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启示录：我从潍坊学到了什么？|| 大视野（二）
二学潍坊通过工农业协调发展给人民带来了获得感
学潍坊的第二层理由，是潍坊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发展得比较均衡。协调发展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尊严感很强。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潍坊2020年农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51元，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99：1，大大低于全省（2.33：1）和全国（2.56：1）的城乡差距。
以前只知道潍坊所辖的寿光是“蔬菜之乡”，来了才知道全市12个县市区都有特色，寿光是设施蔬菜（大棚），昌乐是西瓜，昌邑是大姜，安丘是大葱，青州是银瓜和蜜桃，潍城和寒亭是潍县萝卜（注：潍县是指潍坊市在解放前的旧称），临朐是大樱桃和山楂，诸城是苹果和绿茶，高密是葡萄，峡山是有机蔬菜，坊子是都市休闲农业。不少品牌都是全国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安丘大姜”“安丘大葱”更是入选了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
潍坊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地，一些地方的农产品自己进京销售，卖不动，要先运到寿光再进京。原因在于这里是市场集散地，来进货的商户各种菜都会配一些，外地来的单一农产品很容易被配出去。如果不到寿光，就享受不到大市场一站式服务的红利。
农业和工业是可以互动的，潍坊的农机和配件生产企业有650家左右，产量约占全国的35%。
我在寿光参观了蔬菜小镇的物联网大厅、品鉴中心、种质资源库，参观了国内单体面积最大、占地120亩的中国寿光型智能温室，以及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与其说是农业，不如说是用高科技、标准化、工业化的方式做农业。在智能玻璃温室内，几乎见不到人，生产管理的全流程都实现了云端托管、智慧程控和远程操控。温室内有20多个机器人在工作，授粉、运输、喷药、巡检、精准水肥、潮汐灌溉、分拣等等，都自动化了。控制中心收集汇总所有机器人的数据信息，并在处理后生成指令进行反馈。如果温度过高，会下达指令启动温室的风机系统或外遮阳系统。如果巡检机器人巡检到叶片的病斑，或需要叶面追肥，会自动下令，让喷药或者喷肥机器人去操作。
在媒体对寿光蔬菜产业的报道中，充满了这样的细节——
西红柿一棵就能结150多斤果，机器人还可以根据色彩感知，穿行其间自动摘果；
辣椒外表五颜六色，仅品种就有100多个；
西瓜不再匍匐满地，而是一个个被吊了起来，藤蔓犹如电线，西瓜好似灯笼，一个西瓜能卖到100元，每亩收入从3.4万元增加到8.9万元……
寿光是享誉全国的“冬暖式蔬菜大棚”发源地，从1989年发端至今，“土大棚”进化到了第七代智能化大棚，种植主体也增加了不少“80后”“90后”，被称为“棚三代”。他们很多都是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回乡务农创业，有的村已回来了几十个大学生。大棚科技含量高，里面装着自动控制系统，大棚卷帘、喷淋、放风等温湿度调控、水肥调配浇水，可以通过手机上的APP完成。由于科技化，大大减少了体力劳动强度，再加上紧靠市场，销售不成问题，年轻人自然愿意种菜了。
一对大学生夫妻，在寿光建两个大棚，一年可收入三四十万元。而弥河边挺好的河景房，每平方房价不过7000元。大棚夫妻一般都有一部带拖斗的农用车和一部轿车，每天时间安排相对自由，常常开车出去旅游，其生活状态比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惬意的多。
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不是只有蜂拥而去一二线城市一条路，似乎不到那里就没希望。寿光的“棚三代”创业者，昭示出价值创造和美好生活的更多可能。
在寿光，最让我眼界大开的是洛城街道屯田西村。该村有963户3500多位居民，因城市化改造，村庄变城市，居民小区都是“三无楼”，即无空调室外机，无防盗网，楼体外墙无下水管道。小区每季度评选“红旗楼道”、优秀楼道和“美丽庭院”（居室美、庭院美、厨房美、厕所美），村里拿出少量资金，奖励多数，促进少数，引领全部，邻里关系和家庭环境非常和睦。
屯田西村建了6个服务中心。其中党群服务中心设村级服务、民政社保、物业服务、流动人口等10个服务窗口，进一个门办所有事；老人活动中心实用面积1200平方米，配套建设了健身按摩、图书阅览、休闲餐饮、舞蹈瑜伽、书法影视、棋牌娱乐等11个功能区；地下文化中心占地2000平方米，配备了乒乓球桌、儿童滑梯、舞台、显示屏和储物柜，晚上群众可以来跳广场舞，也解决了室外扰民问题，这里还配备了整体厨房、30套桌椅和锅碗瓢盆，家里有喜事宴请可免费使用。
此外还有青少年培训中心、综治物业服务中心、警务助理调解中心。小区物业管理按照城市小区一流智慧物业标准，居民不收物业管理费。
2020年屯田西村还投资4000余万元，建了一处馆建面积4500余平方米的仓颉汉字艺术馆（注：仓颉是寿光人），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以汉字演变为主题的艺术馆。
在屯田西村参观时，我们一行好几位都说：“比我在上海住的某某小区还好。”可见，有的三四线的地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安全感、舒适感、幸福感，并不次于一线城市。
屯田西村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因为走了“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的路子。当然他们有有利条件，就是城市化改造，改造后给村集体留下了9万平方米沿街房和近2亿元资金。村里投资3.5亿元建了两处学校，一处租赁给寿光现代中学，一处租赁给街道办事处，年租金收入2000多万元。这就把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既有稳定收入，还能持续增值。
屯田西村的沿街商铺只租不卖，80%商铺由外来商户租用。村里把给村民发放肉奶蛋油改成发放“福利票据”，村民在商铺吃饭、购物、理发都能用，商户定期拿着票据到村里兑付现金。这就使票据能流通起来，既满足了村民需求，又刺激了商铺消费。
屯田西村已经没有农业用地，他们就创新探索“飞地经济”。由村“两委”牵头，与土地富余的化龙镇签定承包协议，承包了400亩土地，村集体出资配套水电井路等基础设施，38户村民承包建设蔬菜大棚，每个大棚年收入20多万元。“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市民”成为一些村民的生活新模式。
2020年，屯田西村集体收入为3100万元，给村民发放福利人均7000元，60岁以上的9000元。我还听说，“村改城”后，一户人家的新住房总面积为180平方米，有人就住60平方米或120平方米，把其余的用于出租，也是一笔收入。
屯田西村有城市化改造红利，如果没有，农村是不是就发展不起来？不是。
寿光有个东斟灌村，很偏僻，但他们抓住了俄罗斯、韩国、日本喜欢吃彩椒的市场机会，几年来由村合作社带领社员拆除旧棚300多个，新建高标准新式大棚400多个，本村社员流转周边村庄土地3000多亩，还带动辐射20多个村庄发展彩椒大棚2万多亩。周围一亩地原来的年租金只有六七百元，后来涨到了1200～1500元。菜农们采用土壤改良新技术，秸秆还田，使用环保酵素，减少病虫害，新一代大棚生产的彩椒与老旧大棚比，个大、色泽亮丽、口感香脆、产量更高。斟灌彩椒已是寿光蔬菜的知名品牌。
一个品牌带动了全村产业振兴，集体增收，农民致富，东斟灌村新建了卫生室，建设了文化广场、图书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统一规划建设了居民楼3座，别墅楼116座，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大提升。
三学潍坊走出了一条自主现代化的不断进化之路
我刚到潍坊就问，潍坊的发展是不是靠别的地方的产业转移和资源外溢，比如靠不靠济南？靠不靠青岛？靠不靠京沪？答案是都没有。
潍坊也不像经济特区、最早的沿海14个开放城市等等，有先发的激励政策，可以快速接入国际大循环，一步先，步步先。
潍坊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头上有一些国家的“帽子”，如国家级高新区（全国有169个）、潍坊综试区（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个截至目前是唯一的），但潍坊的“帽子”和济南、青岛、烟台比并不多，比如潍坊现在还没有自贸区，更不要说和特区、国家级新区比了。
这正是潍坊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学潍坊的第三层理由。即潍坊的现代化之路是立足于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同时又不自我封闭，而是很开放地连接世界。
潍坊这种充满内生活力的特质，可能要从历史文化基因中去挖掘。潍坊历史悠久，是“文圣”仓颉、“盐圣”夙沙氏（最早发明了煮海制盐，潍坊有100多公里海岸线）和“农圣”贾思勰（《齐民要术》作者）的故乡。这“三圣”，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创客，是创新者。
山东为齐鲁文化发祥地，潍坊地处山东半岛西部，历史上属于齐文化。齐国临海，是滨海半岛型环境，多盐碱地，有鱼盐之利，并不太适合农耕。鲁国是内陆河谷型环境，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齐国人脑子活（“足智”），好议论，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而鲁国喜好儒术，讲究礼仪，百姓拘谨节俭。
在历史上，齐国人崇拜海仙，鲁国人崇拜谷神。齐国实行“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也就是拿业绩说话，鲁国则是“尊尊亲亲”，讲究血缘关系。齐国实行“商工立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盐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齐国开放务实，吸引了各国人才（“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不分国籍与出身，选了76位人才为“上大夫”，百家争鸣。鲁国则坚守以农为本，重农桑，崇尚礼仪，安守本分，重义轻利。
这样的历史文化应该是有深刻影响的。潍坊人思维灵活，爱创新，只要有机会就愿意尝试，而且能创造出机会。同时，潍坊人务实，实干，能坚持，这种坚韧性可能受到了鲁文化的持重一面的影响。
在潍坊我调研了三家世界级企业，歌尔股份，潍柴集团，豪迈集团。也和玉马遮阳、迈赫机器人、华特磁电、宝龙达、赛马力发电设备、蓝想环境、宏源防水科技等科创企业进行了座谈。全都是制造业，都做了很多年，都在不断变革创新。这种“创新+实干+坚持”的风格，想来是有历史文化积淀的。
但光有历史远远不够。历史文化和一定的现实条件只是提供了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基础，能不能做好做强做大，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稀缺的，企业家在哪里出现也带有一定偶然性。
二学潍坊通过工农业协调发展给人民带来了获得感
学潍坊的第二层理由，是潍坊的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发展得比较均衡。协调发展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尊严感很强。
“全国农业看山东，山东农业看潍坊。”潍坊2020年农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51元，城镇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1.99：1，大大低于全省（2.33：1）和全国（2.56：1）的城乡差距。
以前只知道潍坊所辖的寿光是“蔬菜之乡”，来了才知道全市12个县市区都有特色，寿光是设施蔬菜（大棚），昌乐是西瓜，昌邑是大姜，安丘是大葱，青州是银瓜和蜜桃，潍城和寒亭是潍县萝卜（注：潍县是指潍坊市在解放前的旧称），临朐是大樱桃和山楂，诸城是苹果和绿茶，高密是葡萄，峡山是有机蔬菜，坊子是都市休闲农业。不少品牌都是全国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安丘大姜”“安丘大葱”更是入选了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
潍坊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集散地，一些地方的农产品自己进京销售，卖不动，要先运到寿光再进京。原因在于这里是市场集散地，来进货的商户各种菜都会配一些，外地来的单一农产品很容易被配出去。如果不到寿光，就享受不到大市场一站式服务的红利。
农业和工业是可以互动的，潍坊的农机和配件生产企业有650家左右，产量约占全国的35%。
我在寿光参观了蔬菜小镇的物联网大厅、品鉴中心、种质资源库，参观了国内单体面积最大、占地120亩的中国寿光型智能温室，以及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与其说是农业，不如说是用高科技、标准化、工业化的方式做农业。在智能玻璃温室内，几乎见不到人，生产管理的全流程都实现了云端托管、智慧程控和远程操控。温室内有20多个机器人在工作，授粉、运输、喷药、巡检、精准水肥、潮汐灌溉、分拣等等，都自动化了。控制中心收集汇总所有机器人的数据信息，并在处理后生成指令进行反馈。如果温度过高，会下达指令启动温室的风机系统或外遮阳系统。如果巡检机器人巡检到叶片的病斑，或需要叶面追肥，会自动下令，让喷药或者喷肥机器人去操作。
在媒体对寿光蔬菜产业的报道中，充满了这样的细节——
西红柿一棵就能结150多斤果，机器人还可以根据色彩感知，穿行其间自动摘果；
辣椒外表五颜六色，仅品种就有100多个；
西瓜不再匍匐满地，而是一个个被吊了起来，藤蔓犹如电线，西瓜好似灯笼，一个西瓜能卖到100元，每亩收入从3.4万元增加到8.9万元……
寿光是享誉全国的“冬暖式蔬菜大棚”发源地，从1989年发端至今，“土大棚”进化到了第七代智能化大棚，种植主体也增加了不少“80后”“90后”，被称为“棚三代”。他们很多都是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回乡务农创业，有的村已回来了几十个大学生。大棚科技含量高，里面装着自动控制系统，大棚卷帘、喷淋、放风等温湿度调控、水肥调配浇水，可以通过手机上的APP完成。由于科技化，大大减少了体力劳动强度，再加上紧靠市场，销售不成问题，年轻人自然愿意种菜了。
一对大学生夫妻，在寿光建两个大棚，一年可收入三四十万元。而弥河边挺好的河景房，每平方房价不过7000元。大棚夫妻一般都有一部带拖斗的农用车和一部轿车，每天时间安排相对自由，常常开车出去旅游，其生活状态比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惬意的多。
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不是只有蜂拥而去一二线城市一条路，似乎不到那里就没希望。寿光的“棚三代”创业者，昭示出价值创造和美好生活的更多可能。
在寿光，最让我眼界大开的是洛城街道屯田西村。该村有963户3500多位居民，因城市化改造，村庄变城市，居民小区都是“三无楼”，即无空调室外机，无防盗网，楼体外墙无下水管道。小区每季度评选“红旗楼道”、优秀楼道和“美丽庭院”（居室美、庭院美、厨房美、厕所美），村里拿出少量资金，奖励多数，促进少数，引领全部，邻里关系和家庭环境非常和睦。
屯田西村建了6个服务中心。其中党群服务中心设村级服务、民政社保、物业服务、流动人口等10个服务窗口，进一个门办所有事；老人活动中心实用面积1200平方米，配套建设了健身按摩、图书阅览、休闲餐饮、舞蹈瑜伽、书法影视、棋牌娱乐等11个功能区；地下文化中心占地2000平方米，配备了乒乓球桌、儿童滑梯、舞台、显示屏和储物柜，晚上群众可以来跳广场舞，也解决了室外扰民问题，这里还配备了整体厨房、30套桌椅和锅碗瓢盆，家里有喜事宴请可免费使用。
此外还有青少年培训中心、综治物业服务中心、警务助理调解中心。小区物业管理按照城市小区一流智慧物业标准，居民不收物业管理费。
2020年屯田西村还投资4000余万元，建了一处馆建面积4500余平方米的仓颉汉字艺术馆（注：仓颉是寿光人），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以汉字演变为主题的艺术馆。
在屯田西村参观时，我们一行好几位都说：“比我在上海住的某某小区还好。”可见，有的三四线的地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安全感、舒适感、幸福感，并不次于一线城市。
屯田西村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因为走了“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村庄”的路子。当然他们有有利条件，就是城市化改造，改造后给村集体留下了9万平方米沿街房和近2亿元资金。村里投资3.5亿元建了两处学校，一处租赁给寿光现代中学，一处租赁给街道办事处，年租金收入2000多万元。这就把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既有稳定收入，还能持续增值。
屯田西村的沿街商铺只租不卖，80%商铺由外来商户租用。村里把给村民发放肉奶蛋油改成发放“福利票据”，村民在商铺吃饭、购物、理发都能用，商户定期拿着票据到村里兑付现金。这就使票据能流通起来，既满足了村民需求，又刺激了商铺消费。
屯田西村已经没有农业用地，他们就创新探索“飞地经济”。由村“两委”牵头，与土地富余的化龙镇签定承包协议，承包了400亩土地，村集体出资配套水电井路等基础设施，38户村民承包建设蔬菜大棚，每个大棚年收入20多万元。“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市民”成为一些村民的生活新模式。
2020年，屯田西村集体收入为3100万元，给村民发放福利人均7000元，60岁以上的9000元。我还听说，“村改城”后，一户人家的新住房总面积为180平方米，有人就住60平方米或120平方米，把其余的用于出租，也是一笔收入。
屯田西村有城市化改造红利，如果没有，农村是不是就发展不起来？不是。
寿光有个东斟灌村，很偏僻，但他们抓住了俄罗斯、韩国、日本喜欢吃彩椒的市场机会，几年来由村合作社带领社员拆除旧棚300多个，新建高标准新式大棚400多个，本村社员流转周边村庄土地3000多亩，还带动辐射20多个村庄发展彩椒大棚2万多亩。周围一亩地原来的年租金只有六七百元，后来涨到了1200～1500元。菜农们采用土壤改良新技术，秸秆还田，使用环保酵素，减少病虫害，新一代大棚生产的彩椒与老旧大棚比，个大、色泽亮丽、口感香脆、产量更高。斟灌彩椒已是寿光蔬菜的知名品牌。
一个品牌带动了全村产业振兴，集体增收，农民致富，东斟灌村新建了卫生室，建设了文化广场、图书室、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统一规划建设了居民楼3座，别墅楼116座，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大提升。
三学潍坊走出了一条自主现代化的不断进化之路
我刚到潍坊就问，潍坊的发展是不是靠别的地方的产业转移和资源外溢，比如靠不靠济南？靠不靠青岛？靠不靠京沪？答案是都没有。
潍坊也不像经济特区、最早的沿海14个开放城市等等，有先发的激励政策，可以快速接入国际大循环，一步先，步步先。
潍坊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头上有一些国家的“帽子”，如国家级高新区（全国有169个）、潍坊综试区（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这个截至目前是唯一的），但潍坊的“帽子”和济南、青岛、烟台比并不多，比如潍坊现在还没有自贸区，更不要说和特区、国家级新区比了。
这正是潍坊最吸引我的地方，也是学潍坊的第三层理由。即潍坊的现代化之路是立足于自主、自立、自强的道路，同时又不自我封闭，而是很开放地连接世界。
潍坊这种充满内生活力的特质，可能要从历史文化基因中去挖掘。潍坊历史悠久，是“文圣”仓颉、“盐圣”夙沙氏（最早发明了煮海制盐，潍坊有100多公里海岸线）和“农圣”贾思勰（《齐民要术》作者）的故乡。这“三圣”，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创客，是创新者。
山东为齐鲁文化发祥地，潍坊地处山东半岛西部，历史上属于齐文化。齐国临海，是滨海半岛型环境，多盐碱地，有鱼盐之利，并不太适合农耕。鲁国是内陆河谷型环境，土地肥沃，适合农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齐国人脑子活（“足智”），好议论，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全，而鲁国喜好儒术，讲究礼仪，百姓拘谨节俭。
在历史上，齐国人崇拜海仙，鲁国人崇拜谷神。齐国实行“尊贤尚功”的用人政策，也就是拿业绩说话，鲁国则是“尊尊亲亲”，讲究血缘关系。齐国实行“商工立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盐业和纺织业都很发达。齐国开放务实，吸引了各国人才（“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的稷下学宫更是不分国籍与出身，选了76位人才为“上大夫”，百家争鸣。鲁国则坚守以农为本，重农桑，崇尚礼仪，安守本分，重义轻利。
这样的历史文化应该是有深刻影响的。潍坊人思维灵活，爱创新，只要有机会就愿意尝试，而且能创造出机会。同时，潍坊人务实，实干，能坚持，这种坚韧性可能受到了鲁文化的持重一面的影响。
在潍坊我调研了三家世界级企业，歌尔股份，潍柴集团，豪迈集团。也和玉马遮阳、迈赫机器人、华特磁电、宝龙达、赛马力发电设备、蓝想环境、宏源防水科技等科创企业进行了座谈。全都是制造业，都做了很多年，都在不断变革创新。这种“创新+实干+坚持”的风格，想来是有历史文化积淀的。
但光有历史远远不够。历史文化和一定的现实条件只是提供了迈向现代化的初始基础，能不能做好做强做大，靠的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稀缺的，企业家在哪里出现也带有一定偶然性。
#南京记忆# 观音门是何时拆除的
张智峰
观音门为南京外郭十八门之一，是唯一留有照片的外郭城门。出了观音门，就是燕子矶。民国时期，大多数到燕子矶的游客，都会穿观音门而过。于是，观音门就成了民国游记里的常客。如今，观音门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通过民国文献里有关观音门的只言片语，恢复对观音门的记忆。
观音门位于南京外郭最北端，临近江边燕子矶，西南接佛宁门，东南连姚坊门，“距下关约六英里”。建于明洪武二年（1390）四月，因地处观音山山谷之间，故名观音门。
据《南京城墙志》记载，民国初期，观音门及城楼保存尚好，城楼已被佛宁门僧侣所占。后因筑路，在拆除城楼后不久，也将城门拆除。如今，该门遗址已多不识。
既然观音门被拆除，那么，是什么时间拆除的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翻阅了一些文献，均未找到准确答案。权威的《南京城墙志》，只记载了观音门的建造时间，而没有给出观音门的拆除时间。
据笔者所知，南京所有明外郭城门的拆除时间，要么不详，要么模糊。如果观音门拆除时间能够弄清，至少可以填补南京明外郭的历史，并且还可以完善《南京城墙志》之缺。
那么，观音门到底是什么时间拆除的呢？还是先来梳理一下，民国游记里对观音门的描述。
1925年，王桐岭在《江浙旅行记》提到了观音门。他说：“十一点十分，行八里，至观音门，门为江宁外郭门，因幕府山为城，无城墙，门在山口峻坡上，出入皆须上坡，出门下坡，不半里，至观音门镇。”
王桐岭《江浙旅行记》对观音门的描述，算是比较详细了。观音门无城墙，“门在山口峻坡上，出入皆须上坡”。这个记载与老照片中的观音门，可相互印证。
1926年出版的《燕子矶小学》一书，载有张宗麟、胡家健、沈子善合著的《燕子矶乡村小学参观记》一文，文中也记载了观音门。文章说：“忽然马车停住在一个城门口，我们知道目的地到了，下车出城（观音门）寻到了燕子矶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八点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作者乘马车到观音门前下车，然后出观音门，到燕子矶小学参观的。
1928年创刊的《津浦之声》，刊载了笔名“醉”的文章《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文中也提到了观音门：“观音门，在幕府山之东麓，由燕子矶下山，沿江西行，遥望所谓观音门者，不过沿半山之麓，建一小庙，庙前有一类似回廊之木棚，两端各有墙，西端之墙上横书‘观音门’三字，过此门……”。
对《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的作者而言，远看观音门，如同一座小庙宇。根据记载可知，观音门前不仅有像回廊一样的木棚，而且观音门的两侧还有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记载了在西边一侧的墙上，书写着“观音门”三个字。从观音门旧照中，也能看到“观音门”三个字。只是“观音门”三字，出自何人之手，文中并没有说明。
根据上述所引用的资料，到了1928年时，观音门仍然存在，没有被拆除。
著名学者朱偰在其所著《金陵古迹图考》（1936年出版）中说：“外郭周一百八十里，利用城然土坡，未起城垣，然外郭城门，（如高桥门）尚有存者，重关屹立，形势嵯峨，惜今日因筑路关系，渐次拆毁，（如观音门，三年前尚存）亦可叹已。”由于该书有朱偰先生作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十八日的序，据此推测，观音门拆除于1931年至1934年之间。
虽然，朱偰先生提到了观音门拆除时间，但三年的时间，比较宽泛。近读两则民国资料，基本可以确定观音门的拆除时间了。
1933年5月16日在南京出版的《自觉》杂志第12期中，笔者查阅到一位笔名“千里”所著的《幕府纪游》。
从《幕府纪游》的记载来看，作者“千里”到幕府山、燕子矶旅行的时间为1933年4月30日。文章说：“自北伐成功，建都南京，首尾已有七年了。”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3年，正好是首尾七年。“时已三时半，遂乘车而返，返时，取道山阳，出观音门，燕子矶头为山岗所蔽，回头看不到。”作者是下午三时半从燕子矶返回的，出了观音门后，作者还想回头看看燕子矶，却因山岗及建在山岗间的观音门所遮挡，并没有看见燕子矶。由“出观音门”这句话，可以证实，在1933年4月底的时候，观音门是存在的。
1934年10月1日，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编辑出版了《江宁县政概况》。据该书记载：“和燕路为自和平门至燕子矶之孔道，长八公里。燕子矶为首都附近著名名胜，凡游历或道经南京者，莫不以一临此矗立江边之小山为快。游客往来，向称频繁，每届季节，及星期假日，尤有车水马龙之慨……而观音门土城，高坡阻塞，使车辆不能直达燕子矶镇，尤为交通之大碍。去年冬间，县政府鉴于该路之重要，乃派养路工程队将路基放宽，并招商翻修路面，工程费七千余元，已于今年二月底完成。至开錾观音门高坡土方，则由燕子矶农民所组织之合作社承包，利用农闲，从事工作，工价共二千一百余元，费时仅四十日。自观音门土坡开平及路面翻修完成以后，向日崎岖窄塞，行人咸有戒心之和燕路，已变为宽平之康庄大道。现县市划界实行交割，该路已尽入南京市政府范围矣。”
《江宁县政概况》显示，由于观音门建在高坡上，阻碍了来往车辆直达燕子矶。因而，在1933年冬，当时的江宁县政府有鉴于此，拓宽了和燕路，于1934年2月间完成了道路建设。既然，和燕路变成了“宽平之康庄大道”，那么，说明观音门也就不再是“尤为交通之大碍”，这样的结果是，观音门在这次拓宽和燕路的过程中，被拆除。这与朱偰在文中指出的“惜今日因筑路关系，渐次拆毁”，是相吻合的。
综合《金陵古迹图考》、《幕府纪游》和《江宁县政概况》三份资料，毫无疑问，观音门拆除于1933年冬至1934年2月之间。如此，观音门就成为南京外郭城门中，到目前为止第一座有具体拆除时间的城门了。
审稿：李智文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张智峰
观音门为南京外郭十八门之一，是唯一留有照片的外郭城门。出了观音门，就是燕子矶。民国时期，大多数到燕子矶的游客，都会穿观音门而过。于是，观音门就成了民国游记里的常客。如今，观音门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通过民国文献里有关观音门的只言片语，恢复对观音门的记忆。
观音门位于南京外郭最北端，临近江边燕子矶，西南接佛宁门，东南连姚坊门，“距下关约六英里”。建于明洪武二年（1390）四月，因地处观音山山谷之间，故名观音门。
据《南京城墙志》记载，民国初期，观音门及城楼保存尚好，城楼已被佛宁门僧侣所占。后因筑路，在拆除城楼后不久，也将城门拆除。如今，该门遗址已多不识。
既然观音门被拆除，那么，是什么时间拆除的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翻阅了一些文献，均未找到准确答案。权威的《南京城墙志》，只记载了观音门的建造时间，而没有给出观音门的拆除时间。
据笔者所知，南京所有明外郭城门的拆除时间，要么不详，要么模糊。如果观音门拆除时间能够弄清，至少可以填补南京明外郭的历史，并且还可以完善《南京城墙志》之缺。
那么，观音门到底是什么时间拆除的呢？还是先来梳理一下，民国游记里对观音门的描述。
1925年，王桐岭在《江浙旅行记》提到了观音门。他说：“十一点十分，行八里，至观音门，门为江宁外郭门，因幕府山为城，无城墙，门在山口峻坡上，出入皆须上坡，出门下坡，不半里，至观音门镇。”
王桐岭《江浙旅行记》对观音门的描述，算是比较详细了。观音门无城墙，“门在山口峻坡上，出入皆须上坡”。这个记载与老照片中的观音门，可相互印证。
1926年出版的《燕子矶小学》一书，载有张宗麟、胡家健、沈子善合著的《燕子矶乡村小学参观记》一文，文中也记载了观音门。文章说：“忽然马车停住在一个城门口，我们知道目的地到了，下车出城（观音门）寻到了燕子矶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八点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作者乘马车到观音门前下车，然后出观音门，到燕子矶小学参观的。
1928年创刊的《津浦之声》，刊载了笔名“醉”的文章《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文中也提到了观音门：“观音门，在幕府山之东麓，由燕子矶下山，沿江西行，遥望所谓观音门者，不过沿半山之麓，建一小庙，庙前有一类似回廊之木棚，两端各有墙，西端之墙上横书‘观音门’三字，过此门……”。
对《燕子矶岩山十二洞游记》的作者而言，远看观音门，如同一座小庙宇。根据记载可知，观音门前不仅有像回廊一样的木棚，而且观音门的两侧还有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记载了在西边一侧的墙上，书写着“观音门”三个字。从观音门旧照中，也能看到“观音门”三个字。只是“观音门”三字，出自何人之手，文中并没有说明。
根据上述所引用的资料，到了1928年时，观音门仍然存在，没有被拆除。
著名学者朱偰在其所著《金陵古迹图考》（1936年出版）中说：“外郭周一百八十里，利用城然土坡，未起城垣，然外郭城门，（如高桥门）尚有存者，重关屹立，形势嵯峨，惜今日因筑路关系，渐次拆毁，（如观音门，三年前尚存）亦可叹已。”由于该书有朱偰先生作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十八日的序，据此推测，观音门拆除于1931年至1934年之间。
虽然，朱偰先生提到了观音门拆除时间，但三年的时间，比较宽泛。近读两则民国资料，基本可以确定观音门的拆除时间了。
1933年5月16日在南京出版的《自觉》杂志第12期中，笔者查阅到一位笔名“千里”所著的《幕府纪游》。
从《幕府纪游》的记载来看，作者“千里”到幕府山、燕子矶旅行的时间为1933年4月30日。文章说：“自北伐成功，建都南京，首尾已有七年了。”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1933年，正好是首尾七年。“时已三时半，遂乘车而返，返时，取道山阳，出观音门，燕子矶头为山岗所蔽，回头看不到。”作者是下午三时半从燕子矶返回的，出了观音门后，作者还想回头看看燕子矶，却因山岗及建在山岗间的观音门所遮挡，并没有看见燕子矶。由“出观音门”这句话，可以证实，在1933年4月底的时候，观音门是存在的。
1934年10月1日，江宁自治实验县政府编辑出版了《江宁县政概况》。据该书记载：“和燕路为自和平门至燕子矶之孔道，长八公里。燕子矶为首都附近著名名胜，凡游历或道经南京者，莫不以一临此矗立江边之小山为快。游客往来，向称频繁，每届季节，及星期假日，尤有车水马龙之慨……而观音门土城，高坡阻塞，使车辆不能直达燕子矶镇，尤为交通之大碍。去年冬间，县政府鉴于该路之重要，乃派养路工程队将路基放宽，并招商翻修路面，工程费七千余元，已于今年二月底完成。至开錾观音门高坡土方，则由燕子矶农民所组织之合作社承包，利用农闲，从事工作，工价共二千一百余元，费时仅四十日。自观音门土坡开平及路面翻修完成以后，向日崎岖窄塞，行人咸有戒心之和燕路，已变为宽平之康庄大道。现县市划界实行交割，该路已尽入南京市政府范围矣。”
《江宁县政概况》显示，由于观音门建在高坡上，阻碍了来往车辆直达燕子矶。因而，在1933年冬，当时的江宁县政府有鉴于此，拓宽了和燕路，于1934年2月间完成了道路建设。既然，和燕路变成了“宽平之康庄大道”，那么，说明观音门也就不再是“尤为交通之大碍”，这样的结果是，观音门在这次拓宽和燕路的过程中，被拆除。这与朱偰在文中指出的“惜今日因筑路关系，渐次拆毁”，是相吻合的。
综合《金陵古迹图考》、《幕府纪游》和《江宁县政概况》三份资料，毫无疑问，观音门拆除于1933年冬至1934年2月之间。如此，观音门就成为南京外郭城门中，到目前为止第一座有具体拆除时间的城门了。
审稿：李智文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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