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二、释成
前面是说出它的一个相貌；这以下说明这个因缘是怎么成就的，解「释」这个「成」就的因缘。看论文：
此义云何？以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
先作一个简单的略说。为什么我们破和合识、灭相续心以后，就能够显现法身？以下就解释这个道理。「一切」凡夫的生灭「心」，这种杂染的生灭心，都「是」由「无明」而引生的。「无明」的「相」状，它虽然是颠倒相，但是它的本性「不离觉性」，它的体性没有离开我们清净的觉性；所以我们面对无明的态度，是「非可坏、非不可坏」。也就是说它的体性是觉性，所以你不能完全的断灭；但是它的作用是颠倒的，所以「非不可坏」，就是你应该加以破坏。我们破坏的，或者说我们所转变的，是无明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保存了无明的体性。这个观念是大乘的不二法门，断灭不得，但是也随顺不得，这个观念甚深甚深。以下讲出一个譬喻：
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
用我们用日常生活容易理解的情况，来比况这种深奥的道理。这个「大海水」就譬喻我们的一心真如，这个寂静的一心真如，「因」为有这个「风」，由这个风的因缘就产生了「波」浪，一念的无明风的妄动，就产生波浪的一个个体生命。这个时候「水相、风相，不相舍离」，「水」的湿性跟「风」所引生的波浪，它体性是「不相舍离」的。「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这个「水」指的就是湿性，湿性本身「非动」，是寂静的；只要这种扰动的「风」停下来，这个波浪就消「灭」；波浪消灭的时候，这个湿性就现前，这个法身就现前。这个意思就是说，清净的法身在无量劫的流转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被无明牵着走，就是在十二因缘当中不断的流转，由一念颠倒的心，无明缘行就造业；造业以后就创造一个阿赖耶识，这阿赖耶识就得果报。这个十二因缘虽然一次一次的起动，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湿性不坏故」，就是我们的清净本性决定没有消失。在大乘佛法当中，你一定要生起一个坚定的信心，就是你有恢复本性的可能性，就是本性没有消失，本性从来没有被污染过。就是说虽然波浪已经扰动很久，但是湿性不坏。这是一个譬喻，这以下合法：
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灭，相续则灭，智性不坏故。
我们一念的「清净心」，「因」为这个「无明」（就是愚痴），不知道老老实实的安住在清净的本体，向外攀缘就产生一个「动」相，这个动相使令我们清净「心」跟「无明」和合在一起；但是这二个都没有「形相」，所以「不相舍离」，无明跟真如的本性是不相舍离。这个「不相舍离」蕅益大师注解得好，他说：离开了清净心就没有无明，离开了无明也没有清净心。就是离开了水你就没有所谓的波浪，离开了波浪你也找不到水。「而心非动性」，在体性上来说，我们的心本身是寂静的，它不是扰动的，所以只要这个扰动的「无明」，它相续的功能被破坏以后，这个清净的智慧（所谓的法身）就显现出来。
这个智净相，前面一段偏重在否定门，破和合识、灭相续心，刚开始是一种调伏，或着说是一种破坏的法来加以对治；在第二段释成，又加以肯定：就是作用是可以破坏，但体性不能断灭。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大乘佛法的时候要注意，要经常以中道的思想来检讨自己。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出家烦恼比较粗重，可能会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心性，你打那么多妄想，我就让你不动，用佛号、或者持咒，你烦恼一起动，我佛号也起动，就把你给调伏住了。就是说刚开始我们是用比较粗猛的药，来对治这个粗重烦恼，这个是可以理解，所以刚开始是破和合识、灭相续心。但是你的烦恼慢慢淡薄以后，你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你的心──其实我们的心性不是一文不值，就是你要想一想「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所以我们刚开始是用否定的法来调伏自己，后来用肯定，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诸佛的心性是没有差别的，我们这一念心具足体相用三大，「如来藏具足无漏性功德故，能生一切世出世间，善因果故」。刚开始我们用调伏，然后重新的肯定，先大死一番，然后再大活。所以马鸣菩萨的智慧，你看他老人家，一开始先告诉你否定的法，在「释成」的时候再重新的肯定。
这个地方就是在呵斥外道的无想定。外道的行者在禅定当中，他也能够知道我们这一念心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而这些烦恼都是痛苦的根本。为了要调伏烦恼，就使令自己无想，无想的结果，的确是让烦恼停止下来，但是也深深的伤害到我们的菩提本性，错损菩提。我们在修智净相的时候，这个地方马鸣菩萨有二段开示：第一个是否定法，破和合识、灭相续心；第二个是告诉我们无明的本性就是自性清净心，因为自性清净心并没有破坏。这就是我们从论文当中了知如何修行的一个消息。
午二、不思议业相
前面的智净相是讲到自受用的功德，这以下讲到他受用：
不思议业相者，以依智净相，能作一切胜妙境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现，得利益故。
「不思议业相」是怎么产生呢？「以依智净相」故。就是说你要修「不思议业相」，你要以成就「智净相」作基础，这个地方很重要。你要修大悲，你一定是先修清净心，依止这个清净心修大悲心，从空出假，广摄方便，变现种种的「胜妙境界」。这个「胜妙境界」包括色法──种种美妙的颜色、音声，乃至种种的香、味、触五尘的胜妙境界。什么叫「胜妙境界」呢？简单的说「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就是显现种种依报、正报的「功德」庄严，这种功德庄严在时间上、在空间上是没有「断绝」的──在时间上是尽未来际，在空间上是在整个无量的世界显现种种的依正庄严。这个依正庄严当然不是自受用，是他受用。干什么用呢？「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现，得利益故。」这种依正庄严，会「随」顺「众生」差别的善「根」，你会知道众生心中的希望、烦恼的厚薄是怎么回事。他过去所栽培的善根，他是持戒的善根强、或者禅定的善根强、或者智慧的善根强，应该如何的来启动他的善根，你就很「自然」能够「相应」，显「现」他欢喜的相状，使令众生成就欢喜、生善、破恶、入理四种悉坛的「利益」，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思议业相」。这个不思议业相，简单的说就是恒顺众生，广设方便。就是说我们在成就这个随染本觉，有二个次第：第一个次第是一种内观，就是你的心刚开始是「善知识莫向外求」，你观照你这一念心来破和合识、灭相续心，一种自我的调伏。刚开始你的心是完全向内观照，别人是怎么样子跟你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慢慢的你的心清净调伏以后，你的心就是从内观开始外观，观察众生差别的因缘，这个时候可以广设方便来度化众生，所以他的心是先内观再外观。你外观以后，你有自在力，就变现五尘的境界来摄受众生。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主要的是音声，在五尘当中是音声最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就是说娑婆世界的众生，一开始他烦恼粗重，你要他受戒、听经他有困难；你要他唱唱炉香赞，他炉香赞一唱下去，他内心起欢喜心，由欢喜心生恭敬心，由恭敬心生起信心，就触动他过去的善根，然后开始受五戒、听闻佛法。说是很多人都是唱炉香赞以后才相信佛法。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楞严经》说有六根门头，有六个门，六个门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一念心性；但是这六个门，耳根这个门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对于音声的感觉特别强烈，在五尘当中耳根这个门特别厉害，所以佛陀就恒顺众生。比如说香积佛国，香积佛国的众生这个舌根特别厉害，在六根里面舌根特别厉害。他修行有障碍，向佛陀请求开示，佛陀二话不说给他一碗饭，这一碗饭他吃下去，灭恶生善。你像天衣佛国，天衣佛国他修行有困难，佛陀给他一件衣服穿，他的皮肤跟衣服接触的时候，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所以说度化众生，你就应该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在自利的时候，你可以完全观照自己的相貌；但是你度化众生这个法是别人需要的，你就应该恒顺众生，就是应以何身得度，你就施设什么样的方便，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相貌叫「不思议业相」。就是从前面一个清净的自受用，依止大悲心变现出种种的方便力，成就一种他受用的功德，这个叫做「不思议业相」，这二个都是本觉的作用，本觉的作用就叫随染本觉。
卯三、总显四种大义
前面的本觉是一种作用，这个地方是讲到本觉内在的体性。本觉内在体性叫做性净本觉，性净本觉有「四种大义」，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是当殊胜讲，就是说这个性净本觉有四种殊胜的功能，叫做「四种大义」。我们看论文：
复次，觉体相者，有四种大义，与虚空等，犹如净镜。
这个地方是先总标。前面讲到随染本觉，是本觉跟始觉智慧和合以后，产生一种自利、利他的功德；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本性具足的性净本觉，它有「四种」殊胜的功能，我们简单的以二种譬喻说明：第一个是「虚空」，第二个是「净镜」。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先休息十分钟。
前面是说出它的一个相貌；这以下说明这个因缘是怎么成就的，解「释」这个「成」就的因缘。看论文：
此义云何？以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
先作一个简单的略说。为什么我们破和合识、灭相续心以后，就能够显现法身？以下就解释这个道理。「一切」凡夫的生灭「心」，这种杂染的生灭心，都「是」由「无明」而引生的。「无明」的「相」状，它虽然是颠倒相，但是它的本性「不离觉性」，它的体性没有离开我们清净的觉性；所以我们面对无明的态度，是「非可坏、非不可坏」。也就是说它的体性是觉性，所以你不能完全的断灭；但是它的作用是颠倒的，所以「非不可坏」，就是你应该加以破坏。我们破坏的，或者说我们所转变的，是无明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保存了无明的体性。这个观念是大乘的不二法门，断灭不得，但是也随顺不得，这个观念甚深甚深。以下讲出一个譬喻：
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
用我们用日常生活容易理解的情况，来比况这种深奥的道理。这个「大海水」就譬喻我们的一心真如，这个寂静的一心真如，「因」为有这个「风」，由这个风的因缘就产生了「波」浪，一念的无明风的妄动，就产生波浪的一个个体生命。这个时候「水相、风相，不相舍离」，「水」的湿性跟「风」所引生的波浪，它体性是「不相舍离」的。「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这个「水」指的就是湿性，湿性本身「非动」，是寂静的；只要这种扰动的「风」停下来，这个波浪就消「灭」；波浪消灭的时候，这个湿性就现前，这个法身就现前。这个意思就是说，清净的法身在无量劫的流转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被无明牵着走，就是在十二因缘当中不断的流转，由一念颠倒的心，无明缘行就造业；造业以后就创造一个阿赖耶识，这阿赖耶识就得果报。这个十二因缘虽然一次一次的起动，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湿性不坏故」，就是我们的清净本性决定没有消失。在大乘佛法当中，你一定要生起一个坚定的信心，就是你有恢复本性的可能性，就是本性没有消失，本性从来没有被污染过。就是说虽然波浪已经扰动很久，但是湿性不坏。这是一个譬喻，这以下合法：
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灭，相续则灭，智性不坏故。
我们一念的「清净心」，「因」为这个「无明」（就是愚痴），不知道老老实实的安住在清净的本体，向外攀缘就产生一个「动」相，这个动相使令我们清净「心」跟「无明」和合在一起；但是这二个都没有「形相」，所以「不相舍离」，无明跟真如的本性是不相舍离。这个「不相舍离」蕅益大师注解得好，他说：离开了清净心就没有无明，离开了无明也没有清净心。就是离开了水你就没有所谓的波浪，离开了波浪你也找不到水。「而心非动性」，在体性上来说，我们的心本身是寂静的，它不是扰动的，所以只要这个扰动的「无明」，它相续的功能被破坏以后，这个清净的智慧（所谓的法身）就显现出来。
这个智净相，前面一段偏重在否定门，破和合识、灭相续心，刚开始是一种调伏，或着说是一种破坏的法来加以对治；在第二段释成，又加以肯定：就是作用是可以破坏，但体性不能断灭。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大乘佛法的时候要注意，要经常以中道的思想来检讨自己。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出家烦恼比较粗重，可能会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心性，你打那么多妄想，我就让你不动，用佛号、或者持咒，你烦恼一起动，我佛号也起动，就把你给调伏住了。就是说刚开始我们是用比较粗猛的药，来对治这个粗重烦恼，这个是可以理解，所以刚开始是破和合识、灭相续心。但是你的烦恼慢慢淡薄以后，你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你的心──其实我们的心性不是一文不值，就是你要想一想「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所以我们刚开始是用否定的法来调伏自己，后来用肯定，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诸佛的心性是没有差别的，我们这一念心具足体相用三大，「如来藏具足无漏性功德故，能生一切世出世间，善因果故」。刚开始我们用调伏，然后重新的肯定，先大死一番，然后再大活。所以马鸣菩萨的智慧，你看他老人家，一开始先告诉你否定的法，在「释成」的时候再重新的肯定。
这个地方就是在呵斥外道的无想定。外道的行者在禅定当中，他也能够知道我们这一念心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而这些烦恼都是痛苦的根本。为了要调伏烦恼，就使令自己无想，无想的结果，的确是让烦恼停止下来，但是也深深的伤害到我们的菩提本性，错损菩提。我们在修智净相的时候，这个地方马鸣菩萨有二段开示：第一个是否定法，破和合识、灭相续心；第二个是告诉我们无明的本性就是自性清净心，因为自性清净心并没有破坏。这就是我们从论文当中了知如何修行的一个消息。
午二、不思议业相
前面的智净相是讲到自受用的功德，这以下讲到他受用：
不思议业相者，以依智净相，能作一切胜妙境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现，得利益故。
「不思议业相」是怎么产生呢？「以依智净相」故。就是说你要修「不思议业相」，你要以成就「智净相」作基础，这个地方很重要。你要修大悲，你一定是先修清净心，依止这个清净心修大悲心，从空出假，广摄方便，变现种种的「胜妙境界」。这个「胜妙境界」包括色法──种种美妙的颜色、音声，乃至种种的香、味、触五尘的胜妙境界。什么叫「胜妙境界」呢？简单的说「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就是显现种种依报、正报的「功德」庄严，这种功德庄严在时间上、在空间上是没有「断绝」的──在时间上是尽未来际，在空间上是在整个无量的世界显现种种的依正庄严。这个依正庄严当然不是自受用，是他受用。干什么用呢？「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现，得利益故。」这种依正庄严，会「随」顺「众生」差别的善「根」，你会知道众生心中的希望、烦恼的厚薄是怎么回事。他过去所栽培的善根，他是持戒的善根强、或者禅定的善根强、或者智慧的善根强，应该如何的来启动他的善根，你就很「自然」能够「相应」，显「现」他欢喜的相状，使令众生成就欢喜、生善、破恶、入理四种悉坛的「利益」，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思议业相」。这个不思议业相，简单的说就是恒顺众生，广设方便。就是说我们在成就这个随染本觉，有二个次第：第一个次第是一种内观，就是你的心刚开始是「善知识莫向外求」，你观照你这一念心来破和合识、灭相续心，一种自我的调伏。刚开始你的心是完全向内观照，别人是怎么样子跟你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慢慢的你的心清净调伏以后，你的心就是从内观开始外观，观察众生差别的因缘，这个时候可以广设方便来度化众生，所以他的心是先内观再外观。你外观以后，你有自在力，就变现五尘的境界来摄受众生。比如说我们娑婆世界主要的是音声，在五尘当中是音声最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就是说娑婆世界的众生，一开始他烦恼粗重，你要他受戒、听经他有困难；你要他唱唱炉香赞，他炉香赞一唱下去，他内心起欢喜心，由欢喜心生恭敬心，由恭敬心生起信心，就触动他过去的善根，然后开始受五戒、听闻佛法。说是很多人都是唱炉香赞以后才相信佛法。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心，《楞严经》说有六根门头，有六个门，六个门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一念心性；但是这六个门，耳根这个门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对于音声的感觉特别强烈，在五尘当中耳根这个门特别厉害，所以佛陀就恒顺众生。比如说香积佛国，香积佛国的众生这个舌根特别厉害，在六根里面舌根特别厉害。他修行有障碍，向佛陀请求开示，佛陀二话不说给他一碗饭，这一碗饭他吃下去，灭恶生善。你像天衣佛国，天衣佛国他修行有困难，佛陀给他一件衣服穿，他的皮肤跟衣服接触的时候，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所以说度化众生，你就应该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你在自利的时候，你可以完全观照自己的相貌；但是你度化众生这个法是别人需要的，你就应该恒顺众生，就是应以何身得度，你就施设什么样的方便，这个地方这样的一个相貌叫「不思议业相」。就是从前面一个清净的自受用，依止大悲心变现出种种的方便力，成就一种他受用的功德，这个叫做「不思议业相」，这二个都是本觉的作用，本觉的作用就叫随染本觉。
卯三、总显四种大义
前面的本觉是一种作用，这个地方是讲到本觉内在的体性。本觉内在体性叫做性净本觉，性净本觉有「四种大义」，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是当殊胜讲，就是说这个性净本觉有四种殊胜的功能，叫做「四种大义」。我们看论文：
复次，觉体相者，有四种大义，与虚空等，犹如净镜。
这个地方是先总标。前面讲到随染本觉，是本觉跟始觉智慧和合以后，产生一种自利、利他的功德；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本性具足的性净本觉，它有「四种」殊胜的功能，我们简单的以二种譬喻说明：第一个是「虚空」，第二个是「净镜」。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先休息十分钟。
二刷了，依然是震撼的。生命是母亲欲诉还休，布满泪水的脸庞。母亲与妻子，父亲与儿子共享同一张脸，我懂你的痛苦，我懂你的艰难，即便如此，血脉相连的亲人们也难免渐行渐远。人类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地在历史，时代的漩涡中复制着一样的孤独与悲伤。很难说生命对于个体究竟有什么意义，但生命终结之时，我们都像个天真的孩子，渴望抓住母亲的双手，在记忆的碎片中摸索生命的轮廓。
“仁政” 走向 “义政”
图片
“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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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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