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上演现实版盗墓笔记#，13人盗墓被抓，数百页“盗墓笔记”曝光！团伙中有护林员】2021年一场现实版的“盗墓笔记”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山坡上真实上演，盗墓团伙的十余名人员分工协作昼伏夜出，在山坡上挖掘盗洞想要进行所谓的“寻宝”。而这个盗墓团伙的成员落网后，警方还从这个团伙成员的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本手写的“盗墓笔记”。
那么这本盗墓笔记都记录了哪些内容？这个盗掘古墓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预谋及实施他们的盗墓计划的呢？
盗墓团伙落网，成员随身带“盗墓笔记”
“观草色泥痕，如果附近的地上植被生长不好，草色枯黄或者寸草不生，就要注意，秦汉以前的大墓往往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021年2月，一名叫刘飞的男子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在北京某出租屋内被公安机关抓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刘飞的随身物品中，民警竟然发现了一本几百页厚的手写笔记，里面记录了各种与古墓葬相关的信息，不仅包括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墓葬的特点，还包括地表找活、探活、看土、断代等盗墓的技术性操作过程，更有如何应对墓毒等内容。2022年1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刘飞是案件的13名被告人之一。
据这本盗墓笔记的主人也就是被告人刘飞供述，他一直对书本里描写的盗墓故事存有浓厚的兴趣，幻想能有机会亲身尝试一次。
20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飞听人介绍了一个被称作李娃的人，还听闻他真的会盗墓，于是主动结识。
李娃真名李志红，曾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4年6月16日被山西省左云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但是在满脑子都是要盗墓的刘飞看来，李志红会看墓，便想要拉在一起大干一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找到了李志红，一名外号叫“鸽子”的男子，说想让他到北京看看墓。
“鸽子”真名王军旗，也是法庭上的被告人之一。那时候王军旗认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座山上可能有墓，那么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此之前，王军旗结识了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李庆河，他们一起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山坡看了现场，认为那里是有墓葬的，就此心生邪念。
经事先预谋，几人组建盗墓团伙
随着多名成员的陆续加入，一个有组织，分工明确的盗墓团伙就此组建了起来。而他们之前发现的那个山坡，也成了他们盗掘墓葬首先下手的地方。
来到北京后，李志红被王军旗带到了此前自己去过的那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山上，一番勘察后，他们企图寻找挖掘古墓的具体位置。
李志红是基于什么确定附近有墓？
李志红判断的依据是因为看到有两座断了的石头碑座，离碑座西边大约200米有一个大型山体，觉得山体下面会有墓，而且山体北面的树林利于挖墓时候隐蔽。
就这样，李志红与王军旗确定了盗墓的地点，并立即开始组建盗墓团伙。
接到李志红电话后，刘飞感觉自己干“大买卖”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买票到了北京与李志红等人会合。
就这样，刘飞等六人陆续会合到一起，修整了两天便准备开始行动。而为了掩人耳目，李庆河还拉来了一个在他看来能起作用的人入伙。此人名叫李晨，是他们计划盗墓地点附近的林场工作人员。
为了对盗墓行为进行遮蔽，李庆河找李晨借用他所在林场护林员的对讲机和衣服进行伪装。就这样，李庆河通过这名林场工作人员的关系，解决了盗墓工具以及暂住地，并通过此人的介绍雇用了王文清等四人，伪装成护林员在盗墓地点周围望风。
虽然李庆河此前没有明说，但负责望风的王文清等四人还是明确知道了他们夜晚来到山坡的目的。另一边，王军旗留守在出租屋内指挥和安排，13人的队伍就这样组建了起来。
李庆河、王军旗负责组织协调，刘飞等五人专门负责挖盗洞，王文清等四人分布在周围放风，杨军作为司机负责运送团伙人员，李晨负责为盗墓提供工具掩饰服装。
盗墓团伙昼伏夜出挖盗洞，尚不知能否得逞
这个13人的盗墓团伙组建完毕后，李志红、刘飞等人开始了昼伏夜出的挖盗洞活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想要干成他们口中所说的“大买卖”，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们的挖洞盗墓行动会得逞吗？又是否能挖到墓葬呢？
这个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的犯罪团伙，看上去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正在干大买卖，甚至连作案前的经费都是团伙成员自己七拼八凑而来的。
在好不容易凑了3万元后，他们决定要开始行动了。刘飞和同伙几人每天晚上七八点从出租屋出发。来到挖掘地点一直挖到凌晨4点，司机又会将他们接回去休息。
就这样，刘飞等人在寒冬夜深人静的山里连续挖了20多天。
纵向挖坑大致结束后，一行人收工准备过年，过完了年，原班人马又赶回了北京，开始横向挖掘。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自以为隐蔽的行为其实早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就在他们这次进行盗挖后不久，公安机关就将这一行13人盗墓团伙抓获归案。
13名被告人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获刑
王军旗等13人被抓获后，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其实，他们忙碌了几十天，也没有得到幻想中的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本一心执着于想对古墓一探究竟并手写《盗墓笔记》的刘飞与他的同伙们一起成为了涉嫌盗掘古墓葬罪的被告人。
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被告人李庆河、王军旗经事先预谋，由上述两人及被告人李志红到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一山坡勘查，通过现场地形、建筑残件等判断案发地点可能存在明、清时期古墓葬。
随后被告人王军旗、李庆河组织人员到案发地点附近实施盗掘等犯罪活动，其中被告人李志红、刘飞等5人到案发地点挖掘盗洞，被告人杨军负责运送李志红等人到现场，被告人王文清等4人负责现场周边望风，被告人李晨为盗掘提供工具，掩护服装、对讲机等。
截至被抓时，现场已经被打出垂直长11.35米、长1.5米、宽0.7米的盗洞，洞里打出向南5米，向北3米的隧道。
被告人所打出的盗洞深达十余米，那么他们所挖掘的地点究竟是不是古墓遗址？这样的盗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据相关专业人士判断，13人组成的盗墓团伙所挖的盗洞并未打在古墓或者古代遗迹上面，没有对古墓葬造成危害。
公诉机关指控，李某等13人参与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应当以盗掘古墓葬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属于犯罪未遂，在量刑时可以从轻处罚。
庭审中，各被告人对起诉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均认罪认罚。经审理，海淀法院对李庆河、王军旗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余11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到有期徒刑1年不等。（央视新闻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那么这本盗墓笔记都记录了哪些内容？这个盗掘古墓的犯罪团伙又是如何预谋及实施他们的盗墓计划的呢？
盗墓团伙落网，成员随身带“盗墓笔记”
“观草色泥痕，如果附近的地上植被生长不好，草色枯黄或者寸草不生，就要注意，秦汉以前的大墓往往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021年2月，一名叫刘飞的男子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在北京某出租屋内被公安机关抓获。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刘飞的随身物品中，民警竟然发现了一本几百页厚的手写笔记，里面记录了各种与古墓葬相关的信息，不仅包括从商周时期到明清时期墓葬的特点，还包括地表找活、探活、看土、断代等盗墓的技术性操作过程，更有如何应对墓毒等内容。2022年1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刘飞是案件的13名被告人之一。
据这本盗墓笔记的主人也就是被告人刘飞供述，他一直对书本里描写的盗墓故事存有浓厚的兴趣，幻想能有机会亲身尝试一次。
20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飞听人介绍了一个被称作李娃的人，还听闻他真的会盗墓，于是主动结识。
李娃真名李志红，曾因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4年6月16日被山西省左云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但是在满脑子都是要盗墓的刘飞看来，李志红会看墓，便想要拉在一起大干一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找到了李志红，一名外号叫“鸽子”的男子，说想让他到北京看看墓。
“鸽子”真名王军旗，也是法庭上的被告人之一。那时候王军旗认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座山上可能有墓，那么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此之前，王军旗结识了本案的另一名被告人李庆河，他们一起到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山坡看了现场，认为那里是有墓葬的，就此心生邪念。
经事先预谋，几人组建盗墓团伙
随着多名成员的陆续加入，一个有组织，分工明确的盗墓团伙就此组建了起来。而他们之前发现的那个山坡，也成了他们盗掘墓葬首先下手的地方。
来到北京后，李志红被王军旗带到了此前自己去过的那座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山上，一番勘察后，他们企图寻找挖掘古墓的具体位置。
李志红是基于什么确定附近有墓？
李志红判断的依据是因为看到有两座断了的石头碑座，离碑座西边大约200米有一个大型山体，觉得山体下面会有墓，而且山体北面的树林利于挖墓时候隐蔽。
就这样，李志红与王军旗确定了盗墓的地点，并立即开始组建盗墓团伙。
接到李志红电话后，刘飞感觉自己干“大买卖”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买票到了北京与李志红等人会合。
就这样，刘飞等六人陆续会合到一起，修整了两天便准备开始行动。而为了掩人耳目，李庆河还拉来了一个在他看来能起作用的人入伙。此人名叫李晨，是他们计划盗墓地点附近的林场工作人员。
为了对盗墓行为进行遮蔽，李庆河找李晨借用他所在林场护林员的对讲机和衣服进行伪装。就这样，李庆河通过这名林场工作人员的关系，解决了盗墓工具以及暂住地，并通过此人的介绍雇用了王文清等四人，伪装成护林员在盗墓地点周围望风。
虽然李庆河此前没有明说，但负责望风的王文清等四人还是明确知道了他们夜晚来到山坡的目的。另一边，王军旗留守在出租屋内指挥和安排，13人的队伍就这样组建了起来。
李庆河、王军旗负责组织协调，刘飞等五人专门负责挖盗洞，王文清等四人分布在周围放风，杨军作为司机负责运送团伙人员，李晨负责为盗墓提供工具掩饰服装。
盗墓团伙昼伏夜出挖盗洞，尚不知能否得逞
这个13人的盗墓团伙组建完毕后，李志红、刘飞等人开始了昼伏夜出的挖盗洞活动。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想要干成他们口中所说的“大买卖”，还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他们的挖洞盗墓行动会得逞吗？又是否能挖到墓葬呢？
这个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的犯罪团伙，看上去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正在干大买卖，甚至连作案前的经费都是团伙成员自己七拼八凑而来的。
在好不容易凑了3万元后，他们决定要开始行动了。刘飞和同伙几人每天晚上七八点从出租屋出发。来到挖掘地点一直挖到凌晨4点，司机又会将他们接回去休息。
就这样，刘飞等人在寒冬夜深人静的山里连续挖了2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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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名被告人均构成盗掘古墓葬罪，分别获刑
王军旗等13人被抓获后，因涉嫌盗掘古墓葬罪，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其实，他们忙碌了几十天，也没有得到幻想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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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被告人王军旗、李庆河组织人员到案发地点附近实施盗掘等犯罪活动，其中被告人李志红、刘飞等5人到案发地点挖掘盗洞，被告人杨军负责运送李志红等人到现场，被告人王文清等4人负责现场周边望风，被告人李晨为盗掘提供工具，掩护服装、对讲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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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指控，李某等13人参与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应当以盗掘古墓葬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属于犯罪未遂，在量刑时可以从轻处罚。
庭审中，各被告人对起诉的罪名和事实没有异议，均认罪认罚。经审理，海淀法院对李庆河、王军旗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其余11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到有期徒刑1年不等。（央视新闻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人民日报：钦州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枢纽#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西部陆海新通道#
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钦州：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枢纽》，聚焦钦州，点赞钦州，列举了钦州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的突破性飞速发展。
钦州：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枢纽
港口码头，远洋巨轮斩浪而来，货运班列沟通中外；
园区企业，智能机器高速运转，项目建设热潮澎湃；
城镇社区，绿树成荫生态宜居，百姓获得感满满。
钦州，这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中心城市，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之一。近年来，钦州充分利用多重叠加国家级平台政策资源，做足港口经济文章，积极开发开放国内外贸易、投资、港航、金融、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打造国际产能合作新高地，争当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排头兵，展现“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崭新姿态。
港通四海 路连八方
钦州30万吨级原油码头投入运营，2020年钦州港首次进入全球百大集装箱港口排名，位居第47位，钦州港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居全国前列……钦州30万吨级原油码头投入运营，肩负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枢纽新使命的钦州，不断向世界敞开怀抱，在“建大港”方面取得一项项重大突破，“南方大港”的梦想变成现实。
钦州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的重要节点，其枢纽通道优势越发凸显。2021年，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铁海联运班列连通国内13省份47市91个站点，出海运抵全球6大洲106个国家和地区311个港口，开行至今突破6000列，同比增长30%，成为近年来我国增速最快的国际班列之一。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被列为“十四五”时期的重大工程之一，北部湾港上升为国际枢纽海港。
枢纽海港 优势聚集
港口，是钦州发展的重要载体。钦州已建成深水亿吨大港，成为中国—东盟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副中心、国际集装箱干线港、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重要节点。
当前，钦州港已开通国内国际航线57条，开通至德国、波兰等国的“中欧班列”，与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互联互通的“五定班列”，至新加坡、中国香港集装箱天天班航线，至中东、日韩、南美、南非等远洋航线，实现国内沿海、东盟主要港口全线通航。
钦州港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已由“万吨小港”成长为“亿吨大港”。2021年，钦州港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1.67亿吨、同比增长22.3%，集装箱吞吐量完成462.7万标箱、同比增长17.1%，跨入全国港口接卸能力第一方阵。
钦州港建设不断跑出“加速度”，建成运营全国目前唯一位于非省会地级市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实现远程自动化装卸作业，办理量跃升至全国第六，实现海铁联运的无缝对接，钦州港迈入1万标准集装箱大船时期，引领北部湾港货物吞吐量跃升至全国沿海主要港口第九位。
随着目前广西最大的30万吨级原油码头、东航道扩建一二期调整工程等标志性工程建成运营，钦州港实现了30万吨级油轮靠泊、20万吨级集装箱船单向通航，通航能力大大提升。
钦州平台 创新高地
当前，钦州市除享有西部大开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北部湾经济区等相关优惠政策外，还集聚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保税港区、国家级开发区等国家级平台及13项政策优惠，成为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核心区、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门户港和枢纽城市。
自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复实施《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金融创新试点方案》以来，5项创新业务量合计102亿元，首开全国跨境人民币双向流动便利化业务先河，为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和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当前，钦州抢抓RCEP生效实施机遇，积极打造RCEP先行示范区，充分整合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钦州综合保税区等国家级平台叠加优势，持续推进与东盟的贸易投资、港航物流、产业链等方面合作，全力打造中国—东盟合作示范区。
营商环境 “优”无止境
2021年，钦州港片区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成效更上新台阶。全年完成自治区162项、钦州市及以下140项行政许可事项下放承接，政务服务“一体化”和“片区事片区办”进程加快。
企业开办快速，在全区首创“12合一”智能审批系统，承诺制全覆盖审批，实现半日开办企业和广西首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项目审批加速，实行“告知承诺制审批”，项目审批“先建后验”；海铁联运便利，口岸贸易通关“两步申报”，5分钟完结；创新海铁联运“一单制、一口价、一箱到底”服务，实现铁路集装箱“原箱出口、一箱到底、海外还箱”、集装箱提货“船边直提、抵港直装”……良好的政务环境和投资环境，为钦州招商引资增添底气。
向海而兴 逐浪前行
经过十多年的培育、发展，钦州绿色石化产业已初步形成“一滴油两根丝”的高端绿色化纤产业布局，构建起“油、煤、气、盐”多元化石化产业体系，立起了“三千亿级”绿色临港大工业的“四梁八柱”，钦州石化产业园区成为目前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能源化工基地。
与此同时，钦州紧盯“双碳”目标，大力发展新能源电池材料和电池产业，打造千亿级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集群。装备制造方面，钦州在北部湾区域打造首个大型海工装备基地，打造千亿级海洋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电子信息方面，获评中国—东盟信息港副中心，全国首个华为数字小镇建成运营；林木加工方面，打造了北部湾大型造纸基地及北部湾绿色高端家居产业基地。
钦州县域产业领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聚态势。灵山县重点打造玩具加工、轻工纺织等产业集群，浦北县重点打造木材深加工、工艺编织等产业集群，钦南区重点打造进口木材及高端家具家居、大型临港石化产业下游产业集群，钦北区重点打造高端医药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产业集群，高新区重点打造电子信息、精密五金等产业集群。
钦州市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向海图强、向海而兴，以奋斗姿态，全面实施“建大港、壮产业、造滨城、美乡村”四轮驱动战略，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
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钦州：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枢纽》，聚焦钦州，点赞钦州，列举了钦州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的突破性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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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而兴 逐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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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钦州紧盯“双碳”目标，大力发展新能源电池材料和电池产业，打造千亿级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集群。装备制造方面，钦州在北部湾区域打造首个大型海工装备基地，打造千亿级海洋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电子信息方面，获评中国—东盟信息港副中心，全国首个华为数字小镇建成运营；林木加工方面，打造了北部湾大型造纸基地及北部湾绿色高端家居产业基地。
钦州县域产业领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聚态势。灵山县重点打造玩具加工、轻工纺织等产业集群，浦北县重点打造木材深加工、工艺编织等产业集群，钦南区重点打造进口木材及高端家具家居、大型临港石化产业下游产业集群，钦北区重点打造高端医药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产业集群，高新区重点打造电子信息、精密五金等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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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乐乐娱乐法日历# 热词：明星商演：时间短收益高，风险同样也不少
1 明星商演是什么？
“商演”即商业演出，指的是明星或表演团体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参加的演出活动，并由主办单位出售门票并支付报酬，或是由主办单位以“赞助”的名义支付报酬。经常关注娱乐动态的朋友们在不少明星的微博或其他社交平台上可以发现诸如“合作请联系xx（联系方式）”的字样，其实这里的“合作”主要便是活动主办单位邀约明星参加商业演出。
商业演出不同于演唱会，一场明星演唱会往往需要大型的表演场地并制定完善的表演流程，表演曲目众多，这就意味着主办单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歌手作为销量保证，举办一场演唱会也能获得巨大收入，并将因此获得一波宣传的机会。而商业演出的规模和时长远远少于演唱会，明星的商演报价也从几十万到百余万不等。尽管参加商演的收入不及演唱会，但是商业演出由于其时间短、收益高的特点，往往为各位艺人所青睐。例如，近日齐秦被曝商演报价为四首歌100万元，平均每首歌可以获得25万元的收入。可见，档期安排较满的明星，其收入无疑十分丰厚。如今，商演已经成为明星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不同于明星的商业广告代言，商业演出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明星的热度，使商家可以通过明星的知名度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因此，不少商家在筹办大型活动时都会邀请明星前来演出，商演市场需求不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娱乐产业的成熟，明星商演也越来越常见。在各种不同“咖位”不同领域的艺人飞往全国各地进行商演的同时，商演主办方和明星发生纠纷的事件也不时发生。明星在短时间高收益的商演中并不总能和主办方达成愉快合作，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艺人们在商演中可能会遭遇哪些风险吧。
2 商演被宣传为演唱会？合作需防范主办方“猫腻”
虽然商业演出和明星演唱会在规模、时长和明星报酬上存在巨大差别，但是现实中却有一些商演主办方有意将“商演”作为“演唱会”加以宣传，借此抬高票价并吸引粉丝购买。
例如，2018年歌手邓紫棋被曝“演唱会耍大牌”。观众称，邓紫棋在中山的演唱会上只唱了四首歌就退场，不少粉丝大失所望。而邓紫棋方在发现问题后立刻澄清，原来活动主办单位邀请邓紫棋一方参加的只是商业演出，却对外宣称为邓紫棋的演唱会，并声称邓紫棋会演唱6-8首歌，借此误导粉丝和购票者。其后，邓紫棋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谴责主办方篡改演出形式及进行误导性宣传的行为，并声明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那么，主办方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首先，主办方在对外售票和宣传的过程中涉及篡改演出形式误导购票者，这一行为有违商业信用，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主办单位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同时这一行为也违反了《营业性商业演出条例》第48条中商演广告不得误导欺骗公众的规定。对此，主办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购票者和经纪公司可以将这一行为反映至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同时，对于受到误导而误信其为演唱会的消费者，由于其购票行为已经与主办单位订立了合同，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因欺诈而归于无效或可撤销。主办单位的行为实际上不属于合同违约，而是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之责任。
对于艺人而言，邓紫棋一方在与主办单位订立演出合同后，可能在合同中约定相关条款。对于主办单位虚假宣传致使艺人声誉下降的，艺人在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这次事件对于艺人参加商业演出而言起到了提醒的作用。艺人不仅应当按照演出合同进行相应的表演，也需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尤其是对于主办单位的演出宣传等加以注意，以避免类似事件损害自己的声誉。
3 主办方除了虚假宣传，还可能威胁艺人人身安全？
由于明星商演合作的主办单位数量众多，其资质良莠不齐，如果不是长期合作对象，艺人团队很难对主办单位进行细致考察。同时，很多主办单位不懂行业规则或者合同意识淡漠，甚至缺乏对艺人的尊重。艺人与主办单位发生矛盾的现象并不少见，其中更有甚者会上升为对艺人人身安全的威胁。
2016年的胡夏商演事件便是艺人人身安全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胡夏在参加商演的过程中按照合约约定演唱完指定歌曲后，却被主办方阻止离场。最终胡夏被迫在现场演唱赞助企业主题曲，多次演唱后方得以离场。
参加商演的艺人居然被主办单位以如此粗暴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并强迫演唱歌曲，此次事件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艺人及其团队在参加商演时并不了解主办单位，很有可能被主办单位提出不合理要求。通常，对于部分在合同义务之外的要求，艺人往往会在合理的限度内接受。而在合同的框架之下，艺人可以拒绝主办方提出的额外要求，主办方若因此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构成合同违约。若主办单位强迫艺人演唱合同约定之外的曲目，并不构成演出合同的违约，但艺人方可以主张主办单位侵犯其人身自由等其他权利。
在胡夏事件中，主办方强迫胡夏演唱其他歌曲，并不构成合同违约，但是构成对艺人人身自由的侵犯。同时，强迫演唱企业主题曲和强迫道歉的行为，属于对艺人的侮辱，侵害艺人的名誉权。此次事件中胡夏可以报警解决困境或者在事后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同时，《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演出单位应当保障演出人员的安全，维护演出现场秩序。对于演出中艺人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可以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4 小结
虽然商业演出形式简单快捷且收益较高并因此受到许多艺人的青睐，但是商业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上文所提到的邓紫棋和胡夏的商演纠纷是明星商演中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对于艺人和经纪团队而言，商演虽然频繁，但是仍然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提前规避可能的风险，既是对自身的人身权利也是对粉丝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护。
1 明星商演是什么？
“商演”即商业演出，指的是明星或表演团体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参加的演出活动，并由主办单位出售门票并支付报酬，或是由主办单位以“赞助”的名义支付报酬。经常关注娱乐动态的朋友们在不少明星的微博或其他社交平台上可以发现诸如“合作请联系xx（联系方式）”的字样，其实这里的“合作”主要便是活动主办单位邀约明星参加商业演出。
商业演出不同于演唱会，一场明星演唱会往往需要大型的表演场地并制定完善的表演流程，表演曲目众多，这就意味着主办单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歌手作为销量保证，举办一场演唱会也能获得巨大收入，并将因此获得一波宣传的机会。而商业演出的规模和时长远远少于演唱会，明星的商演报价也从几十万到百余万不等。尽管参加商演的收入不及演唱会，但是商业演出由于其时间短、收益高的特点，往往为各位艺人所青睐。例如，近日齐秦被曝商演报价为四首歌100万元，平均每首歌可以获得25万元的收入。可见，档期安排较满的明星，其收入无疑十分丰厚。如今，商演已经成为明星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不同于明星的商业广告代言，商业演出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明星的热度，使商家可以通过明星的知名度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因此，不少商家在筹办大型活动时都会邀请明星前来演出，商演市场需求不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娱乐产业的成熟，明星商演也越来越常见。在各种不同“咖位”不同领域的艺人飞往全国各地进行商演的同时，商演主办方和明星发生纠纷的事件也不时发生。明星在短时间高收益的商演中并不总能和主办方达成愉快合作，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艺人们在商演中可能会遭遇哪些风险吧。
2 商演被宣传为演唱会？合作需防范主办方“猫腻”
虽然商业演出和明星演唱会在规模、时长和明星报酬上存在巨大差别，但是现实中却有一些商演主办方有意将“商演”作为“演唱会”加以宣传，借此抬高票价并吸引粉丝购买。
例如，2018年歌手邓紫棋被曝“演唱会耍大牌”。观众称，邓紫棋在中山的演唱会上只唱了四首歌就退场，不少粉丝大失所望。而邓紫棋方在发现问题后立刻澄清，原来活动主办单位邀请邓紫棋一方参加的只是商业演出，却对外宣称为邓紫棋的演唱会，并声称邓紫棋会演唱6-8首歌，借此误导粉丝和购票者。其后，邓紫棋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谴责主办方篡改演出形式及进行误导性宣传的行为，并声明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那么，主办方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首先，主办方在对外售票和宣传的过程中涉及篡改演出形式误导购票者，这一行为有违商业信用，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主办单位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同时这一行为也违反了《营业性商业演出条例》第48条中商演广告不得误导欺骗公众的规定。对此，主办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购票者和经纪公司可以将这一行为反映至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同时，对于受到误导而误信其为演唱会的消费者，由于其购票行为已经与主办单位订立了合同，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因欺诈而归于无效或可撤销。主办单位的行为实际上不属于合同违约，而是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之责任。
对于艺人而言，邓紫棋一方在与主办单位订立演出合同后，可能在合同中约定相关条款。对于主办单位虚假宣传致使艺人声誉下降的，艺人在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这次事件对于艺人参加商业演出而言起到了提醒的作用。艺人不仅应当按照演出合同进行相应的表演，也需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尤其是对于主办单位的演出宣传等加以注意，以避免类似事件损害自己的声誉。
3 主办方除了虚假宣传，还可能威胁艺人人身安全？
由于明星商演合作的主办单位数量众多，其资质良莠不齐，如果不是长期合作对象，艺人团队很难对主办单位进行细致考察。同时，很多主办单位不懂行业规则或者合同意识淡漠，甚至缺乏对艺人的尊重。艺人与主办单位发生矛盾的现象并不少见，其中更有甚者会上升为对艺人人身安全的威胁。
2016年的胡夏商演事件便是艺人人身安全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胡夏在参加商演的过程中按照合约约定演唱完指定歌曲后，却被主办方阻止离场。最终胡夏被迫在现场演唱赞助企业主题曲，多次演唱后方得以离场。
参加商演的艺人居然被主办单位以如此粗暴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并强迫演唱歌曲，此次事件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艺人及其团队在参加商演时并不了解主办单位，很有可能被主办单位提出不合理要求。通常，对于部分在合同义务之外的要求，艺人往往会在合理的限度内接受。而在合同的框架之下，艺人可以拒绝主办方提出的额外要求，主办方若因此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构成合同违约。若主办单位强迫艺人演唱合同约定之外的曲目，并不构成演出合同的违约，但艺人方可以主张主办单位侵犯其人身自由等其他权利。
在胡夏事件中，主办方强迫胡夏演唱其他歌曲，并不构成合同违约，但是构成对艺人人身自由的侵犯。同时，强迫演唱企业主题曲和强迫道歉的行为，属于对艺人的侮辱，侵害艺人的名誉权。此次事件中胡夏可以报警解决困境或者在事后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同时，《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演出单位应当保障演出人员的安全，维护演出现场秩序。对于演出中艺人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可以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4 小结
虽然商业演出形式简单快捷且收益较高并因此受到许多艺人的青睐，但是商业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上文所提到的邓紫棋和胡夏的商演纠纷是明星商演中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对于艺人和经纪团队而言，商演虽然频繁，但是仍然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提前规避可能的风险，既是对自身的人身权利也是对粉丝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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