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味乌兰察布”是什么味儿？】
“中国薯都”“中国燕麦之都”“中国酸奶之都”……当这几个响当当的美誉在乌兰察布这片热土上美好邂逅，瞬间撞击出一幅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生态产业链图景，“原味乌兰察布”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战顺势打响。
阴山下，黄金谷物
“你们是第一批客人，快来尝尝我们的燕麦新成果！”
在内蒙古塞主粮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燕麦养生科普馆，董事长柳树兴兴冲冲地为记者展示最新研制的燕麦奶茶，只见他将少许灰白色粉末倒进水杯，用开水冲泡、摇匀，打开杯盖的一瞬间，一股淡淡的奶茶味氤氲开来，轻呷一口，顿觉口齿留香。
46岁的柳树兴是河南人，常年从事健康养生行业的他，以敏锐的商业眼光对乌兰察布燕麦“一见钟情”，从2016年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燕麦系列产品研发中。他告诉记者，卫生部原首席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曾联合中国农科院以及北京的18家医院对燕麦进行降脂作用临床及基础研究，北京大学也进行了燕麦降糖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有力地证明，燕麦中的β—葡聚糖不仅可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还具有平衡血糖的作用。
另据国内外权威机构认证，燕麦中蛋白质的含量是大米的3倍、白面的1.6倍，可溶性纤维素的含量是大米和白面的8至12倍，磷、铁、钙及维生素C、B、E的含量也高于其他谷物。
由此，业内专家曾多次指出，在生态问题和粮食问题日趋突出的未来，具有粮草兼用特性的燕麦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西部的主题农业；在未来中国的粮食结构中，也极有可能形成稻米、小麦、燕麦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
乌兰察布是世界公认的燕麦黄金纬度产区，被誉为“中国燕麦之都”。过去，由于缺乏先进的农业科技，无法深挖和拓展燕麦的价值，也一直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燕麦仅仅是当地人的口粮，市场上的燕麦产品大部分被进口燕麦所占据。
“乌兰察布燕麦在耕作过程中不施肥、不用农药，完全自然生长，在营养成分、口感、新鲜程度、种植条件等方面明显优于国外。现今的燕麦，可不是过去零星散种的‘一份乡愁’，而是人们追求的有机绿色食品。”作为国内最大的裸燕麦全产业链公司，阴山优麦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文兵介绍时语气中透着自豪。
企业之外，种植户是笑得最灿烂的人。“燕麦去壳磨粉后就是莜面。‘三十里的莜面二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这是流传多年的老话。过去要靠燕麦活人，现在靠种植燕麦致富。”察右后旗八号地乡燕麦种植大户张贵笑呵呵地说。据统计，乌兰察布市3万多农户从事燕麦种植，燕麦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香饽饽”。
贴上健康标签的燕麦，被越来越多人青睐。据介绍，目前，乌兰察布市燕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左右，面积和产量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现有全产业链燕麦企业6家，从事加工销售的中小企业200多家，形成了引、育、繁、推、加、销、贮的全产业链格局。
记者在釆访中发现，乌兰察布市实施的燕麦产业提升行动，走的正是当下备受关注的“功能农业”路线，也就是让人们“吃出健康”。乌兰察布燕麦，正在走上家家户户餐桌的“正席”。
好土豆，非你莫属
说起燕麦，就不得不提它做成莜面时的“绝佳搭档”——马铃薯。“中国薯都”的美誉不仅因为乌兰察布市是全国地级市中最大的马铃薯主产区，还因为这里的马铃薯品质绝佳。
乌兰察布独特的冷凉气候加上大部分沙性土农田，赋予马铃薯独特质地，其中“后旗红”马铃薯甚至卖出了苹果价。
“后旗红”品牌创始人郭润是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前进村村民，他从1989年开始贩卖马铃薯，是当地最早的马铃薯经纪人之一。“我的马铃薯当时就出口到十几个国家了。那时候交易很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起当年的辉煌，郭润满面红光。
但随着交谈的深入，他的脸色逐渐暗淡下来，“2011年，我上了CCTV2，但并不是因为马铃薯卖得好，而是由于滞销，传统运营模式不灵了！”
郭润的“大起大落”深深刺激了女儿郭晨慧，为了继续让“后旗红”发扬光大，2016年，她从北京辞职回乡开设网店，通过设计礼品包装、附赠火山石和酱粉等措施，极大提升了“后旗红”的附加值，1斤的价格卖到8.9元。
“察右后旗分布着20多座火山，土壤中富含的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与品质，远非其他品种可比，否则怎么能卖出苹果价啊！”郭晨慧非常自豪。出色的“后旗红”先后取得无公害蔬菜、绿色食品、地理标识产品、有机产品认证，成为网红“山药蛋”。
好土豆需要好种子。在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组培中心，一株株绿色秧苗生长在无土环境中，秧苗根部结着2至5厘米不等的“小土豆”。
“这个叫原原种，是马铃薯最初的种子。”副总经理刘广晶指着“小土豆”介绍，“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加公司作为国家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的实施单位，责任重大啊！”
目前，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植面积305万亩，其中，四子王旗52万亩，居全市之首，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之一，这是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面推进种子工程的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提升马铃薯附加值，乌兰察布积极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深耕深加工。不仅把马铃薯做成全粉、精淀粉、薯条、薯片、粉条、粉皮等食品，还将马铃薯深加工成乙醇、微生物培养基、乳酸发酵和营养增补剂、以及用于纺织造纸等行业的变性淀粉，或淀粉衍生物等众多工业产品，这些深加工产品已外销十多个国家。
乌兰察布酸奶，草原额吉的爱
在很多城市，讲究生活品质的人们，一天的美好时光是从一杯燕麦酸奶开始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乌兰察布也逐渐流行起来，因为这里是“中国酸奶之都”。
酸奶最传统的做法是由鲜奶自然发酵而成，但要想做出好酸奶，首先就要有好奶源、好菌种。
乌兰察布位于北纬41度至43度温带草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乌兰察布酸奶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优质菌种采用低温发酵工艺，发酵的温度比常温酸奶低，发酵的时间也更长，使得酸奶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细腻，其中的活性益生菌被更多地保留下来。”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崔继平介绍。
靛蓝色的瓶身，牛奶色的文字，富贵吉祥的花纹……高端大气的“兰格格”包装设计堪称经典。“乌兰察布酸奶制作技艺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们始终沿袭祖辈的技艺，保留了‘草原额吉的味道’。”崔继平说。
“中国酸奶之都”的盛名也吸引了众多外地企业入驻。“乌兰察布不仅有优质奶源，而且交通便利，招商引资力度很大，我们决心依托本地优势，拓展京津冀大市场，扎扎实实做好乌兰察布酸奶产品。”北京今时代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军红告诉记者。
乌兰察布酸奶围绕草原生态这一主线，聚焦差异化，还原纯正草原酸奶味道，在伊利和蒙牛两大乳业巨头的夹缝中脱颖而出。如今，乌兰察布酸奶年产8万吨以上，酸奶饮品、酸奶零食、酸奶烘焙产品一应俱全。乌兰察布紧邻北京，是连接华北、东北、西北三大经济区的交通枢纽，区位优势为乌兰察布酸奶走向全国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乌兰察布市围绕“麦菜薯羊牛乳”六大优势产业，着力打造“原味乌兰察布”整体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全市将燕麦、马铃薯、酸奶作为优先突破口，以品牌战略为强大引擎，积极抢占市场份额，逐步推进整体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形成全品与单品的互补融合式发展格局。“原味乌兰察布”正以铿锵步伐向全国迈进。
茫茫大草原，悠悠乳香飘。风吹麦浪响，好薯美名扬。纵情好山好水好自然，享受原滋原香原生态，这是山的味道、水的味道、阳光的味道、草原的味道，更是和谐美满、幸福生活的味道。（记者 蔡冬梅 薛来 皇甫美鲜）
“中国薯都”“中国燕麦之都”“中国酸奶之都”……当这几个响当当的美誉在乌兰察布这片热土上美好邂逅，瞬间撞击出一幅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生态产业链图景，“原味乌兰察布”区域公用品牌推广战顺势打响。
阴山下，黄金谷物
“你们是第一批客人，快来尝尝我们的燕麦新成果！”
在内蒙古塞主粮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燕麦养生科普馆，董事长柳树兴兴冲冲地为记者展示最新研制的燕麦奶茶，只见他将少许灰白色粉末倒进水杯，用开水冲泡、摇匀，打开杯盖的一瞬间，一股淡淡的奶茶味氤氲开来，轻呷一口，顿觉口齿留香。
46岁的柳树兴是河南人，常年从事健康养生行业的他，以敏锐的商业眼光对乌兰察布燕麦“一见钟情”，从2016年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燕麦系列产品研发中。他告诉记者，卫生部原首席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曾联合中国农科院以及北京的18家医院对燕麦进行降脂作用临床及基础研究，北京大学也进行了燕麦降糖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有力地证明，燕麦中的β—葡聚糖不仅可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还具有平衡血糖的作用。
另据国内外权威机构认证，燕麦中蛋白质的含量是大米的3倍、白面的1.6倍，可溶性纤维素的含量是大米和白面的8至12倍，磷、铁、钙及维生素C、B、E的含量也高于其他谷物。
由此，业内专家曾多次指出，在生态问题和粮食问题日趋突出的未来，具有粮草兼用特性的燕麦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西部的主题农业；在未来中国的粮食结构中，也极有可能形成稻米、小麦、燕麦三足鼎立的稳定结构。
乌兰察布是世界公认的燕麦黄金纬度产区，被誉为“中国燕麦之都”。过去，由于缺乏先进的农业科技，无法深挖和拓展燕麦的价值，也一直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燕麦仅仅是当地人的口粮，市场上的燕麦产品大部分被进口燕麦所占据。
“乌兰察布燕麦在耕作过程中不施肥、不用农药，完全自然生长，在营养成分、口感、新鲜程度、种植条件等方面明显优于国外。现今的燕麦，可不是过去零星散种的‘一份乡愁’，而是人们追求的有机绿色食品。”作为国内最大的裸燕麦全产业链公司，阴山优麦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卢文兵介绍时语气中透着自豪。
企业之外，种植户是笑得最灿烂的人。“燕麦去壳磨粉后就是莜面。‘三十里的莜面二十里的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这是流传多年的老话。过去要靠燕麦活人，现在靠种植燕麦致富。”察右后旗八号地乡燕麦种植大户张贵笑呵呵地说。据统计，乌兰察布市3万多农户从事燕麦种植，燕麦已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香饽饽”。
贴上健康标签的燕麦，被越来越多人青睐。据介绍，目前，乌兰察布市燕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50万亩左右，面积和产量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现有全产业链燕麦企业6家，从事加工销售的中小企业200多家，形成了引、育、繁、推、加、销、贮的全产业链格局。
记者在釆访中发现，乌兰察布市实施的燕麦产业提升行动，走的正是当下备受关注的“功能农业”路线，也就是让人们“吃出健康”。乌兰察布燕麦，正在走上家家户户餐桌的“正席”。
好土豆，非你莫属
说起燕麦，就不得不提它做成莜面时的“绝佳搭档”——马铃薯。“中国薯都”的美誉不仅因为乌兰察布市是全国地级市中最大的马铃薯主产区，还因为这里的马铃薯品质绝佳。
乌兰察布独特的冷凉气候加上大部分沙性土农田，赋予马铃薯独特质地，其中“后旗红”马铃薯甚至卖出了苹果价。
“后旗红”品牌创始人郭润是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前进村村民，他从1989年开始贩卖马铃薯，是当地最早的马铃薯经纪人之一。“我的马铃薯当时就出口到十几个国家了。那时候交易很简单，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说起当年的辉煌，郭润满面红光。
但随着交谈的深入，他的脸色逐渐暗淡下来，“2011年，我上了CCTV2，但并不是因为马铃薯卖得好，而是由于滞销，传统运营模式不灵了！”
郭润的“大起大落”深深刺激了女儿郭晨慧，为了继续让“后旗红”发扬光大，2016年，她从北京辞职回乡开设网店，通过设计礼品包装、附赠火山石和酱粉等措施，极大提升了“后旗红”的附加值，1斤的价格卖到8.9元。
“察右后旗分布着20多座火山，土壤中富含的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造就了它独特的口感与品质，远非其他品种可比，否则怎么能卖出苹果价啊！”郭晨慧非常自豪。出色的“后旗红”先后取得无公害蔬菜、绿色食品、地理标识产品、有机产品认证，成为网红“山药蛋”。
好土豆需要好种子。在内蒙古中加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组培中心，一株株绿色秧苗生长在无土环境中，秧苗根部结着2至5厘米不等的“小土豆”。
“这个叫原原种，是马铃薯最初的种子。”副总经理刘广晶指着“小土豆”介绍，“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加公司作为国家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的实施单位，责任重大啊！”
目前，乌兰察布市马铃薯种植面积305万亩，其中，四子王旗52万亩，居全市之首，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之一，这是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全面推进种子工程的重要举措。
为进一步提升马铃薯附加值，乌兰察布积极延伸马铃薯产业链条，深耕深加工。不仅把马铃薯做成全粉、精淀粉、薯条、薯片、粉条、粉皮等食品，还将马铃薯深加工成乙醇、微生物培养基、乳酸发酵和营养增补剂、以及用于纺织造纸等行业的变性淀粉，或淀粉衍生物等众多工业产品，这些深加工产品已外销十多个国家。
乌兰察布酸奶，草原额吉的爱
在很多城市，讲究生活品质的人们，一天的美好时光是从一杯燕麦酸奶开始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乌兰察布也逐渐流行起来，因为这里是“中国酸奶之都”。
酸奶最传统的做法是由鲜奶自然发酵而成，但要想做出好酸奶，首先就要有好奶源、好菌种。
乌兰察布位于北纬41度至43度温带草原，是世界公认的黄金奶源带。“乌兰察布酸奶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优质菌种采用低温发酵工艺，发酵的温度比常温酸奶低，发酵的时间也更长，使得酸奶香气更加浓郁，口感更加细腻，其中的活性益生菌被更多地保留下来。”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崔继平介绍。
靛蓝色的瓶身，牛奶色的文字，富贵吉祥的花纹……高端大气的“兰格格”包装设计堪称经典。“乌兰察布酸奶制作技艺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们始终沿袭祖辈的技艺，保留了‘草原额吉的味道’。”崔继平说。
“中国酸奶之都”的盛名也吸引了众多外地企业入驻。“乌兰察布不仅有优质奶源，而且交通便利，招商引资力度很大，我们决心依托本地优势，拓展京津冀大市场，扎扎实实做好乌兰察布酸奶产品。”北京今时代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军红告诉记者。
乌兰察布酸奶围绕草原生态这一主线，聚焦差异化，还原纯正草原酸奶味道，在伊利和蒙牛两大乳业巨头的夹缝中脱颖而出。如今，乌兰察布酸奶年产8万吨以上，酸奶饮品、酸奶零食、酸奶烘焙产品一应俱全。乌兰察布紧邻北京，是连接华北、东北、西北三大经济区的交通枢纽，区位优势为乌兰察布酸奶走向全国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乌兰察布市围绕“麦菜薯羊牛乳”六大优势产业，着力打造“原味乌兰察布”整体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目前，全市将燕麦、马铃薯、酸奶作为优先突破口，以品牌战略为强大引擎，积极抢占市场份额，逐步推进整体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形成全品与单品的互补融合式发展格局。“原味乌兰察布”正以铿锵步伐向全国迈进。
茫茫大草原，悠悠乳香飘。风吹麦浪响，好薯美名扬。纵情好山好水好自然，享受原滋原香原生态，这是山的味道、水的味道、阳光的味道、草原的味道，更是和谐美满、幸福生活的味道。（记者 蔡冬梅 薛来 皇甫美鲜）
#梦华录# 在室友VIP的帮助下梦华录终于追完了，这又是我为数不多完整看完的一部剧（虽然看到男女主腻歪的时候我会前进），其实说实话这部剧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惊艳，甚至说我更是冲着刘亦菲来的，之后吸引我的更多的是女主的智慧和做事风格，而且女主格局是真的大。再者对于背信弃义之人，最后只能落得作茧自缚、自毁前程。
【“谈恋爱发生关系被羁押4年多获释”，男子39年后拿到释放证，申请赔偿被驳回】我们发生了关系，她要求马上跟她结婚，我没答应她……”日前，云南昆明71岁的戴先生告诉记者，女方自愿主动发生关系，逼婚控告性侵，他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被羁押4年多，历经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从案发至今已经过去近50年，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恢复清白之身。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青工初尝禁果
谈恋爱机房发生关系自称被女方逼婚
“当时我是下乡返城参加工作的知青，在一家大厂总机房做修理工。”那个特殊年代，戴先生曾是一名知青。
“当时总机房有6个人，有4个是女的，其中最小的一位女工有十八九岁，我当时是20岁，她就喜欢上我了。在那个年代，我的条件比较好，她对我非常好，我们俩就谈恋爱了。
戴先生回忆起1973年案发记忆犹新。“我们当时都是住在厂里，八九月份的一天，我上白班，下午6点下的班，当晚她值夜班，就叫我去总机房值班室，当晚就我们两个人，我们俩就发生了关系。”
戴先生称自己当年不懂男女之事，是女方引导他。总机房有10平方米，里面有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床铺。
“她就拿我的衣服垫在床单上，我的衣服上留下痕迹了，床单上没有，到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在交接班时，我师傅和另一位师傅都在，这位师傅就问她怎么床单不见了，她说她洗了，师傅说前天才洗过，怎么又洗了，她说她看着脏了一点，师傅就起疑心了。”
事发两天后，戴先生也问过这位年轻女工为什么洗床单，“她说6点多天亮了，看见好像床单上有一点痕迹，所以她就洗了。”
“我当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她就叫我马上跟她结婚，当时就发生那么一次，是她自己同意的嘛。”
戴先生称女方要求他娶她：“她家条件也比较好，她说钱她来出，我没答应她。我说我从农村回来才参加工作一年多，还不太熟悉，她就问我到底答不答应，她后来就说她怀孕了。”
>>>审查羁押4年
女方称怀孕报案4000人大会公布逮捕
戴先生表示，那天晚上发生关系是女方主动的，但后来她就拿着他的衣服作为案发证据，“她就到厂里保卫科，说我强奸她。怀孕其实也是她自己说的，我不清楚她后来有没有真的怀孕。”
戴先生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委，称女方曾告诉他，她有一位前男友，但并未令芳心萌动。
“她跟我说，她原来谈过一个同厂的工人，她嫌对方个子矮，没有同意。她当时就要求我马上跟她结婚，我当时还想问题不大，因为我家里有亲戚是医院妇产科主任，但我还没告诉她这个，10月2号我被厂里隔离审查3个月，后来被昆明市公安局拘留，到11月份就被送到公安局，12月份被逮捕，一直在看守所羁押了4年。”
“逮捕我的那一天，厂里开了4000多人的全厂职工大会，当场公布的，这个影响好大。”戴先生感觉自己名誉扫地。
“她写给我的信，当时都交给保卫科了，后来移交给公安局，公安局调查也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戴先生表示，这名女工事后也离开了，多年没有音讯。“她后来也调离了本厂，因为影响不好，她就调走了，一直联系不上她，她家也搬走了。”
戴先生遗憾地表示：“她当年送我的照片也遗失了，经历这么多年，没有保存下来。”
>>>没有判刑获释
依据不足教育释放39年后拿到释放证
为了个人名誉，戴先生从1978年获释后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到1978年5月5号放我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释放，反正放出去就不管我了，当时也没有给我释放证明。我后来去找人家去问，我为什么没有判刑？”
“2017年我从看守所拿到了释放证明，这已经过去39年了，给我解释说我这个案子强奸的证据不足，说我犯有错误，是教育释放，就相当于现在的无罪释放。”
记者看到，公安机关1978年5月5日填发的《释放证》显示，称案犯于1974年12月25日因强奸一案依法逮捕，经审查认定依据不足，属犯有错误，予以教育释放。
戴先生认为自己被蒙在鼓里：“这个释放证是1978年制作的，但我放出来时，没有人对我说是释放，更没有人拿出释放证给我过目，所以几十年来我不清楚我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一个人。”
>>>申请国家赔偿
被告知已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予受理
“没有办法，我要吃饭，我要工作，就一直反映，去了不下上百次，我都成了人家的老熟人。”戴先生称自己是劫后余生，一直向当年的相关办案机关申请国家赔偿。
戴先生被告知当初他在看守所关押，又从看守所释放，得去看守所申请。戴先生表示：“人家答复我说，已经超过了国家赔偿的两年时效，不予受理，说国家赔偿要从拿到释放证明两年之内申请，两年之后就不管了，我是2017年3月20号拿到的释放证明，我6月10号去提出申请，才过了不到3个月，没有过两年的时效嘛？”
相关办案机关认为，依据《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当年戴先生被逮捕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延续至该法实施之后，戴先生申请国家赔偿超过赔偿请求时效，不适用该法规定的索赔救济，遂决定不予受理。
>>>申诉不予立案
刑事羁押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
因无罪逮捕申请国家赔偿被驳回，戴先生不服，向最高检申诉。
2021年3月，最高检赔偿监督申请审查结果通知书答复称，最高检审查认为，《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
本案中，戴先生被采取刑事羁押措施发生在1974年12月25日至1978年5月5日之间，上述行为发生在《国家赔偿法》施行之前，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应当按照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规定处理，依法不适用《国家赔偿法》。
最高检认为，当地办案机关决定驳回戴先生国家赔偿申请，在实体法的适用上并无不当，认定戴先生的申诉不符合《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被羁押1678天
希望道歉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发生关系逼婚不成被女友控告性侵，此事对戴先生影响巨大。1973年10月2日被厂里隔离审查，1974年12月25日被逮捕，1978年5月5日被释放，戴先生一共被羁押1678天，到2017年3月，才拿到释放证。
“我在44年前就认定无罪，整个案件至今49年了还未结束，人生一世又有几个49年啊？”戴先生称可悲可叹。
“我出来以后，厂里恢复了我的工作，当月的工资也发给我了，这说明厂里没有把我当成犯罪的人来对待，我也拿到了厂里的档案证明，所以我才申请国家赔偿，但公安机关答复说，事情是发生在《国家赔偿法》颁布之前，过了时效就没办法了。”
戴先生表示：“审查、拘留、逮捕、关押期间我是没有工资，逮捕是没有工资的。我更不会想到我被释放，并且当初还恢复了工作，一出来就发给了工资，所以我才提交了申请，要求国家赔偿。”
戴先生希望赔偿义务机关向他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他从1973年10月2日至1978年5月9日的工资，赔偿因人身自由被限制的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一辈子的影响
如今已当爷爷 希望有生之年洗清罪名
戴先生介绍，他去找过厂里反映，原先的保卫科长都退休了，换了新领导。“去年新任的保卫科长还专门问我这个事情，他也为我感到惋惜，他管保卫，当然清楚这个案子，他也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戴先生说：“你想想看，还有好多细节，这要写部小说也吸引人的，我毕竟亲身遭遇了这一切，我经历的这些比现在的年轻人多多了……”
戴先生强调，1978年释放出来对他个人名誉、工作和家庭婚姻造成一辈子的影响。
“我再谈朋友组建家庭也很受影响，而且国企的工作也丢掉了，39年的工龄就没有了，我只能按厂里的要求去调动工作，只能自己去找单位，等于就失去了工作。”
戴先生介绍，“我是1983年结的婚，现在已经当爷爷了，今年我71岁，我18岁去农村，20岁回城里工作，21岁开始为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前后已经过去近50年。”
“这个事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一直了不掉嘛？”戴先生认为这个案子对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他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洗清罪名，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
>>>代理律师观点
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戴先生表示自己会继续申诉：“2017年我拿到释放证明后，有5年多的申诉经历，我现在请了罗忠平律师代理。”
“这个事也是全国少有的，律师给我说我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我出来以后39年才拿到释放证明，如果不是我自己去找去问的话，这个事情恐怕就很难大白于天下。律师说我不去找，人家就算了，就会不了了之了。”
“嫌疑人未经法院判决定罪，均属于无罪身份。”5月20日，罗忠平律师告诉记者，“以前的‘教育释放’等同于现在的无罪释放。的确是1995年颁布《国家赔偿法》，在这之前虽无《国家赔偿法》，但出现此类情况，应参照新法予以赔偿，而不是完全不赔。”
>>>第三方律师说法
“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赔法之后可适当补偿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接受记者采访，对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分析。
赵良善介绍，关于“教育释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57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今后判决不再适用“教育释放”问题的批复》中已明确释明：“把‘教育释放’当作一种刑罚，适用于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判处徒刑的人。”
赵良善认为，以此对戴先生进行处理也不够合适。根据加强国家法治的要求，适用刑罚应当正规、明确，而“教育释放”则是一种很不明确的处分，“它不能说明有罪或无罪，所以应当取消这种处分方法。”
赵良善指出，所以“教育释放”在当时应当并不完全属于“无罪释放”，而是属于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之人，可以类比目前“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
既然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那就应该是无罪，而非“有轻微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况且，在1957年的时候最高法已经明确要求取消“教育释放”，涉案发生在1974年，本身就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再加上证据不足也不应该适用“教育释放”，因为“教育释放”是有罪但不予处罚，本质还是有罪。因此，赵良善认为，涉案本身适用法律是否合适值得商榷。
赵良善表示，关于诉讼时效，本案2017年才拿到释放证，此前行为人自身对于羁押行为的性质系有罪或者无罪并不清楚。《国家赔偿法》第39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
赵良善强调，在2017年拿到释放证后戴先生才明确知道自身的权利可能被侵犯，虽然《国家赔偿法》是1995年实施，但是国家机关相关羁押行为却是2017年释放证发放后才可能确认违法，所以存在“违法行为确认”发生在《国家赔偿法》之后，从有利于受害人的角度考虑，本案毕竟是历史遗留问题，可考虑对当事人戴先生予以适当补偿。
赵良善指出，戴先生被依法侦查，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并不代表有罪，疑似触犯《刑法》，但还没有被人民法院依法定罪判刑的人，称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有罪与否，必须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来确定。除人民法院以外，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
赵良善表示：“结合刑事案件性质、流程及法律规定，目前，戴先生只能选择继续申诉。”
（华商报记者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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