
森喜朗或许想奉承一下，又找补了一句：“我们奥组委里也有几位女性，她们就很懂事”。这种说法非常失礼，像是在评价说奥组委里的女性委员，都是些只会追随服从既有的组织的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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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遭到猛烈抨击，甚至被迫辞去主席职务，但恐怕他本人只是觉得自己说了一些“可能对女性有些失礼”的话，并不理解引发如此严重问题的原因之所在。但是，未能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还不只是森喜朗。据说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泰裕等众多评议员都出席了那次会议，但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甚至还发出了笑声。或许其中也有人觉得那种言论有问题，但似乎没有人认为那是日本奥委会不能坐视不理的大问题。
而且，当媒体曝出这些言论，迅速引发广泛批评后，时任经团联会长的中西宏明不仅对该言论加以肯定，表示“这就是日本社会的真心话”，还袒护称“瞬间就形成全面抨击之势的社交媒体非常可怕”等等，暴露出他本人就对这个问题的本质缺乏理解。网上也有不少人发帖拥护、力挺森喜朗，他们说“不至于骂得那么厉害”“这是对森主席的霸凌行为”，暴露出根深蒂固的歧视女性，与这个时代可谓格格不入。
～日本为什么总也改变不了？～
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性别差距指数”排行榜可以看到，日本每年都排在第一百几十位（2021年3月末公布的排行榜上，在156个国家中排列第120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民主主义国家中，日本的男女平等程度始终没有提升，歧视问题长期存在。尽管日本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批准1979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该公约认为，性别刻板印象是造成歧视的主要原因，应该逐步消除这种印象，其观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究竟有多少政治家和企业家理解了这一点呢？为了提高该公约的效果，1999年又通过了《任择议定书》（批准生效后，该国的个人可以直接向“消除妇女歧视公约委员会”上报受到侵权的事实），尽管如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但日本尚未通过。
尽管好不容易出台了《男女共同参与政治领域推进法》，但相较于最初拟引入名额分配制度（议员选举中按一定比例分配候选人和议席的制度）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近年来，为了提高实效性，跨党派议员联盟曾试图在该法修正案中加入新条款，规定各政党有义务完成女性候选人占比数值目标，但由于自民党和其他一些势力的反对，只得作罢。
“选择性夫妻不同姓”制度的采用也面临着障碍。联合国消除女性歧视公约委员会曾多次建议日本修改强制要求夫妻同姓的民法，而且现在过半数民众（某些年龄段甚至超过70%）都表示支持，但由于“抵抗势力”的阻挠，实现之日依然遥遥无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一切都是高龄男性和世袭议员占据主导地位的执政党自民党的“力量”造成的。只要身置其中的女性议员处于被安排的身份，也就只能充当追随从属之角色，莫如说，她们当中有人甚至还主动站到台前扛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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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行的强制同姓制度，96%的夫妻在婚后使用丈夫的姓，自然丈夫就成为了户籍主人和一家之主，妻子则从属于户主。政府下拨的新冠抗疫补贴，事实上也是把一家老小的补贴全都发给了作为户主的丈夫。在日本全国和所有家庭贯彻推广这种机制，就是不同姓制度反对派的意图。姓是一个切入口，以丈夫和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形态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们绝不允许破坏这种现状。如果变成选择制，或许他们就会产生危机感——“要是将来儿媳妇或者自己老婆要求改姓怎么办？”“谁来给我养老？”“谁来给我守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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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过后的回门宴要不要办？其实还是眼看个人的啦～这次新人去了蜜月旅行，都是妈妈一手操办的。而且最有创意的是我们利用了新人当天婚礼的鲜花进行了二次布置～这也算是物有所值了吧！而且两次效果都不一样，简直就是意料之外的惊喜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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