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释法# 百年祖屋遇拆迁 继承纠纷该告谁? via.中国普法
拆迁平地起风云 兄弟反目上公堂
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居住条件，从2009年5月起，当地政府将李家大院所在地区列入了拆迁开发范围。2009年7月31日，文物保护部门向具体负责拆迁开发前期准备工作的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在开发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函》：“……三、关于乡土建筑（包括：四合院、优秀近代建筑）的保护，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议在拆迁工作中应给予原址保护。目前，未升级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已列入我区文史资料记载的乡土建筑有：李家大院……特此函告。” 2009年12月，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正式在李家大院所在地区张贴公布了拆迁公告。
在拆迁过程中，李家的五个兄弟对拆迁补偿问题各自都提起了自己不同的意见：李甲、李乙、李丙、李丁都要求每人应从自己享有产权份额的祖屋内分得一套属于自己的两居室楼房，同时每人各自还要求得到100万元的装修补偿款。但李戊认为四个哥哥在外都有自己的住房，而自己却只有祖屋一处住宅，因此祖屋的拆迁补偿应优先满足自己的居住条件改善，自己有两个孩子都要结婚成家，因此至少需要三套两居室楼房及300万元的装修补偿款才能实现“分得开，住得下”的居住条件改善目标。
李家五个兄弟为了拆迁补偿问题，共同找到了拆迁公司，不仅共同向拆迁公司出示了关于祖屋的继承公证书，而且均说明了各自的拆迁补偿要求。但由于他们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与政府拆迁补偿标准差距过大，所以他们的祖屋拆迁补偿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由于李戊实际在祖屋内居住，不断推进的拆迁工作使得李戊比四个哥哥更加迫切要求尽快解决拆迁补偿问题，因此李戊瞒着四个哥哥，以自己一人的名义与拆迁公司单独于2013年4月签订了关于全部五间正房祖屋的《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等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李戊从拆迁公司领取了相关拆迁补偿款，并向拆迁部门交付了李家大院的五间正房祖屋。拆迁公司从李戊手中接收房屋后，立即将李家大院的五间正房祖屋全部拆除。
李甲、李乙、李丙、李丁得知祖屋被拆的事情之后，强烈不满。四个哥哥将李戊和拆迁公司共同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于2014年作出判决，认定拆迁公司在明确知道五间正房祖屋属于李甲等兄弟五人分别所有的情况下，单独与李戊就全部五间正房祖屋签订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侵犯了李甲等四个哥哥的合法权益，对李甲等四个哥哥享有所有权的祖屋构成了无权处分，据此判决确认李戊单独与拆迁公司签订的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李戊对判决不服曾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拆祖屋成文物 文保部门成被告
民事终审判决虽然已经下来了，但李家五兄弟关于拆迁补偿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一方面，拆迁公司认为李家五兄弟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过高，拒绝与他们签订新的拆迁补偿协议，而且由于祖屋已被实际拆除完毕，所以拆迁公司也认为没有提出拆迁裁决申请的必要；另一方面，李家五兄弟也知道自己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比政府公布的拆迁补偿标准高出太多，即使自己提出拆迁裁决申请或对拆迁公司就祖屋被错误拆除行为提出赔偿的民事诉讼，也不会得到政府或法院的支持，所以李家五兄弟也不愿通过拆迁裁决程序或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拆迁补偿问题，他们只是推举大哥李甲就拆迁补偿问题到政府信访部门进行信访。
就这样在民事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关于李家大院五间正房祖屋的拆迁补偿问题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情况：双方既签订不了补偿协议，也没人愿意通过法定程序提出裁决申请或民事赔偿诉讼，只有李甲作为李家五兄弟的代表，不停地向政府进行信访。
直到2015年，为发展京西民俗旅游工作，由政府出资在李家大院原址对包括五间正房祖屋在内的全部李家大院进行了复建，并开辟为当地民俗博物馆。2016年又正式将包括五间正房祖屋在内的整个李家大院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升级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俺家祖屋现在是文物了！”李家五兄弟得知此事后激动不已，他们认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他们拆迁补偿问题的新途径。2017年10月，李甲作为李家五兄弟的代表，以被拆祖屋产权人的身份向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提交《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请求依法查处拆迁公司在2013年违法拆除李家大院五间正房祖屋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并要求书面告知他们处置结果。
文物保护部门收到申请后，经过调查，于2017年12月作出了《关于申请人李甲〈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的答复意见》：“申请人李甲的房屋被拆迁时间为2013年，而本区人民政府公布该处房屋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时间为2016年。由于在拆迁期间该处房屋未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故不予立案。特此回复。”并向李甲依法送达。
李甲不服，于2018年1月向当地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当地政府受理后，经过调查和延期处理，于2018年4月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文物保护部门的答复行为。
李甲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仍不服，再次告到了法院。不过这次他告的不再是拆迁公司和自家兄弟，而是以文物保护部门和当地政府作为共同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李甲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当地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文物保护部门作出的《关于申请人李甲〈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的答复意见》，并要求重新处理。
俺家祖屋是文物 咋个俺就不能告
对于李甲的起诉，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甲与他向文物保护部门提交申请书的申请内容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文物保护部门作出的答复对李甲自身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李甲对文物保护部门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法院还认为，当地政府在这起案件中仅是以行政复议机关身份作为共同被告，在李甲对文物保护部门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李甲对当地政府提起的诉讼也应当认为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最终法院对李甲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给予支持。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了《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李甲的起诉。接到法院的裁定书后，李甲提出了一个疑问：“俺家祖屋是文物，咋个俺就不能告呢？”
对于这个问题，法官明确向李甲进行解释和说明：“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文物保护权属于一种国家公共利益，并不属于公民个人自身的私人权利。一方面，文物保护权与房屋所有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您作为祖屋的所有权人，可以依法向拆迁公司提出拆迁补偿要求，或依法向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拆迁裁决申请。但无论祖屋在什么时候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您都不能基于对祖屋享有的所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文物部门对祖屋履行文物保护权。另一方面，您向文物部门的举报权与文物保护权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虽然根据相关规定，您作为公民具有向文物保护部门举报有关损害祖屋文物违法行为的权利，但这种举报权与文物保护权不同，举报权仅是一种向国家有关部门执法提供线索的权利，这种举报权与举报人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综合这两方面原因，法院认为您与祖屋属于文物以及引发的文物保护问题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法院认定您没有权利就文物保护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经过法官的解释说明，李甲最终没有提出上诉，而是与兄弟们商量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解决祖屋的拆迁补偿问题。
■法官释法
谁有权对文物保护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文物保护权利是一种公共权利，文物保护主体应当是国家，所以文物保护权的权利主体当然也只能是国家，在实践当中只能由有关国家政府部门代表公共利益依法行使。因此除国家之外的任何集体或个人不能以其享有文物物权为由，主张享有文物保护权。
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举报投诉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性权利，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利，目的仅在于启动一项行政执法工作。举报人通过举报投诉行为使行政机关启动的行政执法工作既可能是为了维护举报人个人私人权利，也可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二者兼有。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提出行政诉讼。具体在因举报投诉引发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公民只有在为维护个人自身私人权利时提出的举报行为，才能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说才能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那么在我国到底谁才有权对文物保护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维护文物保护利益呢？根据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修改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属于公共利益的文物保护利益只能由有权机关通过不断完善后的公益诉讼方式，才能向法院行使行政诉讼的诉权。所以公民个人不能以自己名义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文物保护权利。
拆迁平地起风云 兄弟反目上公堂
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居住条件，从2009年5月起，当地政府将李家大院所在地区列入了拆迁开发范围。2009年7月31日，文物保护部门向具体负责拆迁开发前期准备工作的有关部门发出《关于在开发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函》：“……三、关于乡土建筑（包括：四合院、优秀近代建筑）的保护，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议在拆迁工作中应给予原址保护。目前，未升级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已列入我区文史资料记载的乡土建筑有：李家大院……特此函告。” 2009年12月，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正式在李家大院所在地区张贴公布了拆迁公告。
在拆迁过程中，李家的五个兄弟对拆迁补偿问题各自都提起了自己不同的意见：李甲、李乙、李丙、李丁都要求每人应从自己享有产权份额的祖屋内分得一套属于自己的两居室楼房，同时每人各自还要求得到100万元的装修补偿款。但李戊认为四个哥哥在外都有自己的住房，而自己却只有祖屋一处住宅，因此祖屋的拆迁补偿应优先满足自己的居住条件改善，自己有两个孩子都要结婚成家，因此至少需要三套两居室楼房及300万元的装修补偿款才能实现“分得开，住得下”的居住条件改善目标。
李家五个兄弟为了拆迁补偿问题，共同找到了拆迁公司，不仅共同向拆迁公司出示了关于祖屋的继承公证书，而且均说明了各自的拆迁补偿要求。但由于他们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与政府拆迁补偿标准差距过大，所以他们的祖屋拆迁补偿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由于李戊实际在祖屋内居住，不断推进的拆迁工作使得李戊比四个哥哥更加迫切要求尽快解决拆迁补偿问题，因此李戊瞒着四个哥哥，以自己一人的名义与拆迁公司单独于2013年4月签订了关于全部五间正房祖屋的《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补充协议》《拆迁定向安置房选房协议》等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李戊从拆迁公司领取了相关拆迁补偿款，并向拆迁部门交付了李家大院的五间正房祖屋。拆迁公司从李戊手中接收房屋后，立即将李家大院的五间正房祖屋全部拆除。
李甲、李乙、李丙、李丁得知祖屋被拆的事情之后，强烈不满。四个哥哥将李戊和拆迁公司共同作为被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法院于2014年作出判决，认定拆迁公司在明确知道五间正房祖屋属于李甲等兄弟五人分别所有的情况下，单独与李戊就全部五间正房祖屋签订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侵犯了李甲等四个哥哥的合法权益，对李甲等四个哥哥享有所有权的祖屋构成了无权处分，据此判决确认李戊单独与拆迁公司签订的三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无效。李戊对判决不服曾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拆祖屋成文物 文保部门成被告
民事终审判决虽然已经下来了，但李家五兄弟关于拆迁补偿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一方面，拆迁公司认为李家五兄弟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过高，拒绝与他们签订新的拆迁补偿协议，而且由于祖屋已被实际拆除完毕，所以拆迁公司也认为没有提出拆迁裁决申请的必要；另一方面，李家五兄弟也知道自己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比政府公布的拆迁补偿标准高出太多，即使自己提出拆迁裁决申请或对拆迁公司就祖屋被错误拆除行为提出赔偿的民事诉讼，也不会得到政府或法院的支持，所以李家五兄弟也不愿通过拆迁裁决程序或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拆迁补偿问题，他们只是推举大哥李甲就拆迁补偿问题到政府信访部门进行信访。
就这样在民事终审判决生效之后，关于李家大院五间正房祖屋的拆迁补偿问题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情况：双方既签订不了补偿协议，也没人愿意通过法定程序提出裁决申请或民事赔偿诉讼，只有李甲作为李家五兄弟的代表，不停地向政府进行信访。
直到2015年，为发展京西民俗旅游工作，由政府出资在李家大院原址对包括五间正房祖屋在内的全部李家大院进行了复建，并开辟为当地民俗博物馆。2016年又正式将包括五间正房祖屋在内的整个李家大院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并升级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俺家祖屋现在是文物了！”李家五兄弟得知此事后激动不已，他们认为找到了一条解决他们拆迁补偿问题的新途径。2017年10月，李甲作为李家五兄弟的代表，以被拆祖屋产权人的身份向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提交《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请求依法查处拆迁公司在2013年违法拆除李家大院五间正房祖屋不可移动文物的行为，并要求书面告知他们处置结果。
文物保护部门收到申请后，经过调查，于2017年12月作出了《关于申请人李甲〈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的答复意见》：“申请人李甲的房屋被拆迁时间为2013年，而本区人民政府公布该处房屋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时间为2016年。由于在拆迁期间该处房屋未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故不予立案。特此回复。”并向李甲依法送达。
李甲不服，于2018年1月向当地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当地政府受理后，经过调查和延期处理，于2018年4月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文物保护部门的答复行为。
李甲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仍不服，再次告到了法院。不过这次他告的不再是拆迁公司和自家兄弟，而是以文物保护部门和当地政府作为共同被告提起了行政诉讼。李甲在行政诉讼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当地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2.撤销文物保护部门作出的《关于申请人李甲〈拆除不可移动文物行为查处申请书〉的答复意见》，并要求重新处理。
俺家祖屋是文物 咋个俺就不能告
对于李甲的起诉，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甲与他向文物保护部门提交申请书的申请内容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文物保护部门作出的答复对李甲自身的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因此李甲对文物保护部门提起的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起诉条件。法院还认为，当地政府在这起案件中仅是以行政复议机关身份作为共同被告，在李甲对文物保护部门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况下，李甲对当地政府提起的诉讼也应当认为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最终法院对李甲提起的行政诉讼没有给予支持。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了《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了李甲的起诉。接到法院的裁定书后，李甲提出了一个疑问：“俺家祖屋是文物，咋个俺就不能告呢？”
对于这个问题，法官明确向李甲进行解释和说明：“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文物保护权属于一种国家公共利益，并不属于公民个人自身的私人权利。一方面，文物保护权与房屋所有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您作为祖屋的所有权人，可以依法向拆迁公司提出拆迁补偿要求，或依法向拆迁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拆迁裁决申请。但无论祖屋在什么时候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您都不能基于对祖屋享有的所有权，向法院起诉要求文物部门对祖屋履行文物保护权。另一方面，您向文物部门的举报权与文物保护权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虽然根据相关规定，您作为公民具有向文物保护部门举报有关损害祖屋文物违法行为的权利，但这种举报权与文物保护权不同，举报权仅是一种向国家有关部门执法提供线索的权利，这种举报权与举报人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综合这两方面原因，法院认为您与祖屋属于文物以及引发的文物保护问题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所以法院认定您没有权利就文物保护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经过法官的解释说明，李甲最终没有提出上诉，而是与兄弟们商量通过其他方式寻求解决祖屋的拆迁补偿问题。
■法官释法
谁有权对文物保护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文物保护权利是一种公共权利，文物保护主体应当是国家，所以文物保护权的权利主体当然也只能是国家，在实践当中只能由有关国家政府部门代表公共利益依法行使。因此除国家之外的任何集体或个人不能以其享有文物物权为由，主张享有文物保护权。
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举报投诉权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实体性权利，它只是一种程序性权利，目的仅在于启动一项行政执法工作。举报人通过举报投诉行为使行政机关启动的行政执法工作既可能是为了维护举报人个人私人权利，也可能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二者兼有。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公民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提出行政诉讼。具体在因举报投诉引发的行政诉讼活动中，公民只有在为维护个人自身私人权利时提出的举报行为，才能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说才能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那么在我国到底谁才有权对文物保护问题提起行政诉讼维护文物保护利益呢？根据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修改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属于公共利益的文物保护利益只能由有权机关通过不断完善后的公益诉讼方式，才能向法院行使行政诉讼的诉权。所以公民个人不能以自己名义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张文物保护权利。
「毕业致辞」方新军：苏州大学法学院院长——人生如棋，重在选择
人生如棋，重在选择
——2019年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毕业典礼致辞
亲爱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盛夏时分正是毕业季。和开学典礼上的欢天喜地不同，毕业典礼总是不可避免地自带一丝离愁别绪。在去年的开学典礼上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确实是自由的表现，但是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当时的这句话只是一个过渡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则另有一番意涵。
人生如棋，也有布局、中盘和官子三个阶段。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中盘战斗即将结束，很快就会迎来人生的官子阶段。对于同学们来说，人生还处在布局阶段。棋风飘逸的马晓春九段曾经说到：“围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具体的计算，关键在于对棋的虚的理解。”真正的高手都非常重视围棋的布局，因为布局阶段的选择将会决定一盘棋的方向和格调。棋风华丽的日本棋圣藤泽秀行就骄傲地宣称：“前五十手，天下无敌手。”布局的成功是他能够连续称霸六届棋圣的根本保证。
在布局阶段，人生的棋盘上还没有几个棋子，可供选择的地方太多。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非常羡慕在座各位同学拥有的选择自由。当年的我们由于规则的限制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们基本不能选择工作的地点和性质，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和专业都非常少，继续深造的机会非常渺茫。如果有人能够出国留学，很多年里街头巷尾都会流传着你的传说。但是选择自由的增加也是导致一个人焦虑和困惑的主要原因。没有选择时我们感觉自己像囚徒一样没有自由，选择太多时我们又觉得喘不过气来。
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这本书里讲了一个买牛仔裤的故事，他原本只是想买一条普通的中号牛仔裤，结果售货员问他：您是想要修身款、简约款、休闲款、宽松款还是超宽松款的呢？您是想要石洗的、酸洗的还是砂洗的？拉链的还是纽扣的？褪色的还是一般的？他一下被弄地不知所措，花费很长时间选了一条，事后总感觉也许另外一条更好。人生不是牛仔裤，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买下商店里的所有款式的牛仔裤，选择的痛苦就会消失，但是即便你有再多的钱，你也无法买来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人生选择的痛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机会成本巨大。你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机会，你选择了上海的繁华，意味着放弃了苏州的宁静；你选择了法官的尊荣，意味着放弃了大学老师的自由。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而且你越是意识到机会成本的存在，你的选择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
人生选择的痛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选择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应对自然界不确定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是人类应对自身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可以说不确定性进一步被放大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年轻人面对选择的最大痛苦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预测力和极端的自我怀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一定是感同身受，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降低人生选择带来的痛苦和困惑呢？
不确定性并不可怕，我们甚至应该为人生的不确定性大声喝彩！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认为，希望来自于命运的不确定性。高度确定的人生实际上是非常乏味，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在阿法狗相继击败韩国和中国的顶尖高手李世石、柯洁以后，人类已经失去了和阿法狗比赛的欲望，因为失败的命运是高度确定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赛仍然在继续，因为这类比赛的结果不确定性将永远存在。我当年选择考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几乎一眼就能看到自己退休时的状况。也许有人会说，你现在也能一眼看到自己退休的状况——一名颤颤巍巍的退休大学教授，但是在退休之前我究竟能培养多少好学生，我自己的学术水平究竟能达到何种高度仍然是不确定的。这正是我选择大学老师这份职业的关键原因。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恰恰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
刚刚接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张美露在《艰难选择》的演讲中讲述了自己的选择故事：在她大学毕业的时候面临成为一名哲学家还是成为一名律师的选择，她内心里是想成为能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但是基于对失业哲学家的恐惧，她还是选择成为律师。这个选择并没有使她变得更快乐，因为她发现自己不适合律师的工作，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最终她还是成为了专门研究“艰难选择”的著名哲学家。通过对自己选择的反思，张美露发现人生的艰难选择并没有最优项，因为价值无法精确度量，成为律师还是成为哲学家无法简单地区分出好坏。人类面临艰难选择时，不能只从外部寻找理由，否则很容易成为人生的“漂流者”，选择的理由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人类有一项隐藏的潜能一直没有被发现，那就是为自己的选择创造理由。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心和智力应该放在何处？这才是你面临艰难选择时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天赐之物，人类应该好好珍惜。
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果然是有传承的，张美露的前任哈特面临过几乎同样的选择。大学毕业时，哈特很想留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两次考试都被万灵学院拒绝，这使得他心灰意冷选择去伦敦做律师。他的律师业务非常成功，基本达到了财务自由的状态，滑滑雪、听听歌剧、欣赏欣赏芭蕾舞、隔三差五去高级餐厅享用美食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但是一旦出现牛津大学的召唤，即使薪水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哈特仍然选择重返牛津。用他妻子的话说，哈特就像一只母鸡，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回自己的窝里看看。这个窝就是学术研究。
听到这儿，同学们可能会想，尽管前面反复强调人生的艰难选择没有最优项，但是这两个故事仍然像是为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撰写的一篇软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寻求牛津大学内部人士的帮助，看看有没有反例，真的是有的。罗伯特·高夫，不当得利法的权威学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后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英国上诉法院的大法官；斯蒂芬·莫里亚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在保险法上很有成就，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皇家大律师（QC）。我不太清楚他们做出上述选择时的心路历程，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个选择，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后来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不要以为上述感悟是西方人的专利，王阳明更加精炼地表达过这种认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围棋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棋风奔放的日本本因坊武宫正树一反棋界优先选择金角银边的成规，专门选择被嘲讽为“草包肚”的中腹，因为风格气势磅礴而被世人称为“宇宙流”。但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更愿意自己的棋风被称为“自然流”，因为他是遵循自己内心对棋的理解自然而然地下出宇宙流的。
遵循自己的内心是人生选择的前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对自己选择的坚守。同学们一旦做出选择走上工作岗位，人生的中盘阶段就开始了。围棋上有个源自相扑运动的术语——“气合”，意思是两个吨位巨大的相扑运动员“砰”的一声撞在一起咬上劲就没有任何退缩和分神的余地。退缩和分神的结果就是失败。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在选择时保留可以改变主意的机会可以舒缓一个人的焦虑情绪，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保留改变自己选择的机会会提高心理代价。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使你在选择时更加随意；另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让你在选择后的专注度降低，更加容易三心二意，这是事业成功的大忌。尤其是到了人生的中盘阶段，棋盘上的棋子越来越多，选择的改变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中国棋圣聂卫平九段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凭借一己之力横扫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其时举国沸腾。正当人们期望他取得更高的成就时，他喜欢上了打桥牌，而且打到了职业水准。有一天正当他眉飞色舞地和他人聊桥牌的时候，坐在旁边的吴清源大师说了一句话：“博二兔，不得一兔！”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大赛“应氏杯”的决赛中，聂卫平被韩国高手曹薰铉击败，此后再无获得世界冠军的机会。在吴清源先生去世时，聂卫平想起这句话依然感慨万千，未能获得世界冠军是他的终身遗憾！
取得巨大成就的歌德在晚年时仍然谦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功夫，我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深受歌德影响的黑格尔也说到：“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就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
人生的棋局非常漫长，即便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能够坚持到底并不容易。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此时最容易滋生后悔的情绪。后悔情绪的缘由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反事实思维，用法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假设的因果关系。即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其中上行的反事实思维更容易让人后悔。一个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可能比银牌获得者更开心，因为银牌获得者可能一直在想，如果再快0.1秒自己就是冠军。而铜牌获得者可能在想，幸亏快了0.1秒，否则自己都无法站上领奖台。
转眼自己已经年近半百，回首自己曾经做过的艰难选择同样是感慨万千。我当年选择考研的目的是想到上海当一名律师，由于专业是零起点，英语基础也不是很好，期间数次落榜，难免心灰意冷。我总是这样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争取有一天能开着宝马在上海外滩兜风，这是何等的潇洒！”我当时不知道有法拉利，否则我设想的场景一定是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但是真的到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后记里，我叙述了自己改变选择的原因：当年考取研究生以后，被导师徐国栋教授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的热情所感染，研二时在徐老师的鼓励下写了一篇论文最终发表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民商法论丛》上。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鼓励，以致于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一次转向。原先我考研的目的是为了到上海去做一名律师，现在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写点东西，而且也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读书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定下了做一名大学老师的目标。毕业时，也正是这篇论文使苏州大学法学院接受了外部条件并不是很优秀的我。昨天晚上重新阅读自己将近十五年前写下的文字，依旧是心潮澎湃。
尽管当年确实是发自内心做出了选择，但是之后并非没有产生过动摇。在博士论文的初稿遭到导师的批评，投出去的稿子一直石沉大海时，一想到自己原本有可能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内心里怎么能不出现波澜。我甚至在给导师的邮件里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自己确实不适合搞学术，我何苦为难自己、为难学术呢？幸好在徐老师的鼓励和鞭策下，我咬住了最后一股劲，否则我现在正在上海外滩兜风，而不是站在这儿给同学们致辞。我确实有可能在外滩兜风，但是不排除只是骑着自行车在兜风。即使能够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那也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相比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只能相信当年的选择使我成为了一朵不一样的烟火。
人生确实如棋，但是人生的结局并非只有非赢即输，很多时候只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而已。如果有一天你心想事成、衣锦还乡，像我们的杰出校友王健先生一样捐巨资资助母校，我们当然热烈欢迎；如果你最终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你发自内心地选择过、为自己的选择努力奋斗过，你也同样留下了一张漂亮的、值得回味的人生棋谱。母校同样为你感到骄傲！
同学们！勇敢地投入人生的中盘战斗，争取留下一张漂亮的人生棋谱吧！真心地祝福各位同学前程万里！谢谢大家！
人生如棋，重在选择
——2019年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毕业典礼致辞
亲爱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盛夏时分正是毕业季。和开学典礼上的欢天喜地不同，毕业典礼总是不可避免地自带一丝离愁别绪。在去年的开学典礼上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选择确实是自由的表现，但是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当时的这句话只是一个过渡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涵义，但是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则另有一番意涵。
人生如棋，也有布局、中盘和官子三个阶段。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中盘战斗即将结束，很快就会迎来人生的官子阶段。对于同学们来说，人生还处在布局阶段。棋风飘逸的马晓春九段曾经说到：“围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具体的计算，关键在于对棋的虚的理解。”真正的高手都非常重视围棋的布局，因为布局阶段的选择将会决定一盘棋的方向和格调。棋风华丽的日本棋圣藤泽秀行就骄傲地宣称：“前五十手，天下无敌手。”布局的成功是他能够连续称霸六届棋圣的根本保证。
在布局阶段，人生的棋盘上还没有几个棋子，可供选择的地方太多。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非常羡慕在座各位同学拥有的选择自由。当年的我们由于规则的限制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们基本不能选择工作的地点和性质，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和专业都非常少，继续深造的机会非常渺茫。如果有人能够出国留学，很多年里街头巷尾都会流传着你的传说。但是选择自由的增加也是导致一个人焦虑和困惑的主要原因。没有选择时我们感觉自己像囚徒一样没有自由，选择太多时我们又觉得喘不过气来。
巴里·施瓦茨在《选择的悖论》这本书里讲了一个买牛仔裤的故事，他原本只是想买一条普通的中号牛仔裤，结果售货员问他：您是想要修身款、简约款、休闲款、宽松款还是超宽松款的呢？您是想要石洗的、酸洗的还是砂洗的？拉链的还是纽扣的？褪色的还是一般的？他一下被弄地不知所措，花费很长时间选了一条，事后总感觉也许另外一条更好。人生不是牛仔裤，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买下商店里的所有款式的牛仔裤，选择的痛苦就会消失，但是即便你有再多的钱，你也无法买来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人生选择的痛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机会成本巨大。你选择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其他机会，你选择了上海的繁华，意味着放弃了苏州的宁静；你选择了法官的尊荣，意味着放弃了大学老师的自由。选择越多，机会成本就越大，而且你越是意识到机会成本的存在，你的选择带来的满足感就越低。
人生选择的痛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选择结果的高度不确定性。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应对自然界不确定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但是人类应对自身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水平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可以说不确定性进一步被放大了。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年轻人面对选择的最大痛苦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没有预测力和极端的自我怀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同学一定是感同身受，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降低人生选择带来的痛苦和困惑呢？
不确定性并不可怕，我们甚至应该为人生的不确定性大声喝彩！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认为，希望来自于命运的不确定性。高度确定的人生实际上是非常乏味，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在阿法狗相继击败韩国和中国的顶尖高手李世石、柯洁以后，人类已经失去了和阿法狗比赛的欲望，因为失败的命运是高度确定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比赛仍然在继续，因为这类比赛的结果不确定性将永远存在。我当年选择考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几乎一眼就能看到自己退休时的状况。也许有人会说，你现在也能一眼看到自己退休的状况——一名颤颤巍巍的退休大学教授，但是在退休之前我究竟能培养多少好学生，我自己的学术水平究竟能达到何种高度仍然是不确定的。这正是我选择大学老师这份职业的关键原因。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恰恰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
刚刚接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教授的张美露在《艰难选择》的演讲中讲述了自己的选择故事：在她大学毕业的时候面临成为一名哲学家还是成为一名律师的选择，她内心里是想成为能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进行思考的哲学家，但是基于对失业哲学家的恐惧，她还是选择成为律师。这个选择并没有使她变得更快乐，因为她发现自己不适合律师的工作，也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最终她还是成为了专门研究“艰难选择”的著名哲学家。通过对自己选择的反思，张美露发现人生的艰难选择并没有最优项，因为价值无法精确度量，成为律师还是成为哲学家无法简单地区分出好坏。人类面临艰难选择时，不能只从外部寻找理由，否则很容易成为人生的“漂流者”，选择的理由应该在自己的内心中去寻找。人类有一项隐藏的潜能一直没有被发现，那就是为自己的选择创造理由。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的身心和智力应该放在何处？这才是你面临艰难选择时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自由选择的能力是天赐之物，人类应该好好珍惜。
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席果然是有传承的，张美露的前任哈特面临过几乎同样的选择。大学毕业时，哈特很想留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但是两次考试都被万灵学院拒绝，这使得他心灰意冷选择去伦敦做律师。他的律师业务非常成功，基本达到了财务自由的状态，滑滑雪、听听歌剧、欣赏欣赏芭蕾舞、隔三差五去高级餐厅享用美食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但是一旦出现牛津大学的召唤，即使薪水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哈特仍然选择重返牛津。用他妻子的话说，哈特就像一只母鸡，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回自己的窝里看看。这个窝就是学术研究。
听到这儿，同学们可能会想，尽管前面反复强调人生的艰难选择没有最优项，但是这两个故事仍然像是为大学老师这个职业撰写的一篇软文。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我寻求牛津大学内部人士的帮助，看看有没有反例，真的是有的。罗伯特·高夫，不当得利法的权威学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后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英国上诉法院的大法官；斯蒂芬·莫里亚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牛津大学法学院任教，在保险法上很有成就，辞职做律师，最终成为皇家大律师（QC）。我不太清楚他们做出上述选择时的心路历程，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了一个选择，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后来的事业上取得成功。
不要以为上述感悟是西方人的专利，王阳明更加精炼地表达过这种认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围棋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棋风奔放的日本本因坊武宫正树一反棋界优先选择金角银边的成规，专门选择被嘲讽为“草包肚”的中腹，因为风格气势磅礴而被世人称为“宇宙流”。但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更愿意自己的棋风被称为“自然流”，因为他是遵循自己内心对棋的理解自然而然地下出宇宙流的。
遵循自己的内心是人生选择的前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对自己选择的坚守。同学们一旦做出选择走上工作岗位，人生的中盘阶段就开始了。围棋上有个源自相扑运动的术语——“气合”，意思是两个吨位巨大的相扑运动员“砰”的一声撞在一起咬上劲就没有任何退缩和分神的余地。退缩和分神的结果就是失败。人们一般都会认为，在选择时保留可以改变主意的机会可以舒缓一个人的焦虑情绪，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保留改变自己选择的机会会提高心理代价。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使你在选择时更加随意；另一方面可逆的选择会让你在选择后的专注度降低，更加容易三心二意，这是事业成功的大忌。尤其是到了人生的中盘阶段，棋盘上的棋子越来越多，选择的改变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中国棋圣聂卫平九段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凭借一己之力横扫日本的超一流棋手，其时举国沸腾。正当人们期望他取得更高的成就时，他喜欢上了打桥牌，而且打到了职业水准。有一天正当他眉飞色舞地和他人聊桥牌的时候，坐在旁边的吴清源大师说了一句话：“博二兔，不得一兔！”在随后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大赛“应氏杯”的决赛中，聂卫平被韩国高手曹薰铉击败，此后再无获得世界冠军的机会。在吴清源先生去世时，聂卫平想起这句话依然感慨万千，未能获得世界冠军是他的终身遗憾！
取得巨大成就的歌德在晚年时仍然谦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我没有在石头上费过那么多功夫，我很可能把最珍贵的金刚钻拿到手了。”深受歌德影响的黑格尔也说到：“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就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
人生的棋局非常漫长，即便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能够坚持到底并不容易。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此时最容易滋生后悔的情绪。后悔情绪的缘由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反事实思维，用法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假设的因果关系。即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其中上行的反事实思维更容易让人后悔。一个奥运会铜牌获得者可能比银牌获得者更开心，因为银牌获得者可能一直在想，如果再快0.1秒自己就是冠军。而铜牌获得者可能在想，幸亏快了0.1秒，否则自己都无法站上领奖台。
转眼自己已经年近半百，回首自己曾经做过的艰难选择同样是感慨万千。我当年选择考研的目的是想到上海当一名律师，由于专业是零起点，英语基础也不是很好，期间数次落榜，难免心灰意冷。我总是这样激励自己：“好好读书，争取有一天能开着宝马在上海外滩兜风，这是何等的潇洒！”我当时不知道有法拉利，否则我设想的场景一定是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但是真的到了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却选择了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在2005年出版的一本书的后记里，我叙述了自己改变选择的原因：当年考取研究生以后，被导师徐国栋教授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的热情所感染，研二时在徐老师的鼓励下写了一篇论文最终发表在梁慧星教授主编的《民商法论丛》上。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鼓励，以致于使自己的人生发生了一次转向。原先我考研的目的是为了到上海去做一名律师，现在突然觉得自己还能写点东西，而且也发现自己非常喜欢读书的生活。从那时起，我就定下了做一名大学老师的目标。毕业时，也正是这篇论文使苏州大学法学院接受了外部条件并不是很优秀的我。昨天晚上重新阅读自己将近十五年前写下的文字，依旧是心潮澎湃。
尽管当年确实是发自内心做出了选择，但是之后并非没有产生过动摇。在博士论文的初稿遭到导师的批评，投出去的稿子一直石沉大海时，一想到自己原本有可能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内心里怎么能不出现波澜。我甚至在给导师的邮件里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自己确实不适合搞学术，我何苦为难自己、为难学术呢？幸好在徐老师的鼓励和鞭策下，我咬住了最后一股劲，否则我现在正在上海外滩兜风，而不是站在这儿给同学们致辞。我确实有可能在外滩兜风，但是不排除只是骑着自行车在兜风。即使能够开着法拉利在外滩兜风，那也只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相比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只能相信当年的选择使我成为了一朵不一样的烟火。
人生确实如棋，但是人生的结局并非只有非赢即输，很多时候只是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而已。如果有一天你心想事成、衣锦还乡，像我们的杰出校友王健先生一样捐巨资资助母校，我们当然热烈欢迎；如果你最终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你发自内心地选择过、为自己的选择努力奋斗过，你也同样留下了一张漂亮的、值得回味的人生棋谱。母校同样为你感到骄傲！
同学们！勇敢地投入人生的中盘战斗，争取留下一张漂亮的人生棋谱吧！真心地祝福各位同学前程万里！谢谢大家！
未来城市关键词：幸福感、人工智能与文化多样性
2019-04-01 12:42:37 来源: 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者: 齐志明
当前，全世界约有55%的人在城市里面居住。人口不断集聚、城市繁荣发展的背后，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不断涌现，正在威胁着人类未来生活环境与幸福。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新时期世界各国都呼唤走出一条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化新路，避免重蹈“大城市病”的覆辙。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核心，提高柔性化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让城市更加宜居，更具包容和人文关怀。这既是对新型城镇化提的要求，也为来未来城市文明指明了发展方向。
理想中的未来城市长啥样？新文明城市，如何既能适应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数字化、开放、创新等要求与挑战，又能立足本土保持不同地区特有的气质、风格与特色？实现这些目标背后都需要怎样规划、治理和技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未来的乡村 未来的城市”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们围绕这些议题发出的“好声音”。
新文明城市建设，要以人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心，中国将发挥“领头羊”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指出，当今人类面临着两大不可持续性危机，一是大城市病，二是农村荒废问题。要解决危机，未来城市必须是开启新文明、以人为本的城市。新文明城市的中心目标，应是人类的健康和幸福，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将三个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第一，创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城市，这需要融合东西方的优秀价值理念；
第二，创建通过技术创造幸福生活的“数字化”城市。我们要摆脱单纯从技术的角度设计城市的惯性，要把焦点放在人类的健康和幸福，让技术创新为人类幸福服务，实现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第三，创造人与自然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应具备先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较低的生活成本，人们不必长时间、长距离通勤。城市自然循环，没有雾霾。
中国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庄少勤表示，过去30年是通过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传统的工业化有其局限性，比如，发展导向比较注重要素和规模驱动，对于社会、环境不够重视。中国的空间发展、空间治理，包括城镇化，到了一个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具体来说：
首先，要更加重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后工业化时期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把城乡当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社会当成命运共同体。
其次，要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心。后工业化时期，应该让城乡人民生活得更美好。今后的社区要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医、宜养，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第三，区域协调。城市内部把它变成小城市、微城市，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城乡之间有很好的关联，城市有城市的特色，乡村有乡村的价值。
第四，要重视因地制宜，特色发展，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城乡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目前全国在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有其特有的文化和经济价值，要好好设计和规划。
第五，注重数字驱动创新发展，把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智慧生态相融合，做到天人合一。
新文明城市，文化不可或缺。“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全球希望联合会主席伊琳娜·博科娃认为，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保护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关注文化的发展。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提升不同文化的影响，让沿线国家传播并弘扬其特有的文化。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将进一步丰富人类文明。
中国在未来城市建设中的“领头羊”作用，也被潘基文看好。“新文明城市是人类的未来与希望。中国在建设新文明城市方面可以做引领者，也有能力做到。”潘基文说，中国著有《周礼·考工记》，韩国、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城市规划数千年来均借鉴《考工记》。我们需要21世纪版本的《考工记》，创造出适合未来人类的未来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新文明城市。
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城市，科技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如果说“未来”有些遥远，那么我们在展望未来城市时，不妨把目光拉近些，比如锁定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议程列出了17项未来城市的特点，对诸如没有饥饿、没有贫穷、良好的健康、良好的教育、社区的可持续化发展等都做了规定。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不断提升老百姓生活幸福感。这也意味着，谁能更多更好地提供一揽子有关幸福问题的解决方案，谁就更能赢得城市发展未来。
对此，百度副总裁王路表示，在未来新文明城市的建设中，人工智能（AI）技术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全面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以交通问题为例，这是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面临的普遍痛点。据统计，美国纽约每年因交通拥堵造成的损失大概2200亿元，占整个GDP5%左右。据王路介绍，当前，百度以百度大脑、自动驾驶、车路协同、地图为依托，打造了立体的智能交通解决方案，帮助城市逐步解决交通顽疾，实现高效的智能出行。
再比如，法律文件的审查问题。现在城市社会，有关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自然，司法工作者要处理的案件文本也水涨船高，这让有限的司法资源负担更为加重。这方面，人工智能照样大有用武之地。此前国外AI合同审查平台LawGeex一项研究表明，就审查精确度而言，人类基本上还能跟得上人工智能，然而说到速度和效率上就很糟糕了。据王路介绍，利用百度图像文字识别（OCR）技术，案件在网上就能进行初步的证据提交，可以帮助法院进行初步审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除了智能交通、智能法务等落地，百度智能城市还推出了“ACE王牌计划”，基于百度推出的自动驾驶Apollo、智能云、百度大脑等技术和能力，以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智能城市为发展脉络，将让人工智能走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智慧城市建设夯基垒台。
“联合国2030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并努力发展的方向。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城市赋能，我们帮助城市管理者提高效率和水平，解决‘不幸福’，最终让每一个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获益，满足幸福感。”王路说。
这一点也为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所赞同。汤晓鸥认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监控摄像头，还包括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智慧商业，智慧楼宇等，这些方面，人工智能都能应用上，帮助更多的大城市缓解交通、人口、安全、商业问题等“难题“”。同时，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有整体规划，这需要资源、产业的整体配套和融合。
正如文化有多样性一样，不同城市处于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其对智能城市建设的需求也不一样：有的一开始就从“孪生城市”规划做起，有的只需要安防领域的“雪亮工程”，有的则已走入“智能政务”与“全程智能交通”。能否根据每一个城市不一样的特点因地制宜使用工具箱，这个相当考验“智能+”方案提供商的统筹与整合能力。
“在ACE王牌计划中，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能做的就自己做，不那么擅长的就应该交给合适的伙伴做，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提供的服务从软件到硬件都是过硬的。”王路说。
智能的“新文明城市”让未来城市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王路认为，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但借助人工智能，未来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将能享受到更顺畅的通勤、更舒心的城市环境、更美好的生活，幸福感全面提升。伴随中国开放和创新的脚步，中国的智能城市也将影响世界，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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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齐志明
2019-04-01 12:42:37 来源: 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者: 齐志明
当前，全世界约有55%的人在城市里面居住。人口不断集聚、城市繁荣发展的背后，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不断涌现，正在威胁着人类未来生活环境与幸福。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新时期世界各国都呼唤走出一条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化新路，避免重蹈“大城市病”的覆辙。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新型城镇化要处处体现以人为核心，提高柔性化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让城市更加宜居，更具包容和人文关怀。这既是对新型城镇化提的要求，也为来未来城市文明指明了发展方向。
理想中的未来城市长啥样？新文明城市，如何既能适应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数字化、开放、创新等要求与挑战，又能立足本土保持不同地区特有的气质、风格与特色？实现这些目标背后都需要怎样规划、治理和技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3月2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未来的乡村 未来的城市”分论坛上，与会嘉宾们围绕这些议题发出的“好声音”。
新文明城市建设，要以人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心，中国将发挥“领头羊”作用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指出，当今人类面临着两大不可持续性危机，一是大城市病，二是农村荒废问题。要解决危机，未来城市必须是开启新文明、以人为本的城市。新文明城市的中心目标，应是人类的健康和幸福，要实现这个目标，要将三个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第一，创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城市，这需要融合东西方的优秀价值理念；
第二，创建通过技术创造幸福生活的“数字化”城市。我们要摆脱单纯从技术的角度设计城市的惯性，要把焦点放在人类的健康和幸福，让技术创新为人类幸福服务，实现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第三，创造人与自然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应具备先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较低的生活成本，人们不必长时间、长距离通勤。城市自然循环，没有雾霾。
中国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庄少勤表示，过去30年是通过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传统的工业化有其局限性，比如，发展导向比较注重要素和规模驱动，对于社会、环境不够重视。中国的空间发展、空间治理，包括城镇化，到了一个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具体来说：
首先，要更加重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后工业化时期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把城乡当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社会当成命运共同体。
其次，要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的高质量发展为中心。后工业化时期，应该让城乡人民生活得更美好。今后的社区要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医、宜养，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第三，区域协调。城市内部把它变成小城市、微城市，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城乡之间有很好的关联，城市有城市的特色，乡村有乡村的价值。
第四，要重视因地制宜，特色发展，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城乡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目前全国在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有其特有的文化和经济价值，要好好设计和规划。
第五，注重数字驱动创新发展，把自然生态，人文生态，智慧生态相融合，做到天人合一。
新文明城市，文化不可或缺。“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全球希望联合会主席伊琳娜·博科娃认为，文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保护文化，保护文化遗产，关注文化的发展。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提升不同文化的影响，让沿线国家传播并弘扬其特有的文化。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将进一步丰富人类文明。
中国在未来城市建设中的“领头羊”作用，也被潘基文看好。“新文明城市是人类的未来与希望。中国在建设新文明城市方面可以做引领者，也有能力做到。”潘基文说，中国著有《周礼·考工记》，韩国、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城市规划数千年来均借鉴《考工记》。我们需要21世纪版本的《考工记》，创造出适合未来人类的未来城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新文明城市。
人工智能赋能智慧城市，科技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如果说“未来”有些遥远，那么我们在展望未来城市时，不妨把目光拉近些，比如锁定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议程列出了17项未来城市的特点，对诸如没有饥饿、没有贫穷、良好的健康、良好的教育、社区的可持续化发展等都做了规定。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不断提升老百姓生活幸福感。这也意味着，谁能更多更好地提供一揽子有关幸福问题的解决方案，谁就更能赢得城市发展未来。
对此，百度副总裁王路表示，在未来新文明城市的建设中，人工智能（AI）技术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全面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以交通问题为例，这是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面临的普遍痛点。据统计，美国纽约每年因交通拥堵造成的损失大概2200亿元，占整个GDP5%左右。据王路介绍，当前，百度以百度大脑、自动驾驶、车路协同、地图为依托，打造了立体的智能交通解决方案，帮助城市逐步解决交通顽疾，实现高效的智能出行。
再比如，法律文件的审查问题。现在城市社会，有关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自然，司法工作者要处理的案件文本也水涨船高，这让有限的司法资源负担更为加重。这方面，人工智能照样大有用武之地。此前国外AI合同审查平台LawGeex一项研究表明，就审查精确度而言，人类基本上还能跟得上人工智能，然而说到速度和效率上就很糟糕了。据王路介绍，利用百度图像文字识别（OCR）技术，案件在网上就能进行初步的证据提交，可以帮助法院进行初步审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除了智能交通、智能法务等落地，百度智能城市还推出了“ACE王牌计划”，基于百度推出的自动驾驶Apollo、智能云、百度大脑等技术和能力，以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智能城市为发展脉络，将让人工智能走进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智慧城市建设夯基垒台。
“联合国2030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并努力发展的方向。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为城市赋能，我们帮助城市管理者提高效率和水平，解决‘不幸福’，最终让每一个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获益，满足幸福感。”王路说。
这一点也为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所赞同。汤晓鸥认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监控摄像头，还包括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智慧商业，智慧楼宇等，这些方面，人工智能都能应用上，帮助更多的大城市缓解交通、人口、安全、商业问题等“难题“”。同时，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有整体规划，这需要资源、产业的整体配套和融合。
正如文化有多样性一样，不同城市处于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其对智能城市建设的需求也不一样：有的一开始就从“孪生城市”规划做起，有的只需要安防领域的“雪亮工程”，有的则已走入“智能政务”与“全程智能交通”。能否根据每一个城市不一样的特点因地制宜使用工具箱，这个相当考验“智能+”方案提供商的统筹与整合能力。
“在ACE王牌计划中，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能做的就自己做，不那么擅长的就应该交给合适的伙伴做，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提供的服务从软件到硬件都是过硬的。”王路说。
智能的“新文明城市”让未来城市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王路认为，建设智慧城市的过程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但借助人工智能，未来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将能享受到更顺畅的通勤、更舒心的城市环境、更美好的生活，幸福感全面提升。伴随中国开放和创新的脚步，中国的智能城市也将影响世界，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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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齐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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