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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万育仁提着装废纸的竹篓准备拿去倒了，突然，竹篓中的一个纸团引起他的注意，展开一看，上面隐约可见“晋王羲之上虞帖”几个字，他大吃一惊：这不是书圣王羲之的作品吗？难道是赝品？

这是一张深褐色的书法帖，纸本破旧不堪，裂痕累累，看起来年代颇为久远。帖子上有7行58字，虽然不甚清晰，但还是能看出字体连贯流畅、开合有度、收放自如，不似凡品。

万育仁越看越心惊，他记得明朝詹景凤《东图玄览》、清朝安岐《墨缘汇观》等书画著录书皆提及此帖，只不过此帖多年来湮没不彰。后来，市面上倒是经常出现很多临摹的赝品，他也看过不少，但多数都是一眼假，跟此帖相比，简直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可是，如此佳品，为何被人揉成一团，随意扔进了竹篓呢？难道也是赝品？可是不像呀！”万育仁一边寻思，一边小心翼翼将帖子平整好，随即拿给博物馆的专家鉴定。谁知专家只瞄了一眼，就还给了他，摇头道：“这书法帖怎么还在？这是三年前收上来的，早就鉴定为赝品。”

万育仁张了张嘴，想要反驳，但话到嘴边就咽了下去，他想到自己人微言轻，鉴定经验也不丰富，也许是自己看走了眼。他点了点头，致谢后拿着帖子放回家中，此后，一有空就拿出来观摩，辨别真伪。

有一天，他又一次拿出书法帖观摩，突然发现卷头上依稀可以看到“宣和”、“政和”等骑缝印，拖尾中间还押着“内府图书之印”朱文大印。他心下一喜，这几枚一张，明显是宋徽宗的印章！宋徽宗本身就是书法大家，以他骄傲的性格，怎么可能在赝品上留下这么多印章呢？这其中，必有蹊跷！

岁月悠悠，转眼又是三年。1975年，文物学家沈之瑜再次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一职，万育仁大喜过望，连忙带着《上虞帖》找到沈之瑜，请他辨别真伪。

沈之瑜看过后，表示难以判断，但他非常重视这幅作品，第一时间将此帖带去给谢稚柳老先生鉴定。谢老在书画鉴定上，曾与张珩齐名，世有“北张南谢”之说，两人皆是中国书画鉴定集大成者。

他看到帖本，大为惊奇，断定此帖年份久远，即便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也非同小可。他指着书法贴解释说：“帖本必钤有‘内合同印’，此帖不见印迹，却有两处黑斑，应该是黑斑淹没了印鉴！”

于是，几人又将《上虞帖》拿去实验室，经软X光透拍，黑斑处果然显现出南唐内府的收藏印“内合同印”朱印和“集贤院御书印”墨印！

谢稚柳抚掌大笑道：“我们也有‘王羲之’了，虽然是唐摹本，但也要作真迹看待！”

沈之瑜和万育仁喜笑颜开，连连点头称是。而后，为了修复《上虞帖》，沈之瑜特地请来上海国宝级古画裱画大师严桂荣，商量修复方案。最终，严桂荣克服重重困难，采用“火烧法”，将这张纸本疲破、裂痕累累、大小破洞多达十八个的书法帖修复成功，重新焕发出惊人的神采。

《上虞帖》帖纵23.5厘米，横26 厘米，7行共58字。内容为：“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恨！想行复来。修龄来经日，今在上虞，月未当去。重熙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主要说的是王羲之本来与好友约好聚会，临行时肚子疼痛难耐，实在没有办法赴约，非常遗憾，只好写下一张“请假条”。正因如此，此帖也称《夜来腹痛帖》。

平心而论，此帖的内容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价值，甚至可以用“流水账”来形容，但问题是，这可是“书圣”的手笔！书圣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大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一直是艺苑的珍宝。虽然此帖并非真迹，但王羲之的书法已无真迹传世，全世界存世的摹本也只有20余件，此帖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此帖的字迹灵动洒脱，体势超逸优游，结构上更是强调开合变化，收放自如，虽然唐人临摹，但明显可以看出，此人手法高明，几乎可以做到以假乱真，仍称得上是一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

后来，经过专家查阅资料，并根据《上虞帖》中所提到的王胡之、郗昙二人，推断出原稿应该作于公元356年，是王羲之晚年的作品，与章草相比，笔画中隶意渐失，字体间连贯流畅，其书法造诣，可谓臻至化境。

公元992年，此帖刻印在《淳化阁帖》中，后被宋徽宗珍藏，留下多枚印章，为其失而复得埋下了伏笔。直到清末，此帖辗转到了收藏家程定夷手里，后来被移交到上海某文物仓库里，幸好遇到了万育仁、沈之瑜、严桂荣和谢稚柳等人，是他们慧眼识珠，为我们留下这一份宝贵的财富。

《上虞帖》的发现，为研究王羲之的书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意义非凡，现珍藏在上海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