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通辽法院“护航双保”专项执行行动典型案例】2022年2月25日，全市两级法院开展 “护航双保”涉企业涉金融案件专项执行行动，历时90天的专项行动执结涉企业案件、涉金融案件619件，为优化辖区营商环境提供了优质司法服务和有力的司法保障。本次选取我市两级法院的4件执行案件作为推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案例一
案件双方均为企业，如何把握企业间利益平衡点，通过掌握执行尺度来实现涉案企业双赢。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通辽市某建筑材料商行与被执行人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偿还申请执行人货款63万元。
处理结果
本案于2022年3月4日立案执行后，执行指挥中心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同步进行网络查控，并冻结了被执行公司基本账户。被执行人在接到法律文书后联系执行法官，称公司账户被冻结将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且公司最近准备投标，希望尽快解决此纠纷。执行法官得到这一信息后立即联系申请人。被执行人于2022年3月9日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将全部案款一次性给付申请人，执行法官同时解除了对公司账户的冻结，案件仅用五天即执结。法院在保证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消除强制执行对被执行人公司的不良影响。
典型意义
执行中在依法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注重执行力度与温度并存，既保证了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又减轻了强制执行对被执行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主动寻找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点，把握当事人利益平衡点，努力搭建沟通桥梁，积极组织当事人协商达成和解，努力减轻企业的诉讼负担和执行工作对其经营发展的负面影响，实现法律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二
坚持放水养鱼式执法，绝不涸泽而渔。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某窑炉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给付申请人欠款47余万元。
处理结果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等执行文书，并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的公司账户，查封了公司名下的车辆。
被执行公司在执行初期极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多次对判决申请再审，但均被驳回，法院工作人员依法启动对被执行人名下的两台大型货车及挂车的评估、拍卖工作。但经审查，评估车辆的价值不仅不足以偿还欠款，而且还远不及企业自己使用的价值高。被执行人在评估期间还试图向银行申请开立新的银行账户用于企业资金流转，企图逃避执行。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执行法官秉持着善意、文明执法办案理念，立即与该公司负责人联系，向其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的严重后果。被执行公司撤销了账户申请，但也失去了运转能力，可能面临倒闭，此案的执行工作也陷入了僵局。执行法官经过讨论后，转变了工作思路，对被执行人的车辆采取“活封活扣”的措施，解除了经营急用的部分车辆，用于公司的基本运行，但同时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化解双方矛盾，又召集了两方当事人以及评估机构到被执行公司现场勘验评估，对双方进行释明、调解。经多方努力，最终被执行人用收入一次性偿还了余款本金47万元，两个企业均以最小的损失解决了纠纷，该案妥善执结。
典型意义
本案是执行中依法适用活封活扣、执行和解措施，助力中小微型企业复工复产的典型案例。该案的执结带来了两方面的正面效应，一是有效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帮助其及时回笼了资金，而且也增强了外地企业对于在本地投资的信心，打消了顾虑，推动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营造。另一方面，执行人员没有简单就案办案、机械办案，而是从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着眼，立足企业生产情况，积极转变办案思路，担当尽责，实现了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案例三
15起涉企执行案件一同执结，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某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与被执行人库伦旗某单位15起承揽合同纠纷系列案件，涉案款共计367.18万元。
处理结果
本案立案执行后，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及传统查控发现被执行人并没有规避或抗拒履行的恶意，而是由于资金短缺，无法按时履行给付义务。被执行人的财产大多属于服务设施，变现困难，如强制执行会失去实际意义，冻结账户又会让被执行人陷入无法运行的状态，导致偿还债务更加困难。为了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得到实现，执行法院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协调，并向申请执行人详细介绍了执行过程、查明的被执行人财产的情况。让申请执行人充分了解执行进展，清楚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畅通沟通渠道，积极组织双方协商，充分交换意见。一方面向申请执行人阐明被执行人现在的困境，充分听取其意见；另一方面给予被执行人一定的宽限期，让其积极筹措资金，尽量给付部分案款，缓解涉案企业的资金困境。通过努力，申请执行人在充分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后表示认同、理解法院执行工作，清楚采取生硬的强制措施对债权不利。此系列案件最终全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首笔执行款项109.72万元已到位并分别支付给15家企业。
典型意义
执行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本案中，执行法官秉持善意执行理念，即彰显“执行力度”，又传递“司法温度”，灵活采取执行措施，用心、用情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通过“放水养鱼”激活“造血能力”，既依法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尽可能减少了对被执行人造成不利影响，实现了“双赢”。
案例四
灵活执行，助力企业轻装上阵，重新起航。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某公司的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共计61万元。
处理结果
案件在首次执行中执行到位16万元，剩余45万余元欠款始终未执行到位，申请人于2022年5月5日申请恢复执行。
案件恢复执行后，执行法官在前往被执行公司调查后了解到该公司因受疫情影响，资金紧张已处于停业状态无力偿还欠款，但公司同意拍卖已换代淘汰下来的一套机器设备。经研判，若拍卖该套设备，一则能够让申请人兑现相关权益，二则也能为被执行企业解套便于该企业轻装上阵，复工复产。执行法官多次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沟通、协调，向申请执行人说明被执行人所面临的困境，耐心听取申请执行人的意见；又积极为双方寻找可以接受该套机器设备的商家，经多方寻找，联系到山东的一家二手设备回收商家，以30万的价格回收该套设备。30万元设备款转付至申请人账户，双方已经就余款达成和解协议。
典型意义
此案的灵活执行充分发挥法院司法服务职能，秉持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着力服务经济发展，也充分展现人民法院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中的新方法，新举措，为企业发展提供扎实有力的司法保障。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责任使命。全市两级法院将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智慧和服务，贡献司法力量。
案例一
案件双方均为企业，如何把握企业间利益平衡点，通过掌握执行尺度来实现涉案企业双赢。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通辽市某建筑材料商行与被执行人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偿还申请执行人货款63万元。
处理结果
本案于2022年3月4日立案执行后，执行指挥中心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同步进行网络查控，并冻结了被执行公司基本账户。被执行人在接到法律文书后联系执行法官，称公司账户被冻结将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且公司最近准备投标，希望尽快解决此纠纷。执行法官得到这一信息后立即联系申请人。被执行人于2022年3月9日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将全部案款一次性给付申请人，执行法官同时解除了对公司账户的冻结，案件仅用五天即执结。法院在保证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消除强制执行对被执行人公司的不良影响。
典型意义
执行中在依法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注重执行力度与温度并存，既保证了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又减轻了强制执行对被执行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主动寻找双方当事人意见分歧点，把握当事人利益平衡点，努力搭建沟通桥梁，积极组织当事人协商达成和解，努力减轻企业的诉讼负担和执行工作对其经营发展的负面影响，实现法律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案例二
坚持放水养鱼式执法，绝不涸泽而渔。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某窑炉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未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给付申请人欠款47余万元。
处理结果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了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等执行文书，并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的公司账户，查封了公司名下的车辆。
被执行公司在执行初期极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多次对判决申请再审，但均被驳回，法院工作人员依法启动对被执行人名下的两台大型货车及挂车的评估、拍卖工作。但经审查，评估车辆的价值不仅不足以偿还欠款，而且还远不及企业自己使用的价值高。被执行人在评估期间还试图向银行申请开立新的银行账户用于企业资金流转，企图逃避执行。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执行法官秉持着善意、文明执法办案理念，立即与该公司负责人联系，向其释明相关法律规定及违法的严重后果。被执行公司撤销了账户申请，但也失去了运转能力，可能面临倒闭，此案的执行工作也陷入了僵局。执行法官经过讨论后，转变了工作思路，对被执行人的车辆采取“活封活扣”的措施，解除了经营急用的部分车辆，用于公司的基本运行，但同时为了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化解双方矛盾，又召集了两方当事人以及评估机构到被执行公司现场勘验评估，对双方进行释明、调解。经多方努力，最终被执行人用收入一次性偿还了余款本金47万元，两个企业均以最小的损失解决了纠纷，该案妥善执结。
典型意义
本案是执行中依法适用活封活扣、执行和解措施，助力中小微型企业复工复产的典型案例。该案的执结带来了两方面的正面效应，一是有效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帮助其及时回笼了资金，而且也增强了外地企业对于在本地投资的信心，打消了顾虑，推动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营造。另一方面，执行人员没有简单就案办案、机械办案，而是从地方经济发展的大局着眼，立足企业生产情况，积极转变办案思路，担当尽责，实现了案件办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案例三
15起涉企执行案件一同执结，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某交通工程有限公司、某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与被执行人库伦旗某单位15起承揽合同纠纷系列案件，涉案款共计367.18万元。
处理结果
本案立案执行后，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及传统查控发现被执行人并没有规避或抗拒履行的恶意，而是由于资金短缺，无法按时履行给付义务。被执行人的财产大多属于服务设施，变现困难，如强制执行会失去实际意义，冻结账户又会让被执行人陷入无法运行的状态，导致偿还债务更加困难。为了保障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得到实现，执行法院多次与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协调，并向申请执行人详细介绍了执行过程、查明的被执行人财产的情况。让申请执行人充分了解执行进展，清楚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畅通沟通渠道，积极组织双方协商，充分交换意见。一方面向申请执行人阐明被执行人现在的困境，充分听取其意见；另一方面给予被执行人一定的宽限期，让其积极筹措资金，尽量给付部分案款，缓解涉案企业的资金困境。通过努力，申请执行人在充分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后表示认同、理解法院执行工作，清楚采取生硬的强制措施对债权不利。此系列案件最终全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首笔执行款项109.72万元已到位并分别支付给15家企业。
典型意义
执行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本案中，执行法官秉持善意执行理念，即彰显“执行力度”，又传递“司法温度”，灵活采取执行措施，用心、用情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通过“放水养鱼”激活“造血能力”，既依法保障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尽可能减少了对被执行人造成不利影响，实现了“双赢”。
案例四
灵活执行，助力企业轻装上阵，重新起航。
基本案情
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某公司的建筑工程合同纠纷一案，被执行人未按照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共计61万元。
处理结果
案件在首次执行中执行到位16万元，剩余45万余元欠款始终未执行到位，申请人于2022年5月5日申请恢复执行。
案件恢复执行后，执行法官在前往被执行公司调查后了解到该公司因受疫情影响，资金紧张已处于停业状态无力偿还欠款，但公司同意拍卖已换代淘汰下来的一套机器设备。经研判，若拍卖该套设备，一则能够让申请人兑现相关权益，二则也能为被执行企业解套便于该企业轻装上阵，复工复产。执行法官多次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沟通、协调，向申请执行人说明被执行人所面临的困境，耐心听取申请执行人的意见；又积极为双方寻找可以接受该套机器设备的商家，经多方寻找，联系到山东的一家二手设备回收商家，以30万的价格回收该套设备。30万元设备款转付至申请人账户，双方已经就余款达成和解协议。
典型意义
此案的灵活执行充分发挥法院司法服务职能，秉持善意执行、文明执行理念，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着力服务经济发展，也充分展现人民法院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中的新方法，新举措，为企业发展提供扎实有力的司法保障。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责任使命。全市两级法院将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智慧和服务，贡献司法力量。
#深泽发布# 深泽 | 以党建“小火炬”点燃基层“大治理”(来源：石家庄日报）
在深泽县西焦庄村有一条长400多米的党建示范街，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党员联系户、村规民约、民生实事承诺等各项制度。“村民们一起制定的制度、议定的事都上墙公开公示，促进了以制度管人理事模式的形成，让村里的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开展。”村党支部书记黄展说。如今，在深泽县42个村都建成了一条党建示范街，擦亮了一个党建品牌。这犹如一个“小火炬”照亮了基层治理的前行之路。
时代发展不断催生着乡村巨变，也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深泽县深化落实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要求，从今年1月开始，开展了包括创建党建示范街在内的村级规范运行大提升活动。各村的党建示范街上不仅有党务村务政务公开、网格化管理、民生实事承诺、小微权力清单“一码通”，还把村规民约、好人好事、道德积分也展示在其中。通过党建示范街建设让农村党建品牌树起来、功能聚起来、干群动起来、服务沉下去，用党建指挥棒汇聚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力量，共同写好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夯实了基层治理的根基。
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贾庄的做法是责任捆绑。该村将网格责任捆绑作为撬动党员责任落实的杠杆。全村有45名党员担任网格员，每名网格员在党建示范街亮出身份。网格员不仅负责调解纠纷难题，还进行普法宣传、文明劝导，将基层自治、法治、德治融为一体，通过细小的网格将基层自治的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充分激活了基层自治活力。
“村集体经济空壳，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就会削弱。”基于这种认识，南冶庄头村党支部书记翟耀辉建设党建示范街时，把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光辉历史展示出来，激发全村壮大集体经济的信心。村党支部组织村民成立了嘉穗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冀粮集团合作，开展规模化经营、集约化服务，全村493户中有316户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今年预计增收40万元。
贾村结合“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构建了“随手拍+集中议+在线评”的三维自治模式。村民随手拍问题、网格长及时报问题、议事会精准解决问题，做到了村民关注的事儿“马上办、就近办”。村“两委”已经为村民解决关注事项20多项，这些工作成效都展示在党建示范街上，被全村人看在眼里，村民们参与支持村庄发展的意识越来越强。
党建引领，更需要群众参与。只有群众广泛参与了，社会治理才能精准、高效。赵庄村两位村民帮助群众预约电动车上牌，于是村委委员何彩虹在村民微信群发了新消息“同娟、春娇一天各计一分”，同时在村委会门前党建示范街的道德积分公示栏上墙展示。赵庄村在建设党建示范街时着眼于放大正能量，在党建示范街上树立了道德积分宣传栏，把所有村民的道德积分展示出来。这不仅成了公开栏，也成了光荣栏，村民们没事儿就愿意走过去看一看，抢着帮村里干事儿的村民也越来越多。
党建示范街成了深泽县农村党建成果的“大晒场”、服务群众的“大终端”、激励干部群众的“大赛道”、传播新风正气的大舞台。这些有血有肉的农村党建内容和一个个“小火炬”连在一起，就成了最鲜活的基层党建答题卡。
在深泽县西焦庄村有一条长400多米的党建示范街，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党员联系户、村规民约、民生实事承诺等各项制度。“村民们一起制定的制度、议定的事都上墙公开公示，促进了以制度管人理事模式的形成，让村里的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开展。”村党支部书记黄展说。如今，在深泽县42个村都建成了一条党建示范街，擦亮了一个党建品牌。这犹如一个“小火炬”照亮了基层治理的前行之路。
时代发展不断催生着乡村巨变，也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深泽县深化落实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要求，从今年1月开始，开展了包括创建党建示范街在内的村级规范运行大提升活动。各村的党建示范街上不仅有党务村务政务公开、网格化管理、民生实事承诺、小微权力清单“一码通”，还把村规民约、好人好事、道德积分也展示在其中。通过党建示范街建设让农村党建品牌树起来、功能聚起来、干群动起来、服务沉下去，用党建指挥棒汇聚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力量，共同写好基层治理这篇大文章，夯实了基层治理的根基。
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贾庄的做法是责任捆绑。该村将网格责任捆绑作为撬动党员责任落实的杠杆。全村有45名党员担任网格员，每名网格员在党建示范街亮出身份。网格员不仅负责调解纠纷难题，还进行普法宣传、文明劝导，将基层自治、法治、德治融为一体，通过细小的网格将基层自治的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充分激活了基层自治活力。
“村集体经济空壳，党组织的凝聚力、号召力就会削弱。”基于这种认识，南冶庄头村党支部书记翟耀辉建设党建示范街时，把村里集体经济发展的光辉历史展示出来，激发全村壮大集体经济的信心。村党支部组织村民成立了嘉穗种植专业合作社，与冀粮集团合作，开展规模化经营、集约化服务，全村493户中有316户加入合作社，村集体经济今年预计增收40万元。
贾村结合“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构建了“随手拍+集中议+在线评”的三维自治模式。村民随手拍问题、网格长及时报问题、议事会精准解决问题，做到了村民关注的事儿“马上办、就近办”。村“两委”已经为村民解决关注事项20多项，这些工作成效都展示在党建示范街上，被全村人看在眼里，村民们参与支持村庄发展的意识越来越强。
党建引领，更需要群众参与。只有群众广泛参与了，社会治理才能精准、高效。赵庄村两位村民帮助群众预约电动车上牌，于是村委委员何彩虹在村民微信群发了新消息“同娟、春娇一天各计一分”，同时在村委会门前党建示范街的道德积分公示栏上墙展示。赵庄村在建设党建示范街时着眼于放大正能量，在党建示范街上树立了道德积分宣传栏，把所有村民的道德积分展示出来。这不仅成了公开栏，也成了光荣栏，村民们没事儿就愿意走过去看一看，抢着帮村里干事儿的村民也越来越多。
党建示范街成了深泽县农村党建成果的“大晒场”、服务群众的“大终端”、激励干部群众的“大赛道”、传播新风正气的大舞台。这些有血有肉的农村党建内容和一个个“小火炬”连在一起，就成了最鲜活的基层党建答题卡。
其实这样的问题显得有点特别浅显，因为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与检察机关沟通最为常见的，毕竟这是律师工作职责。笔者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话题，主要是因为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不是律师与检察机关不沟通，就是沟通渠道不畅通，抑或是不会沟通。需要特别声明的是，笔者此处谈到的律师与检察官沟通，是指律师作为辩护人与检察官沟通。律师作为被害人代理人一般不需要沟通，因为在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本身就和被害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检察机关在为被害人伸张正义，所以被害人的代理律师好像与检察官没有沟通的必要。其实不然，检察官代表国家支持公诉并对诉讼进行监督，是在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时候，自然包括为被害人伸张正义。但毕竟检察官和被害人代理人的立场不一样，检察官的指控并不一定能够代替被害人的指控，在很多案件中检察官也愿意让被害人到庭，这样也是为了更好地追究犯罪。所以，从检察官的角度出发，被害人指控是有必要的，自然被害人聘请律师是与检察官沟通就很必要。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案件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聘请律师参与诉讼。律师享有代理权与辩护律师享有的辩护权其实是对等的，在刑辩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3条之规定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被害人的律师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法律意见。在很多案件中也出现了检察官指控不力的情况，所以被害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直接提出与检察官不同的指控意见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毕竟是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及代理律师的权利。
刑辩律师与检察机关沟通其实不在同一个平台，辩护律师代表私权利 ，所以立场和观点经常出现偏颇。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所以其地位更加中立。一个具有中立立场的法律人和可能存在偏颇立场的法律人进行沟通，其实很难沟通。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官天生具有了优越性和超脱性，可以更加自由和公立地站在法律上考虑问题，辩护律师的地位显然要比检察官的地位差得多。另外，检察官接触案件的机会和范围要比辩护律师更加具有便利条件。比如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所谓律师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因为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查阅案件材料，了解案件途径无非是看守所会见和家属及其朋友的交流等。因为疫情期间看守所会见很受限制，这给律师了解案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律师唯一了解案情的途径就是向犯罪嫌疑人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等了解。故律师提交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更多是针对案件定性分析和论述。而检察官则可以看到部分的案件材料，虽然并未侦查终结，但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已经搜集到了基础的证据材料，检察官不但可以直接审查案件材料，更可以向侦查人员了解案情，而此时侦查人员为了让检察官将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更愿意针对案情作出有利于批准逮捕的方向，于是此时犯罪嫌疑人其实非常危险，但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案件中，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一般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继续侦查”，而辩护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更多是法律适用问题，因为律师根本无法看到证据材料。故，审查批准逮捕期间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交流其实是没有“资本”的，而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都是检察官的功劳，虽然很多律师纷纷晒出自己辩护成功的案例，其实检察官的工作要比律师的工作大的多，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坚持了法律规定，坚持依法办案。笔者现在办理着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去掉“恶势力”只是辩护律师提到的观点而已，真正将案件定性改变，还是检察官背后的坚持和努力；还有一个恶势力案件，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被提请批准逮捕，笔者刚好为同案犯辩护，在提交法律意见之际谈到该女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随即与检察官展开交流，其实笔者不是女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只是因为是同一个案件而进行沟通，笔者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辩解，结果检察官对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而笔者对于侦查机关报送的证据材料根本没有看到，该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的功劳。
笔者之所以要谈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实践中因为站位、立场和着眼点不一样，导致检察官往往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是对检察官的一个考验，“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他人的人生”，这句话就是检察官依法办案最好的写照，作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关键环节，其实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就是掌握在检察官的手中，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者，必定要担起辩护的重任，但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只是建议权，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还是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会为不起诉打下基础，取保候审会为判处缓刑打下基础，检察官的决定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和案件最终走向，辩护律师不能夸大自己的权利和作用，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中要时刻注意自己只是一个配角，就是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和观点，从而引起检察官的注意。如果检察官能够认识到辩护律师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预防冤假错案，检察官就愿意主动给律师沟通了。辩护人特别欣赏省高院的很多法官，他们特别愿意让辩护律师提交详细辩护词，让辩护律师当庭将问题说清楚，很有几次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写辩护词遭致法官的不满，要求庭下必须提交辩护词，这不仅是律师执业态度的问题，更是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依法履职的问题。
所以，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唯一可以真正对话并不是在法庭之上，因为一旦起诉到法院后，案件的结果也就很难改变了，法院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的情况下，法官宣告无罪的压力更大。所以法庭上沟通已经不复存在，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此时检察官要维护起诉书的尊严，在代表国家出庭公诉时往往也会利用法律监督权对法庭进行监督，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没有机会和检察官进行沟通。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绝佳阶段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这个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阅卷，同时提审（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写法律意见。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将一份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提交给检察官，为检察官阅卷和审查提出便利条件，则检察官绝对不会排斥辩护律师的做法，当然这就需要注意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必须客观公正，旨在帮助检察官查明案件真相，而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一味儿的辩护，所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交的叫做“法律意见”，而不应当是“辩护意见”。当然，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建议以书面沟通为主，当面沟通也不可或缺，鉴于当前疫情或者检察官办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没有时间接待律师，这就要求律师的写作能力必须要强，书面沟通更容易被检察官重视和采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辩护律师都要给检察官提交几千字及上万字的法律意见，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律师要抓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机会，与检察官沟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量刑上的优惠。如果案件确实存在问题，可能是无罪的案件，辩护律师必须要提交法律意见帮助检察官查明真相，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为案件最终处理带来麻烦。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大院
2022年6月9日22点16分
刑辩律师与检察机关沟通其实不在同一个平台，辩护律师代表私权利 ，所以立场和观点经常出现偏颇。检察官代表国家履行职责，所以其地位更加中立。一个具有中立立场的法律人和可能存在偏颇立场的法律人进行沟通，其实很难沟通。因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检察官天生具有了优越性和超脱性，可以更加自由和公立地站在法律上考虑问题，辩护律师的地位显然要比检察官的地位差得多。另外，检察官接触案件的机会和范围要比辩护律师更加具有便利条件。比如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所谓律师提出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很多时候都是“凭感觉”，因为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查阅案件材料，了解案件途径无非是看守所会见和家属及其朋友的交流等。因为疫情期间看守所会见很受限制，这给律师了解案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律师唯一了解案情的途径就是向犯罪嫌疑人亲属或者同事、朋友等了解。故律师提交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更多是针对案件定性分析和论述。而检察官则可以看到部分的案件材料，虽然并未侦查终结，但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已经搜集到了基础的证据材料，检察官不但可以直接审查案件材料，更可以向侦查人员了解案情，而此时侦查人员为了让检察官将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更愿意针对案情作出有利于批准逮捕的方向，于是此时犯罪嫌疑人其实非常危险，但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案件中，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的理由一般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继续侦查”，而辩护律师提交的法律意见更多是法律适用问题，因为律师根本无法看到证据材料。故，审查批准逮捕期间辩护律师与检察官交流其实是没有“资本”的，而大量的不予批准逮捕的案件都是检察官的功劳，虽然很多律师纷纷晒出自己辩护成功的案例，其实检察官的工作要比律师的工作大的多，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坚持了法律规定，坚持依法办案。笔者现在办理着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去掉“恶势力”只是辩护律师提到的观点而已，真正将案件定性改变，还是检察官背后的坚持和努力；还有一个恶势力案件，一个女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被提请批准逮捕，笔者刚好为同案犯辩护，在提交法律意见之际谈到该女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的问题，笔者随即与检察官展开交流，其实笔者不是女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只是因为是同一个案件而进行沟通，笔者在法律层面上进行了辩解，结果检察官对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而笔者对于侦查机关报送的证据材料根本没有看到，该女犯罪嫌疑人不予批准逮捕，就是检察官的功劳。
笔者之所以要谈到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实践中因为站位、立场和着眼点不一样，导致检察官往往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是对检察官的一个考验，“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他人的人生”，这句话就是检察官依法办案最好的写照，作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的关键环节，其实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就是掌握在检察官的手中，辩护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者，必定要担起辩护的重任，但是辩护律师的权利只是建议权，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还是检察官。不予批准逮捕会为不起诉打下基础，取保候审会为判处缓刑打下基础，检察官的决定直接影响了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和案件最终走向，辩护律师不能夸大自己的权利和作用，辩护律师在与检察官的沟通中要时刻注意自己只是一个配角，就是提出对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和观点，从而引起检察官的注意。如果检察官能够认识到辩护律师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预防冤假错案，检察官就愿意主动给律师沟通了。辩护人特别欣赏省高院的很多法官，他们特别愿意让辩护律师提交详细辩护词，让辩护律师当庭将问题说清楚，很有几次因为辩护律师没有写辩护词遭致法官的不满，要求庭下必须提交辩护词，这不仅是律师执业态度的问题，更是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否依法履职的问题。
所以，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唯一可以真正对话并不是在法庭之上，因为一旦起诉到法院后，案件的结果也就很难改变了，法院也会受到很多的压力，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羁押措施的情况下，法官宣告无罪的压力更大。所以法庭上沟通已经不复存在，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此时检察官要维护起诉书的尊严，在代表国家出庭公诉时往往也会利用法律监督权对法庭进行监督，此时辩护律师根本没有机会和检察官进行沟通。辩护律师与检察官沟通的绝佳阶段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这个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同时阅卷，同时提审（会见）犯罪嫌疑人，同时写法律意见。如果辩护律师能够将一份有理有据的法律意见提交给检察官，为检察官阅卷和审查提出便利条件，则检察官绝对不会排斥辩护律师的做法，当然这就需要注意辩护律师的法律意见必须客观公正，旨在帮助检察官查明案件真相，而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一味儿的辩护，所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提交的叫做“法律意见”，而不应当是“辩护意见”。当然，审查起诉阶段的沟通建议以书面沟通为主，当面沟通也不可或缺，鉴于当前疫情或者检察官办案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没有时间接待律师，这就要求律师的写作能力必须要强，书面沟通更容易被检察官重视和采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案件，辩护律师都要给检察官提交几千字及上万字的法律意见，而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律师要抓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机会，与检察官沟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为犯罪嫌疑人取得量刑上的优惠。如果案件确实存在问题，可能是无罪的案件，辩护律师必须要提交法律意见帮助检察官查明真相，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为案件最终处理带来麻烦。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大院
2022年6月9日22点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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