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阳为啥要重修这座500年的古桥
重修古桥的意义
前不久，舞阳县政府划拨专项资金，对三里河（古称㵲水）上的明代古桥曹家桥进行了重修。
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下，舞阳经济下行压力大，在地方财政诸多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舞阳县政府还要划出专项资金重修曹家桥呢？这就要说到这座桥的来历及重修古桥的意义。
曹家桥，位于县城西南的三里河（古称㵲水）上，附近百姓叫它完粮桥。五百多年前，舞阳大地饥荒遍野，县政府为征收皇粮国税犯起了愁。舞阳县城西南三十里，红山脚下上曹村民曹碌捐粮救济饥民，捐银为国分忧，替全县百姓缴纳了皇粮。为表彰曹碌的义举，舞阳县从县衙向南到红山脚下上曹村，修了一条宽三丈二尺，长三十多里的大路，曹家桥就是这条大路上横跨三里河的桥梁。因曹碌替百姓完粮，所以当地百姓都叫它完粮桥。曹碌的义举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舞阳人，保护曹家古桥，就是弘扬舞阳人救济苍生的传统美德。像曹碌这样的义举不是孤例，他是无数个忧国恤民，仁义慈善的舞阳百姓中的代表，是舞阳这块文化沃土千百年积淀和孕育的结果。三里河上曹家桥是记载曹碌义举美德的石刻卷书，是弘扬舞阳人民伟大精神和时代风尚的千载丰碑。它将激励着舞阳人民，奋发图强，砥砺前行，创造时代的新辉煌。
舞阳县是我国最古老的县邑之一，是千年文化大县，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社会文化氛围浓厚。
重修曹家桥，充分彰显舞阳县政府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性的重视，和高远的文化格局；是舞阳人民崇尚文化，繁荣文化的真实反映。（如雪）
重修古桥的意义
前不久，舞阳县政府划拨专项资金，对三里河（古称㵲水）上的明代古桥曹家桥进行了重修。
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下，舞阳经济下行压力大，在地方财政诸多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舞阳县政府还要划出专项资金重修曹家桥呢？这就要说到这座桥的来历及重修古桥的意义。
曹家桥，位于县城西南的三里河（古称㵲水）上，附近百姓叫它完粮桥。五百多年前，舞阳大地饥荒遍野，县政府为征收皇粮国税犯起了愁。舞阳县城西南三十里，红山脚下上曹村民曹碌捐粮救济饥民，捐银为国分忧，替全县百姓缴纳了皇粮。为表彰曹碌的义举，舞阳县从县衙向南到红山脚下上曹村，修了一条宽三丈二尺，长三十多里的大路，曹家桥就是这条大路上横跨三里河的桥梁。因曹碌替百姓完粮，所以当地百姓都叫它完粮桥。曹碌的义举激励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舞阳人，保护曹家古桥，就是弘扬舞阳人救济苍生的传统美德。像曹碌这样的义举不是孤例，他是无数个忧国恤民，仁义慈善的舞阳百姓中的代表，是舞阳这块文化沃土千百年积淀和孕育的结果。三里河上曹家桥是记载曹碌义举美德的石刻卷书，是弘扬舞阳人民伟大精神和时代风尚的千载丰碑。它将激励着舞阳人民，奋发图强，砥砺前行，创造时代的新辉煌。
舞阳县是我国最古老的县邑之一，是千年文化大县，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社会文化氛围浓厚。
重修曹家桥，充分彰显舞阳县政府对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性的重视，和高远的文化格局；是舞阳人民崇尚文化，繁荣文化的真实反映。（如雪）
留置权
留置权是所有的他物权中唯一的一项所谓的法定他物权，留置权不是被创设的，可以说是被发现的，具备了相关的构成要件即可以识别出一个留置权，同时识别出它所担保的债权，二者构成一个主从关系。
留置权有两次效力，第一次效力是“留置”扣留不还，第二次效力中就表现为拍卖变卖、优先受偿，第二次效力跟抵押权质权趋同。
*民法典447：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权人为留置权人，占有的动产为留置财产。
从这条规范可以看出留置权也可以纳入到担保物权的范畴，这一点并非理所当然。德国民法典的担保物权主要表现在抵押权和质权，德民中留置权的概念是有的，但是在德国民法上留置权并没有被设计为一项担保物权，而是被规定为一项留置抗辩权，债权人如果占有债务人一处动产，如果债务人不清偿与动产有牵连关系的债务则我留置权人扣押抗辩，成为债务人的返还请求权的抗辩手段，通过这样抗辩的效力就足以督促债务人比如债务人为了取回自己的动产就必须击破这个抗辩，要击破这个抗辩就必须去做债务的清偿，德民就是止步在抗辩的效力，没有进一步把它扩展到拍卖变卖优先受偿的效力。我们民国民法参考了日本的立法例，就将留置权规定为一项担保物权，所以除了第一次效力留置后，还有第二次效力。留置权到底是设计为一项具有变价优先受偿的权利还是仅使得留置权人产生一个留置抗辩的效力以此间接地督促债务人清偿与留置物相关的债务，这其实是一个法律政策的选择。深入研究会发现我们现行的物权编的一些制度摇摆于留置抗辩和留置权之间，有些规则会发生一些错配。我们立法上确实毫不犹豫地就把留置权规定为一项法定担保物权。
*解读
*担保物权
*客体为属于债务人的动产
*客体是否必须归属于债务人所有之问题
*实际上是否属于债务人所有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区分留置抗辩和可以包括拍卖变卖的留置权，我们会发现至少就留置抗辩这层效力来讲强调留置物是债务人所有是无稽之谈，是完全不符合留置抗辩的基本原理，也与我们生活的经验不符。例如，甲借用乙的车辆，发生了一些剐蹭，甲找了一家修理厂修理。甲显然不是车的主人，甲却是承揽合同的当事人，甲如果拒付承揽报酬，修理厂当然可以留置这辆车啦。承揽人之所以要留置这辆车是因为承揽人是在这辆车上进行的劳作，修理就凝固在修好的车这个工作成果之上。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债务人拒绝偿付债务那当然是可以留置，扣留不还啦，有什么理由去关注这个手机是谁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立法中一直在强调债权人留置属于债务人的动产，如果按照一般的文义解释，属于债务人的动产自然就是属于债务人的，不是债务人的动产似乎留置权就不能发生，然后有一些学理或者司法就会强行地说如果留置物不属于债务人所有亦有债权人因善意不知来取得留置权，民法典311条第3款说的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也可以准用到留置权善意取得。刘家安老师对此种说法持强烈地反对意见，最核心的理由是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根本就不是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所有权之让渡、质权之设立、抵押权之设立终究都是一个法律行为，当法律行为的实施者无权处分时，我们用受让人善意去取代处分权的缺失，这一定是指向一个法律行为，是对法律行为的一种无权处分的一种特别的例外的规定。既然留置权是一个法定担保物权，那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地把各种要件规定好呢，既然没有法律行为何须善意取得制度的弥补呢，所以善意取得留置权太不合理了。而且难道一个汽车修理厂的人还有注意义务，非得让送车人说明这个车是你的吗，不是你的我就不给你修了，或者不是你的我就把1000元修理费先收了，这也不符合最基本的常识呀。所以，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生活这个层面上，用善意取得来解释都太荒谬了。说到底留置的效力其实不取决于物是不是债务人的，只是因为牵连关系，这个物和被担保之债权的牵连关系才产生了留置的需求。有些学者说把“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中“债务人的”理解为债务人交付来的，而不理解为所有格意义上的权利归属的概念，这也算是另辟蹊径。总之，如果留置权只是留置抗辩权则没有任何道理要求是属于债务人的动产。恰恰相反，如果按我们现行法的规定，留置权最终可以拍卖变卖，那确实如果债务人不是所有权人的话可能会使无辜的物的所有权人遭遇到留置权人的拍卖变卖的这种行为的制约，所以如果从第二次效力的层面考虑变价的对象真实所有权人的保护，似乎有理由说物不归债务人所有就不能行使留置权。可见这问题是复杂的，要把第一次效力和第二次效力分开。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要么像德国法一样只承认第一次效力不承认第二次效力变价优先受偿的效力，要么就可以做一些制度的创新，可以在留置抗辩中不问是否为债务人所有，在留置权的第二次效力变价的时候再考虑，例如规定为债务人合理期限内二个月内再设置宽限期内不履行的就可以拍卖变卖，但留置物不属于债务人所有的除外。
*客体为债权人合法占有的财产
为什么留置权的构成需要合法占有？因为留置权的效力首先表现为留置抗辩，就是扣押不还，如果没有取得占有又如何能够不还呢？而且如果不是合法地取得占有似乎也不能产生正当性的抗辩权利。
*是于债权得到清偿前留置债务人动产的担保物权
*法定担保物权
留置权的构成要件
*须债权人占有属于债务人的动产
是否应该属于债务人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须债权的发生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同一法律关系）
其实写牵连关系是更好的，但是07年物权法开始就改成了所谓同一法律关系，民法典448完全继受了物权法的规定。
*《民法典》第448条：留置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
*企业之间的留置权无须具备牵连关系
有人称但书所对应的这种留置权为所谓的商事留置权，为了在企业商人之间更加灵活，提高相关的效率再加上企业背后的经营者企业主有更强的风险抵抗能力，所以在企业之间，如果甲企业占有了乙企业的动产，有返还之义务，但是甲企业同时对乙企业享有一项债权请求权，即便此债权的发生和对象与甲占有的属于乙的财产之间八竿子打不着，立法者都会说这里有个类似自力救济的权利，你不清偿对我的债务那我就拒绝交还这个物给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企业之间债权实现的这种自力救济的空间，所以企业之间留置权的发生不需要具备一般的民事留置权最核心的要件“债权的发生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同一法律关系）”。这个商事留置权提出来后又有之前讲到的问题，这种连牵连关系都不需要，如果我们承认第一次抗辩的效力或许还说得过去，比较法上也有先例，但是再走一步，说只要你不还钱我就把这个物拍卖变卖，在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债权的保障中都去强势地利用这个拍卖变卖起到优先受偿的效果或许就有点走不太远了。所以留置的效力到底是止步于第一层留置的效力还是到第二层的拍卖变卖优先受偿的效力是要区分。
现在回到但书以外的一般的留置权的构成，在留置权构成中除了债权人占有对方的动产以外核心要件就是牵连关系了 。抵押质押这些意定担保物权是当事人有意识地在担保财产上创设一个权利，比如质押是出质人心当情愿地将质物交到对方手中然后允许对方在自己债务履行之前持续地占有这个物，这是当事人意定的安排，是符合当事人意志的。另外抵押合同质押合同都会具体锁定这个担保物担保哪项债权，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不仅要明确担保的财产还要明确它担保哪项债权。之前讲到的最高额抵押也是要锁定未来持续发生的债权的最高的金额。相反，如果没有当事人基础的合同关系，就算锁定了甲占有了乙的一个物，但是它担保什么呢？担保物权是从属性的，总得给它找到一个主人，我们传统民法上说要给它拴上一个有牵连关系的债权，你不能任意地去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其他法律关系中锁定，说在两年以前你欠我一批货款没给，现在你找我维修车，付清了维修费但我仍然扣留这个物，说你把两年前的货款还清了我再把车给你，这对于对方当事人来讲是有点突然袭击的味道，这显然是欠缺足够正当性的，尤其是我国立法还可以进一步拍卖变卖优先受偿，包括对其他债权人恐怕也未必公平吧。试想，如果乙欠了甲10万，还欠了丙、丁、戊很多人的钱，因为乙把车交到甲处修，甲突然产生了优先受偿的权利，丙、丁、戊会说不公平，我们也要查封扣押这个车辆，我们甚至对乙这个债务人已经取得了生效的判决，要求执行，凭什么这个物来到了甲的手中甲就产生了优先受偿权，关键是甲的债权和这个车辆没有任何的关系。传统民法上，构建一个法定的牵连关系，第一层抗辩效果上抗辩的正当性就要求有牵连关系。在95年担保法中没有提牵连关系也没有同一法律关系，而是用举例的方式说货物运输合同、承揽合同、有偿保管合同等合同中债权人占有债务人动产的，在债务人不履行相关债务的时候债权人可以留置。2000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扩张了一下这些列举情形，说只要有牵连关系就可以构建起动产的质押。到了2007年物权法立法者把它改成同一法律关系。刘家安老师认为同一法律关系的表达特别不清晰，牵连关系更好，更加有弹性。如果是同一法律关系就必须同一个合同关系，如甲让乙修车，修车费1000元未给，乙就说修车费不给的话就要留置这个车，这似乎就是同一法律关系。其实同一法律关系的表达就挺别扭的，什么叫同一法律关系呢，一个车和一个被担保之债权，是说要求返还车的权利和留置权所要担保的债权请求权之间的同一法律关系还好说一点，作为留置物本身和被担保之债权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物和另外一项债权不好说是同一法律关系，牵连关系的表达是比较好的。牵连关系也可以使得留置权适用范围会略加扩张，民法典312条，如果受让人是在公开拍卖场合善意地购买了拍卖物，失主再向受让人要求返还之时必须偿付买方所付的对价，这个时候失主向受让人要求返还遗失物，在失主向受让人支付其所偿付的对价之前受让人能不能留置这个物不还呢？没有理由不可以。这种情况下说建立了牵连关系是比较容易的。牵连关系会更好一点，解释力会更强。
*须债权已届清偿期，且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不存在不得留置的情形
注：结合所附图理解。
留置权是所有的他物权中唯一的一项所谓的法定他物权，留置权不是被创设的，可以说是被发现的，具备了相关的构成要件即可以识别出一个留置权，同时识别出它所担保的债权，二者构成一个主从关系。
留置权有两次效力，第一次效力是“留置”扣留不还，第二次效力中就表现为拍卖变卖、优先受偿，第二次效力跟抵押权质权趋同。
*民法典447：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权人为留置权人，占有的动产为留置财产。
从这条规范可以看出留置权也可以纳入到担保物权的范畴，这一点并非理所当然。德国民法典的担保物权主要表现在抵押权和质权，德民中留置权的概念是有的，但是在德国民法上留置权并没有被设计为一项担保物权，而是被规定为一项留置抗辩权，债权人如果占有债务人一处动产，如果债务人不清偿与动产有牵连关系的债务则我留置权人扣押抗辩，成为债务人的返还请求权的抗辩手段，通过这样抗辩的效力就足以督促债务人比如债务人为了取回自己的动产就必须击破这个抗辩，要击破这个抗辩就必须去做债务的清偿，德民就是止步在抗辩的效力，没有进一步把它扩展到拍卖变卖优先受偿的效力。我们民国民法参考了日本的立法例，就将留置权规定为一项担保物权，所以除了第一次效力留置后，还有第二次效力。留置权到底是设计为一项具有变价优先受偿的权利还是仅使得留置权人产生一个留置抗辩的效力以此间接地督促债务人清偿与留置物相关的债务，这其实是一个法律政策的选择。深入研究会发现我们现行的物权编的一些制度摇摆于留置抗辩和留置权之间，有些规则会发生一些错配。我们立法上确实毫不犹豫地就把留置权规定为一项法定担保物权。
*解读
*担保物权
*客体为属于债务人的动产
*客体是否必须归属于债务人所有之问题
*实际上是否属于债务人所有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区分留置抗辩和可以包括拍卖变卖的留置权，我们会发现至少就留置抗辩这层效力来讲强调留置物是债务人所有是无稽之谈，是完全不符合留置抗辩的基本原理，也与我们生活的经验不符。例如，甲借用乙的车辆，发生了一些剐蹭，甲找了一家修理厂修理。甲显然不是车的主人，甲却是承揽合同的当事人，甲如果拒付承揽报酬，修理厂当然可以留置这辆车啦。承揽人之所以要留置这辆车是因为承揽人是在这辆车上进行的劳作，修理就凝固在修好的车这个工作成果之上。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债务人拒绝偿付债务那当然是可以留置，扣留不还啦，有什么理由去关注这个手机是谁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立法中一直在强调债权人留置属于债务人的动产，如果按照一般的文义解释，属于债务人的动产自然就是属于债务人的，不是债务人的动产似乎留置权就不能发生，然后有一些学理或者司法就会强行地说如果留置物不属于债务人所有亦有债权人因善意不知来取得留置权，民法典311条第3款说的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也可以准用到留置权善意取得。刘家安老师对此种说法持强烈地反对意见，最核心的理由是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根本就不是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所有权之让渡、质权之设立、抵押权之设立终究都是一个法律行为，当法律行为的实施者无权处分时，我们用受让人善意去取代处分权的缺失，这一定是指向一个法律行为，是对法律行为的一种无权处分的一种特别的例外的规定。既然留置权是一个法定担保物权，那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地把各种要件规定好呢，既然没有法律行为何须善意取得制度的弥补呢，所以善意取得留置权太不合理了。而且难道一个汽车修理厂的人还有注意义务，非得让送车人说明这个车是你的吗，不是你的我就不给你修了，或者不是你的我就把1000元修理费先收了，这也不符合最基本的常识呀。所以，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生活这个层面上，用善意取得来解释都太荒谬了。说到底留置的效力其实不取决于物是不是债务人的，只是因为牵连关系，这个物和被担保之债权的牵连关系才产生了留置的需求。有些学者说把“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中“债务人的”理解为债务人交付来的，而不理解为所有格意义上的权利归属的概念，这也算是另辟蹊径。总之，如果留置权只是留置抗辩权则没有任何道理要求是属于债务人的动产。恰恰相反，如果按我们现行法的规定，留置权最终可以拍卖变卖，那确实如果债务人不是所有权人的话可能会使无辜的物的所有权人遭遇到留置权人的拍卖变卖的这种行为的制约，所以如果从第二次效力的层面考虑变价的对象真实所有权人的保护，似乎有理由说物不归债务人所有就不能行使留置权。可见这问题是复杂的，要把第一次效力和第二次效力分开。比较好的做法就是要么像德国法一样只承认第一次效力不承认第二次效力变价优先受偿的效力，要么就可以做一些制度的创新，可以在留置抗辩中不问是否为债务人所有，在留置权的第二次效力变价的时候再考虑，例如规定为债务人合理期限内二个月内再设置宽限期内不履行的就可以拍卖变卖，但留置物不属于债务人所有的除外。
*客体为债权人合法占有的财产
为什么留置权的构成需要合法占有？因为留置权的效力首先表现为留置抗辩，就是扣押不还，如果没有取得占有又如何能够不还呢？而且如果不是合法地取得占有似乎也不能产生正当性的抗辩权利。
*是于债权得到清偿前留置债务人动产的担保物权
*法定担保物权
留置权的构成要件
*须债权人占有属于债务人的动产
是否应该属于债务人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
*须债权的发生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同一法律关系）
其实写牵连关系是更好的，但是07年物权法开始就改成了所谓同一法律关系，民法典448完全继受了物权法的规定。
*《民法典》第448条：留置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
*企业之间的留置权无须具备牵连关系
有人称但书所对应的这种留置权为所谓的商事留置权，为了在企业商人之间更加灵活，提高相关的效率再加上企业背后的经营者企业主有更强的风险抵抗能力，所以在企业之间，如果甲企业占有了乙企业的动产，有返还之义务，但是甲企业同时对乙企业享有一项债权请求权，即便此债权的发生和对象与甲占有的属于乙的财产之间八竿子打不着，立法者都会说这里有个类似自力救济的权利，你不清偿对我的债务那我就拒绝交还这个物给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高企业之间债权实现的这种自力救济的空间，所以企业之间留置权的发生不需要具备一般的民事留置权最核心的要件“债权的发生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同一法律关系）”。这个商事留置权提出来后又有之前讲到的问题，这种连牵连关系都不需要，如果我们承认第一次抗辩的效力或许还说得过去，比较法上也有先例，但是再走一步，说只要你不还钱我就把这个物拍卖变卖，在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债权的保障中都去强势地利用这个拍卖变卖起到优先受偿的效果或许就有点走不太远了。所以留置的效力到底是止步于第一层留置的效力还是到第二层的拍卖变卖优先受偿的效力是要区分。
现在回到但书以外的一般的留置权的构成，在留置权构成中除了债权人占有对方的动产以外核心要件就是牵连关系了 。抵押质押这些意定担保物权是当事人有意识地在担保财产上创设一个权利，比如质押是出质人心当情愿地将质物交到对方手中然后允许对方在自己债务履行之前持续地占有这个物，这是当事人意定的安排，是符合当事人意志的。另外抵押合同质押合同都会具体锁定这个担保物担保哪项债权，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不仅要明确担保的财产还要明确它担保哪项债权。之前讲到的最高额抵押也是要锁定未来持续发生的债权的最高的金额。相反，如果没有当事人基础的合同关系，就算锁定了甲占有了乙的一个物，但是它担保什么呢？担保物权是从属性的，总得给它找到一个主人，我们传统民法上说要给它拴上一个有牵连关系的债权，你不能任意地去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其他法律关系中锁定，说在两年以前你欠我一批货款没给，现在你找我维修车，付清了维修费但我仍然扣留这个物，说你把两年前的货款还清了我再把车给你，这对于对方当事人来讲是有点突然袭击的味道，这显然是欠缺足够正当性的，尤其是我国立法还可以进一步拍卖变卖优先受偿，包括对其他债权人恐怕也未必公平吧。试想，如果乙欠了甲10万，还欠了丙、丁、戊很多人的钱，因为乙把车交到甲处修，甲突然产生了优先受偿的权利，丙、丁、戊会说不公平，我们也要查封扣押这个车辆，我们甚至对乙这个债务人已经取得了生效的判决，要求执行，凭什么这个物来到了甲的手中甲就产生了优先受偿权，关键是甲的债权和这个车辆没有任何的关系。传统民法上，构建一个法定的牵连关系，第一层抗辩效果上抗辩的正当性就要求有牵连关系。在95年担保法中没有提牵连关系也没有同一法律关系，而是用举例的方式说货物运输合同、承揽合同、有偿保管合同等合同中债权人占有债务人动产的，在债务人不履行相关债务的时候债权人可以留置。2000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就扩张了一下这些列举情形，说只要有牵连关系就可以构建起动产的质押。到了2007年物权法立法者把它改成同一法律关系。刘家安老师认为同一法律关系的表达特别不清晰，牵连关系更好，更加有弹性。如果是同一法律关系就必须同一个合同关系，如甲让乙修车，修车费1000元未给，乙就说修车费不给的话就要留置这个车，这似乎就是同一法律关系。其实同一法律关系的表达就挺别扭的，什么叫同一法律关系呢，一个车和一个被担保之债权，是说要求返还车的权利和留置权所要担保的债权请求权之间的同一法律关系还好说一点，作为留置物本身和被担保之债权不是同一逻辑层面，物和另外一项债权不好说是同一法律关系，牵连关系的表达是比较好的。牵连关系也可以使得留置权适用范围会略加扩张，民法典312条，如果受让人是在公开拍卖场合善意地购买了拍卖物，失主再向受让人要求返还之时必须偿付买方所付的对价，这个时候失主向受让人要求返还遗失物，在失主向受让人支付其所偿付的对价之前受让人能不能留置这个物不还呢？没有理由不可以。这种情况下说建立了牵连关系是比较容易的。牵连关系会更好一点，解释力会更强。
*须债权已届清偿期，且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不存在不得留置的情形
注：结合所附图理解。
【拜登与岸田文雄会晤插嘴台湾问题，专家解读】23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正在访日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次面对面正式会谈，并在会后召开联合记者会。在这场拜登“亚洲行”的重头戏上，日美两国领导人频频对中国大放厥词，对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指手画脚。拜登宣称，如果大陆入侵台湾，或者是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话，那么是不可接受的。岸田文雄则称“日美将继续在多个对华政策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美方的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国际问题学者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此次日美首脑会谈“针对中国的色彩更加浓厚”，试图在外交、安保、军事、经济甚至台海等涉及中国内政的议题上遏制中国。日本近年来对华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甚至故意推动中美对立。于美国而言，它有意利用日本服务其对华竞争遏压的战略需要，但本质上日本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颗棋子。
有学者表示，日美首脑会谈对中国大放厥词无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增加负面因素。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改善中日关系的球如今在日本一侧。然而，日本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一同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太大积极性”。
中方严正表态：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据外媒23日报道，拜登在记者会上插嘴中国台湾事务时表示，如果大陆入侵台湾，或者是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话，那么是不可接受的。他还称美国“同意一中原则，我们也签署了这个原则，但就是不能够同意大陆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岸田文雄表示，日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立场一致”，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对美方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日美提及涉台问题本身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不管以何种措辞，中方都绝不会接受。岸田文雄面对记者追问，只是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称“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日美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有所顾忌，不敢公然挑战中国底线。
《日本经济新闻》23日报道称，日美首脑会谈朝着“遏制中国”的方向强化同盟关系，为应对中国所谓“霸权主义行动”，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是会谈的主要议题。双方鼓吹“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地区的海洋行动为“实施扩张”，称日美表示“明确反对”，双方还就在东亚“不允许试图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达成共识。
据日本共同社23日报道，岸田文雄向拜登表决心称，将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增加国防开支预算。拜登则承诺“将全面参与日本的防卫”，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包括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在内的威慑力和应对力，确认提升日本防卫力和深化同盟关系。此外，岸田文雄在会谈中表达了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拜登称“支持日本成为改革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3日傍晚，拜登正式宣布启动被视为用于对抗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峰会也将于24日召开。共同社评论称，此次日美首脑会谈凸显“日美团结”，形成与中俄对抗的姿态。岸田文雄毫不掩饰自身野心，宣称“愿由日美两国引领国际社会”。
“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专家：自我陶醉
日本未能争取到拜登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便试图通过抬高日美首脑会谈的重要性“挽回颜面”。日本富士电视台23日将当天的日美首脑会谈形容为“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称这是岸田政权迄今迎来的“最重要的场面”。
“这无非是一种自我陶醉。”项昊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外界看来，日本是想借美国来抬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在实质上，这次拜登访日既不会改变日本对美不平等地位，也难以解决美日间存在的具体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日本外交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持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两个车轮"走路，但历来最重要的都是对美外交，近年来愈发偏重。这次日美首脑会谈是岸田文雄和拜登的首次面对面正式会谈，可以算是岸田内阁的“一场重要会谈”，但如果说是“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在谈及此次日美首脑会谈的重要特点时，胡继平认为“针对中国的色彩更加浓厚”，在外交、安保、军事、经济甚至台海等涉及中国内政的议题上，针对性十分明显。他分析说，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甚至故意推动中美对立，这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种战略调整。此前还有“政冷经热”的说法形容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现在日本在经济领域孤立中国的态势也非常明显，比如加入由美国牵头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都有针对中国的色彩。日本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消极态度，也体现了其对华政策倾向。
胡继平强调说，在这次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美两国相互确认多个领域针对中国的具体举措，联手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比以往更加重视日本，将其作为在亚太地区推行美国战略的重要帮手。
项昊宇认为，从这次会谈的议题和成果看，凸显了美日关系的“泛安全化”特点，正在谋求从传统的双边军事同盟，向覆盖整个地区、集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技术同盟为一体的方向拓展。会后发布的日美《联合声明》中的涉华内容极具挑衅性，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无端指责中国正当合法的海洋活动，渲染“中国威胁”，性质恶劣，凸显了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遏华指向。
“这种做法是日本执政集团对华偏狭认知和扭曲思维的集中反映，人为在中日之间制造矛盾对立，只会破坏中日关系的气氛和安全互信。”项昊宇说，“对美国而言，此举意在加大对日本的借重和利用，服务其对华竞争遏压的战略需要。日本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颗棋子，只不过日本更加主动对美贴靠捆绑。”
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积极性”
拜登访日期间，反对日美首脑会谈、抗议日美加深军事合作的民间游行示威活动不断。胡继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二战以后，日本出于对战败的教训，民间反战思想和运动一直都有，但近年来随着执政党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渗透，包括炒作“中国威胁论”在内，比如妄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煽动民众的不安全感，使日本国内主张和平的论调日渐式微。
“日本现在绝不仅仅是跟着美国跑这么简单，而是有自己的战略野心。”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进一步分析称，近期日本的一系列举动针对的是所谓“中国威胁”，其实骨子里想要的是重新成为列强，也就是政治大国。日本认为，自己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下一步就要有与之匹配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这就不仅要增加军费，还要突破法律限制，这些都是为将来“翻身”成为“一流国家”而设计的。
项昊宇认为，此次日美首脑会谈为日本自民党政权推动国内政治议程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日本竭力炒作“外部安全环境恶化”，借机加快推动修宪强军的“国家正常化”进程。在精英集团的政治操弄和舆论操控下，日本社会充斥着“联美对抗中俄朝”的论调，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潮式微，政坛、媒体和学界失去了理性的政策思辩，日本对外战略思维愈发僵化和极端。他提醒说，历史上，日本曾因渲染和制造外部危机走上歧途，当前这种危险的国内政治动向依然需要警惕。
胡继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美首脑会谈中的涉华议题无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增加负面因素。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国的对日政策具有延续性，所以改善中日关系的球在日本一侧。但实际上，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严重不足，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于强化日美同盟，并且拉欧洲、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联手对抗中国。日本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一同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太大积极性”。
胡继平提醒说，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挑战。日本在历史上对外侵略扩张，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战后一直没有进行认真反思，对于战争罪行也是遮遮掩掩，因此它的军力扩张以及战略野心，一定会引起地区国家的警惕。（环球时报-环球网 报道 记者 邢晓婧 刘欣）
国际问题学者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此次日美首脑会谈“针对中国的色彩更加浓厚”，试图在外交、安保、军事、经济甚至台海等涉及中国内政的议题上遏制中国。日本近年来对华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甚至故意推动中美对立。于美国而言，它有意利用日本服务其对华竞争遏压的战略需要，但本质上日本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颗棋子。
有学者表示，日美首脑会谈对中国大放厥词无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增加负面因素。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改善中日关系的球如今在日本一侧。然而，日本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一同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太大积极性”。
中方严正表态：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据外媒23日报道，拜登在记者会上插嘴中国台湾事务时表示，如果大陆入侵台湾，或者是以武力夺取台湾的话，那么是不可接受的。他还称美国“同意一中原则，我们也签署了这个原则，但就是不能够同意大陆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岸田文雄表示，日美两国在台海问题上“立场一致”，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对美方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方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日美提及涉台问题本身就是干涉中国内政，不管以何种措辞，中方都绝不会接受。岸田文雄面对记者追问，只是反复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称“希望两岸和平解决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日美在公开场合的表态有所顾忌，不敢公然挑战中国底线。
《日本经济新闻》23日报道称，日美首脑会谈朝着“遏制中国”的方向强化同盟关系，为应对中国所谓“霸权主义行动”，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是会谈的主要议题。双方鼓吹“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在东海、南海等地区的海洋行动为“实施扩张”，称日美表示“明确反对”，双方还就在东亚“不允许试图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达成共识。
据日本共同社23日报道，岸田文雄向拜登表决心称，将从根本上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增加国防开支预算。拜登则承诺“将全面参与日本的防卫”，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包括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在内的威慑力和应对力，确认提升日本防卫力和深化同盟关系。此外，岸田文雄在会谈中表达了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拜登称“支持日本成为改革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23日傍晚，拜登正式宣布启动被视为用于对抗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峰会也将于24日召开。共同社评论称，此次日美首脑会谈凸显“日美团结”，形成与中俄对抗的姿态。岸田文雄毫不掩饰自身野心，宣称“愿由日美两国引领国际社会”。
“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专家：自我陶醉
日本未能争取到拜登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便试图通过抬高日美首脑会谈的重要性“挽回颜面”。日本富士电视台23日将当天的日美首脑会谈形容为“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称这是岸田政权迄今迎来的“最重要的场面”。
“这无非是一种自我陶醉。”项昊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外界看来，日本是想借美国来抬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而在实质上，这次拜登访日既不会改变日本对美不平等地位，也难以解决美日间存在的具体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胡继平23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日本外交曾经有一段时间保持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两个车轮"走路，但历来最重要的都是对美外交，近年来愈发偏重。这次日美首脑会谈是岸田文雄和拜登的首次面对面正式会谈，可以算是岸田内阁的“一场重要会谈”，但如果说是“20年来最重要的会谈”，“这种说法太夸张了”。
在谈及此次日美首脑会谈的重要特点时，胡继平认为“针对中国的色彩更加浓厚”，在外交、安保、军事、经济甚至台海等涉及中国内政的议题上，针对性十分明显。他分析说，近年来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大变化就是不仅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甚至故意推动中美对立，这并非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一种战略调整。此前还有“政冷经热”的说法形容低谷时期的中日关系，现在日本在经济领域孤立中国的态势也非常明显，比如加入由美国牵头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都有针对中国的色彩。日本对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消极态度，也体现了其对华政策倾向。
胡继平强调说，在这次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美两国相互确认多个领域针对中国的具体举措，联手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比以往更加重视日本，将其作为在亚太地区推行美国战略的重要帮手。
项昊宇认为，从这次会谈的议题和成果看，凸显了美日关系的“泛安全化”特点，正在谋求从传统的双边军事同盟，向覆盖整个地区、集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技术同盟为一体的方向拓展。会后发布的日美《联合声明》中的涉华内容极具挑衅性，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无端指责中国正当合法的海洋活动，渲染“中国威胁”，性质恶劣，凸显了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的遏华指向。
“这种做法是日本执政集团对华偏狭认知和扭曲思维的集中反映，人为在中日之间制造矛盾对立，只会破坏中日关系的气氛和安全互信。”项昊宇说，“对美国而言，此举意在加大对日本的借重和利用，服务其对华竞争遏压的战略需要。日本依然是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颗棋子，只不过日本更加主动对美贴靠捆绑。”
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积极性”
拜登访日期间，反对日美首脑会谈、抗议日美加深军事合作的民间游行示威活动不断。胡继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二战以后，日本出于对战败的教训，民间反战思想和运动一直都有，但近年来随着执政党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渗透，包括炒作“中国威胁论”在内，比如妄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煽动民众的不安全感，使日本国内主张和平的论调日渐式微。
“日本现在绝不仅仅是跟着美国跑这么简单，而是有自己的战略野心。”这位国际问题学者进一步分析称，近期日本的一系列举动针对的是所谓“中国威胁”，其实骨子里想要的是重新成为列强，也就是政治大国。日本认为，自己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下一步就要有与之匹配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这就不仅要增加军费，还要突破法律限制，这些都是为将来“翻身”成为“一流国家”而设计的。
项昊宇认为，此次日美首脑会谈为日本自民党政权推动国内政治议程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俄乌冲突发生以来，日本竭力炒作“外部安全环境恶化”，借机加快推动修宪强军的“国家正常化”进程。在精英集团的政治操弄和舆论操控下，日本社会充斥着“联美对抗中俄朝”的论调，和平主义和反战思潮式微，政坛、媒体和学界失去了理性的政策思辩，日本对外战略思维愈发僵化和极端。他提醒说，历史上，日本曾因渲染和制造外部危机走上歧途，当前这种危险的国内政治动向依然需要警惕。
胡继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美首脑会谈中的涉华议题无疑给未来的中日关系增加负面因素。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国的对日政策具有延续性，所以改善中日关系的球在日本一侧。但实际上，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愿严重不足，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在于强化日美同盟，并且拉欧洲、澳大利亚、印度等国，联手对抗中国。日本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一同视为“威胁”，对改善中日关系“没有太大积极性”。
胡继平提醒说，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挑战。日本在历史上对外侵略扩张，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战后一直没有进行认真反思，对于战争罪行也是遮遮掩掩，因此它的军力扩张以及战略野心，一定会引起地区国家的警惕。（环球时报-环球网 报道 记者 邢晓婧 刘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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