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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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证~明~
证，本是为了得一份明
然则世人多愚痴
历尽艰辛、绞尽脑汁
不断去证明我很穷、我很匮乏
我不行、我不能、我没有办法
我不够好、我不值得、我不配得
众生皆苦
也是尔等心甘情愿证来的
这，便是真相
你，本自具足
从今往后，要么与“证明”分道扬镳
要么，证明欢喜，证明丰盛
证悟生命、证悟天地
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证，本是为了得一份明
然则世人多愚痴
历尽艰辛、绞尽脑汁
不断去证明我很穷、我很匮乏
我不行、我不能、我没有办法
我不够好、我不值得、我不配得
众生皆苦
也是尔等心甘情愿证来的
这，便是真相
你，本自具足
从今往后，要么与“证明”分道扬镳
要么，证明欢喜，证明丰盛
证悟生命、证悟天地
无畏无惧，勇往直前
#数码##iphone13#
据报道，苹果iPhone 13系列有一项变化尤其引人关注。它是自iPhone X首次引入Face ID以来，苹果对iPhone正面最大幅度的一次调整：那个引发争议的刘海终于小了一点。
苹果称，新的刘海大约较旧机型小了20%，但眼尖的人却发现，苹果依然为此做出了一些妥协，把刘海上面的黑边做大了。
刘海屏再小，也还是刘海屏，跟三星和一加等竞争对手采用的打孔屏和水滴屏相比，依然很大。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问题：都已经2021年了，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使用刘海屏？这种设计是否已经过时？
以下是科技博客The Verge的编辑哈依姆·加藤伯格（Chaim Gartenberg）和肖恩·霍利斯特（Sean Hollister）的观点：
哈依姆：我从iPhone X发布以来一直使用iPhone的刘海屏，我目前还是想替刘海屏辩护一下。跟之前的边框式设计相比，这显然是一种提升；现在很难回到iPhone SE那种风格的设计了。虽然很多基于Face ID的功能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它的核心功能依然很好。
当我要解锁手机时，Face ID就开始工作了，效果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它确实需要苹果融合进来的各种技术（包括各种传感器、红外发射器和前置摄像头）。Android手机确实没有iPhone这种刘海，但人脸解锁系统的效果也没有iPhone好用。如果刘海是为这种便利付出的代价，我可以接受。
肖恩：当然，我承认Face ID很好。这是我从Android转用iPhone后最好用的功能，没有之一。我无法想象竟然能这么轻松地登录银行账号，查看病例记录，或者管理密码。但这既是对Android的嘲讽，也是对iPhone的赞美——因为我真正喜欢的是速度，跟人脸无关。
Android为什么不能在优秀的快速指纹识别功能上实现标准化？设计一个精确地放置在我手指位置的传感器？苹果为什么总是坚持把指纹传感器放在下面？我觉得这样很别扭。为什么不把指纹传感器放在背面的苹果商标上？
哈依姆：把指纹传感器放在背面很容易破坏苹果那漂亮、易碎的玻璃背板。如果他们能使用屏下指纹识别器，那最好设计在正面的屏幕下方。
我觉得确实应该支持苹果重新启用Touch ID，将其与电源按钮整合（就像新的iPad Mini和最近发布的iPad Air一样）。但即使这样，苹果仍然得找地方安装前置摄像头。藏在边框里面的设计已经不可接受了，所以根本无处可放。要么刘海小，功能少，要么刘海大，功能多，Face ID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肖恩：完全可以效仿其他厂商的做法，打一个小孔，而不用非得用那么大的刘海。或者采用屏下自拍摄像头，这种技术已经流传很久了。说到这里，苹果究竟是为什么不采用屏下指纹传感器，也没有采用打孔屏来安装Faceb ID？我倒不是说这样的刘海让我每次看到屏幕都心生厌烦（OLED效果很赞），但确实没有必要为了几个花哨的红外发射器设计这么大的刘海。
哈依姆：现在看来，屏下摄像头似乎还有一些问题。假设苹果也准备采用这种技术，可以想象这项技术要真正达到人们的想象，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即使达到预期效果，Face ID也不只是几个红外发射器那么简单。还记得苹果发布iPhone X时的这张幻灯片吗？
这似乎很难用一个打孔屏来实现——即使苹果愿意像三星Galaxy S10 Plus那样采用双镜头打孔屏。
当然，支持恢复指纹传感器最重要的理由都源自2020和2021年的魔幻现实：我们都因为疫情而整天带着口罩，导致Face ID的识别效果大打折扣。但等到疫情减轻的时候，希望这个问题能有所改善，那个时候出门在外就更容易解锁手机了。
肖恩：我准备把这件事情留到后面说，结果被你抢先一步。那么你是否同意速度比Face ID更重要？
就说上面那张图吧，里面的扬声器、麦克风、环境光传感器和距离传感器其实在普通手机里面都有，很容易安装在手机边框上。退一万步讲，就算Face ID真的必须把一连串的组件排在一起，像Pixel 4那样用一个小小的“前额”代替“刘海”，又有什么错呢？
如果能在额外多出的这部分地方增加一点电池，那这种变化完全可以接受，或者也可以设计一个不错的耳机插孔。Pixel 4之所以失败，肯定不是因为设计，而是因为它的电池续航不好，噱头不多，而且没有足够的营销。
哈依姆：我觉得可能还是跟设计有一定的关系，Pixel 4反而证明了我的观点：谷歌是为了融合Soli手势这个噱头，而融合了比Face ID更多的技术进去。
为了摄像头把整个手机上面加一个黑边，感觉比刘海更糟糕。刘海屏至少可以让你在名义上使用手机的最顶部空间，屏幕两边的“兔耳朵”可以用来显示状态栏。
苹果未来有可能在iPhone上恢复Touch ID，可能是按钮形式，也可能是屏下形式。但即便如此，我也很难想象他们目前会放弃Face ID。也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与否，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还是得忍受一段时间的刘海屏。
据报道，苹果iPhone 13系列有一项变化尤其引人关注。它是自iPhone X首次引入Face ID以来，苹果对iPhone正面最大幅度的一次调整：那个引发争议的刘海终于小了一点。
苹果称，新的刘海大约较旧机型小了20%，但眼尖的人却发现，苹果依然为此做出了一些妥协，把刘海上面的黑边做大了。
刘海屏再小，也还是刘海屏，跟三星和一加等竞争对手采用的打孔屏和水滴屏相比，依然很大。
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问题：都已经2021年了，是否还有必要继续使用刘海屏？这种设计是否已经过时？
以下是科技博客The Verge的编辑哈依姆·加藤伯格（Chaim Gartenberg）和肖恩·霍利斯特（Sean Hollister）的观点：
哈依姆：我从iPhone X发布以来一直使用iPhone的刘海屏，我目前还是想替刘海屏辩护一下。跟之前的边框式设计相比，这显然是一种提升；现在很难回到iPhone SE那种风格的设计了。虽然很多基于Face ID的功能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但它的核心功能依然很好。
当我要解锁手机时，Face ID就开始工作了，效果很好。这主要是因为它确实需要苹果融合进来的各种技术（包括各种传感器、红外发射器和前置摄像头）。Android手机确实没有iPhone这种刘海，但人脸解锁系统的效果也没有iPhone好用。如果刘海是为这种便利付出的代价，我可以接受。
肖恩：当然，我承认Face ID很好。这是我从Android转用iPhone后最好用的功能，没有之一。我无法想象竟然能这么轻松地登录银行账号，查看病例记录，或者管理密码。但这既是对Android的嘲讽，也是对iPhone的赞美——因为我真正喜欢的是速度，跟人脸无关。
Android为什么不能在优秀的快速指纹识别功能上实现标准化？设计一个精确地放置在我手指位置的传感器？苹果为什么总是坚持把指纹传感器放在下面？我觉得这样很别扭。为什么不把指纹传感器放在背面的苹果商标上？
哈依姆：把指纹传感器放在背面很容易破坏苹果那漂亮、易碎的玻璃背板。如果他们能使用屏下指纹识别器，那最好设计在正面的屏幕下方。
我觉得确实应该支持苹果重新启用Touch ID，将其与电源按钮整合（就像新的iPad Mini和最近发布的iPad Air一样）。但即使这样，苹果仍然得找地方安装前置摄像头。藏在边框里面的设计已经不可接受了，所以根本无处可放。要么刘海小，功能少，要么刘海大，功能多，Face ID是个显而易见的选择。
肖恩：完全可以效仿其他厂商的做法，打一个小孔，而不用非得用那么大的刘海。或者采用屏下自拍摄像头，这种技术已经流传很久了。说到这里，苹果究竟是为什么不采用屏下指纹传感器，也没有采用打孔屏来安装Faceb ID？我倒不是说这样的刘海让我每次看到屏幕都心生厌烦（OLED效果很赞），但确实没有必要为了几个花哨的红外发射器设计这么大的刘海。
哈依姆：现在看来，屏下摄像头似乎还有一些问题。假设苹果也准备采用这种技术，可以想象这项技术要真正达到人们的想象，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即使达到预期效果，Face ID也不只是几个红外发射器那么简单。还记得苹果发布iPhone X时的这张幻灯片吗？
这似乎很难用一个打孔屏来实现——即使苹果愿意像三星Galaxy S10 Plus那样采用双镜头打孔屏。
当然，支持恢复指纹传感器最重要的理由都源自2020和2021年的魔幻现实：我们都因为疫情而整天带着口罩，导致Face ID的识别效果大打折扣。但等到疫情减轻的时候，希望这个问题能有所改善，那个时候出门在外就更容易解锁手机了。
肖恩：我准备把这件事情留到后面说，结果被你抢先一步。那么你是否同意速度比Face ID更重要？
就说上面那张图吧，里面的扬声器、麦克风、环境光传感器和距离传感器其实在普通手机里面都有，很容易安装在手机边框上。退一万步讲，就算Face ID真的必须把一连串的组件排在一起，像Pixel 4那样用一个小小的“前额”代替“刘海”，又有什么错呢？
如果能在额外多出的这部分地方增加一点电池，那这种变化完全可以接受，或者也可以设计一个不错的耳机插孔。Pixel 4之所以失败，肯定不是因为设计，而是因为它的电池续航不好，噱头不多，而且没有足够的营销。
哈依姆：我觉得可能还是跟设计有一定的关系，Pixel 4反而证明了我的观点：谷歌是为了融合Soli手势这个噱头，而融合了比Face ID更多的技术进去。
为了摄像头把整个手机上面加一个黑边，感觉比刘海更糟糕。刘海屏至少可以让你在名义上使用手机的最顶部空间，屏幕两边的“兔耳朵”可以用来显示状态栏。
苹果未来有可能在iPhone上恢复Touch ID，可能是按钮形式，也可能是屏下形式。但即便如此，我也很难想象他们目前会放弃Face ID。也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与否，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还是得忍受一段时间的刘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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