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读过钟老的《念楼学短》，里面写：如果相信“天赋人权”，则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都有发表意见、坚持意见的权利。古人所云立志、持志、不可夺志，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多半只是理想。
直到看到这一期十三邀，深深折服于这个90多岁老头儿“宇宙庄严持此身”的睿智和清白，他就像是一个旧时代（不是指旧社会）的朋友，知识分子的现世图章。
在当下许多现实事件的冲击和逼问下，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理性”本身仅是一个无根的概念。现代文明中最可贵的价值：理性、人权和科学，或许也只是一个个理想主义者研究领域的指归、精神上的投射。
面对着令人沮丧的结论，慢慢重启了观念的重塑、修建。有一腔热血、有强烈的共情力，自然可贵，有时却也得避免试图一个按钮解决所有问题的“幼稚病”。 正如劳伦斯所言——尽管现在没有一条通向未来的康庄大道，但是我们却迂回前进，或攀援障碍而过。不管天翻地覆，我们都得生活。

然而当我们谈到一件艺术品在某些方面是美的，而在另些方面是丑的的时候，分析总可以使我们能够说（至少在理论上）：“这一部分或这一方面是美的，而那一部分或那一方面是丑的”。至于“一倍”和“一半”，则这些只是相对的名词；2是1的一倍，是4的一半，这一事实并没有任何矛盾。柏拉图由于不了解相对性的名词，所以经常遇到麻烦。他以为如果A大于B而小于C，那末A就同时是又大又小的，在他看来这就是一种矛盾。这种麻烦是属于哲学上的幼稚病。

“在我看来，目前的衰落症状基于如下事实：

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加剧了人类的生存斗争，严重损害了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为满足社会需求，要借助的个人劳动将越来越少。

因此，有计划的分工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样的分工将使个人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有了这种保障，再加上留给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和精力，就有助于个性的发展。

在这种方式下，共同体得以恢复健康，而且我们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弊病解释为一个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类社会所犯下的幼稚病，一切都因文明进程过快所致。”

——爱因斯坦1932年写给德裔美国诗人、作家、出版家乔治·S.菲尔埃克（George S. Viereck，1884—1962）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