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理财遭血本无归！银行代理产品！法院：工行担责30%
多年前，因相信银行工作人员代理的理财产品“保本保息”，湖南一家事业单位利用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结果却“上当”遭遇惨重损失。
日前，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则民事判决书显示，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下称“环保研究院”)和工商银行长沙东塘支行(下称“工行东塘支行”)因不服一审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的判决结果纷纷提出上诉，法院二审作出判决：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在推介理财产品时未尽到适当性义务，应承30%的责任。

券商中国记者发现，湖南环保研究院此前通过银行购买理财时，是与一家名为湖南博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相关认购合同，而这家公司实控人已于2019年4月因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与此案相关的其他判决书显示，不少个人投资者也在当地工行、中行、农行等经由银行工作人员推介购买上述产品，而导致财产损失，从而引发法律纠纷。
事业单位投资遭遇“血本无归”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披露的一则判决书显示，事情缘于2013年9月，时任湖南环保研究院院长的马某主持召开会议，商讨了环保研究院闲置的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宜。
在工会主席和财务部长的介绍下，环保研究院决定在风险可控、保本保息的前提下，利用研究院闲置资金500万元购买由湖南博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博沣公司”)发行的名为“‘华润信托—岳麓6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理财产品，年利率为7%，购买期为一年(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
产品合同显示环保研究院认购的产品类型为“A类优先信托受益权”。该产品承诺书显示，博沣公司对优先受益人承诺保本保息。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查明，成立于2011年的博沣公司实控人为邓某，该公司经营范围中不含金融、证券等，且未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
在购买上述产品1年后，环保研究院并未收到博沣公司约定发放的本金及收益，此后，双方协商将合同续签3个月。然而，在到期后的2015年，环保研究院却把博沣公司、工行湖南省分行及华润信托告上了法庭。案件审理期间，博沣公司的实控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也就是说，到期后环保研究院的这笔投资，非但没有获得收益，甚至连500万元的本金都没有拿回来。
诉讼中，环保研究院称，其购买上述委托理财产品是经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张某和柳某进行推荐，环保研究院基于对工商银行的信任，认为无风险才决定购买“岳麓6号”理财产品。环保研究院决定购买后从工行东塘支行拿回合同文本，签章后再送回工行东塘支行。但环保研究院对前述陈述事实没有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且工行东塘支行不予认可。
法院认为，此案纠纷产生的合同并不属于营业信托纠纷，而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此争议的焦点在于涉事各方承担的赔偿责任及责任大小问题。
非法私募实控人因非法集资已被判无期
要说清楚上述财产损失纠纷中，各方责任的大小，还得追溯到上述产品是通过何种渠道销售这一责任的源头。而此案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未取得相关金融许可证及销售资质的博沣公司，打通了多家国有银行网点及银行工作人员的销售渠道，销售了相关理财产品。
根据法院裁定的事实，2010年12月至2014年9月，在湖南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博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邓某的授意和安排下，由博沣公司销售人员朱某、张某等人打通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在湖南部分区域的销售渠道，与网点对接，通过帮助银行网点完成揽存任务、给予银行工作人员销售提成等方式，激励银行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推介相关产品。
法院查明，银行客户在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对保本保息、没有风险的宣传、推介信以为真，从而在相关产品的委托认购合同上签字并支付投资款。博沣公司通过上述运作模式，以委托认购“岳麓3号”“岳麓6号”等理财产品的名义，以年息6%-8.5%不等的利息回报为诱饵，以博沣公司的名义与投资人签订信托计划委托认购合同的方式，非法集资1.1亿元。
对于非法集资获得的资金，博沣公司实控人邓某主要用于集资本息、购买信托计划和关联公司的经营等。2018年11月，在邓某被逮捕3年多后，其被法院判处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数罪并罚被处以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有证人冯某证明，环保研究院所购买的“岳麓6号”理财产品是工行东塘支行销售的，冯某负责衔接工行东塘支行副行长何某，将公司的合同都放在何某那里。
另一证人谭某证明，2012年11月，由工行长沙韶山路支行组织网点负责人和客户经理开会，博沣公司派人到谭某所在行推介信托产品对产品的组成和安全性进行重点介绍，说银行有资金监管、产品安全、无风险。除紫薇路支行、曙光大邸支行没有销售外，其余12家网点都参与销售。
银行被判担责30%，多家国有银行牵涉其中
法院根据相关材料一审认定，工行东塘支行向环保研究院就案涉“岳麓6号”理财产品进行了不当推介，且环保研究院系基于对工行东塘支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赖而作出投资行为。
法院认为，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在向环保研究院和其他个人推介博沣公司发行的案涉“岳麓6号”理财产品，没有尽到适当性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应当对环保研究院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对此，法院认定工行东塘支行应该对环保研究院投资本金500万元损失赔偿30%，即150万元。
同时，法院也表示，作为受害人的湖南环保研究院也有一定过错。即环保研究院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在对外投资时设置有相应规范的内部审批程序，其自身风险防范意识应远高于普通自然人投资者。该院本身应了解相应金融投资法律规范且具有识别案涉委托认购合同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由此，法院认为环保研究院应当对自己作出的投资行为负主要责任。
在上述判决作出后，湖南环保研究院及工行东塘支行均表示不服，但法院在再审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并驳回了双方的上述请求，维持了原判。
值得注意的是，券商中国记者以博沣公司及其实控人涉刑事案件的相关条件，在裁判文书网搜索出大量民事纠纷案件，且涉案的多为个人投资者与工行、农行等国有银行在湖南省当地的支行网点，而银行分支机构通常作为被告人身处其中。在银行与个人投资者的纠纷中，多个案件判例显示，银行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
多年前，因相信银行工作人员代理的理财产品“保本保息”，湖南一家事业单位利用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结果却“上当”遭遇惨重损失。
日前，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则民事判决书显示，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下称“环保研究院”)和工商银行长沙东塘支行(下称“工行东塘支行”)因不服一审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的判决结果纷纷提出上诉，法院二审作出判决：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在推介理财产品时未尽到适当性义务，应承30%的责任。

券商中国记者发现，湖南环保研究院此前通过银行购买理财时，是与一家名为湖南博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相关认购合同，而这家公司实控人已于2019年4月因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与此案相关的其他判决书显示，不少个人投资者也在当地工行、中行、农行等经由银行工作人员推介购买上述产品，而导致财产损失，从而引发法律纠纷。
事业单位投资遭遇“血本无归”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披露的一则判决书显示，事情缘于2013年9月，时任湖南环保研究院院长的马某主持召开会议，商讨了环保研究院闲置的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宜。
在工会主席和财务部长的介绍下，环保研究院决定在风险可控、保本保息的前提下，利用研究院闲置资金500万元购买由湖南博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博沣公司”)发行的名为“‘华润信托—岳麓6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理财产品，年利率为7%，购买期为一年(2013年9月至2014年9月)。
产品合同显示环保研究院认购的产品类型为“A类优先信托受益权”。该产品承诺书显示，博沣公司对优先受益人承诺保本保息。值得注意的是，法院查明，成立于2011年的博沣公司实控人为邓某，该公司经营范围中不含金融、证券等，且未取得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
在购买上述产品1年后，环保研究院并未收到博沣公司约定发放的本金及收益，此后，双方协商将合同续签3个月。然而，在到期后的2015年，环保研究院却把博沣公司、工行湖南省分行及华润信托告上了法庭。案件审理期间，博沣公司的实控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也就是说，到期后环保研究院的这笔投资，非但没有获得收益，甚至连500万元的本金都没有拿回来。
诉讼中，环保研究院称，其购买上述委托理财产品是经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张某和柳某进行推荐，环保研究院基于对工商银行的信任，认为无风险才决定购买“岳麓6号”理财产品。环保研究院决定购买后从工行东塘支行拿回合同文本，签章后再送回工行东塘支行。但环保研究院对前述陈述事实没有提供直接证据予以证明，且工行东塘支行不予认可。
法院认为，此案纠纷产生的合同并不属于营业信托纠纷，而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因此争议的焦点在于涉事各方承担的赔偿责任及责任大小问题。
非法私募实控人因非法集资已被判无期
要说清楚上述财产损失纠纷中，各方责任的大小，还得追溯到上述产品是通过何种渠道销售这一责任的源头。而此案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未取得相关金融许可证及销售资质的博沣公司，打通了多家国有银行网点及银行工作人员的销售渠道，销售了相关理财产品。
根据法院裁定的事实，2010年12月至2014年9月，在湖南博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博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邓某的授意和安排下，由博沣公司销售人员朱某、张某等人打通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在湖南部分区域的销售渠道，与网点对接，通过帮助银行网点完成揽存任务、给予银行工作人员销售提成等方式，激励银行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推介相关产品。
法院查明，银行客户在基于对银行的信任，对保本保息、没有风险的宣传、推介信以为真，从而在相关产品的委托认购合同上签字并支付投资款。博沣公司通过上述运作模式，以委托认购“岳麓3号”“岳麓6号”等理财产品的名义，以年息6%-8.5%不等的利息回报为诱饵，以博沣公司的名义与投资人签订信托计划委托认购合同的方式，非法集资1.1亿元。
对于非法集资获得的资金，博沣公司实控人邓某主要用于集资本息、购买信托计划和关联公司的经营等。2018年11月，在邓某被逮捕3年多后，其被法院判处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数罪并罚被处以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有证人冯某证明，环保研究院所购买的“岳麓6号”理财产品是工行东塘支行销售的，冯某负责衔接工行东塘支行副行长何某，将公司的合同都放在何某那里。
另一证人谭某证明，2012年11月，由工行长沙韶山路支行组织网点负责人和客户经理开会，博沣公司派人到谭某所在行推介信托产品对产品的组成和安全性进行重点介绍，说银行有资金监管、产品安全、无风险。除紫薇路支行、曙光大邸支行没有销售外，其余12家网点都参与销售。
银行被判担责30%，多家国有银行牵涉其中
法院根据相关材料一审认定，工行东塘支行向环保研究院就案涉“岳麓6号”理财产品进行了不当推介，且环保研究院系基于对工行东塘支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赖而作出投资行为。
法院认为，工行东塘支行工作人员在向环保研究院和其他个人推介博沣公司发行的案涉“岳麓6号”理财产品，没有尽到适当性义务，具有一定过错，应当对环保研究院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对此，法院认定工行东塘支行应该对环保研究院投资本金500万元损失赔偿30%，即150万元。
同时，法院也表示，作为受害人的湖南环保研究院也有一定过错。即环保研究院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在对外投资时设置有相应规范的内部审批程序，其自身风险防范意识应远高于普通自然人投资者。该院本身应了解相应金融投资法律规范且具有识别案涉委托认购合同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由此，法院认为环保研究院应当对自己作出的投资行为负主要责任。
在上述判决作出后，湖南环保研究院及工行东塘支行均表示不服，但法院在再审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并驳回了双方的上述请求，维持了原判。
值得注意的是，券商中国记者以博沣公司及其实控人涉刑事案件的相关条件，在裁判文书网搜索出大量民事纠纷案件，且涉案的多为个人投资者与工行、农行等国有银行在湖南省当地的支行网点，而银行分支机构通常作为被告人身处其中。在银行与个人投资者的纠纷中，多个案件判例显示，银行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
#邓炳强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邓炳强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正告乱港分子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叛徒行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及完善选举制度两把“重锤”落地，盘踞多年的反中乱港势力作鸟兽散，“东方之珠”是否还存在国家安全隐患？由乱到治的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回答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在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但香港仍然面临多类国家安全风险，为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有必要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他同时表示，对于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邓炳强说：“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而要悬崖勒马，不要一错再错。”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成功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
环球时报：2019年11月，您成为香港回归后第七任警务处处长，全面接管警队。2021年6月起，您出任保安局局长至今。在您看来，担任保安局局长和警队“一哥”有哪些不同之处？
邓炳强：警务处处长主要负责行动方面的事情，涉及侦查案件、捉拿嫌犯等，工作以行动为本，很快就可以有“成功感”，例如破案把凶徒缉捕、罪案率下跌，成效立即可以看见。保安局局长则负责全港的保安工作，除了警务工作外，我还负责消防、惩教、海关、入境等工作，要在法例和政策方面使得保安局各执法部门工作更有效率，因此，责任大了很多。
另外，保安局局长是一名政治委任官员，需要做很多解说政策及凝聚社会力量的工作，以争取社会各界支持政府的工作。作为保安局局长，参与订立一项法例可能要花几年时间也未必能成功，这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挑战，所以“成功感”不会很快达到。但当我成功订立一项法例或推行一项政策，这并不只是侦破一宗案件，而是将执法部门的工作成效整体提升，对社会的贡献更大，随之满足感也会更大。
环球时报：您担任保安局局长以来，有哪些工作重点？接下来又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在过去一年，保安局和警务处连同其他相关纪律部队积极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和组织依法采取多项执法行动，包括进行拘捕和检控、激活现有法例、冻结相关罪行财产等，成功打击了不少严重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犯罪活动。自香港国安法生效至今，共189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而被警方拘捕，当中122人已被检控，另有5家公司因涉嫌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检控。
2019年的“黑暴”事件令本土恐怖主义滋生，警方接连捣破20多宗涉及枪械和爆炸品的案件。特区政府时刻戒备，全方位提升反恐准备和应对能力，并推动公众教育和设立反恐举报热线，提高市民反恐意识及清除社区内的潜在威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由乱到治，目前整体治安情况稳定。今年首季整体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6.2%，其中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下跌一成，行劫案下跌23.3%，盗窃案下跌接近五成，但同期诈骗案上升28.6%。针对诈骗案上升情况，警方会加强执法，并继续全方位宣传防骗信息。
保安局在过去一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2021年火器及弹药（枪械宣布）（修订）规例》《2021年消防（装置及设备）（修订）规例》和《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
此外，香港保安局和辖下各纪律部队及辅助队伍还协助社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尤其在今年第五波疫情全程投入参与抗疫工作，包括协助受限区域的围封行动、全职追踪密切接触者、就《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采取执法行动、提供紧急救援及运送感染人士、管理社区隔离设施及检疫设施（包括中央援建的方舱医院）等。为方便营商及提升香港的国际地位，本月初我们推出先导计划，医疗卫生、高等教育、文化艺术等十个界别的非本地人才，在获得特区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认可的机构邀请下，可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无须向香港入境事务处申请工作签证或进入许可。
未来，香港保安局及各纪律部队会继续做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以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积极推进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工作，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明确关键基础设施营运者的网络安全责任。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是市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将会继续努力不懈，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保安局和纪律部队也会继续致力推行各种与民生相关的施政措施，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及配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举措应对国安风险
环球时报：回看香港过去的25年，您认为在2020年香港国安法生效和2021年选举制度完善后，还有哪些危害国家和香港安全的隐患？
邓炳强：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少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甚至采取全面敌对态度。由于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有独特环境和生活模式，容易被外部势力恶意渗透。这些势力试图分裂及颠覆国家，鼓吹“港独”思想，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加剧。
我们能看到，自2003年未能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工作至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风险发生急剧变化，出现过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以及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成立等严重损害特区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过去20多年出现多次的社会乱象，在2019年起持续十多个月的大规模暴乱更是达到极点，出现严重损害法治、公共秩序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乱局，暴力行为大幅下降，鼓吹“港独”的情况不断减少。此外，众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亦相继自行解散或停止运作。
虽然香港国安法确实起了震慑作用，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绝对不会轻易收手，而是伺机而动。香港仍面临不少国家安全风险，包括：危害国家及香港安全的势力持续以“软对抗”手法宣扬反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鼓吹“港独”；本土恐怖主义活动，例如2021年的独狼式“七一刺警案”和企图于铁路、法庭等公共场所发动炸弹袭击以图达到政治目的的“光城者”案件，均显示本土恐怖主义分子已转趋行动化；外部势力利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独特环境，不断干扰和抹黑特区事务，意图危害国家安全；逃到海外的危害国家安全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如要求外国实施所谓的“制裁”。
环球时报：对于这些仍然存在的国家安全威胁，应当如何应对？
邓炳强：特区政府会继续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上述国安风险，其中特别包括：情报方面，我们会加强国家安全及反恐情报搜集及分析，特别是网上资讯及反间谍情报；执法方面，包括继续针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展开深入调查，特别是他们的财政来源、开支及与外部势力的关系，并在各纪律部队和各政策局及部门全面协作下，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方面，包括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以及订立网络安全法例，以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宣传教育方面，只有正确理解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香港繁荣稳定，特别是在加强青少年的国家安全意识方面，特区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比赛和活动，推动全港中小学校的师生共同参与，让国家安全教育植根校园及社会。
此外，特区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也积极通过订立其他的新法例、规例和机制，以更好地履行就维护国家安全的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包括：通过《电讯（登记用户识别卡）规例》，以落实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防止和协助侦查涉及使用电话储值卡的犯罪案件；通过实施《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和更新的《有关电影检查的检查员指引》，把国家安全列为电影检查的考虑因素之一；修订适用于慈善机构的税务指南，如任何团体支持、推广或从事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活动，税务局将不再认定其为慈善团体，并会撤销根据《税务条例》给予的豁免缴税资格；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纳入《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不能担任注册社会工作者。
上述与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的措施，加上完善选举制度，可以组成一套“组合拳”，这将会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元素、重要的助力，“一国两制”定能继续行稳致远。
正告乱港分子要悬崖勒马
环球时报：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目前的进展如何？有了香港国安法，为什么还需要推进二十三条立法？您曾说二十三条立法将参考英国同类法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哪些国家的法律会被纳入参考？
邓炳强：特区政府一直进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相关工作。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所禁止的七类罪行，有两项：即分裂国家和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已被香港国安法涵盖，而其他罪类则只是部分被《刑事罪行条例》《官方机密条例》和《社团条例》涵盖，因此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是有必要性的。
我们正针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研究特区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安全风险；我们也正检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经验和相关的法庭裁决及现行法律的不足，务求制定有效与务实的方案和条文，以应对有关风险。事实上，大部分的司法管辖区都有其国家安全法律，而该种法律都有一些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具广大执法权力的执法机关去执行其国家安全法律；国家安全法律具域外效力，乃国际惯例；大部分国家都有针对间谍活动的法律；而很多国家都有针对外国干预的法律。英国《国家安全法案》都有改革或引入有关的罪行。
因此，为了完备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我们会参考国家相关的全国性法律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同类法律。此外，一些有涵盖类似罪行范围的法律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均在我们参考之列，务求制定最切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方案。我们会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以确保香港和国家的安全。
环球时报：特区政府和内地相关部门在维护国家安全合作上有哪些计划？
邓炳强：依照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三条，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应当与香港特区国安委建立协调机制，以及在工作层面与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建立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行动配合。我们也会加强与国家不同的组织及机构的信息和情报共享与交流，以情报主导的方式，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
环球时报：近两年不少逃亡国外的乱港分子以及跟风移民外国的香港人，被爆出在境外生活境遇不佳，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邓炳强：那些犯法后鬼鬼祟祟逃到外面的人，有的甚至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继续做着抹黑和违法之事，特区政府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犯法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我在此正告有关人士，要悬崖勒马，不要再继续这些叛徒、懦夫的行为，不要一错再错。如果继续逃避法律责任，他们将一辈子都会背负逃犯的罪名，执法部门也会终身追究其罪责。
至于移民境外的香港人，我认为移民与否，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大部分热爱香港、热爱国家的人，都是会选择留在香港并作出社会贡献的。
#谁不想拥有一个屋顶日落呢
因为动车停运被困在家里，通宵加了个班，傍晚开了电话会议，一上楼，发现，哦豁，瞬间放松了。
我姑且赞赏我的焦虑和危机感吧，愿这份情绪能让我保持up的心态。
关于见贤思齐:目前找我合作做刑事案件的律师刑辩思维很强，干脆利落抓案件痛点。
他能代理腾讯老干妈乌龙被骗案，是有原因的。
当发现自己和大佬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时，是兴奋又惶恐呐，这是终于到了能见贤思齐的内卷环境的刺激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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