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近一年调查，#澳大利亚矿业大规模性侵案被揭开#：涉及多家矿业巨头】
“令人震惊”“骇人听闻”“完全不可接受”......澳大利亚昨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引发澳国内外舆论哗然。
当地时间6月23日，经过近一年漫长的走访调查后，西澳大利亚州议会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揭露了当地矿业女性员工普遍遭受的性骚扰、性侵犯和强奸威胁，描述了大量“可怕的性侵案”是如何发生的，包括必和必拓（BHP）、力拓、伍德赛德公司等矿业巨头均卷入其中。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很多时候，这些性侵案的发生往往被忽视，甚至被认为可以接受。性侵者也并未受到惩罚，通常只是调换工作岗位。报告直言，相比于女员工受到侵害，公司更看重自身声誉，并没有全力为员工争取最佳利益。尽管这份报告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24条改进意见，但当地官员坦言，要想解决性骚扰的困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摆平此事？用性关系交换”
“我感到恶心、耻辱、肮脏，非常困惑。”这是一名西澳大利亚州矿业女工遭性侵后的绝望感受。而她的遭遇，也只是当地矿业女工经历的冰山一角。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3日报道指出，这项调查深入当地矿业的“黑暗角落”，许多参与调查的受害女性“是第一次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们来自必和必拓、力拓、伍德赛德能源及福特斯库金属集团等矿业巨头。西澳大利亚州警方统计，仅在过去两年里，他们已经调查了23起发生在矿区的性侵案件。
彭博社提到，根据受害人的描述，报告收集了许多性侵、性骚扰案件“令人心碎”的场景，一些女性员工被要求用性换取好处：
一名女子驾驶运货卡车险些出事，但现场主管以发生性关系为条件，提出帮她摆平这件事；
另一名女子在房间里被敲晕，醒来时发现没穿衣服，牛仔裤和内裤都缠绕在脚踝上；
一名女员工向上级报告遭受同事性骚扰后，这位上级却“强行压在她的身上”；
还有很多女员工在日常生活中遭受性骚扰，她们的房间被放入情趣玩具，甚至在户外被跟踪，手机收到充斥着性暗示的信息和照片；
一些工地还存在被称作“铲土”的权力游戏行为，即如果女性拒绝性要求，对方就会把铁矿石倒在女子驾驶的卡车驾驶室里......
“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21世纪最赚钱的行业”
在报告中，西澳大利亚州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利比·梅特姆（Libby Mettam）感谢了那些站出来揭露恶行的女性。她表示，“我对问题的规模和程度深感惊讶，这远远超过预期......这表明该行业在保护员工方面做得有多失败。这种现象是毁灭性的，是完全不可原谅的。”
“都21世纪了，西澳大利亚州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震惊。”梅特姆说。
这份报告还引起了澳大利亚资源部长兼北澳事务部长玛德琳·金（Madeleine King）的关注。
“性骚扰和性侵犯是可恶的，它们不应该成为任何现代职场的一部分。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她说，“资源行业工人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每个工人都有权在工作场所受到尊重。女性工人需要知道她们在工作中是安全的，她们有权在矿业中获得有益的职业，而不受性骚扰和性侵犯。”
图1：澳大利亚资源部长兼北澳事务部长玛德琳·金（图自“西澳新闻网”）
CNN在23日的报道中形容，“西澳大利亚州的采矿业这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一个有助于推动国家的经济的行业，竟然受到‘令人憎恶的、系统性的’性侵文化的困扰。”
实际上对澳大利亚而言，西澳州的经济地位的确十分重要。该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州，面积是法国的四倍，是一个庞大的铁矿石工业的中心。当地资源行业在2020-21财年的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2100亿澳元（约合1450亿美元）。
然而，西澳州的许多矿山地理位置十分偏僻，地处沙漠深处，陆路交通难以抵达，63%工人们只能通过“飞进飞出”（FIFO）的方式出入矿区，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州。工地员工人以男性为主，由于与外界隔绝，女性员工面临的安全问题十分突出。
这份报告指出，“飞进飞出”的工作场所往往是“大部分性骚扰案件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很容易发生“过度使用酒精和药物、性别不平等、权力鸿沟以及激进的男女关系”。
澳矿业女员工规模扩大，但仍是性侵主要受害群体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数据，在今年5月，澳大利亚矿业员工总数达到30.26万人，其中包括5.25万名女性，无论从女性员工数量还是总体占比来看，均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然而女员工群体在扩大的同时，自身的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保护。调查结果显示，在报告工作中遭到性骚扰的矿工中，女性占比高达74%。
今年早些时候，巴西力拓集团的一项独立调查发现，28.2%的女性在澳大利亚的工厂遭遇过性骚扰；有21名女性报告说，她们实际上差点遭遇强奸。自2019年以来，力拓在西澳大利亚州的工厂因此解雇了48名员工。
图2：西澳州一处矿山，戴着安全帽的女员工从采矿卡车前走过（图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根据西澳州议会的这份报告，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女性表示，在很多情况下，性侵者并没有受到惩罚，“只是换了工作地点，或者在该行业的另一家公司重新就业”。
这份报告发现，尽管受害人所在的公司就性侵案发出过“真诚的遗憾声明”，但很少承担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责任。
“所有公司都对我们说，员工的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女员工遭受侵害的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梅特姆在报告中说，“很明显，公司流程经常是无效的，他们更专注于保护公司及其声誉，而非替受害员工维护最佳利益。”
“解决性骚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除了揭露女性矿工的遭遇外，这份报告还对就调查结果提出了24项建议，敦促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更好地支持女性工人，包括“改善工作场所男女数量平衡、政府建立论坛听取和记录性骚扰受害者的经历、在工厂安装闭路电视监控、为员工宿舍换装更好的照明和其他安全措施、建立适度饮酒的行业标准”等。
“性骚扰在任何工作场合都是种祸患。”玛德琳·金说，“阿尔巴尼斯政府将致力于实施报告中的所有建议，并与资源行业合作消除性骚扰隐患。”
西澳州矿业和石油部部长比尔·约翰斯顿表示，“州政府与受害者站在一起。我们希望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支持他们，这份报告是一次及时的提醒，人们需要努力改善这种状况。”
西澳大利亚州儿童保护与妇女权益部部长西蒙·麦格克指出，性骚扰和性侵犯等非法现象“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因此我们首先需要雇主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他认为，性骚扰在所有行业都很普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令人震惊”“骇人听闻”“完全不可接受”......澳大利亚昨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引发澳国内外舆论哗然。
当地时间6月23日，经过近一年漫长的走访调查后，西澳大利亚州议会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揭露了当地矿业女性员工普遍遭受的性骚扰、性侵犯和强奸威胁，描述了大量“可怕的性侵案”是如何发生的，包括必和必拓（BHP）、力拓、伍德赛德公司等矿业巨头均卷入其中。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很多时候，这些性侵案的发生往往被忽视，甚至被认为可以接受。性侵者也并未受到惩罚，通常只是调换工作岗位。报告直言，相比于女员工受到侵害，公司更看重自身声誉，并没有全力为员工争取最佳利益。尽管这份报告针对调查结果提出了24条改进意见，但当地官员坦言，要想解决性骚扰的困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要摆平此事？用性关系交换”
“我感到恶心、耻辱、肮脏，非常困惑。”这是一名西澳大利亚州矿业女工遭性侵后的绝望感受。而她的遭遇，也只是当地矿业女工经历的冰山一角。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3日报道指出，这项调查深入当地矿业的“黑暗角落”，许多参与调查的受害女性“是第一次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们来自必和必拓、力拓、伍德赛德能源及福特斯库金属集团等矿业巨头。西澳大利亚州警方统计，仅在过去两年里，他们已经调查了23起发生在矿区的性侵案件。
彭博社提到，根据受害人的描述，报告收集了许多性侵、性骚扰案件“令人心碎”的场景，一些女性员工被要求用性换取好处：
一名女子驾驶运货卡车险些出事，但现场主管以发生性关系为条件，提出帮她摆平这件事；
另一名女子在房间里被敲晕，醒来时发现没穿衣服，牛仔裤和内裤都缠绕在脚踝上；
一名女员工向上级报告遭受同事性骚扰后，这位上级却“强行压在她的身上”；
还有很多女员工在日常生活中遭受性骚扰，她们的房间被放入情趣玩具，甚至在户外被跟踪，手机收到充斥着性暗示的信息和照片；
一些工地还存在被称作“铲土”的权力游戏行为，即如果女性拒绝性要求，对方就会把铁矿石倒在女子驾驶的卡车驾驶室里......
“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21世纪最赚钱的行业”
在报告中，西澳大利亚州议会调查委员会主席利比·梅特姆（Libby Mettam）感谢了那些站出来揭露恶行的女性。她表示，“我对问题的规模和程度深感惊讶，这远远超过预期......这表明该行业在保护员工方面做得有多失败。这种现象是毁灭性的，是完全不可原谅的。”
“都21世纪了，西澳大利亚州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令人震惊。”梅特姆说。
这份报告还引起了澳大利亚资源部长兼北澳事务部长玛德琳·金（Madeleine King）的关注。
“性骚扰和性侵犯是可恶的，它们不应该成为任何现代职场的一部分。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她说，“资源行业工人的健康和安全至关重要，每个工人都有权在工作场所受到尊重。女性工人需要知道她们在工作中是安全的，她们有权在矿业中获得有益的职业，而不受性骚扰和性侵犯。”
图1：澳大利亚资源部长兼北澳事务部长玛德琳·金（图自“西澳新闻网”）
CNN在23日的报道中形容，“西澳大利亚州的采矿业这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一个有助于推动国家的经济的行业，竟然受到‘令人憎恶的、系统性的’性侵文化的困扰。”
实际上对澳大利亚而言，西澳州的经济地位的确十分重要。该州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州，面积是法国的四倍，是一个庞大的铁矿石工业的中心。当地资源行业在2020-21财年的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2100亿澳元（约合1450亿美元）。
然而，西澳州的许多矿山地理位置十分偏僻，地处沙漠深处，陆路交通难以抵达，63%工人们只能通过“飞进飞出”（FIFO）的方式出入矿区，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州。工地员工人以男性为主，由于与外界隔绝，女性员工面临的安全问题十分突出。
这份报告指出，“飞进飞出”的工作场所往往是“大部分性骚扰案件发生的主要风险因素”，很容易发生“过度使用酒精和药物、性别不平等、权力鸿沟以及激进的男女关系”。
澳矿业女员工规模扩大，但仍是性侵主要受害群体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数据，在今年5月，澳大利亚矿业员工总数达到30.26万人，其中包括5.25万名女性，无论从女性员工数量还是总体占比来看，均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然而女员工群体在扩大的同时，自身的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保护。调查结果显示，在报告工作中遭到性骚扰的矿工中，女性占比高达74%。
今年早些时候，巴西力拓集团的一项独立调查发现，28.2%的女性在澳大利亚的工厂遭遇过性骚扰；有21名女性报告说，她们实际上差点遭遇强奸。自2019年以来，力拓在西澳大利亚州的工厂因此解雇了48名员工。
图2：西澳州一处矿山，戴着安全帽的女员工从采矿卡车前走过（图自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根据西澳州议会的这份报告，大部分接受调查的女性表示，在很多情况下，性侵者并没有受到惩罚，“只是换了工作地点，或者在该行业的另一家公司重新就业”。
这份报告发现，尽管受害人所在的公司就性侵案发出过“真诚的遗憾声明”，但很少承担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责任。
“所有公司都对我们说，员工的安全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女员工遭受侵害的事实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梅特姆在报告中说，“很明显，公司流程经常是无效的，他们更专注于保护公司及其声誉，而非替受害员工维护最佳利益。”
“解决性骚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除了揭露女性矿工的遭遇外，这份报告还对就调查结果提出了24项建议，敦促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更好地支持女性工人，包括“改善工作场所男女数量平衡、政府建立论坛听取和记录性骚扰受害者的经历、在工厂安装闭路电视监控、为员工宿舍换装更好的照明和其他安全措施、建立适度饮酒的行业标准”等。
“性骚扰在任何工作场合都是种祸患。”玛德琳·金说，“阿尔巴尼斯政府将致力于实施报告中的所有建议，并与资源行业合作消除性骚扰隐患。”
西澳州矿业和石油部部长比尔·约翰斯顿表示，“州政府与受害者站在一起。我们希望用任何可能的方式支持他们，这份报告是一次及时的提醒，人们需要努力改善这种状况。”
西澳大利亚州儿童保护与妇女权益部部长西蒙·麦格克指出，性骚扰和性侵犯等非法现象“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因此我们首先需要雇主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他认为，性骚扰在所有行业都很普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专业的演员不只需要
也渴望有导演的帮助
以带领他进入剧情
做最后的剪裁和选择
因此他应该得到适应任何方式的指导
然后以他个人的现实为基础来演出
他应该有能力进行内在工作
然后依照导演的指示产生外在的行为
演员一旦具备真正高超的表演技巧
是应该有能力演出任何角色的
为演技负责的是他自己而非导演”
是这样的
演员具备了内在能量之后
是无外乎表演任何角色的
这也就是嘉伦在说到自己对于表演
对于剧本故事角色选择时候的一个不断变化的原因
当刚刚开始演戏
基础可能是负一负二的时候
看到的了解的都是最表面的东西
当演员在初次拿到剧本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观众
他对剧的认同类似一名观众的认同
会随着剧中人一起哭一起笑 甚至还会嘲笑他
这些表现都属于正常范畴
但当他开始主观地研究剧情
从根本去挖掘“我是谁”“我要做些什么”“我该怎么做”这样的思考时
他看剧本所得到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这样的思考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表演思维
之后他就不会说是我要演一个什么类型的角色
而想的最多的是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怎样表现这个角色 才能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人
而不是一个悬浮在想象故事中的“神”
可望而不可即
表演是一门在虚构的世界里
表达人类真实情感的艺术
一个演员内外的强大和丰富
是可以直接影响他在表演时的所有呈现的
那种厚重感 真实感 落地感
会非常清晰地落在他所表演的角色身上的
所以不拘泥于任何外在的角色类型
任嘉伦现在的表演功力程度
就是如此
无论是脱离现实的偶像剧还是仙侠剧
只要这个角色到他手里
他永远有强大的内在能力
将一个个他们落地
让观众相信真的有这个人存在着
与他的角色产生任何情感上的共鸣
也就顺理成章了
越共鸣越喜欢那些角色
也就无可厚非了
“逆境修心”
鱼爸的这句话好像也照应在了表演者任嘉伦身上
不是年少时那些漫长的逆境日子
这颗强大的内心也不会修炼的如此坚毅
任嘉伦是应该要感谢年少国超的那些逆境时间的
这是那样的一段时光
才带给现在作为演员的任嘉伦
如此厚实的内心基础冰山
所有一切发生的经历都是应该发生的
不然也不会有今日的任嘉伦
嘉伦感谢国超吧
感谢境遇吧
也感谢你自己吧
真的好棒好棒
@任嘉伦Allen
也渴望有导演的帮助
以带领他进入剧情
做最后的剪裁和选择
因此他应该得到适应任何方式的指导
然后以他个人的现实为基础来演出
他应该有能力进行内在工作
然后依照导演的指示产生外在的行为
演员一旦具备真正高超的表演技巧
是应该有能力演出任何角色的
为演技负责的是他自己而非导演”
是这样的
演员具备了内在能量之后
是无外乎表演任何角色的
这也就是嘉伦在说到自己对于表演
对于剧本故事角色选择时候的一个不断变化的原因
当刚刚开始演戏
基础可能是负一负二的时候
看到的了解的都是最表面的东西
当演员在初次拿到剧本的时候
他仍然是一个观众
他对剧的认同类似一名观众的认同
会随着剧中人一起哭一起笑 甚至还会嘲笑他
这些表现都属于正常范畴
但当他开始主观地研究剧情
从根本去挖掘“我是谁”“我要做些什么”“我该怎么做”这样的思考时
他看剧本所得到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这样的思考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表演思维
之后他就不会说是我要演一个什么类型的角色
而想的最多的是这个角色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怎样表现这个角色 才能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人
而不是一个悬浮在想象故事中的“神”
可望而不可即
表演是一门在虚构的世界里
表达人类真实情感的艺术
一个演员内外的强大和丰富
是可以直接影响他在表演时的所有呈现的
那种厚重感 真实感 落地感
会非常清晰地落在他所表演的角色身上的
所以不拘泥于任何外在的角色类型
任嘉伦现在的表演功力程度
就是如此
无论是脱离现实的偶像剧还是仙侠剧
只要这个角色到他手里
他永远有强大的内在能力
将一个个他们落地
让观众相信真的有这个人存在着
与他的角色产生任何情感上的共鸣
也就顺理成章了
越共鸣越喜欢那些角色
也就无可厚非了
“逆境修心”
鱼爸的这句话好像也照应在了表演者任嘉伦身上
不是年少时那些漫长的逆境日子
这颗强大的内心也不会修炼的如此坚毅
任嘉伦是应该要感谢年少国超的那些逆境时间的
这是那样的一段时光
才带给现在作为演员的任嘉伦
如此厚实的内心基础冰山
所有一切发生的经历都是应该发生的
不然也不会有今日的任嘉伦
嘉伦感谢国超吧
感谢境遇吧
也感谢你自己吧
真的好棒好棒
@任嘉伦A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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