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前苏联学生探险队神秘死亡之谜，他们用科学找出了答案】
这个研究的开头是一个悲伤的故事。62年前，苏联的一支学生探险队神秘死亡。事件3个月后，苏联当局以一种“令人信服的自然力量”为这些徒步旅行者的死亡“盖棺定论”。迪亚特洛夫之谜也成了一个民间传说。
62年后，瑞士洛桑理工学院教授Johan Gaume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岩土工程系教授Alexander Puzrin，可能找出了答案。1月29日相关论文刊登于《通讯—地球与环境》。论文传送门：https://t.cn/A65arPGf
2019年10月初，一通未知来电打到了Gaume的手机上，当时的他没想到自己将要面对苏联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来电的是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询问Gaume对60年前发生在俄罗斯北部乌拉尔山脉的一场悲剧有何见解，这场悲剧后来被称为迪亚特洛夫之谜（Dyatlov Pass Incident）。
Gaume是洛桑理工学院雪和雪崩模拟实验室主任，那时，他从未听说过这个案子。“我要求记者第二天给我回电话，以便自己收集更多信息。之后，我了解到的东西激起了我的兴趣。”他回忆说。
1959年1月27日，一个主要由乌拉尔高尔基国立大学学生组成的10人团队，由23岁的Igor Dyatlov带领，开始了为期14天的徒步，前往位于当时前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北部的Gora Otorten山。团队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越野和滑雪者，不过，他们前往的这类路线当时被列为第三类——风险最高的一类，这里气温能低至零下30摄氏度。
1月28日，探险队的一名成员Yuri Yudin决定返回。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再也见不到团队其他同学了。
团队最初预定返回出发地Vizhay村的日子来了又过去，但没有人回来。救援队开始搜寻他们。
2月26日，救援队在探险队目的地以南约20公里处乌拉尔山（也被称为“死亡山”）的山坡上发现了他们的帐篷被严重损坏，但东西都被留在了这里。往下走，在一棵西伯利亚老雪松树下，救援队发现了两具只穿着袜子和内衣的尸体。
后来，救援人员在大树和帐篷之间又发现了其他3具尸体，包括Dyatlov。据推测，他们是在试图返回营地时被冻死的。两个月后，救援队在积雪深厚的峡谷中发现了剩下的4具尸体。这几名死者伤势严重，比如有胸部和头骨骨折。
究竟发生了什么?
苏联当局进行了调查，但在3个月后宣布结束，并且得出结论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自然力量”导致了这些徒步旅行者的死亡。在没有幸存者的情况下，2月1日至2日晚上发生的事件无人知晓，并留下了无数猜测，从杀人的雪人到秘密的军事实验。
这就是Gaume面临的谜题。
接到《纽约时报》记者的电话后，他开始在黑板上写下方程式和数字，试图从纯粹的力学角度理解发生了什么。
当记者回电话时，我告诉她很可能是一场雪崩突然袭击了探险队，当时他们正在帐篷里睡觉。
这一理论是最合理的，也是俄罗斯检察官办公室在2019年应受害者亲属的要求重启调查后提出的。
但证据的缺乏和奇怪元素的存在未能说服所有人。“我很感兴趣，于是开始更深入地研究这个理论。然后我联系了Puzrin，一个月前我在法国的一次会议上见过他。”
Gaume和Puzrin一起梳理了相关档案。他们还与参与调查该事件的其他专家进行了交谈，并开发了分析和数值模型，以重建那场可怕的雪崩。
“我非常渴望这样做，尤其是因为我两年前就开始研究板状雪崩了。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滑坡。我研究的是山体滑坡触发和实际发生之间的一段时间内会发生什么。”Puzrin说。这正是1959年发生的事情：探险者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挖了个洞搭帐篷，但雪崩直到几个小时后才发生。
“雪崩理论至今未被完全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给出它是如何发生的解释。”Gaume说。事实上，有很多观点与这一理论相矛盾。首先，救援队没有发现任何雪崩或其沉积的明显证据。然后，帐篷上方的平均坡度——不到30度——不足以发生雪崩。而且，如果发生雪崩，至少是在坡被开凿9个小时后触发的。最后，在一些受害者身上观察到的胸部和头骨损伤并不是典型的雪崩伤害。
在论文中，Gaume和Puzrin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使用雪摩擦力和当地地形数据来证明，小型板状雪崩可能发生在缓坡上，几乎不会留下痕迹。在计算机模拟的帮助下，我们证明了雪板的撞击会导致与观测到的伤害相似的伤害。”
而探险队凿开雪坡和触发事件之间还有一个时间差。“之前的调查人员一直无法解释，那天晚上没有降雪，怎么会在半夜触发雪崩。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它。”Gaume说。
在悲剧发生的那一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重力风的存在，也就是在重力作用下将空气吹下斜坡的风。这些风可能把雪吹走了，然后雪从帐篷上堆积起来，这是由于团队成员没有意识到的特殊地形。
“如果他们没有在斜坡上开个洞，什么都不会发生。这是最初的触发点，但单凭这一点还不够。下降风可能使雪漂移，使额外的负荷慢慢积累起来。在某个点上，裂缝可能已经形成并扩展，导致雪板崩塌。”Puzrin说。
尽管如此，两位科学家都对他们的发现持谨慎态度，并明确表示，这次事件的很多方面仍是一个谜。“没有人真正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确实提供了有力的定量证据，证明雪崩理论是可信的。”Puzrin说。
为本研究开发的两个模型——用来估计触发雪崩所需时间的分析方法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理工学院团队估算雪崩对人体的影响——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自然雪崩和相关的风险。
https://t.cn/A65arPGt
这个研究的开头是一个悲伤的故事。62年前，苏联的一支学生探险队神秘死亡。事件3个月后，苏联当局以一种“令人信服的自然力量”为这些徒步旅行者的死亡“盖棺定论”。迪亚特洛夫之谜也成了一个民间传说。
62年后，瑞士洛桑理工学院教授Johan Gaume和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岩土工程系教授Alexander Puzrin，可能找出了答案。1月29日相关论文刊登于《通讯—地球与环境》。论文传送门：https://t.cn/A65arPGf
2019年10月初，一通未知来电打到了Gaume的手机上，当时的他没想到自己将要面对苏联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来电的是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询问Gaume对60年前发生在俄罗斯北部乌拉尔山脉的一场悲剧有何见解，这场悲剧后来被称为迪亚特洛夫之谜（Dyatlov Pass Incident）。
Gaume是洛桑理工学院雪和雪崩模拟实验室主任，那时，他从未听说过这个案子。“我要求记者第二天给我回电话，以便自己收集更多信息。之后，我了解到的东西激起了我的兴趣。”他回忆说。
1959年1月27日，一个主要由乌拉尔高尔基国立大学学生组成的10人团队，由23岁的Igor Dyatlov带领，开始了为期14天的徒步，前往位于当时前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北部的Gora Otorten山。团队成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越野和滑雪者，不过，他们前往的这类路线当时被列为第三类——风险最高的一类，这里气温能低至零下30摄氏度。
1月28日，探险队的一名成员Yuri Yudin决定返回。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再也见不到团队其他同学了。
团队最初预定返回出发地Vizhay村的日子来了又过去，但没有人回来。救援队开始搜寻他们。
2月26日，救援队在探险队目的地以南约20公里处乌拉尔山（也被称为“死亡山”）的山坡上发现了他们的帐篷被严重损坏，但东西都被留在了这里。往下走，在一棵西伯利亚老雪松树下，救援队发现了两具只穿着袜子和内衣的尸体。
后来，救援人员在大树和帐篷之间又发现了其他3具尸体，包括Dyatlov。据推测，他们是在试图返回营地时被冻死的。两个月后，救援队在积雪深厚的峡谷中发现了剩下的4具尸体。这几名死者伤势严重，比如有胸部和头骨骨折。
究竟发生了什么?
苏联当局进行了调查，但在3个月后宣布结束，并且得出结论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自然力量”导致了这些徒步旅行者的死亡。在没有幸存者的情况下，2月1日至2日晚上发生的事件无人知晓，并留下了无数猜测，从杀人的雪人到秘密的军事实验。
这就是Gaume面临的谜题。
接到《纽约时报》记者的电话后，他开始在黑板上写下方程式和数字，试图从纯粹的力学角度理解发生了什么。
当记者回电话时，我告诉她很可能是一场雪崩突然袭击了探险队，当时他们正在帐篷里睡觉。
这一理论是最合理的，也是俄罗斯检察官办公室在2019年应受害者亲属的要求重启调查后提出的。
但证据的缺乏和奇怪元素的存在未能说服所有人。“我很感兴趣，于是开始更深入地研究这个理论。然后我联系了Puzrin，一个月前我在法国的一次会议上见过他。”
Gaume和Puzrin一起梳理了相关档案。他们还与参与调查该事件的其他专家进行了交谈，并开发了分析和数值模型，以重建那场可怕的雪崩。
“我非常渴望这样做，尤其是因为我两年前就开始研究板状雪崩了。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滑坡。我研究的是山体滑坡触发和实际发生之间的一段时间内会发生什么。”Puzrin说。这正是1959年发生的事情：探险者在白雪覆盖的山坡上挖了个洞搭帐篷，但雪崩直到几个小时后才发生。
“雪崩理论至今未被完全接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给出它是如何发生的解释。”Gaume说。事实上，有很多观点与这一理论相矛盾。首先，救援队没有发现任何雪崩或其沉积的明显证据。然后，帐篷上方的平均坡度——不到30度——不足以发生雪崩。而且，如果发生雪崩，至少是在坡被开凿9个小时后触发的。最后，在一些受害者身上观察到的胸部和头骨损伤并不是典型的雪崩伤害。
在论文中，Gaume和Puzrin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使用雪摩擦力和当地地形数据来证明，小型板状雪崩可能发生在缓坡上，几乎不会留下痕迹。在计算机模拟的帮助下，我们证明了雪板的撞击会导致与观测到的伤害相似的伤害。”
而探险队凿开雪坡和触发事件之间还有一个时间差。“之前的调查人员一直无法解释，那天晚上没有降雪，怎么会在半夜触发雪崩。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它。”Gaume说。
在悲剧发生的那一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重力风的存在，也就是在重力作用下将空气吹下斜坡的风。这些风可能把雪吹走了，然后雪从帐篷上堆积起来，这是由于团队成员没有意识到的特殊地形。
“如果他们没有在斜坡上开个洞，什么都不会发生。这是最初的触发点，但单凭这一点还不够。下降风可能使雪漂移，使额外的负荷慢慢积累起来。在某个点上，裂缝可能已经形成并扩展，导致雪板崩塌。”Puzrin说。
尽管如此，两位科学家都对他们的发现持谨慎态度，并明确表示，这次事件的很多方面仍是一个谜。“没有人真正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确实提供了有力的定量证据，证明雪崩理论是可信的。”Puzrin说。
为本研究开发的两个模型——用来估计触发雪崩所需时间的分析方法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理工学院团队估算雪崩对人体的影响——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自然雪崩和相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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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毒赛跑！#北京疾控揭秘锁定新发地全过程#】人类与病毒的较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从冬天奋战到夏天，疫情已趋稳向好。谁也没想到，硬仗突然而至。6月11日，北京已连续50多天没有新增病例的记录，戛然而止。
“西城区疾控中心报告1例核酸检测阳性病例。”6月11日凌晨0时30分，正在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值班的窦相峰收到王全意发来的一条信息，办公室里顿时紧张起来。
窦相峰赶紧联系西城区疾控中心核实病例情况。凌晨2时，病例样本送来，复核检验马上开始……
这一夜，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的灯一直亮着，王全意和团队用了四种试剂复核样本，以确保万无一失，四台扩增检测仪高速运转……
早上6时，与仪器相连的电脑屏幕上，一条“S”形的反应曲线陡然上升，阳性！随后，其他三种试剂复核结果也是阳性。
王全意皱了皱眉头，硬仗来了！市疾控中心流调人员立即兵分两路，一组人调查病例发病前14天的活动轨迹，采样排查。另一组人到宣武医院，补充流行病学调查。
7时刚过，窦相峰和西城区疾控中心的同事乔富宇已赶到宣武医院，穿好防护装备，进入隔离病房，对确诊病例进行补充流调。
“大夫，我今年就没去过外地，更没接触过入境人员，北京这么久没出现过病例了，怎么就被我赶上了呢……”病房里，被称为“西城大爷”的唐先生眉头紧锁，面色焦虑，“家里孩子才上小学，我特别怕传染给他……”
“您别担心，我的同事已经安排您家人到隔离点进行14天医学观察了。”窦相峰安慰着唐先生，“我们就是来帮您解决问题的，有您的配合，我们肯定能快速搞清楚您怎么得的病，排查可能传染的人员，降低更多人被传染的风险。”
“配合！我百分之百配合！”唐先生边说，边掏出手机，一遍又一遍地翻看5月30日以来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支付记录……
家附近的超市、便民菜站、加油站，丰台区的京荟广场、乐图空间，还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我们先把唐先生有记录的时间点一块块搭起来，再反过来叙述给他听，帮助他回忆细节。”窦相峰说，“不能漏掉一个环节，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疫情的扩散。”为了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流调人员甚至请唐先生回忆了上一波疫情高峰时的具体行程。
与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时流调相比，此次疫情中，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配合，疾控人员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信息全部实时共享，相互比对、印证，流调更快，更精准。
窦相峰和唐先生交流的信息一直与疾控部门共享。对于每个“可疑的点”，市疾控都迅速安排相关区疾控的同事前往采集环境样本，流调溯源，对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当时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被列为“首要怀疑对象”，6月11日上午，在窦相峰和唐先生交流的同时，丰台区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已前往市场采集环境样本、相关人员的呼吸道标本、血液标本进行检测，查找可疑的感染来源。
偌大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有上百个摊位，哪个才是唐先生去过的摊位？手机支付记录立了大功。
窦相峰回忆，“支付记录明确显示出，唐先生6月3日几时几分在哪个商家消费，虽然付款信息显示的商家名称都是昵称，我们拿着这个昵称去现场问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定位到具体的摊位，这为现场流调工作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窦相峰对唐先生的记忆力，印象很深，“多亏他对6月3日自己去新发地购买海鲜和肉时短暂停留这件事进行了准确描述，当天上午8时27分、8时33分、8时37分，他分别到三个摊位上购买了海鲜，然后又去马路对面的摊位买了肉，有付款记录佐证，我们对整个行程摸得很清楚。”不仅如此，唐先生还冷静、清晰地回忆出了发病前两周接触的每个人，提供了一份38人的详细名单。
之后，疾控部门将补充流调数据提供给相关部门进行大数据排查，结果显示，每一个流调数据都和大数据排查数据完美匹配。
6月11日当晚，第三方检测机构又报告丰台区一例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这是北京这一波疫情中确诊的第二例病例。19时30分，检测机构送来复核样本，23时30分，复核检测结果阳性。
半小时后，传来消息——丰台区疾控中心对新发地牛羊肉交易大厅环境样本采样检测出阳性。“此时，感染来源清晰地指向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窦相峰说，“从11日凌晨到12日凌晨，此次疫情溯源锁定新发地市场，只用了不到22小时。”
窦相峰和同事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6月12日清晨，他与中心现场检验组组长翟曙光等同事赶往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现场流调和采样。
疾控人员在新发地批发市场进行环境采样。
进入位于地下一层的牛羊肉交易大厅，窦相峰等人立刻察觉到大厅的“异样”，“里面通风条件非常不好，阴冷潮湿的环境利于病毒存活……”窦相峰说。当天早晨，新发地市场综合交易大厅负一层已封闭，通风口和空调也已经关闭，窦相峰和同事们穿着防护服，忍耐着高温，对地下一层再次进行环境采样，对从业人员采集咽拭子。同时，市疾控中心协同9个区疾控中心对市场进行分区环境采样。当天发现40件环境检测阳性样本，45人咽拭子呈阳性。
接下来的24小时，各项防疫措施迅速启动。北京果断封闭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市场周边11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排查5月30日以来到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或与市场销售人员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与此同时，专业人员在全市对农贸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等开展排查，采集海鲜、肉类等食品及外环境涂抹标本，“在对从业人员主动筛检中，海淀区一农贸市场中有1例核酸检测阳性样本。”王全意说，多排查出一例阳性人员，就降低一点儿疫情传播的风险。
6月13日、14日，北京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高峰，此后病例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不断趋稳向好的疫情防控形势，正是源自最初48小时的争分夺秒。
永远保持警惕
打有准备之仗
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溯源之快，王全意并不意外，“因为我们心里的弦一直没松过。”
2019年年底，网上一则消息中出现了六个字“不明原因肺炎”，王全意和同事们立刻警觉起来。看到消息的当晚，他和团队就开始收集资料，迅速确定实验室检测方法、监测方案，储备应急物资……疫情蔓延时，北京就在全国率先开展实验室检测、医疗机构排查，普及核酸检测方法。
时刻保持警惕，王全意和团队一直坚持。他经常和团队中的年轻人说，“千万不要觉得你就是一个采样的、是一个报表的，你们都是专业人员，应该把疫情的来龙去脉、国内外形势、本地发生的风险、如何应对，都要了解到位，你才是一个专业人员，不然就只是一个操作工。”
王全意就是这么做的。
2009年，应对“甲流”的时候，王全意每天早上5时就到了办公室，最忙的时候八到十天才能回一次家。“当时美国那边疫情有什么新进展，国内外有哪些新的报道，都要及时获取、更新疫情消息，分析疫情形势。”王全意说，“一个新的疾病我们不了解，就需要每天及时更新知识，必须认识它，才能做好防控。我们关注着世界上发生的各种疾病，进行风险评估，做传染病学研究，就要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才能跑过病毒。”
2016年能检测出首例裂谷热病例，也得益于这份警惕。“因为对疾病持续的关注，我们实验室储备了相应的试剂，才得以检测出病毒。”王全意说。
跟在病毒后面跑的“防控”，总是被动的；跑到病毒前面的“预防”，才能主动，才能战胜病毒。
繁忙的日常工作，并没有耽误王全意和团队的应用型研究，在他看来，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比病毒跑得更快。
最近一期的《柳叶刀》杂志刊登了王全意和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共同合作的一篇关于佩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的文章，杂志封面上，简洁明了地向全世界阐释了推行口罩的意义：“全面推行口罩不仅可以帮助想要恢复正常活动的社区安全解除现有限制，还可以在人群拥挤的公共场所和室内保护人们的安全。”
近年来，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团队获得多项北京科技进步奖，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在流感的疾病负担、预警监测以及疫苗效果评估等领域，取得了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截至7月5日，北京已连续8天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在个位数水平，7月6日，7月7日，北京连续“零新增”，此轮疫情形势已可防可控可预期，是不是可以歇口气了？
王全意摇摇头，他说，疫情防控趋稳向好令人高兴，但还未到欢庆胜利的时候，境外疫情还在发展，“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风险犹在，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与病毒的赛跑没有终点！”北京日报记者 李祺瑶https://t.cn/A6yfu61t
“西城区疾控中心报告1例核酸检测阳性病例。”6月11日凌晨0时30分，正在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值班的窦相峰收到王全意发来的一条信息，办公室里顿时紧张起来。
窦相峰赶紧联系西城区疾控中心核实病例情况。凌晨2时，病例样本送来，复核检验马上开始……
这一夜，市疾控中心核酸检测实验室的灯一直亮着，王全意和团队用了四种试剂复核样本，以确保万无一失，四台扩增检测仪高速运转……
早上6时，与仪器相连的电脑屏幕上，一条“S”形的反应曲线陡然上升，阳性！随后，其他三种试剂复核结果也是阳性。
王全意皱了皱眉头，硬仗来了！市疾控中心流调人员立即兵分两路，一组人调查病例发病前14天的活动轨迹，采样排查。另一组人到宣武医院，补充流行病学调查。
7时刚过，窦相峰和西城区疾控中心的同事乔富宇已赶到宣武医院，穿好防护装备，进入隔离病房，对确诊病例进行补充流调。
“大夫，我今年就没去过外地，更没接触过入境人员，北京这么久没出现过病例了，怎么就被我赶上了呢……”病房里，被称为“西城大爷”的唐先生眉头紧锁，面色焦虑，“家里孩子才上小学，我特别怕传染给他……”
“您别担心，我的同事已经安排您家人到隔离点进行14天医学观察了。”窦相峰安慰着唐先生，“我们就是来帮您解决问题的，有您的配合，我们肯定能快速搞清楚您怎么得的病，排查可能传染的人员，降低更多人被传染的风险。”
“配合！我百分之百配合！”唐先生边说，边掏出手机，一遍又一遍地翻看5月30日以来的通话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支付记录……
家附近的超市、便民菜站、加油站，丰台区的京荟广场、乐图空间，还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
“我们先把唐先生有记录的时间点一块块搭起来，再反过来叙述给他听，帮助他回忆细节。”窦相峰说，“不能漏掉一个环节，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疫情的扩散。”为了不放过任何一种可能，流调人员甚至请唐先生回忆了上一波疫情高峰时的具体行程。
与2003年非典、2009年甲流时流调相比，此次疫情中，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配合，疾控人员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时，信息全部实时共享，相互比对、印证，流调更快，更精准。
窦相峰和唐先生交流的信息一直与疾控部门共享。对于每个“可疑的点”，市疾控都迅速安排相关区疾控的同事前往采集环境样本，流调溯源，对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当时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已经被列为“首要怀疑对象”，6月11日上午，在窦相峰和唐先生交流的同时，丰台区疾控中心的流调人员已前往市场采集环境样本、相关人员的呼吸道标本、血液标本进行检测，查找可疑的感染来源。
偌大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有上百个摊位，哪个才是唐先生去过的摊位？手机支付记录立了大功。
窦相峰回忆，“支付记录明确显示出，唐先生6月3日几时几分在哪个商家消费，虽然付款信息显示的商家名称都是昵称，我们拿着这个昵称去现场问一下，基本上就可以定位到具体的摊位，这为现场流调工作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
窦相峰对唐先生的记忆力，印象很深，“多亏他对6月3日自己去新发地购买海鲜和肉时短暂停留这件事进行了准确描述，当天上午8时27分、8时33分、8时37分，他分别到三个摊位上购买了海鲜，然后又去马路对面的摊位买了肉，有付款记录佐证，我们对整个行程摸得很清楚。”不仅如此，唐先生还冷静、清晰地回忆出了发病前两周接触的每个人，提供了一份38人的详细名单。
之后，疾控部门将补充流调数据提供给相关部门进行大数据排查，结果显示，每一个流调数据都和大数据排查数据完美匹配。
6月11日当晚，第三方检测机构又报告丰台区一例病例核酸检测阳性，这是北京这一波疫情中确诊的第二例病例。19时30分，检测机构送来复核样本，23时30分，复核检测结果阳性。
半小时后，传来消息——丰台区疾控中心对新发地牛羊肉交易大厅环境样本采样检测出阳性。“此时，感染来源清晰地指向了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窦相峰说，“从11日凌晨到12日凌晨，此次疫情溯源锁定新发地市场，只用了不到22小时。”
窦相峰和同事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6月12日清晨，他与中心现场检验组组长翟曙光等同事赶往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进行现场流调和采样。
疾控人员在新发地批发市场进行环境采样。
进入位于地下一层的牛羊肉交易大厅，窦相峰等人立刻察觉到大厅的“异样”，“里面通风条件非常不好，阴冷潮湿的环境利于病毒存活……”窦相峰说。当天早晨，新发地市场综合交易大厅负一层已封闭，通风口和空调也已经关闭，窦相峰和同事们穿着防护服，忍耐着高温，对地下一层再次进行环境采样，对从业人员采集咽拭子。同时，市疾控中心协同9个区疾控中心对市场进行分区环境采样。当天发现40件环境检测阳性样本，45人咽拭子呈阳性。
接下来的24小时，各项防疫措施迅速启动。北京果断封闭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市场周边11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排查5月30日以来到过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或与市场销售人员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开展核酸检测……与此同时，专业人员在全市对农贸批发市场、大型超市等开展排查，采集海鲜、肉类等食品及外环境涂抹标本，“在对从业人员主动筛检中，海淀区一农贸市场中有1例核酸检测阳性样本。”王全意说，多排查出一例阳性人员，就降低一点儿疫情传播的风险。
6月13日、14日，北京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高峰，此后病例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不断趋稳向好的疫情防控形势，正是源自最初48小时的争分夺秒。
永远保持警惕
打有准备之仗
新发地市场聚集性疫情溯源之快，王全意并不意外，“因为我们心里的弦一直没松过。”
2019年年底，网上一则消息中出现了六个字“不明原因肺炎”，王全意和同事们立刻警觉起来。看到消息的当晚，他和团队就开始收集资料，迅速确定实验室检测方法、监测方案，储备应急物资……疫情蔓延时，北京就在全国率先开展实验室检测、医疗机构排查，普及核酸检测方法。
时刻保持警惕，王全意和团队一直坚持。他经常和团队中的年轻人说，“千万不要觉得你就是一个采样的、是一个报表的，你们都是专业人员，应该把疫情的来龙去脉、国内外形势、本地发生的风险、如何应对，都要了解到位，你才是一个专业人员，不然就只是一个操作工。”
王全意就是这么做的。
2009年，应对“甲流”的时候，王全意每天早上5时就到了办公室，最忙的时候八到十天才能回一次家。“当时美国那边疫情有什么新进展，国内外有哪些新的报道，都要及时获取、更新疫情消息，分析疫情形势。”王全意说，“一个新的疾病我们不了解，就需要每天及时更新知识，必须认识它，才能做好防控。我们关注着世界上发生的各种疾病，进行风险评估，做传染病学研究，就要时刻保持警惕，才能变被动为主动，才能跑过病毒。”
2016年能检测出首例裂谷热病例，也得益于这份警惕。“因为对疾病持续的关注，我们实验室储备了相应的试剂，才得以检测出病毒。”王全意说。
跟在病毒后面跑的“防控”，总是被动的；跑到病毒前面的“预防”，才能主动，才能战胜病毒。
繁忙的日常工作，并没有耽误王全意和团队的应用型研究，在他看来，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比病毒跑得更快。
最近一期的《柳叶刀》杂志刊登了王全意和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共同合作的一篇关于佩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的文章，杂志封面上，简洁明了地向全世界阐释了推行口罩的意义：“全面推行口罩不仅可以帮助想要恢复正常活动的社区安全解除现有限制，还可以在人群拥挤的公共场所和室内保护人们的安全。”
近年来，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的团队获得多项北京科技进步奖，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在流感的疾病负担、预警监测以及疫苗效果评估等领域，取得了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截至7月5日，北京已连续8天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在个位数水平，7月6日，7月7日，北京连续“零新增”，此轮疫情形势已可防可控可预期，是不是可以歇口气了？
王全意摇摇头，他说，疫情防控趋稳向好令人高兴，但还未到欢庆胜利的时候，境外疫情还在发展，“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风险犹在，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时刻保持“战时状态”，“与病毒的赛跑没有终点！”北京日报记者 李祺瑶https://t.cn/A6yfu61t
车载智能终端市场发展提速 T-Box终端加速渗透
车联网发展已具备良好基础
国家对车联网及智能网联汽车等相关产业规划逐步清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交通部、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各部门从战略、标准等方面发布政策措施，为推动车联网及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5G、边缘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自动驾驶路测的推进，有望促进车联网快速发展。
车联网产业生态更加开放
从产业结构看，构成了以整车厂、一级供应商、次级供应商为主的垂直产业链。从参与主体看，车联网对传统汽车产业的影响表现为参与主体数量增加与影响扩大，一方面是更多的消费类电子企业和互联网车企加入到汽车产业链中，汽车零部件和OEM企业数量增多；另一方面是汽车电子和软件在汽车产业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成为提升驾乘体验主要方式，辅助驾驶、语音交互、车载视频、车辆联网等新型驾乘体验直接依赖于传感器、车载屏幕、计算平台、车载通信等汽车电子的使用。
车载智能终端成车联网产业当前建设重点
汽车从分散式ECU向域控制器、多域控制器、云端-本地协同计算架构发展是业界普遍认同的发展趋势，T-Box可以看作是通信域，在T-Box基础上扩展到IVI及智能驾驶域是一个可能的方向，特斯拉的Model Y车型已将通信、IVI、自动驾驶集成到了一个域控制器上，由于我国在通信产业上有一定的优势，从T-Box扩展到IVI等其他域更有可能。T-Box作为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实现的重要硬件基础，需提前布设，未来有望成为智能网联汽车标配，率先放量。
车载智能终端市场发展提速
随着政策推动、需求上升，车联网技术市场将持续蓬勃发展，细分领域也将纷纷受益。智能车载作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相关技术和产品会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6月底，国内车载无线终端出货量471万部，同比增长161.8%，4G产品出货量296万部，占比62.9%。其中，T-Box设备出货量247万部，同比增长103.6%，在同期车载无线终端出货量中占比52.4%。
T-Box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随着产业深入发展，行业内企业数量也会不断增长，市场竞争也将会越来越激烈。目前智能网联汽车的主要车载终端厂商有博世、大陆、法雷奥、LG、哈曼、慧翰、华为、恒润、英泰思特、高新兴等诸多厂商。通用安吉星推广范围广，LG电子在全球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哈曼多媒体控制系统可以扩展车机模块，在豪华车品牌中占比较大。
车载智能终端市场未来发展可期
车载智能终端市场新兴商业模式正在兴起。以T-Box硬件销售为业务基础，以收集的海量数据提供大数据平台服务,加强智能汽车复杂应用场景的大数据应用，重点在数据增值、共享出行服务、金融保险等领域培育新商业模式。车主对车辆中高效无线通信系统的需求日益增长，整车厂对车载智能终端设备的加载日益普及，互联网企业、整车厂、终端厂等各方主体基于数据的合作博弈愈加深入。与整车厂合作中，国内终端厂商渐入佳境。
相对国外厂商，国内终端厂商智能终端配套的定制化程度更高，在反馈速度和服务等方面更快捷周到，更易满足整车厂产品研发和整合的需求。国内终端厂商凭借技术创新和快速的响应能力获得国内市场认可，并逐渐将市场开拓至美国、欧洲、亚洲等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与整车厂合作不断深入。
车联网发展已具备良好基础
国家对车联网及智能网联汽车等相关产业规划逐步清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交通部、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各部门从战略、标准等方面发布政策措施，为推动车联网及智能网联汽车的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5G、边缘计算等技术的发展，自动驾驶路测的推进，有望促进车联网快速发展。
车联网产业生态更加开放
从产业结构看，构成了以整车厂、一级供应商、次级供应商为主的垂直产业链。从参与主体看，车联网对传统汽车产业的影响表现为参与主体数量增加与影响扩大，一方面是更多的消费类电子企业和互联网车企加入到汽车产业链中，汽车零部件和OEM企业数量增多；另一方面是汽车电子和软件在汽车产业中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成为提升驾乘体验主要方式，辅助驾驶、语音交互、车载视频、车辆联网等新型驾乘体验直接依赖于传感器、车载屏幕、计算平台、车载通信等汽车电子的使用。
车载智能终端成车联网产业当前建设重点
汽车从分散式ECU向域控制器、多域控制器、云端-本地协同计算架构发展是业界普遍认同的发展趋势，T-Box可以看作是通信域，在T-Box基础上扩展到IVI及智能驾驶域是一个可能的方向，特斯拉的Model Y车型已将通信、IVI、自动驾驶集成到了一个域控制器上，由于我国在通信产业上有一定的优势，从T-Box扩展到IVI等其他域更有可能。T-Box作为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场景实现的重要硬件基础，需提前布设，未来有望成为智能网联汽车标配，率先放量。
车载智能终端市场发展提速
随着政策推动、需求上升，车联网技术市场将持续蓬勃发展，细分领域也将纷纷受益。智能车载作为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相关技术和产品会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6月底，国内车载无线终端出货量471万部，同比增长161.8%，4G产品出货量296万部，占比62.9%。其中，T-Box设备出货量247万部，同比增长103.6%，在同期车载无线终端出货量中占比52.4%。
T-Box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随着产业深入发展，行业内企业数量也会不断增长，市场竞争也将会越来越激烈。目前智能网联汽车的主要车载终端厂商有博世、大陆、法雷奥、LG、哈曼、慧翰、华为、恒润、英泰思特、高新兴等诸多厂商。通用安吉星推广范围广，LG电子在全球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哈曼多媒体控制系统可以扩展车机模块，在豪华车品牌中占比较大。
车载智能终端市场未来发展可期
车载智能终端市场新兴商业模式正在兴起。以T-Box硬件销售为业务基础，以收集的海量数据提供大数据平台服务,加强智能汽车复杂应用场景的大数据应用，重点在数据增值、共享出行服务、金融保险等领域培育新商业模式。车主对车辆中高效无线通信系统的需求日益增长，整车厂对车载智能终端设备的加载日益普及，互联网企业、整车厂、终端厂等各方主体基于数据的合作博弈愈加深入。与整车厂合作中，国内终端厂商渐入佳境。
相对国外厂商，国内终端厂商智能终端配套的定制化程度更高，在反馈速度和服务等方面更快捷周到，更易满足整车厂产品研发和整合的需求。国内终端厂商凭借技术创新和快速的响应能力获得国内市场认可，并逐渐将市场开拓至美国、欧洲、亚洲等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力逐步增强，与整车厂合作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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