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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懋仁｜史学，关注当下，还是研究过去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王衍行评国际大行系统性违规超10年，遭监管重罚3.5亿：拔出萝卜带出泥】香港证监会日前公告，对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进行谴责，并处以罚款3.4825亿元。根据公告，主要是因为花旗环球金融在长达10年时间里（2008年至2018年）广泛地存在的不诚实行为。香港证监会称，若非花旗环球金融在内部监控措施、合规职能和管理层监督方面犯有严重失误及缺失，如此广泛地存在的不诚实行为不会一直持续。并指出，上述缺失及失当行为可归因于其部分前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责，稍后会对这些人士展开纪律程序。
1、 还是桥归桥路归路为好。该文把花旗环球金融香港被罚与花旗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花旗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大陆设立放在了一起，我作为一位金融专业人士，认为，把两者相提并论，缺少基本的论证，否则，让人匪夷所思。
2、 花旗环球金融被罚的原因较为清楚。1月28日，香港证监会宣布对花旗环球金融处以罚款3.4825亿港元，原因是该行在2008年至2018年长达10年时间内，一直允许其现货股票业务部多个交易柜台以错误标识误导客户，并向客户隐瞒交易实情。根据香港证监披露显示，花旗环球金融违规事项，是因故意、蓄意或罔顾后果而导致的。
3、 香港证监会的监管水平值得肯定。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礼称，这些失误“揭露了该公司存在一种鼓吹逐利而漠视诚实这基本标准的文化”。他还说，在该行在面对要招揽更多生意、试图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实现业务增长时，为缓解持续商业压力，“采取了欺诈手法而不惜牺牲客户的最佳利益和损害市场廉洁稳健”。香港证监会认为花旗环球金融远逊于持牌中介人理应达到的标准，故有必要对其施加制裁，此举亦阐明了证监会的零容忍态度，并决心根除持牌中介人的失当行为。香港证监会此次对花旗环球金融处以3.5亿元巨额罚款，主要是因为该公司在长达10年时间里（2008年至2018年）广泛地存在的不诚实行为。可以说，香港证监会此次处罚，是对#零容忍#的最好的诠释，值得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借鉴。
4、 拔出萝卜带出泥。花旗环球金融的高级管理层难辞其咎。证据表明，花旗环球金融的高级管理层没有确保能够维持适当的操守标准和遵守相关监管规定，以及了解、管理和监察其业务及风险。该失当行为相当普遍并持续了超过10年，这反映花旗环球金融的高级管理层没有妥善履行其管理及监督责任。值得关注的是，香港证监会称，上述缺失及失当行为可归因于其部分前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责，稍后会对这些人士展开纪律程序。这意味着，将有一批高级管理层人士被问责。
5、 花旗集团缺席今年全明星榜。为拟定2022年《财富》全球最受赞赏公司榜单，《财富》杂志对3,700多名企业高管、董事和分析师进行了调查。在2022年《财富》全球最受赞赏公司（50）榜单中，金融企业的公司是，伯克希尔、摩根大通、美国运通、贝莱德、高盛集团、美国银行、嘉信理财、Visa、 PayPal Holdings。#花旗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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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旗环球金融被罚的原因较为清楚。1月28日，香港证监会宣布对花旗环球金融处以罚款3.4825亿港元，原因是该行在2008年至2018年长达10年时间内，一直允许其现货股票业务部多个交易柜台以错误标识误导客户，并向客户隐瞒交易实情。根据香港证监披露显示，花旗环球金融违规事项，是因故意、蓄意或罔顾后果而导致的。
3、 香港证监会的监管水平值得肯定。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礼称，这些失误“揭露了该公司存在一种鼓吹逐利而漠视诚实这基本标准的文化”。他还说，在该行在面对要招揽更多生意、试图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实现业务增长时，为缓解持续商业压力，“采取了欺诈手法而不惜牺牲客户的最佳利益和损害市场廉洁稳健”。香港证监会认为花旗环球金融远逊于持牌中介人理应达到的标准，故有必要对其施加制裁，此举亦阐明了证监会的零容忍态度，并决心根除持牌中介人的失当行为。香港证监会此次对花旗环球金融处以3.5亿元巨额罚款，主要是因为该公司在长达10年时间里（2008年至2018年）广泛地存在的不诚实行为。可以说，香港证监会此次处罚，是对#零容忍#的最好的诠释，值得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借鉴。
4、 拔出萝卜带出泥。花旗环球金融的高级管理层难辞其咎。证据表明，花旗环球金融的高级管理层没有确保能够维持适当的操守标准和遵守相关监管规定，以及了解、管理和监察其业务及风险。该失当行为相当普遍并持续了超过10年，这反映花旗环球金融的高级管理层没有妥善履行其管理及监督责任。值得关注的是，香港证监会称，上述缺失及失当行为可归因于其部分前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责，稍后会对这些人士展开纪律程序。这意味着，将有一批高级管理层人士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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