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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陈晓鸣：影片的“真实”与“现实”
在第28届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奖的颁奖典礼上，陈晓鸣导演获得了最佳新人导演的奖项。他的处女作《学区房72小时》上映近一年来，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在国内外都摘得了不少奖项，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陈晓鸣导演自己眼中的《学区房72小时》是什么样的？他眼中的电影创作又是什么呢？
“今天你幸福吗？”
乍一看，《学区房72小时》似乎是诸多社会话题的杂糅。学区房、户口、彩礼、师生恋、形式婚姻……这些“话题”对陈晓鸣来讲却不是刻意设计的话题，只是当他定下“诚信”的主题后，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影片中，用来形成逻辑的、互相关联的“真实”。“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电影他是讲诚信的，他的终极主题是关于‘幸福是什么’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试图构成一种联想是诚信，说真话，说实话，对自己真实，对他人真实，对社会真实，对大自然真实，这件事情跟幸福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真实能造成幸福，这是我试图构成一种思考路径的设计初衷。”在陈晓鸣眼中，上海人有种特质是他们的心很宽，“他不会抡圆了来，上海人觉得再大的事他都是so so，没关系的。”也正因如此，这些单拿出一个来在别的电影中都可能成为巨大话题的内容，在《学区房72小时》中也只是很一般的日常生活而已。
“诚信是一个很大的、很哲理化的问题。我们打招呼会说‘您吃了吗’，不会说‘您诚信吗’‘您今天幸福吗’，这样问你会觉得我有病。”他风趣地解释道。而主题一定下来，毋需刻意的讨论和设计，很多事情就变得自然而然。“他的车里会放儿童音乐，家里有个小孩，常备这种磁带CD，甚至打开就是这个频道，都是非常正常的。if you are happy是我们小时候都熟知的，熟知也是真实的一个重要参数，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歌。当制片人跟我说，我们的影片可能未来也会去国外，需要个英文名的时候，我脱口而出了if you are happy，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题目跟我想要的东西挺接近的。他不是我设计的，我突然发现我的直觉感知到的真实和想表达的真实自然融合到一起去了。”这首儿歌和这个英文标题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陈晓鸣寻找真实的逻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进入了这篇影片的创作中。在国外放映时，外国观众也经常谈到“幸福”的问题。“不同的人种其实有共同的话题，我们都在生活，在活着。我们讲幸福还讲得比较高了，其实是活着怎么比较舒服。”当然，陈晓鸣也说，一部影片做出来以后就不是他的了，而是属于看的人的。影片的主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知。
镜子与长镜头
《学区房72小时》在拍摄手法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全片都在用长镜头。“一场一镜有它的长处，也有很显然的短处。它的短处就是不能用正反打或者蒙太奇剪辑的手法去进行景别这方面的调度。导演调度手法上来说，我很难先期用分多个镜头的方式去表达我的重点。当然我用长镜头就是因为我认为本片的重点最适合用线性跟踪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放弃了分镜头表达的方式。”镜子成为了弥补长镜头取景缺陷的一个道具。
没想到的是，实际上摄制组故意挂上的镜子只有两块，观众看到的其他镜子都是场地中本来就有的镜子。“有时候镜子其实没有用，只是创作者的执念，因为‘我要开始用镜子了’。”镜子就这样成为了《学区房72小时》的一个重要元素。同时，镜子也承担了其他作用，等待每位观众自己的解读。
即兴发挥基于充分的准备
看过《学区房72小时》的观众可能都对一场在披萨店的戏印象深刻。一位老太太沉默地坐着，上方的镜子反射出傅重焦灼地打电话的面孔，刘家园安静地坐在画面的另一半，一对小情侣出现在镜头的右边卿卿我我。当问到这场戏的安排时，陈晓鸣说，这是所有的场次中唯一一场即兴发挥的戏。
“我原来的意图是男女主角在前面，他们的关系是冷漠无语的，在纵深的后景处是一个儿童乐园，我就想让小孩在后面玩，后面的色彩我要给他一个很阳光的色彩，前后有色比，有气氛的不同，这是原来的设计。”但是拍摄当天，看到场地，陈晓鸣改变了想法。直觉告诉他，应该把镜头搬到这里来。
遮住镜头的老太太是他在现场发现的一位外婆。“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很有意思，她就像刘家园的未来一样。如果再这样生活下去，她就会变成一个干枯的老太太。”所以他把现场发现的这位老太太改进了他的这场戏里。“那对小情侣是我设定好的，是群众演员，我本来想做的就是一组对比，就是刘家园和傅重也有曾经，在懵懂之初，在没有那么多负担压力的时候是很纯真的，他们的爱情只有一句话，‘伊好看我好看（上海话：她好看还是我好看）？’”说到这句话，陈晓鸣都忍不住笑了。让上海观众忍俊不禁的这句台词并不是他设计的，只是两位群众演员在对戏的时候发生的真实对话——“侬只屏幕上头啥人啊，伊好看我好看？（上海话：你的屏幕上面是谁啊，她好看还是我好看？）”。就这么生活化的一句话一下子就击中了陈晓鸣，他立刻对他们说：“停停停，别对词了，我刚才写的都是垃圾，都是屎，赶紧扔了，你们刚才说了特别宝贵的台词，这个要留下来。”在陈晓鸣看来，导演工作是超越时空的，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中，但只要把握住了影片的主旨，直觉自然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当然，一部作品的完成不能光靠直觉。现在陈晓鸣的手头有好几部作品可以进行，但他并不急于开拍或制作。“我的标准就是剧本特别重要，要剧本做到我觉得非常有把握了我才会去拍，因为一切即兴发挥基于非常充分的准备，你的发挥是会加分的。当然还基于我们的审查机制，如果你不做好很完整的准备，到后面要改，一个好的想法也就毁了。”一百多分钟的电影里包含了多少人的心血和付出。
现实主义之外
问到接下来的作品，陈晓鸣说，不同的题材主题，他都想尝试。但在各种类型的戏中，“现实主义是母题，现实主义做得好，其他戏都不会差”。在手头的诸多作品中，他倾注最多心血的是2018年就写完，但现在仍在审查过程中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陈晓鸣透露，这部影片的主题是比《学区房72小时》要更强烈的民生话题，伴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矛盾冲突和共情点。
“我是不太喜欢重复的。”陈晓鸣说，《学区房72小时》的一个特点是他尽可能地去掉了煽情和批判的部分，而下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中他却设计了巨大的共情，这是他与之前作品要求、诉求的最大不同。提到另一部新片《爸爸咪呀》，陈晓鸣表示，儿童片也是他特别想拍的题材。而不管是什么主题，他都在创作过程中保持着很强的作者性。“但是我的作者性是基于市场的视角，让大家看着共情、觉得好看，或者俗点说，我是奔着能卖出个好票房。我们做电影不是说一意孤行、表现自我就行了，到最后没有人投你的影片，你做什么影片呢？永远做一些自己想看得很嗨的片，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想做让大家觉得它有价值，你有思考，但同时也很能够打动我的心，愿意掏钱去买这个电影票的作品。这是一个良性的，创作者的要求。”
“真实”和“现实”似乎是陈晓鸣经常谈到的两个词。从大的围度来说，他认为电影不受到这些限制。“这个电影特别苦也行，特别毒也行，特别坏也行，特别善也行，都可以。”但当他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影片，他又觉得“真实”必不可少。真实是事物两面的博弈，做电影也是内在认知的博弈，“如果小到我个人的围度，我要找的是那种内在的博弈在哪里，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电影。”
采访记者：卢思睿
轮值主编：雷锦乐 https://t.cn/RJ2IpDz
在第28届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奖的颁奖典礼上，陈晓鸣导演获得了最佳新人导演的奖项。他的处女作《学区房72小时》上映近一年来，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在国内外都摘得了不少奖项，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陈晓鸣导演自己眼中的《学区房72小时》是什么样的？他眼中的电影创作又是什么呢？
“今天你幸福吗？”
乍一看，《学区房72小时》似乎是诸多社会话题的杂糅。学区房、户口、彩礼、师生恋、形式婚姻……这些“话题”对陈晓鸣来讲却不是刻意设计的话题，只是当他定下“诚信”的主题后，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影片中，用来形成逻辑的、互相关联的“真实”。“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电影他是讲诚信的，他的终极主题是关于‘幸福是什么’的问题。我没有答案，我试图构成一种联想是诚信，说真话，说实话，对自己真实，对他人真实，对社会真实，对大自然真实，这件事情跟幸福有什么关系，是不是真实能造成幸福，这是我试图构成一种思考路径的设计初衷。”在陈晓鸣眼中，上海人有种特质是他们的心很宽，“他不会抡圆了来，上海人觉得再大的事他都是so so，没关系的。”也正因如此，这些单拿出一个来在别的电影中都可能成为巨大话题的内容，在《学区房72小时》中也只是很一般的日常生活而已。
“诚信是一个很大的、很哲理化的问题。我们打招呼会说‘您吃了吗’，不会说‘您诚信吗’‘您今天幸福吗’，这样问你会觉得我有病。”他风趣地解释道。而主题一定下来，毋需刻意的讨论和设计，很多事情就变得自然而然。“他的车里会放儿童音乐，家里有个小孩，常备这种磁带CD，甚至打开就是这个频道，都是非常正常的。if you are happy是我们小时候都熟知的，熟知也是真实的一个重要参数，所以我就选择了这首歌。当制片人跟我说，我们的影片可能未来也会去国外，需要个英文名的时候，我脱口而出了if you are happy，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题目跟我想要的东西挺接近的。他不是我设计的，我突然发现我的直觉感知到的真实和想表达的真实自然融合到一起去了。”这首儿歌和这个英文标题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陈晓鸣寻找真实的逻辑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进入了这篇影片的创作中。在国外放映时，外国观众也经常谈到“幸福”的问题。“不同的人种其实有共同的话题，我们都在生活，在活着。我们讲幸福还讲得比较高了，其实是活着怎么比较舒服。”当然，陈晓鸣也说，一部影片做出来以后就不是他的了，而是属于看的人的。影片的主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感知。
镜子与长镜头
《学区房72小时》在拍摄手法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全片都在用长镜头。“一场一镜有它的长处，也有很显然的短处。它的短处就是不能用正反打或者蒙太奇剪辑的手法去进行景别这方面的调度。导演调度手法上来说，我很难先期用分多个镜头的方式去表达我的重点。当然我用长镜头就是因为我认为本片的重点最适合用线性跟踪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放弃了分镜头表达的方式。”镜子成为了弥补长镜头取景缺陷的一个道具。
没想到的是，实际上摄制组故意挂上的镜子只有两块，观众看到的其他镜子都是场地中本来就有的镜子。“有时候镜子其实没有用，只是创作者的执念，因为‘我要开始用镜子了’。”镜子就这样成为了《学区房72小时》的一个重要元素。同时，镜子也承担了其他作用，等待每位观众自己的解读。
即兴发挥基于充分的准备
看过《学区房72小时》的观众可能都对一场在披萨店的戏印象深刻。一位老太太沉默地坐着，上方的镜子反射出傅重焦灼地打电话的面孔，刘家园安静地坐在画面的另一半，一对小情侣出现在镜头的右边卿卿我我。当问到这场戏的安排时，陈晓鸣说，这是所有的场次中唯一一场即兴发挥的戏。
“我原来的意图是男女主角在前面，他们的关系是冷漠无语的，在纵深的后景处是一个儿童乐园，我就想让小孩在后面玩，后面的色彩我要给他一个很阳光的色彩，前后有色比，有气氛的不同，这是原来的设计。”但是拍摄当天，看到场地，陈晓鸣改变了想法。直觉告诉他，应该把镜头搬到这里来。
遮住镜头的老太太是他在现场发现的一位外婆。“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很有意思，她就像刘家园的未来一样。如果再这样生活下去，她就会变成一个干枯的老太太。”所以他把现场发现的这位老太太改进了他的这场戏里。“那对小情侣是我设定好的，是群众演员，我本来想做的就是一组对比，就是刘家园和傅重也有曾经，在懵懂之初，在没有那么多负担压力的时候是很纯真的，他们的爱情只有一句话，‘伊好看我好看（上海话：她好看还是我好看）？’”说到这句话，陈晓鸣都忍不住笑了。让上海观众忍俊不禁的这句台词并不是他设计的，只是两位群众演员在对戏的时候发生的真实对话——“侬只屏幕上头啥人啊，伊好看我好看？（上海话：你的屏幕上面是谁啊，她好看还是我好看？）”。就这么生活化的一句话一下子就击中了陈晓鸣，他立刻对他们说：“停停停，别对词了，我刚才写的都是垃圾，都是屎，赶紧扔了，你们刚才说了特别宝贵的台词，这个要留下来。”在陈晓鸣看来，导演工作是超越时空的，无时无刻都在进行中，但只要把握住了影片的主旨，直觉自然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当然，一部作品的完成不能光靠直觉。现在陈晓鸣的手头有好几部作品可以进行，但他并不急于开拍或制作。“我的标准就是剧本特别重要，要剧本做到我觉得非常有把握了我才会去拍，因为一切即兴发挥基于非常充分的准备，你的发挥是会加分的。当然还基于我们的审查机制，如果你不做好很完整的准备，到后面要改，一个好的想法也就毁了。”一百多分钟的电影里包含了多少人的心血和付出。
现实主义之外
问到接下来的作品，陈晓鸣说，不同的题材主题，他都想尝试。但在各种类型的戏中，“现实主义是母题，现实主义做得好，其他戏都不会差”。在手头的诸多作品中，他倾注最多心血的是2018年就写完，但现在仍在审查过程中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陈晓鸣透露，这部影片的主题是比《学区房72小时》要更强烈的民生话题，伴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矛盾冲突和共情点。
“我是不太喜欢重复的。”陈晓鸣说，《学区房72小时》的一个特点是他尽可能地去掉了煽情和批判的部分，而下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中他却设计了巨大的共情，这是他与之前作品要求、诉求的最大不同。提到另一部新片《爸爸咪呀》，陈晓鸣表示，儿童片也是他特别想拍的题材。而不管是什么主题，他都在创作过程中保持着很强的作者性。“但是我的作者性是基于市场的视角，让大家看着共情、觉得好看，或者俗点说，我是奔着能卖出个好票房。我们做电影不是说一意孤行、表现自我就行了，到最后没有人投你的影片，你做什么影片呢？永远做一些自己想看得很嗨的片，这不是我的目的。我想做让大家觉得它有价值，你有思考，但同时也很能够打动我的心，愿意掏钱去买这个电影票的作品。这是一个良性的，创作者的要求。”
“真实”和“现实”似乎是陈晓鸣经常谈到的两个词。从大的围度来说，他认为电影不受到这些限制。“这个电影特别苦也行，特别毒也行，特别坏也行，特别善也行，都可以。”但当他想做一个现实主义的影片，他又觉得“真实”必不可少。真实是事物两面的博弈，做电影也是内在认知的博弈，“如果小到我个人的围度，我要找的是那种内在的博弈在哪里，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做电影。”
采访记者：卢思睿
轮值主编：雷锦乐 https://t.cn/RJ2IpDz
#悼念# 9月30日，树木希林的葬礼在东京光林寺举行。树木希林多年的合作伙伴是枝裕和代表众多好友起草悼词，该悼词也通过《朝日新闻》刊载。悼词全文如下：(中文版转载自《财新网》博主夏冰的译文)
根据辞典，悼词是哀悼逝者的文字，告别式按字面的理解是与逝者道别的场所。希林女士罹患绝症，我已经对这一天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这一天会如此突然地到来，无法立刻接受这样的事实。多年前我失去了母亲，现在我陷入第二次丧母的悲痛深渊之中难以自拔。对我来说，您就像我的另一位母亲一样。
我和希林女士第一次见面是2007年的事，和她的交往时间，不过十年有余。所以，我能够谈及的希林女士的，仅仅是她漫长艺术职业生涯的最后篇章。我一直不敢认为自己有致悼词的资格，踌躇再三，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现在代替我诵读悼词的桥爪功先生，和希林女士是文学座剧团研究所的同窗，是以“桥爪君”“chaki”互称的老朋友。我曾经邀请二位在我的作品里扮演一对夫妻，拍摄过程中，我们一同在鹿儿岛共进晚餐，并排坐在餐馆的柜台前边吃天妇罗，边听你们像说对口相声一样斗嘴，你们谈到离婚赔偿费和整容(希林女士喜欢的话题)引来笑声，间或谈到表演的课题，谈锋甚健。我从交谈中可以体会到你们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积淀出的对彼此人格和艺术的相互尊敬，感到无比羡慕，暗想哪天我也能和你们以这样平等的关系互动。这样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因而我请桥爪先生代为诵读这篇悼词，这样我能借此产生一种参与了你们亲切对话的错觉。
希林女士与我有将近20岁的年龄差，不揣冒昧地说，我们确实是气味相投。我们的相遇是机缘巧合，2007年，我准备拍摄以家母为原型的电影《步履不停》，在前一年，希林女士失去了事业上的盟友久世光彦。有时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如果久世先生还健在的话，希林女士还会以一个作品主创人员的身份选择我，并且给我许多指导么？想到您在久世先生曾经希望拍成电视剧的《东京塔》电影版中扮演母亲，不由得感到您在继续一个未竟的梦想。当然，我从未觉得希林女士把我当作另一个久世先生，而是认为，我继承了您和久世先生之间一度中断的缘分。(译者注：东京电视台著名导演久世光彦，是树木希林早期的贵人和合作伙伴，由于树木希林不顾文艺界潜规则，公开揭露久世与一名新人女演员的不伦之恋，两人翻脸，到晚年才和解)。
我不太清楚希林女士对我青眼相加的理由，或许理由之一是：我从拍摄电视片起家，在电影界没有可以仰仗的师父和前辈，您同情我这个形单影只的年轻人，对我特别关照。所以每次电影公映时，您不给我而是给制片人打电话，询问上座率，得到回答后说“那下次又可以拍新戏了，太棒了！太棒了！”然后才放下悬着的心。一直到我最新的影片，希林女士每次必打这样的电话，仿佛是慈母牵挂着不成器的儿子。您经常带我外出用餐，享受各种各样的佳肴。一进店，您就对主厨说：“想吃套餐的每道菜，但是量要减半，”在寿司店，则跟师傅出难题：“什么都可以，凑数的菜码就不要了，好吃的样数只要给我一半。”说起森繁久弥、渥美清、久世光彦，您会熟练地模仿着他们的动作和说话口吻。有幸独享这些秘闻，我只顾点头称是。和您离开餐馆后，您笑着故意捉弄我“你猜刚才多少钱？”“很便宜对吧？所以咱们白天去，晚上就贵喽！”你流露的平民本色，也充满魅力。
我和您一起度过的时光，实在是非常快乐。作为一个儿子，未能在人生中和生母相处更久，也许是我试图将那种悔恨、想重新生活一遍的渴望、未能实现的心愿，通过和希林女士的相处得到补偿。我从未说出这样的想法，但是善解人意的希林女士一定早就察觉了。通过请希林女士扮演我的电影中的母亲角色，和希林女士一同进餐、谈天，我渐渐平复了丧母之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失去了另一位母亲，又要平复另一层丧母之痛。
刚才我冒昧地说过，我与希林女士气味相投。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和她的价值观完全一致。一次，谈论起我喜欢的剧作家，当我提到向田邦子的名字时，您很罕见地露出严肃的表情，从正面盯着我的脸，问：“你认为她好在哪里？”希林女士追问：“嗯？好在哪里？”“嗯？为什么？”的时候，能不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论据，决定着希林女士对那个人的评价。我一边流着冷汗，一边谈到向田剧本的魅力，您说：“那是她不与我们合作以后的作品呢。”这句话里同时有着释然和寂寞两种情绪的奇妙交响。希林女士虽然不喜欢向田的风格，还是为和久世先生一起在电视的世界创造辉煌感到自豪。我也可以想象，患病后的向田女士转向写作严肃的电视剧和文章以后，您对她是怎样的看法。哪怕电视和广告播放之后就会消失殆尽，也要追求品味，和您不拘一格潇洒的人生哲学，肯定是有共鸣的。2005年您患了和向田女士一样的病以后，将工作的重心转到能流传后世的电影，从扮演小角色给人留下独特印象，转变到担任决定作品成败的主角。我从未向您询问过为何有这样的改变。但是我却像配合着您的改变一样请你拍片。有时我也会担心，因为遇到我和我的作品，您的风格改变了，曾经是您魅力一部分的轻松愉悦感是不是会流逝了？这些都被证明是多余的担忧。您一边说，拍电视连续剧体力跟不上，一边连续出现在午后综艺节目和焰火大会的直播节目里，问你原因，您说，想测试自己作为一个艺人，在今天的时代有多少意义和价值。您的行动力、勇于尝试的精神，在电视出身的我眼里，充满了魅力。因此，当听到报道您的讣告，各色人等称你“女明星”“超级女星”的时候，感到一丝不快。甚至我感觉这是对您的捧杀。希林女士在天之灵也一定有同感吧？作为演员，您常说的自我评价是“我这个人不中用”“我没什么本事”，尤其是拒绝片约时，经常这样说。拍摄《比海更深》的时候，您拿着已经接受了的剧本来到我的事务所，对一再坚持己见的我反复说着这句话：“做不来”“不管怎样”“做不来”。我们在桌边花了一个小时争论，将剧本推来推去。但是开拍后这样的纠结仿佛烟消云散，您为了演好角色全力以赴。在更衣室换好服装，端坐在住宅区的窗边，认真地熟背台词，就像一个出道不久的新人一样勤勤恳恳的背影，我至今难以忘怀。
去年春天我请您出演《小偷家族》的时候，尽管剧本还没写好，您爽快地接受了邀请。我做好了您半途拒绝的思想准备，同时对您的态度感到欣慰又有些不可思议。杀青的3月30日你来到事务所，给我看了您的全身扫描片，显示癌症转移的小黑点，布满了全身的骨骼。医生已经告诉您，还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您告诉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参演你的电影。”我知道您来日无多，但是那一天还是这样快就到了，我不知该如何表述自己的心情。我后悔让您演了一个死在电影中的角色，但这也许是天意，要我与您相遇、与您合作、虽有些轻率，却在电影里先让我与你道别。希林女士莫非也是因为如此才接受了这个角色？去年十二月，拍摄刚刚开始的时候，希林女士就对来采访的记者说：“这是最后一次与是枝导演合作。”
影片拍竣，六月八日上映，希林女士大约是希望我和她的关系到此为止吧。您抓着我的手臂，拄着拐杖走到台上，那天道别的时候，您对我说：
“你就把老婆子的事忘了吧！你要把你的时间，用在年轻人身上！我就不再和你见面了。”
您说到做到，从第二天起无论我怎么邀请您喝茶，您都坚决地拒绝。我感到困惑，是因为我没有像您那样做好思想准备。您骨折住院时我知道无法见到您，就写了一封信投进府上的邮箱。信上写着没有能当面说出的对您的感激，我对自己一路来的自我中心，感到万分惭愧。以后，没过多久接到了您驾鹤西去的消息。
接到讣告后，我来到您灵前守夜。时隔三个月见到的您，依然那么美，美得端庄而大气。看到您的那一刻，我终于悟出，您不愿与我相会，是一种体谅，想要减轻我失去您的悲伤。我就像《小偷家族》当中您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女所做的那样，用指尖触摸了您的头发和前额，然后把您在电影中所说的话，又说给了灵柩中的您。
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会存在于万物。我失去母亲之后，反而觉得母亲存在在周遭的一切事物中，会在街头擦肩而过，会在陌生人中忽然发现她的身影。这样想着，就慢慢超越了悲痛。现在，您的家人失去了妻子、母亲、姐姐、祖母，遗属的哀痛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今天的别离，意味着您将超越肉体，活在世间万物之中。希望总有一天，活着的人会接受这样的现实。
请允许我说一点个人的私事。希林女士，您逝世的9月15日，也是我母亲过世的日子。和母亲永别之日，竟然也是与另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永别的日子，这样的巧合使我悲痛欲绝，难以释怀。也许我不应该把失去母亲与后来与您相遇联系起来，但是千真万确的是因为失去母亲，想把这一切写入作品的时候，刚好遇到希林女士。您挽救了天涯孤独的我，关爱着我，因此，我作为活着的人，要像当年一样，将这样的悲痛升华成作品。我曾与您一起走过人生的某一阶段，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对您恩情的回报。
就像我追逐着您远去的背影一样，我向着灵柩中的您再一次重复我道别的话，以此结束我的悼词。
希林女士，遇见您，真是太感谢了。再见。
根据辞典，悼词是哀悼逝者的文字，告别式按字面的理解是与逝者道别的场所。希林女士罹患绝症，我已经对这一天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这一天会如此突然地到来，无法立刻接受这样的事实。多年前我失去了母亲，现在我陷入第二次丧母的悲痛深渊之中难以自拔。对我来说，您就像我的另一位母亲一样。
我和希林女士第一次见面是2007年的事，和她的交往时间，不过十年有余。所以，我能够谈及的希林女士的，仅仅是她漫长艺术职业生涯的最后篇章。我一直不敢认为自己有致悼词的资格，踌躇再三，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现在代替我诵读悼词的桥爪功先生，和希林女士是文学座剧团研究所的同窗，是以“桥爪君”“chaki”互称的老朋友。我曾经邀请二位在我的作品里扮演一对夫妻，拍摄过程中，我们一同在鹿儿岛共进晚餐，并排坐在餐馆的柜台前边吃天妇罗，边听你们像说对口相声一样斗嘴，你们谈到离婚赔偿费和整容(希林女士喜欢的话题)引来笑声，间或谈到表演的课题，谈锋甚健。我从交谈中可以体会到你们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积淀出的对彼此人格和艺术的相互尊敬，感到无比羡慕，暗想哪天我也能和你们以这样平等的关系互动。这样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因而我请桥爪先生代为诵读这篇悼词，这样我能借此产生一种参与了你们亲切对话的错觉。
希林女士与我有将近20岁的年龄差，不揣冒昧地说，我们确实是气味相投。我们的相遇是机缘巧合，2007年，我准备拍摄以家母为原型的电影《步履不停》，在前一年，希林女士失去了事业上的盟友久世光彦。有时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如果久世先生还健在的话，希林女士还会以一个作品主创人员的身份选择我，并且给我许多指导么？想到您在久世先生曾经希望拍成电视剧的《东京塔》电影版中扮演母亲，不由得感到您在继续一个未竟的梦想。当然，我从未觉得希林女士把我当作另一个久世先生，而是认为，我继承了您和久世先生之间一度中断的缘分。(译者注：东京电视台著名导演久世光彦，是树木希林早期的贵人和合作伙伴，由于树木希林不顾文艺界潜规则，公开揭露久世与一名新人女演员的不伦之恋，两人翻脸，到晚年才和解)。
我不太清楚希林女士对我青眼相加的理由，或许理由之一是：我从拍摄电视片起家，在电影界没有可以仰仗的师父和前辈，您同情我这个形单影只的年轻人，对我特别关照。所以每次电影公映时，您不给我而是给制片人打电话，询问上座率，得到回答后说“那下次又可以拍新戏了，太棒了！太棒了！”然后才放下悬着的心。一直到我最新的影片，希林女士每次必打这样的电话，仿佛是慈母牵挂着不成器的儿子。您经常带我外出用餐，享受各种各样的佳肴。一进店，您就对主厨说：“想吃套餐的每道菜，但是量要减半，”在寿司店，则跟师傅出难题：“什么都可以，凑数的菜码就不要了，好吃的样数只要给我一半。”说起森繁久弥、渥美清、久世光彦，您会熟练地模仿着他们的动作和说话口吻。有幸独享这些秘闻，我只顾点头称是。和您离开餐馆后，您笑着故意捉弄我“你猜刚才多少钱？”“很便宜对吧？所以咱们白天去，晚上就贵喽！”你流露的平民本色，也充满魅力。
我和您一起度过的时光，实在是非常快乐。作为一个儿子，未能在人生中和生母相处更久，也许是我试图将那种悔恨、想重新生活一遍的渴望、未能实现的心愿，通过和希林女士的相处得到补偿。我从未说出这样的想法，但是善解人意的希林女士一定早就察觉了。通过请希林女士扮演我的电影中的母亲角色，和希林女士一同进餐、谈天，我渐渐平复了丧母之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失去了另一位母亲，又要平复另一层丧母之痛。
刚才我冒昧地说过，我与希林女士气味相投。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和她的价值观完全一致。一次，谈论起我喜欢的剧作家，当我提到向田邦子的名字时，您很罕见地露出严肃的表情，从正面盯着我的脸，问：“你认为她好在哪里？”希林女士追问：“嗯？好在哪里？”“嗯？为什么？”的时候，能不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论据，决定着希林女士对那个人的评价。我一边流着冷汗，一边谈到向田剧本的魅力，您说：“那是她不与我们合作以后的作品呢。”这句话里同时有着释然和寂寞两种情绪的奇妙交响。希林女士虽然不喜欢向田的风格，还是为和久世先生一起在电视的世界创造辉煌感到自豪。我也可以想象，患病后的向田女士转向写作严肃的电视剧和文章以后，您对她是怎样的看法。哪怕电视和广告播放之后就会消失殆尽，也要追求品味，和您不拘一格潇洒的人生哲学，肯定是有共鸣的。2005年您患了和向田女士一样的病以后，将工作的重心转到能流传后世的电影，从扮演小角色给人留下独特印象，转变到担任决定作品成败的主角。我从未向您询问过为何有这样的改变。但是我却像配合着您的改变一样请你拍片。有时我也会担心，因为遇到我和我的作品，您的风格改变了，曾经是您魅力一部分的轻松愉悦感是不是会流逝了？这些都被证明是多余的担忧。您一边说，拍电视连续剧体力跟不上，一边连续出现在午后综艺节目和焰火大会的直播节目里，问你原因，您说，想测试自己作为一个艺人，在今天的时代有多少意义和价值。您的行动力、勇于尝试的精神，在电视出身的我眼里，充满了魅力。因此，当听到报道您的讣告，各色人等称你“女明星”“超级女星”的时候，感到一丝不快。甚至我感觉这是对您的捧杀。希林女士在天之灵也一定有同感吧？作为演员，您常说的自我评价是“我这个人不中用”“我没什么本事”，尤其是拒绝片约时，经常这样说。拍摄《比海更深》的时候，您拿着已经接受了的剧本来到我的事务所，对一再坚持己见的我反复说着这句话：“做不来”“不管怎样”“做不来”。我们在桌边花了一个小时争论，将剧本推来推去。但是开拍后这样的纠结仿佛烟消云散，您为了演好角色全力以赴。在更衣室换好服装，端坐在住宅区的窗边，认真地熟背台词，就像一个出道不久的新人一样勤勤恳恳的背影，我至今难以忘怀。
去年春天我请您出演《小偷家族》的时候，尽管剧本还没写好，您爽快地接受了邀请。我做好了您半途拒绝的思想准备，同时对您的态度感到欣慰又有些不可思议。杀青的3月30日你来到事务所，给我看了您的全身扫描片，显示癌症转移的小黑点，布满了全身的骨骼。医生已经告诉您，还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您告诉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参演你的电影。”我知道您来日无多，但是那一天还是这样快就到了，我不知该如何表述自己的心情。我后悔让您演了一个死在电影中的角色，但这也许是天意，要我与您相遇、与您合作、虽有些轻率，却在电影里先让我与你道别。希林女士莫非也是因为如此才接受了这个角色？去年十二月，拍摄刚刚开始的时候，希林女士就对来采访的记者说：“这是最后一次与是枝导演合作。”
影片拍竣，六月八日上映，希林女士大约是希望我和她的关系到此为止吧。您抓着我的手臂，拄着拐杖走到台上，那天道别的时候，您对我说：
“你就把老婆子的事忘了吧！你要把你的时间，用在年轻人身上！我就不再和你见面了。”
您说到做到，从第二天起无论我怎么邀请您喝茶，您都坚决地拒绝。我感到困惑，是因为我没有像您那样做好思想准备。您骨折住院时我知道无法见到您，就写了一封信投进府上的邮箱。信上写着没有能当面说出的对您的感激，我对自己一路来的自我中心，感到万分惭愧。以后，没过多久接到了您驾鹤西去的消息。
接到讣告后，我来到您灵前守夜。时隔三个月见到的您，依然那么美，美得端庄而大气。看到您的那一刻，我终于悟出，您不愿与我相会，是一种体谅，想要减轻我失去您的悲伤。我就像《小偷家族》当中您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女所做的那样，用指尖触摸了您的头发和前额，然后把您在电影中所说的话，又说给了灵柩中的您。
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会存在于万物。我失去母亲之后，反而觉得母亲存在在周遭的一切事物中，会在街头擦肩而过，会在陌生人中忽然发现她的身影。这样想着，就慢慢超越了悲痛。现在，您的家人失去了妻子、母亲、姐姐、祖母，遗属的哀痛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今天的别离，意味着您将超越肉体，活在世间万物之中。希望总有一天，活着的人会接受这样的现实。
请允许我说一点个人的私事。希林女士，您逝世的9月15日，也是我母亲过世的日子。和母亲永别之日，竟然也是与另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永别的日子，这样的巧合使我悲痛欲绝，难以释怀。也许我不应该把失去母亲与后来与您相遇联系起来，但是千真万确的是因为失去母亲，想把这一切写入作品的时候，刚好遇到希林女士。您挽救了天涯孤独的我，关爱着我，因此，我作为活着的人，要像当年一样，将这样的悲痛升华成作品。我曾与您一起走过人生的某一阶段，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对您恩情的回报。
就像我追逐着您远去的背影一样，我向着灵柩中的您再一次重复我道别的话，以此结束我的悼词。
希林女士，遇见您，真是太感谢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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