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不信 电路上的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都是外国货
电阻电容这不起眼的小玩意，背后是基础学科，但是现在不赚钱，人才都不去，谈何突破呢？可惜，生化材料，已经被冠以四大天坑的名号了，都是我们急需的人才。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别说芯片，就算电路上用的高端点的电阻，电容都是外国货。实验室最后两个日本的安规电容，现在买不到了。我老师说了除非重要电路，否则不准用这个。
所以说杨振宁老先生强调基础学科的建设，高频陶瓷，抗干扰，低温烧结和高温烧结，生瓷配方材料也被卡死死的。可以这样说，现在90%以上的精密仪器，不说全部，核心元件全部进口，机械上更多。
这么说吧一线技术岗位，任你技术多牛逼，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你的顶头上司。然后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突显自己的领导能力，逼着你写文档，给他撑绩效，弄得乌烟瘴气。不配合，就给你穿小鞋。啥也不是。在领导眼里搞技术的员工就是一个下苦力的人，平时也用不着他，能把产品做得很漂亮的人，通常是不会做事的，大多数产品也只是为了过得去就行。
非常实际的问题是，这东西的门槛太高，用量太少。除非得到支持，企业谁上谁废。你成品出来了，或在降价了，不但挣不到钱，还赔到要死。
一个手机里有多少电容电阻知道吗？每一件电子产品里都有，这个量大得超乎你的想象，还说不挣钱？普通的塑胶电子产品，是我们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在这个制造产业链里面，国外掌握核心技术
何止芯片和电容，各类电机，轴承，刀具，传感器，伺服系统，润滑剂，视觉元器件，甚至螺丝螺母要求高的无一不是进口。
就是个普通的滤波电容，但国内产品同型号的，都能给你生产的参数五花八门，不是多些就是少些，连功率管同型号间的参数都有差距，有些干脆就是虚标。
就一个螺丝，都能看到不同，真不是偏见，谁用谁知道。国外也进口中国的螺丝，一个论吨卖的，进来的论颗。关键是人家同等质量，你能以什么价格对待？做不到，那别人凭啥给你，确实有很多是做不出来。
自己不行，非得以为自己行，那才是偏见。正视差距才能消除差距，做工程的，工业制造的，稍微深入了解的都明白，这么些年我们有进步，而且很大，那是因为我们落后的太多。
别小看轴承这玩意，就算国产的精度可以比肩老外的，经济性实用性肯定差远了（原材料跟不上）这个可不是吹牛就能搞出来的，靠无数的实验数据支撑着的。
很多人还不知道基础材料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芯片固然重要，但是光有一个芯片就能工作吗？还需要很多的各种电容电阻去调压限流，才可以正常工作。电容已经是完整的成品了，电容用到的电解液和铝箔等才是材料部分。现在陶瓷的纵容感，高端的我们就是做不了，陶瓷不是基础材料是啥。
电容你是很少听说，但是你时刻在用，哪个电路里没有电容电阻？重要么，不重要，好用的时候你觉不到它有用。不重要吗？要是它坏了，你手机用不了电视看不了车也开不了，你就会觉得很重要。基础的东西，谈不上高端，可靠是关键，但国产东西恰恰让你不敢放心用，尤其关键产品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只是拿电容举个例子罢了，裤子拉链难道不重要，基本都是中国生产的，没有中国外国人裤子上就没有拉链了？电容这小玩意和拉链就是同一回事。
PC高端主板采用三洋电容，中端的用台系电容，低端的用国产电容。搞工业产品的都知道，随便拆个国产柜子，里面哪个不是PLC,开关接触器继电器之类，哪个不是西门子ABB施耐德之类的品牌。电容电阻，二三极管，晶振，FPC，WIFI玻璃芯片等等都是进口，所谓的国产，不过是主板而已，好的主板材料都要进口，无铅锡膏都是进口的，贴片线也是进口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设备是国外人研发的，标准是他们定的，产品采购的权利也在他们手里，我们只能赚个辛苦钱，要加大设备研发的投入，并且设置各方面的优惠和扶持政策。
国产电阻、电容的寿命与数值误差真的堪忧，不信去问问家电维修人员。以前做维修时，宁可拆报废板的旧件（主要是晶体管和电解）也不愿用国产新元件，怕以后麻烦返修。不用抬杠，别的不说，就说大家常用的石英手表里的纽扣电池。基本上都是进口的比国产的用的时间长，有同感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肉眼看一个电阻不起眼，里面含很高科技内容，我们生产电阻最高三百层，曰本达仟层，你不能为达容量做成体积很大的电阻按仪器上吧，这就是看什么都行，一卡脖就知怎么回事。
记得曾经广播电台调频发射机的晶振就是进口的，一个好几千，一般国产的才几分之一，但是好像是频率稳定性不行，就是容易发生频率偏移，也就是频飘。精度千分之五的民用电阻中国都不能生产，所以普通电子产品一致性差。
别说电容电阻了，就是钓鱼用的鱼竿碳布材料，东丽的也比光威的贵，也更好！这就是差别，可能同规格的就比你稳定，强10%，可鱼竿企业想做好就得用东丽的，这就是现实。
我们行业用的钳子，国产的是进口的价格十分之一，用到后面还是买进口的，谁不想省钱啊，主要是用得太闹心。
同样的技术，人家用金的地方，他用铜，人家0.3毫米，他0.27毫米，人家10个工序，他9个，总之比人家缺一点点。唉，国产就喜欢搞大量大优惠的事。同样的工艺也不会比别人便宜，要想便宜就得偷工减料。没办法的事，物美价廉是不可能的。
不得不承认，商业和工业用的核心芯片，绝大多数都是靠进口的。我们的国产汽车，核心部件50％以上也是进口。即便如此，进口的和国产的，质量也差别很大。
不要小看小数点后面好几位的陶瓷电容，做不好真的要命，20年前做的一个电源产品，通讯用的，用了5年后银离子迁徙，电容失效。整个模块坏。我们能做出来，但做出的高品质真不多。
高端电容电阻，都要求着人家，国产的有多粗糙，不信你去问问身边的物理老师，电器维修人员。中国制造业现在只有高铁、航天、盾构机等有点厉害之外，其它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很不好，最大的短板是工艺和材料。
这个电容类和日本确实有差距，但不是跨不过去。这涉及一个系统，要向日本的品质看齐，这是个系统工程，要有生产设备，工艺，材料，工人的认真程度。还有用户的设计人员愿不愿意承担责任和风险，是否愿意支付日本产品一样的价格等等，如果有这个系统，假以时日，国内绝对做得出来。就像高铁，盾构机。
大家都别酸，普通的塑胶电子产品，是我们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在这个制造产业链里面，国外掌握核心技术，那些元器件好用的确实是需要进口的，但是呢，这些东西不是说国内的技术，材料水平做不了，而且要到那种好的程度的确不行。
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企业就必须在生产设备，工艺流程，质量把关方面加大投入，这就必然带来成本上升，销售价格就必然要提高。但是国外的企业已经在很久以前开始完成了这方面的投入，并且已经收回了投入的成本，在最终销售价格上，其价格调动空间就很大，这对后来者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在有很大可能无法收回成本的威胁下，不会有什么企业敢拿自己的生死去赌的。
对比之下，以京东方为代表的中国液晶面板厂之所以能够在手机屏幕上获得很大成就，现在已经实现了对三星的紧追，其主要原因就是华为带头采购使用国产屏幕。当然，华为也付出了因为各种屏幕品质问题而引起巨量客诉，投入大量赔偿成本的代价，而小米也几乎要被消费者的口气喷死，OV也被大量“懂”手机的人喷上了天。但还好，付出了那么多代价，屏幕确实做起来了。
要想要有好的产品，厂商要付出代价，作为消费者的你我，也必须付出代价，所有的成本，最终都要有人买单。制造业也是，月工资几千万。计算机金融月薪几万，干一个月就抵制造业的月薪一年了，后悔选错专业啊。
机械工程上的事情，有两点最难，一是最大的，二是最小的，最小的甚至比最大的更难弄。当一个产品小到微米的时候，就是老虎吃尘埃，无处下口。芯片绝对不是雄心壮志和决心能够搞定的，是多少年多少代积攒下来的技术理论、加工工艺方法及设备能力，才能最终成就。
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应该提上去。高端化工产品的工艺都是一样的，想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必须提高一线员工的工资。让员工生产产品的质量和工资挂钩，这样才能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
用别人的不可怕，可怕老有这种自豪思想：xx高端高技术材料元器件我们没有，但是中等能替换的我们有呀，无非就是故障率高点，寿命短点，精度少点，强度差点，但是我们的价格只是1/10呀，或者几十分之一呀。拼多多能短短几年赶上阿腾东，这种思维功不可没。如果不彻底转变这种思想，我们永远沉醉在中等生的成绩中。
腾讯平均月薪7W，学化工的应届生月薪7K算不错的。那些明星网红，随便露一下脸，赚了不知道多少钱。生活的压力，已经让很多人失去了最初的梦想。
网红，明星已经是当代年轻人崇拜向往的偶像和目标。文凭限制了你的能力，金钱限制了你的创新，生活限制了你的忘我，不是吗？还有一句话，“公司离了谁都能转，能干就干，不干滚蛋。”
基础工业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国人不要老是想着已经赶英超美了，出来走走，就知道差距的大小。
电阻电容这不起眼的小玩意，背后是基础学科，但是现在不赚钱，人才都不去，谈何突破呢？可惜，生化材料，已经被冠以四大天坑的名号了，都是我们急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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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杨振宁老先生强调基础学科的建设，高频陶瓷，抗干扰，低温烧结和高温烧结，生瓷配方材料也被卡死死的。可以这样说，现在90%以上的精密仪器，不说全部，核心元件全部进口，机械上更多。
这么说吧一线技术岗位，任你技术多牛逼，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你的顶头上司。然后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突显自己的领导能力，逼着你写文档，给他撑绩效，弄得乌烟瘴气。不配合，就给你穿小鞋。啥也不是。在领导眼里搞技术的员工就是一个下苦力的人，平时也用不着他，能把产品做得很漂亮的人，通常是不会做事的，大多数产品也只是为了过得去就行。
非常实际的问题是，这东西的门槛太高，用量太少。除非得到支持，企业谁上谁废。你成品出来了，或在降价了，不但挣不到钱，还赔到要死。
一个手机里有多少电容电阻知道吗？每一件电子产品里都有，这个量大得超乎你的想象，还说不挣钱？普通的塑胶电子产品，是我们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在这个制造产业链里面，国外掌握核心技术
何止芯片和电容，各类电机，轴承，刀具，传感器，伺服系统，润滑剂，视觉元器件，甚至螺丝螺母要求高的无一不是进口。
就是个普通的滤波电容，但国内产品同型号的，都能给你生产的参数五花八门，不是多些就是少些，连功率管同型号间的参数都有差距，有些干脆就是虚标。
就一个螺丝，都能看到不同，真不是偏见，谁用谁知道。国外也进口中国的螺丝，一个论吨卖的，进来的论颗。关键是人家同等质量，你能以什么价格对待？做不到，那别人凭啥给你，确实有很多是做不出来。
自己不行，非得以为自己行，那才是偏见。正视差距才能消除差距，做工程的，工业制造的，稍微深入了解的都明白，这么些年我们有进步，而且很大，那是因为我们落后的太多。
别小看轴承这玩意，就算国产的精度可以比肩老外的，经济性实用性肯定差远了（原材料跟不上）这个可不是吹牛就能搞出来的，靠无数的实验数据支撑着的。
很多人还不知道基础材料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芯片固然重要，但是光有一个芯片就能工作吗？还需要很多的各种电容电阻去调压限流，才可以正常工作。电容已经是完整的成品了，电容用到的电解液和铝箔等才是材料部分。现在陶瓷的纵容感，高端的我们就是做不了，陶瓷不是基础材料是啥。
电容你是很少听说，但是你时刻在用，哪个电路里没有电容电阻？重要么，不重要，好用的时候你觉不到它有用。不重要吗？要是它坏了，你手机用不了电视看不了车也开不了，你就会觉得很重要。基础的东西，谈不上高端，可靠是关键，但国产东西恰恰让你不敢放心用，尤其关键产品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只是拿电容举个例子罢了，裤子拉链难道不重要，基本都是中国生产的，没有中国外国人裤子上就没有拉链了？电容这小玩意和拉链就是同一回事。
PC高端主板采用三洋电容，中端的用台系电容，低端的用国产电容。搞工业产品的都知道，随便拆个国产柜子，里面哪个不是PLC,开关接触器继电器之类，哪个不是西门子ABB施耐德之类的品牌。电容电阻，二三极管，晶振，FPC，WIFI玻璃芯片等等都是进口，所谓的国产，不过是主板而已，好的主板材料都要进口，无铅锡膏都是进口的，贴片线也是进口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设备是国外人研发的，标准是他们定的，产品采购的权利也在他们手里，我们只能赚个辛苦钱，要加大设备研发的投入，并且设置各方面的优惠和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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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曾经广播电台调频发射机的晶振就是进口的，一个好几千，一般国产的才几分之一，但是好像是频率稳定性不行，就是容易发生频率偏移，也就是频飘。精度千分之五的民用电阻中国都不能生产，所以普通电子产品一致性差。
别说电容电阻了，就是钓鱼用的鱼竿碳布材料，东丽的也比光威的贵，也更好！这就是差别，可能同规格的就比你稳定，强10%，可鱼竿企业想做好就得用东丽的，这就是现实。
我们行业用的钳子，国产的是进口的价格十分之一，用到后面还是买进口的，谁不想省钱啊，主要是用得太闹心。
同样的技术，人家用金的地方，他用铜，人家0.3毫米，他0.27毫米，人家10个工序，他9个，总之比人家缺一点点。唉，国产就喜欢搞大量大优惠的事。同样的工艺也不会比别人便宜，要想便宜就得偷工减料。没办法的事，物美价廉是不可能的。
不得不承认，商业和工业用的核心芯片，绝大多数都是靠进口的。我们的国产汽车，核心部件50％以上也是进口。即便如此，进口的和国产的，质量也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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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容类和日本确实有差距，但不是跨不过去。这涉及一个系统，要向日本的品质看齐，这是个系统工程，要有生产设备，工艺，材料，工人的认真程度。还有用户的设计人员愿不愿意承担责任和风险，是否愿意支付日本产品一样的价格等等，如果有这个系统，假以时日，国内绝对做得出来。就像高铁，盾构机。
大家都别酸，普通的塑胶电子产品，是我们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在这个制造产业链里面，国外掌握核心技术，那些元器件好用的确实是需要进口的，但是呢，这些东西不是说国内的技术，材料水平做不了，而且要到那种好的程度的确不行。
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企业就必须在生产设备，工艺流程，质量把关方面加大投入，这就必然带来成本上升，销售价格就必然要提高。但是国外的企业已经在很久以前开始完成了这方面的投入，并且已经收回了投入的成本，在最终销售价格上，其价格调动空间就很大，这对后来者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在有很大可能无法收回成本的威胁下，不会有什么企业敢拿自己的生死去赌的。
对比之下，以京东方为代表的中国液晶面板厂之所以能够在手机屏幕上获得很大成就，现在已经实现了对三星的紧追，其主要原因就是华为带头采购使用国产屏幕。当然，华为也付出了因为各种屏幕品质问题而引起巨量客诉，投入大量赔偿成本的代价，而小米也几乎要被消费者的口气喷死，OV也被大量“懂”手机的人喷上了天。但还好，付出了那么多代价，屏幕确实做起来了。
要想要有好的产品，厂商要付出代价，作为消费者的你我，也必须付出代价，所有的成本，最终都要有人买单。制造业也是，月工资几千万。计算机金融月薪几万，干一个月就抵制造业的月薪一年了，后悔选错专业啊。
机械工程上的事情，有两点最难，一是最大的，二是最小的，最小的甚至比最大的更难弄。当一个产品小到微米的时候，就是老虎吃尘埃，无处下口。芯片绝对不是雄心壮志和决心能够搞定的，是多少年多少代积攒下来的技术理论、加工工艺方法及设备能力，才能最终成就。
一线技术工人的工资应该提上去。高端化工产品的工艺都是一样的，想要提高产品的质量，必须提高一线员工的工资。让员工生产产品的质量和工资挂钩，这样才能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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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明星已经是当代年轻人崇拜向往的偶像和目标。文凭限制了你的能力，金钱限制了你的创新，生活限制了你的忘我，不是吗？还有一句话，“公司离了谁都能转，能干就干，不干滚蛋。”
基础工业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国人不要老是想着已经赶英超美了，出来走走，就知道差距的大小。
参话头
公案中大多是有一个字或一句话供学人参究之用，称为"话头"。如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答："无。"此"无"字即是话头。参禅时，在公案的话头下工夫，称为参话头。
中文名
参话头
由来
参禅时，在公案的话头下工夫
禅宗的代名词
参话头是禅宗最具代表性的法门
法门依据
《高峰原妙禅师禅要》等
快速
导航
释义示例三要预期变化
概况
参话头是禅宗最具代表性的法门，自北宋末年的大慧宗皋禅师大力提倡以来，几乎成为禅宗的代名词。千年来，在话头下参悟的祖师不计其数；而由于祖师的亲身履践，也使参话头这一法，淬砺得更加善巧与精致。
释义
综述
参话头广受中国佛子欢迎的原因，在于它的入手处极为简易，但却开悟速捷，只要靠住一个话头，起疑情、参到底，就可以了脱生死。可惜的是，宗师隐没之后，参话头的具体方法并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致使佛弟子或眩惑于祖师的机锋、公案、家风，而成为口头禅；或鄙于宗门知见浑沌的流弊，而弃如蔽屣。但其实在祖师语录中，保留了非常多实际用功的资料可供我们重新去认识它，只是一般人不太了解。惠空法师从祖师语录中认识到参话头的殊胜及具体方法，并选择它作为佛藏僧团的主要修持法门，也希望介绍给大家一同来熏修。
法门依据
一、主要典籍：
（1） 《高峰原妙禅师禅要》（续藏122册）
（2） 《天目明本禅师杂录》（续藏122册）
（3）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正藏47卷）
二、参考典籍
（1） 《圜悟心要》（续藏122册）
（2） 其它：如《博山参禅警语》（续藏122册）、《禅宗直指》（续藏122册）等
具体运心方法
「参话头」[1]这一方法，不了解的人，总以为很玄奥，其实说破了，却极为平常。它的巧妙，就在「话头──疑情──参」一句话上。
所谓「话头」，是在自己心头上提一句问话，如「念佛的是谁？」、「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个疑问句！所以当我们提话头时，绝对不要动第二念去想，而是当下、直接去体会它本身所带起的那份疑问的感觉。那种没有办法解答、不知道答案的「疑问」，就是「疑情」。疑问的感觉保持住以后，我们会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这时在疑情之上，要提摄一种要去看透、追究的觉知照了的力量（近似于永嘉禅法「看」的感觉、「惺惺」的作用），是一种没有妄念下的觉知力。这股觉照力，因为疑情的推动，一直冲向心源深处去追究答案，这就是「参」。所以参话头的巧妙，完全表现在疑情使觉照力向心源推动的作用上。
示例
拖死尸的谁
活着的人可以跑、跳、说话，但是一旦死了，就是一具尸体，一动也不动。想想看，活着时候的这个色身，跟死了以后的死尸，不是同一具色身吗？
当「谁」字被提出来的时候，心就定在「谁？」字上不动，保持住「谁？」，当下会有一种疑问的感觉。在疑情当下，绝对不要动念去思维答案；妄想来了，就再把「谁？」的感觉提起，昏沉来了，也只是专注在「谁？」的疑问上。然后在「谁？」的疑问上，心不动的惺惺地着意去看照、追究，这就是「参」。其它像「念佛是谁？」、「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都有类似的作用，都是在追究「谁？」。
刚开始用功时妄想多，疑问的感觉很容易就跟着妄想打掉了；慢慢的，话头提稳了、绵密了，妄想不容易打进来，疑问的感觉也就能持续，参的力量就会慢慢增长。
参话头就只是这么参，这么简单！没有深奥的理论、没有曲折的过程，参到疑情打破，就开悟了脱生死。高明的禅法就是如此，简单而有力量，愈简单就愈好用，最好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这就是它可贵的地方。
狗无佛性
禅门中有名的赵州和尚，当人问他：「狗子有没有佛性？」他说：「无。」我们都知道，佛说：「众生皆有佛性」，狗也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蚂蚁、蚯蚓都有佛性，连鬼神也有佛性，狗当然也有佛性！可是为什么赵州说狗没有佛性呢？这不是违背佛陀的教法了吗？
所以当我们问：赵州为什么说「无？」的时候，念头就停在这「无~~？」上产生疑问──「为什么无？」可是心不准动念，连个「为什么」都不要，只是「无？」；甚至连「无」字也不要，就只有疑。能够一直疑下去，那就是「参」。
功夫上路以后，只要「无？」的念头一提起来，一切念头就被扫荡尽净，只有「无？」的疑情停在那里，再进一步，就只有疑，一提就是疑惑的感觉，整个身心就在疑情当中。
三要
大信心
首先，要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相信自己绝对可以成佛；其次，要相信参话头这个方法，绝对可以引导我们开悟，不管他人说其它法门有多好，绝对不丝毫移易。
大愤志
相信之后，就要很努力，放下一切的参下去。也就是要有一决生死的承担力。常将「生死大事」放在胸中提醒，疑情参不破，如无常杀鬼守在门口，故要有「蚊子钻铁牛」、「担雪填井」般的死志，愈参不破，愈要参去！
大疑情
（一） 疑以信为体、悟以疑为用──参话头的善巧，就在于「疑情」上，古人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正说明了疑情对于开悟的推进作用。但疑情的发起，必须建立在对法门的信心上，相信就这么起疑参究去，绝对可以了脱生死。所以高峰禅师说：「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
（二） 惺惺着意疑──所谓惺惺着意疑，其实就是参的状态。「惺惺」是指警醒、觉明的照了。对于话头上的疑情，要一直去觉了、推溯，但却不是牵动心意识的「想」，而是一种「离心意识参」的惺惺照了。
（三） 只就一个话头上起疑──祖师说，古人也疑，只是不假话头，只疑自己的生死。后人不懂得疑，妄想也多，才给话头当拐杖、敲门砖。所以尽管话头很多，契机也有不同，但疑情只是一个，因此，要大家只在一个话头上起疑；一个话头上疑破，千疑万疑都破。否则东疑西疑，终不得成就。
预期变化
头胀、胸闷
参的力量，是一股非常强劲的觉观力，初参的人，对方法不熟悉，加上妄想多，要想掌握这股觉观力，不自觉的就会费很大心力，心太躁进，影响气脉不调，容易有头胀、胸闷的现象。这时只要将功夫稍微舒缓一下，慢慢熟练之后，就可以改善。
睡眠减省
由于觉照力强，只要参究的力量在，可以一直保持醒觉，可能晚上会睡不着，或似睡非睡。只要色身承受得了，可以一直用功，不必强迫入睡，等身体累了，想睡再睡。
分别心减弱
参话头的觉照力，是针对疑情的。也就是说，它只专注在疑情上，而不旁骛其它。所以当疑情大到笼罩整个身心，对外界的反应，就显得迟滞，亦不想去攀缘、计较，分别心自然减弱，这是用功得力的正常反应，应自我策勉，更绵密的参究。
公案中大多是有一个字或一句话供学人参究之用，称为"话头"。如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答："无。"此"无"字即是话头。参禅时，在公案的话头下工夫，称为参话头。
中文名
参话头
由来
参禅时，在公案的话头下工夫
禅宗的代名词
参话头是禅宗最具代表性的法门
法门依据
《高峰原妙禅师禅要》等
快速
导航
释义示例三要预期变化
概况
参话头是禅宗最具代表性的法门，自北宋末年的大慧宗皋禅师大力提倡以来，几乎成为禅宗的代名词。千年来，在话头下参悟的祖师不计其数；而由于祖师的亲身履践，也使参话头这一法，淬砺得更加善巧与精致。
释义
综述
参话头广受中国佛子欢迎的原因，在于它的入手处极为简易，但却开悟速捷，只要靠住一个话头，起疑情、参到底，就可以了脱生死。可惜的是，宗师隐没之后，参话头的具体方法并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致使佛弟子或眩惑于祖师的机锋、公案、家风，而成为口头禅；或鄙于宗门知见浑沌的流弊，而弃如蔽屣。但其实在祖师语录中，保留了非常多实际用功的资料可供我们重新去认识它，只是一般人不太了解。惠空法师从祖师语录中认识到参话头的殊胜及具体方法，并选择它作为佛藏僧团的主要修持法门，也希望介绍给大家一同来熏修。
法门依据
一、主要典籍：
（1） 《高峰原妙禅师禅要》（续藏122册）
（2） 《天目明本禅师杂录》（续藏122册）
（3）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大正藏47卷）
二、参考典籍
（1） 《圜悟心要》（续藏122册）
（2） 其它：如《博山参禅警语》（续藏122册）、《禅宗直指》（续藏122册）等
具体运心方法
「参话头」[1]这一方法，不了解的人，总以为很玄奥，其实说破了，却极为平常。它的巧妙，就在「话头──疑情──参」一句话上。
所谓「话头」，是在自己心头上提一句问话，如「念佛的是谁？」、「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个疑问句！所以当我们提话头时，绝对不要动第二念去想，而是当下、直接去体会它本身所带起的那份疑问的感觉。那种没有办法解答、不知道答案的「疑问」，就是「疑情」。疑问的感觉保持住以后，我们会迫切的想要知道答案，这时在疑情之上，要提摄一种要去看透、追究的觉知照了的力量（近似于永嘉禅法「看」的感觉、「惺惺」的作用），是一种没有妄念下的觉知力。这股觉照力，因为疑情的推动，一直冲向心源深处去追究答案，这就是「参」。所以参话头的巧妙，完全表现在疑情使觉照力向心源推动的作用上。
示例
拖死尸的谁
活着的人可以跑、跳、说话，但是一旦死了，就是一具尸体，一动也不动。想想看，活着时候的这个色身，跟死了以后的死尸，不是同一具色身吗？
当「谁」字被提出来的时候，心就定在「谁？」字上不动，保持住「谁？」，当下会有一种疑问的感觉。在疑情当下，绝对不要动念去思维答案；妄想来了，就再把「谁？」的感觉提起，昏沉来了，也只是专注在「谁？」的疑问上。然后在「谁？」的疑问上，心不动的惺惺地着意去看照、追究，这就是「参」。其它像「念佛是谁？」、「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都有类似的作用，都是在追究「谁？」。
刚开始用功时妄想多，疑问的感觉很容易就跟着妄想打掉了；慢慢的，话头提稳了、绵密了，妄想不容易打进来，疑问的感觉也就能持续，参的力量就会慢慢增长。
参话头就只是这么参，这么简单！没有深奥的理论、没有曲折的过程，参到疑情打破，就开悟了脱生死。高明的禅法就是如此，简单而有力量，愈简单就愈好用，最好是每个人都可以用，这就是它可贵的地方。
狗无佛性
禅门中有名的赵州和尚，当人问他：「狗子有没有佛性？」他说：「无。」我们都知道，佛说：「众生皆有佛性」，狗也是众生，当然也有佛性！蚂蚁、蚯蚓都有佛性，连鬼神也有佛性，狗当然也有佛性！可是为什么赵州说狗没有佛性呢？这不是违背佛陀的教法了吗？
所以当我们问：赵州为什么说「无？」的时候，念头就停在这「无~~？」上产生疑问──「为什么无？」可是心不准动念，连个「为什么」都不要，只是「无？」；甚至连「无」字也不要，就只有疑。能够一直疑下去，那就是「参」。
功夫上路以后，只要「无？」的念头一提起来，一切念头就被扫荡尽净，只有「无？」的疑情停在那里，再进一步，就只有疑，一提就是疑惑的感觉，整个身心就在疑情当中。
三要
大信心
首先，要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相信自己绝对可以成佛；其次，要相信参话头这个方法，绝对可以引导我们开悟，不管他人说其它法门有多好，绝对不丝毫移易。
大愤志
相信之后，就要很努力，放下一切的参下去。也就是要有一决生死的承担力。常将「生死大事」放在胸中提醒，疑情参不破，如无常杀鬼守在门口，故要有「蚊子钻铁牛」、「担雪填井」般的死志，愈参不破，愈要参去！
大疑情
（一） 疑以信为体、悟以疑为用──参话头的善巧，就在于「疑情」上，古人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正说明了疑情对于开悟的推进作用。但疑情的发起，必须建立在对法门的信心上，相信就这么起疑参究去，绝对可以了脱生死。所以高峰禅师说：「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
（二） 惺惺着意疑──所谓惺惺着意疑，其实就是参的状态。「惺惺」是指警醒、觉明的照了。对于话头上的疑情，要一直去觉了、推溯，但却不是牵动心意识的「想」，而是一种「离心意识参」的惺惺照了。
（三） 只就一个话头上起疑──祖师说，古人也疑，只是不假话头，只疑自己的生死。后人不懂得疑，妄想也多，才给话头当拐杖、敲门砖。所以尽管话头很多，契机也有不同，但疑情只是一个，因此，要大家只在一个话头上起疑；一个话头上疑破，千疑万疑都破。否则东疑西疑，终不得成就。
预期变化
头胀、胸闷
参的力量，是一股非常强劲的觉观力，初参的人，对方法不熟悉，加上妄想多，要想掌握这股觉观力，不自觉的就会费很大心力，心太躁进，影响气脉不调，容易有头胀、胸闷的现象。这时只要将功夫稍微舒缓一下，慢慢熟练之后，就可以改善。
睡眠减省
由于觉照力强，只要参究的力量在，可以一直保持醒觉，可能晚上会睡不着，或似睡非睡。只要色身承受得了，可以一直用功，不必强迫入睡，等身体累了，想睡再睡。
分别心减弱
参话头的觉照力，是针对疑情的。也就是说，它只专注在疑情上，而不旁骛其它。所以当疑情大到笼罩整个身心，对外界的反应，就显得迟滞，亦不想去攀缘、计较，分别心自然减弱，这是用功得力的正常反应，应自我策勉，更绵密的参究。
【身边人”证实：“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曾严重警告，北约东扩是美国最致命错误！】编者的话：作为美国“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1904年2月16日-2005年3月17日）最为人熟知的是1946年2月22日撰写的那份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发送到华盛顿，建议和平“遏制”苏联的“长电报”。但冷战结束后，作为曾经的外交官和历史学者，凯南多次警告美国政府：“北约针对俄罗斯的持续扩张将是美国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他甚至不再为美国国务院工作，而是到高校任教和专注于著书立说。美国纽约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派克就是凯南晚年多本著作的编辑。近日，派克以这一特殊的“编辑与学者”双重身份，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回顾了凯南提出“遏制”政策和拒绝新冷战的真实想法，并讲述了自己对乌克兰危机升级、北约与俄罗斯关系、中美关系等问题的观点。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最致命的错误”
环球时报：能谈谈您与凯南的合作吗？
派克：我第一次见到凯南是1980年，当时我被他的经纪人推荐做他一本文集的编辑。记得凯南看了我列的文集入选文章目录后说：“派克先生，你既没有选‘长电报’，也没有选我在20世纪40年代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那篇有关遏制苏联、饱受争议的文章。你是极少数不愿意这样做的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我认识凯南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似乎已变为“美苏关系以及日益严重的核危机是否会失控”，而且他明显表现出对美国没有能力明智处理对苏关系的担心。后来，他还问我：“你觉得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核幻觉’还是‘核错觉’？”我回答说：“‘幻觉’表明存在误解，而‘错觉’是一种危险的、具有欺骗性的想法。”他同意我的建议，于是，书名就变成《核错觉：原子时代的苏美关系》。
我和凯南合作的第二本书是《命运的联盟：法国、俄罗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我们最后一次合作的书是《生活速写》。这本书涉及他在旅行中的简单记录，时间跨越70年。我的工作包括阅读他那些仍受到限制的文件，然后一起探讨这本书可以采用哪些内容。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凯南头脑非常敏锐，而且对美国缺乏文化素养等社会问题感到不安。
环球时报：凯南被称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但1998年5月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可以东扩后，凯南就表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始。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凯南如何看待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的问题吗？在他看来，北约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才能确保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关系？
派克：如果想要理解凯南对北约的看法，关键就是要回看他为什么一直反对北约的建立和发展。是的，凯南在1946年从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和1947年在《外交事务》上以“X先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让他被公认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设计师”。然而，他认为遏制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凯南在当时以及一生中都反复强调，他从未觉得俄罗斯人要军事入侵西欧。
在当时，凯南当然是“马歇尔计划”的坚定拥护者，但当北约（东扩）的想法出现时，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他认为这会导致一个永久分裂的、军事化的欧洲出现。凯南认为与俄罗斯人达成任何可信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可能的，最终也是有必要的，但北约的做法导致没有任何空间与俄罗斯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凯南对北约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扩感到如此震惊。凯南希望找到欢迎俄罗斯融入欧洲的方法。他也表示，这需要时间，因为这将是困难的。
但随着北约东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凯南认为北约一直存在下列问题：军事化思维泛滥，倾向于将俄罗斯妖魔化为“敌人”以及倾向于从军事力量而不是更根本的问题上去考虑。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无法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可能性持开放态度，因此，他表示，“对于冷战后的美国，扩大北约将是其政策中最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将“激起俄罗斯舆论中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倾向”，“恢复东西方关系中的冷战氛围”，并让进一步削减核武器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
因此，凯南希望北约如果必须存在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个“以某种方式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系统。这个系统甚至都不应该含蓄地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凯南还写道：“为什么在冷战结束后充满各种希望的可能性下，东西方关系却集中在‘谁将与谁结盟’的问题上，并暗示在未来完全不可预见和最不可能的军事冲突中‘谁与谁进行对抗’？”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会让世界更和平”
环球时报：您能详细谈谈凯南的晚年境况吗？
派克：虽然凯南的观点在政府圈子里被忽视，但他晚年的公众形象和声誉相当高。因为他的担忧符合公众对美俄重新爆发冷战以及核军备竞赛、导弹部署等问题日益加深的不安。他被排在那些警告“生态灾难”的人的前列。他还反对过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凯南对那些年不断增长的“反苏反俄狂热情绪”发表了强烈的看法，并认为华盛顿和太多的美国人“在潜意识中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凯南还坚持“对美国权力的限制”。有一次我们吃午餐时，他和我聊起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艾奇逊，并表示“其不了解权力”。凯南当时解释说，在华盛顿的信仰中有异乎寻常的狂妄自大：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认为它可以构建一个全球体系，以此来控制自己的盟友，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并以此对抗自己的敌人。他认为，华盛顿在掩饰自己越来越非理性的企图——成为每个地区的支点、“管理”游戏规则、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边界、坚持美国“普世价值”，但这些最终将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因为所有这些都避开了凯南一生中谈到的“对权力的限制”。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制定连贯的战略思维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美国拒绝对自己的权力加以限制，也拒绝对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持开放态度。
环球时报：回到乌克兰危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见解？
派克：乌克兰危机的关键要追溯到美国和北约（以及欧盟）拒绝接受一个不威胁俄罗斯的独立和保持中立的乌克兰。北约1999年和2004年两次大规模东扩，清晰地暴露出华盛顿的基本议程：首先是要严重削弱俄罗斯的长期影响力；其次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扩大后的北约中的核心地位。有分析认为，美国拒绝与俄罗斯就基本问题进行谈判，且多年来在乌克兰采取了很明显的导致危机升级的行动——从“民主促进”政策，到所谓的“橙色革命”，再到大量资助、训练和武装乌克兰军队等。
谁也说不准华盛顿在自己不断深化的治理问题中要走向何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在繁荣时期，动员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团结感，而那些日子已成为历史。曾经，美国可以负担大量的军事开支和不断置身于战争的成本，也能让大多数美国公民仍享受相对优越的经济福利，但现在美国做不到了。至于欧洲，一个追求更独立、更少结盟的欧洲可以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那样的话，欧洲可以放心地去应对气候和核问题，力争创新全球治理模式，而不是被卷入长期的“再军事化”，或者更糟——在华盛顿的怂恿下将自己的军事存在扩展到亚洲。
环球时报：中美之间既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您认为，两国还有可能携手努力，让乌克兰危机尽快化解吗？
派克：如果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降低自己的调子，那么，美中两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解决当前的危机。当然，这需要美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方向，而不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这样做。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认识到，如果（美国）采取当前针对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外交政策，既不会让世界更和平，也不会让世界有足够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变暖等其他具有威胁性的生存危机。解决这些危机需要以正义感为基础的、创新的全球治理方式，而推动这些方式的应该是一种区别于美国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俄罗斯所采取的那种策略。
“中国崛起，美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
环球时报：您认为在拜登政府任期内，中美关系会有明显改变吗？
派克：尽管大多数迹象表明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和不稳定，但拜登政府有可能改变自己对华政策的一些方面。拜登政府正在大规模增加国防预算，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挑衅性措施，试图动员美国的传统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同时，拜登政府还在延续特朗普将美国贸易政策武器化的做法，并试图利用对俄制裁进一步推动美中经济“脱钩”。
当然，所有这些都需要放在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在各方面给美国带来不安的大背景下来看。作为一个非同寻常的非西方文明，中国正在走向全球权力的中心。美国历史上没有为这种情况做好任何准备，无论是在政治、文化、心理、种族还是战略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中关系的前景仍很严峻。
但抛开可能的“黑天鹅”事件不谈，鉴于美国对华政策一成不变，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这不是冷战时期的重演。冷战时期，美国国内的“恐共”情绪和对苏联、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相互结合。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民意调查显示出当前美国民众对中国持相当负面的态度，但实际上在美国受访者最关切的问题中，有关中国的排列很靠后。我怀疑是否真的有很多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华盛顿治理体系日益失调的根本原因。中国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精英群体所关注的，而这种关注主要为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服务。
其次，美国政治机构在中国议题上存在分歧。拜登总统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失意的民主党，且党内的进步派和拜登之间也存在矛盾。进步派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态度强硬，同时探寻各种国内改革。而拜登的预算和外交政策议程与进步派的主张相冲突，这让他们深感不满。
第三，尽管美国大企业的精英并不打算公开质疑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但他们内心也很矛盾。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以各种方式与中国“脱钩”以及拜登政府对俄制裁有可能加速削弱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私下里，一些人担心美国已失去通过美联储、华尔街和庞大的政府赤字运作来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多年来老有人在谈论“中国的崩溃”，但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显示的那样，美国已经将“系统性风险”这一概念制度化，变成了美国经济运作的核心。如果没有中国在2008年到2009年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知道今天的全球经济会是什么情形。（《环球时报》4月19日7版文章，作者： 夏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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