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泽这样抠图只怕是连面子都不要了，你说后期团队一届一届换了多少个抠图人士了，改过吗啦？换汤不换药啊，人家美稀宗也有理由说的，我带的是什么队啊，我带的是cia啊，你这批人是什么人啊，你叫我带，灯光现在什么水平，就这么几个人，伊莉莎什么的在围脖演呢？她能演吗？演不了！没这个能力知道吗？再下去的话要骗不了了，都骗不了还骗日韩？还骗欧盟？接下来没人骗了，小泽脸都不要啦！​

1937年11月的一天，一辆满载日军的卡车停在苏州南石子街的一户人家门口，他们从车上卸下笨重的抽水机，将民宅前荷花池的水抽了个一干二净，然后又跳进满是淤泥的池塘，用铁锹将水池挖了个底朝天，寻找一件传说中的宝贝。

日军从白天找到天黑，还是一无所获，不死心的日军在接下来日子里每天都会派出军队进入这户人家，不分昼夜，但始终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宝贝。

日军要找的到底是什么？这户人家又去哪里了？

时间往前倒推88年，1849年，陕西省一农民下地干活时，只听咣地一声，锄头就碰在一块硬物上，挖开一看是一个鼓着肚子，有着三只脚浑身长满凹凸不平绿色铜锈的大铜鼎。意识到是个宝贝的农民找来几匹马将铜鼎拉回了家，转手就高价卖给了当地的财主，后来这个铜鼎辗转到了左宗棠的手中，为了感谢当时军机大臣潘祖荫在朝廷上对他的帮助，左宗棠将这个鼎送给了潘祖荫。

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青铜器收藏家，学富五车，潘祖荫发现铜鼎内部有19行共计291个字的铭文，他对这些铭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通过仔细研究，潘祖荫发现铭文记载的竟然是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告诫、勉励和赏赐。

这个发现让潘祖荫兴奋不已，他不仅弄懂了铭文的内容，也确定了这件铜鼎是来自于西周周康王时期，是西周第一大鼎。因为铭文中提到贵族盂，潘祖荫就将其命名为大盂鼎。

30年后，潘祖荫又花重金从天津一个姓柯的收藏家手中购得了大克鼎。当时有人说天下有三宝，潘家有二，指的就是大盂鼎和大克鼎。

只是这两个鼎似乎注定不能平静收藏，在购得大克鼎的当年，潘祖荫就去世了，无子。潘祖荫的弟弟潘祖年将两个鼎秘密运回了苏州老家，就是开头日军出现的那户人家。

不久，潘祖年也突然生了重病，卧床不起，而不久之前，他刚刚成亲3个月的孙子也突发疾病去世了，家中男丁相继离世，潘祖年忧心忡忡，他非常害怕收不住那两个大鼎，直到孙媳潘于达跪在床前对他作出“人在鼎在”得承诺，潘祖年才闭上了眼睛。

随着潘祖年的过世，潘家逐渐没落，生活日益窘迫，甚至到了要租房住的地步，已经成为当家人的潘于达当时只有20岁，面对一大家子的人，可想而知她的压力有多大。

一天，一个商人从上海赶来，提出用600两黄金和一栋高级小洋房收购潘家的两个宝鼎，可潘达于想也不想就拒绝了他，还告诉他鼎早就没了，这让原本以为十拿九稳的商人大失所望。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开始对苏州地区进行骚扰和轰炸，苏州城被笼罩在一片恐慌的气氛之中。

原本已经逃出城外避难的潘达于因为实在放心不下两个大鼎，于是又和自己的姐夫和三弟回了苏州城内的潘家大院里。

1937年的中秋节，因为苏州的电厂被日军轰炸，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黑暗。为了藏好大鼎，潘于达找了自家两个忠心可靠的匠人做了一个大木箱，将大盂鼎、大克鼎放入箱子，埋进之前挖好的深坑里，又重新铺上方砖，撒上碎土，然后出去逃难了。

日本鬼子在潘家翻箱倒柜，到处搜索，除了一些小青铜器，始终没有看到传说中的的两大宝鼎，他们怎么都想不到心心念念的宝鼎就在他们的脚下。搜索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日军始终一无所获，问周围的人得到答案就是“主人不在家，不知道，没见过”。这让他们不得不相信，潘家没有鼎。

就这样这两口鼎一直被埋在地下七八年，直到有一天逃难回到家的潘达于发现当时埋鼎的地方塌了下去，潘达于才又命儿子找几个可靠的人把鼎挖了出来。当时抗战还没胜利，为了不让鬼子知晓，潘达于一家都没有声张，她把鼎放在后院，把家中所有的破衣服、破鞋子等破烂东西都堆在上面，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951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收到一封潘达于的来信，信中说她想要把家中的两口鼎捐献给国家，这封信可谓是石破天惊的一封信，十多年过去了，人们都以为那两口宝鼎早就下落不明，谁都没有想到这两口鼎竟然还完好无损的在潘家。

为了感谢潘达于，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给了潘达于2000万旧币的奖励和一张褒奖状，潘达于留下了奖状挂在卧室，一直到她离世，而奖金由全部捐了出去，一分未留。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幕，大盂鼎和大克鼎两口宝鼎在历经风雨沧桑后，终于得以与世人相见，而人们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饱览国之重器的风采。

1959年，为庆祝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幕，大盂鼎被调往北京展览，从此大克鼎与大盂鼎一南一北，各镇一方。

图一：大盂鼎，西周最大青铜器，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图二：大克鼎，仅次于大盂鼎的第二大西周青铜器，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铭文290字，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官制的重要史料，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图三：老年时的潘达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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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特色飲食文化

读为“披丫夯”才正宗

张行炎

批丫夯谱壮家餐，
特色今传出广南。
野菜秘醃酸味正，
土鸡精切酽汤汆。
芳名奇异招人爱，
美食香鲜惹客馋。
四处远来求口福，
随时都在想文山。

壮族酸汤鸡，是文山州广南县壮族独有的一道独具风味的传统美味佳肴。壮族朋友介绍：“岜夯”为壮语，即“酸汤”之意，是用红青菜或细叶芹制作的一种浅红色酸汤。在火锅里将酸汤煮沸后氽入嫩鸡肉片的一道菜，以香甜、鲜美和奇特的酸味为特色，酽而不腻，开胃口，易消化，添食欲，老少咸宜，被称之为云南一绝。这道菜的名称叫做：“pīa hāng jī”。只是“pīa”音没有相应的汉字相对应，所以，一直以“岜夯鸡”的叫法代替，读若“bā hāng jī”
学过语言学的人都知道，汉字读音要准确，读音不同，词义也就不同。毕竟“bā hāng”不是“pīa hāng ”。
读成“巴夯（bā hāng），不仅壮族感到别扭，就是其他民族也感到别扭。还有更离谱的，有人把它戏读成“山巴大力鸡”。这样就有损于这道壮族风味小吃的神韵。
其实，将“pīa hāng ”写成“bā hāng”也是无奈之举。用现代汉语翻译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时，正确的方法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来对应替代，实在无法对应时，可用“两字快读”的方法来注音，就不会产生歧义。
从汉代开始，古人就用一些方法给生字注音，一是直音法，一是读若法，一是反切法。直音法，就是用同音字来注音，如“跟，音根”。直音法操作相对要简便些，只要有相同的字就可以了。但有些字找不到同音字来标注，即使有同音字但却很生僻，注了也很难识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人又发明了另一种注音方法，即读若法。读若法就是用读音相近的字来注音，如“芨，读若急。”“信，读若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就是告诉读者，这里的“伸”是“信”的通假字，音义都相同。还有一种直音加注声调的方法，如“退”，注“推去声”。这样虽避免了生僻字，但要改变声调才能读出应读的音，太啰嗦了。为了避免直音法和读若法存在的缺陷，后来又发明了一种反切法给汉字注音。反切就是反复切磋，是用两个汉字相拼合，给一个字注音，反切上字取声母，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反切上字与反切下字反复拼合，最后得出的一个音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字的声母“d”、“宗”字的韵母“ong”和“宗”字的平声声调给“冬”字注音。
尽管直音有一些缺点，但自汉代以来，经常有人采用，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这是人们注意克服它的缺点，发扬它的优点所得到的有效运用。尤其是在用汉字为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进行音译时较为适用。这里说的音译，只是借汉字的发音，并不用该汉字的词义。例如：苗语的“吃”读为“náo”，可借用汉字“挠”来表示。这里的“挠”只是记音，代表苗语“吃”的意思。 壮语土僚方言的“吃”读为“qí”，可借用汉字“其”来表示。这里的“其”只是记音，代表壮语土僚方言“吃”的意思。再如，现代汉语的“勤快”一词，在文山汉语方言中称为“lá cào”，用汉字来表示，则写成“辣糙”。显然，现代汉语中，“辣糙”两字的本义并不是说“勤快”，而是借其发音来表示“勤快”的意思。
由于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声母和韵母与现代汉语不尽匹配。譬如，文山汉语方言中的“是不是”“是吗”，有时读为“格是”，多数时候读为“gíe”。这一音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是没有的，所以就没有读若“gíe”的汉字。如果用其他字是无法代替这一词义的。就是说，用直音法和读若法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那就只有用反切法： 注音为“格爷切”。可写成“格爷”。
只要懂得反切的拼读方法，就不难理解“pīa hāng”的“pīa”在用汉字记音时处理为“披丫”，两字快读就可以发出一个“pīa”音。“pīa hāng jī”就可写成“披丫夯鸡”。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读一下，多读几遍， 就可以发出“pīa”音，跟壮族人读的没有什么两样。读音正确了，就可以迅速领会这道风味小吃的神韵，情感上就十分亲切，自觉地融入壮族的生活中去。
理解以后，建议壮族饮食老板不妨试一下，如果你要卖广南酸汤鸡的话，把这道菜的菜名写成“披丫夯鸡”。如果要用做饭店名，也可以写成“披丫夯鸡”，生意肯定兴隆。任何事物，只要新奇，又不离谱，又接地气，就能吸引客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