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强者：低处渡己，高处渡人
莎士比亚曾说：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人生短短数十载，往往是顺境与逆境同在，幸福与苦难同行。
糊涂的人，在顺境中享乐，逆境中消磨，幸福中放纵，苦难中沉沦；
却少有明白人，懂得在顺遂时修心，落魄时蓄能。
真正的强者，并非是有出神入化、颠倒乾坤的本领，而是能守住自己的心，低处渡己，高处渡人
低处渡己
主持人马丁说过一句话：
“每一个强大的人，都曾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
人这一生，难免有孤独落魄时，身后无山可靠，周围无人可依，只能独自挣扎，艰难前行。
“竹林七贤”阮籍，在他三岁时，父亲便去世，留下他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
不过幸得曹丕照顾，母子俩才不至于流落街头。
因此，他非常感激曹丕的帮助。
他为曹丕最终能够接替汉室政权而高兴，但又因曹丕胁迫汉献帝禅让帝位而痛苦。
他从小便立志，要做项羽、刘邦那样的济世英雄，却因官场上那些道貌岸然、不守规则之人而气愤。
他哭过，骂过，醉酒过，但心中的苦闷与绝望并没有因此宣泄，反而越发痛苦。
最后别无他法，他开始潜心写诗，将自己沉浸于诗词创作中，以此来治愈心灵的伤痛。
阮籍这一生一共写了八十二首咏怀诗，而他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洗涤内心，最终走出阴霾。
然而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阮籍一样，能在磨难中坚强，苦难中自渡。
生活艰难，世事艰辛，我们无法逃避，也无从回避。
但若任由自己深陷其中，向下沉沦，难免会身心交瘁、精疲力尽，从而失去继续攀登的勇气和前进的动力。
要知道，身在低谷，无人可靠是常态，懂得自我救赎，才是破局之道。
正如《送你一匹马》中写到：
“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身处黑夜，与其等待他人相助，不如独自摸索前进，待到时机成熟，便可重获新生。
真正厉害的人，都明白，有了低处时的默默蓄力，才能有来日的出类拔萃。
高处渡人
《旷怡亭口占》中有一句诗：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这世间最好的修行，莫过于见识了生活的大风大浪，还能不忘释放善意，向他人施以援手；
历经了生活的磨难困顿，仍有一颗悲悯之心，帮扶他人。
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虽名扬天下，但却极少为人写字。
一次，他散步路过山阴城桥，遇见了一位贫苦的老婆婆，提着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桥上叫卖。
竹扇很简陋，没什么装饰，也少有人问津，老妇人十分着急。
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妇人，就上前说：
“您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可否让我题上字，试试？”
于是王羲之自顾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五个大字。
老妇人见此，满脸怒气，责怪王羲之把她的扇子弄脏了，这下更没人买了。
王羲之却告诉她说：
“您只说这是王右军的书法，每把扇子可要价一百钱。”
说完便离开了。
老妇人无奈，只好按照他的话去卖，不想众人知道后竞相购买，一篮子竹扇很快被抢购一空。
老妇人这才明白王羲之的用意，对他感激不尽。
在旁人看来，这或许只是王羲之的举手之劳，但对于老妇人来说，却是帮她解决了一时的困境。
在生活中，谁都免不了有山穷水尽、落魄潦倒之时。
面对他人的困顿无助，我们不妨伸手扶一把，既是为他人解决了难题，也是为自己赢得了美誉。
看过一句话：
“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你为别人撑的伞，都会化作来日躲雨的屋檐。”
有时候，我们的一个小小善举，便能为他人排忧解难，渡过难关。
俗话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在顺遂无虞之时助人，在力所能及之处渡人，来日定会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增添我们生命的厚度。
真正的强者，把人生当修炼场
有人说：
“我们所遇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是来渡我们的。”
人生在世，酸与甜，苦与乐，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
顺时坦然，逆时淡然，才是我们对待人生的最好方式。
河东先生柳宗元，年轻时仕途一帆风顺，才三十二岁便做了礼部员外郎。
但本该节节攀升的他，却因一篇《六逆论》，被刚即位的宪宗贬去永州。
本是一心为国，却落得如此下场。
永州十年，柳宗元不仅经历了母亲病逝，女儿夭折，家中失火，自己还记忆衰退，浑身是病。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埋怨，反而是不断反省自己、为人着想。
世界吻之以痛，他却报之以歌。
十年后，柳宗元被诏回京，但刚满一月，又因好友刘禹锡被贬柳州。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怨恨好友，反而是凭一己之力，将柳州从地狱变成了天堂。
他在柳州释放奴婢、兴办学堂，开荒种地、治病救人……
短短四年时间，使柳州那些外出避难的百姓纷纷回乡。
柳宗元这一生，可谓是坎坷相伴，苦难相随。
但他从未妥协，反而将人生当作修炼场，在逆境中修行，在苦难中开花。
反观我们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生在世，便没有所谓的一帆风顺，但风再大、雨再急，也有风停雨歇之时。
那些让我们伤感的、不适的、介怀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却。
而当我们历经了红尘苦难，也会渐渐发现：
所谓人生，不过是一块磨刀石，逆境时修身，苦痛自消散；顺境时修心，烦恼也随风。
有人说：
“苦，是生活的原味；累，是人生的本质。
但苦过累过之后，便是更强大的自己。”
因此，若遇苦难，不妨将它看做人生道路上的垫脚石。
每走一步，都会成为我们逐渐强大的基石，每走过一步，都是增加了我们生命的韧度。
若身在低处，那便将它看作一口大锅，虽然处在锅底，但无论我们去往哪个方向，都是上升。
若是身居高处，那便心怀慈悲，用我们的力所能及，去帮助他人。
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便会化作坚硬的铠甲，在风雨中为我们保驾护航。
将人生当修行，把红尘当道场，做自己修炼之路上的苦行僧，才是真正的强者。
人生这段旅程，有风雨坎坷之时，也会有鲜花掌声之日。
弱者往往沉坠在了黎明的前夜，而强者却撑到了天明。
其实，无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好养分。
试着从中汲取营养，笑对一切，是幸福人生的最佳答案。
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在生活这场苦旅中，一边感受，一边完善；一边磨砺，一边成长。
莎士比亚曾说：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
人生短短数十载，往往是顺境与逆境同在，幸福与苦难同行。
糊涂的人，在顺境中享乐，逆境中消磨，幸福中放纵，苦难中沉沦；
却少有明白人，懂得在顺遂时修心，落魄时蓄能。
真正的强者，并非是有出神入化、颠倒乾坤的本领，而是能守住自己的心，低处渡己，高处渡人
低处渡己
主持人马丁说过一句话：
“每一个强大的人，都曾咬着牙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的日子。”
人这一生，难免有孤独落魄时，身后无山可靠，周围无人可依，只能独自挣扎，艰难前行。
“竹林七贤”阮籍，在他三岁时，父亲便去世，留下他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
不过幸得曹丕照顾，母子俩才不至于流落街头。
因此，他非常感激曹丕的帮助。
他为曹丕最终能够接替汉室政权而高兴，但又因曹丕胁迫汉献帝禅让帝位而痛苦。
他从小便立志，要做项羽、刘邦那样的济世英雄，却因官场上那些道貌岸然、不守规则之人而气愤。
他哭过，骂过，醉酒过，但心中的苦闷与绝望并没有因此宣泄，反而越发痛苦。
最后别无他法，他开始潜心写诗，将自己沉浸于诗词创作中，以此来治愈心灵的伤痛。
阮籍这一生一共写了八十二首咏怀诗，而他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洗涤内心，最终走出阴霾。
然而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阮籍一样，能在磨难中坚强，苦难中自渡。
生活艰难，世事艰辛，我们无法逃避，也无从回避。
但若任由自己深陷其中，向下沉沦，难免会身心交瘁、精疲力尽，从而失去继续攀登的勇气和前进的动力。
要知道，身在低谷，无人可靠是常态，懂得自我救赎，才是破局之道。
正如《送你一匹马》中写到：
“心之何如，有似万丈迷津，遥亘千里，其中并无舟子可以渡人，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身处黑夜，与其等待他人相助，不如独自摸索前进，待到时机成熟，便可重获新生。
真正厉害的人，都明白，有了低处时的默默蓄力，才能有来日的出类拔萃。
高处渡人
《旷怡亭口占》中有一句诗：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这世间最好的修行，莫过于见识了生活的大风大浪，还能不忘释放善意，向他人施以援手；
历经了生活的磨难困顿，仍有一颗悲悯之心，帮扶他人。
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虽名扬天下，但却极少为人写字。
一次，他散步路过山阴城桥，遇见了一位贫苦的老婆婆，提着一篮子六角形的竹扇在桥上叫卖。
竹扇很简陋，没什么装饰，也少有人问津，老妇人十分着急。
王羲之看到这情形，很同情那老妇人，就上前说：
“您这竹扇上没画没字，当然卖不出去，可否让我题上字，试试？”
于是王羲之自顾提起笔来，在每把扇面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五个大字。
老妇人见此，满脸怒气，责怪王羲之把她的扇子弄脏了，这下更没人买了。
王羲之却告诉她说：
“您只说这是王右军的书法，每把扇子可要价一百钱。”
说完便离开了。
老妇人无奈，只好按照他的话去卖，不想众人知道后竞相购买，一篮子竹扇很快被抢购一空。
老妇人这才明白王羲之的用意，对他感激不尽。
在旁人看来，这或许只是王羲之的举手之劳，但对于老妇人来说，却是帮她解决了一时的困境。
在生活中，谁都免不了有山穷水尽、落魄潦倒之时。
面对他人的困顿无助，我们不妨伸手扶一把，既是为他人解决了难题，也是为自己赢得了美誉。
看过一句话：
“谁都有雨天没伞的时候，你为别人撑的伞，都会化作来日躲雨的屋檐。”
有时候，我们的一个小小善举，便能为他人排忧解难，渡过难关。
俗话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在顺遂无虞之时助人，在力所能及之处渡人，来日定会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增添我们生命的厚度。
真正的强者，把人生当修炼场
有人说：
“我们所遇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是来渡我们的。”
人生在世，酸与甜，苦与乐，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
顺时坦然，逆时淡然，才是我们对待人生的最好方式。
河东先生柳宗元，年轻时仕途一帆风顺，才三十二岁便做了礼部员外郎。
但本该节节攀升的他，却因一篇《六逆论》，被刚即位的宪宗贬去永州。
本是一心为国，却落得如此下场。
永州十年，柳宗元不仅经历了母亲病逝，女儿夭折，家中失火，自己还记忆衰退，浑身是病。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埋怨，反而是不断反省自己、为人着想。
世界吻之以痛，他却报之以歌。
十年后，柳宗元被诏回京，但刚满一月，又因好友刘禹锡被贬柳州。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怨恨好友，反而是凭一己之力，将柳州从地狱变成了天堂。
他在柳州释放奴婢、兴办学堂，开荒种地、治病救人……
短短四年时间，使柳州那些外出避难的百姓纷纷回乡。
柳宗元这一生，可谓是坎坷相伴，苦难相随。
但他从未妥协，反而将人生当作修炼场，在逆境中修行，在苦难中开花。
反观我们这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人生在世，便没有所谓的一帆风顺，但风再大、雨再急，也有风停雨歇之时。
那些让我们伤感的、不适的、介怀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却。
而当我们历经了红尘苦难，也会渐渐发现：
所谓人生，不过是一块磨刀石，逆境时修身，苦痛自消散；顺境时修心，烦恼也随风。
有人说：
“苦，是生活的原味；累，是人生的本质。
但苦过累过之后，便是更强大的自己。”
因此，若遇苦难，不妨将它看做人生道路上的垫脚石。
每走一步，都会成为我们逐渐强大的基石，每走过一步，都是增加了我们生命的韧度。
若身在低处，那便将它看作一口大锅，虽然处在锅底，但无论我们去往哪个方向，都是上升。
若是身居高处，那便心怀慈悲，用我们的力所能及，去帮助他人。
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它便会化作坚硬的铠甲，在风雨中为我们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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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这段旅程，有风雨坎坷之时，也会有鲜花掌声之日。
弱者往往沉坠在了黎明的前夜，而强者却撑到了天明。
其实，无论是喜是悲，是苦是乐，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最好养分。
试着从中汲取营养，笑对一切，是幸福人生的最佳答案。
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在生活这场苦旅中，一边感受，一边完善；一边磨砺，一边成长。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三国演义 | 孔融不仅让梨，还让出了一位“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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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朝廷暗弱，群雄并起；相互攻伐。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打响之前，北方最强大的两股势力分别是袁绍和曹操。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早有取帝位代之之心。
袁本初家世显赫，祖上四世三公 。兵精粮足，割据势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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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字文举，鲁国（阅读全文搜公众号：周末文史）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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