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丹丹综艺#她在节目中以大家长自居,表现得”自来熟“,过问年轻人感情问题,用逼迫的方式督促团队,这放在过去的年代确实是前辈对后辈的敲打和关爱。
但今天的年轻人明显讨厌这种方式,领导光鲜的成就、强势的性格都不足以让他们信服,反而会激起反感。
喜欢催婚的家长更是如此,年轻人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的隐私,别问,问就是干涉他的自由。
可偏偏不管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中,形势比人强,经济不独立的年轻人再不喜欢也得忍着。
宋丹丹这样的综艺形象,正好让受气的年轻人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他们把自己对领导和家长的怨气通过节目发泄了出来,激起一波波热议,这恰恰是节目想要达到的效果。
盛产火爆综艺的芒果TV副总裁方菲说过:当你用社会的情绪和价值观去理解一个内容的时候,你就会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胜利的机会。
综艺节目选择宋丹丹,就不愁话题度,她是一个特别合适的”工具人“,但是宋丹丹本人的压力可有点大。
如今的综艺节目和传统的曲艺晚会可不一样,拥抱年轻人几乎是唯一出路。
年轻人喜欢平等,呼吁理解,想跟他们打成一片可不是认干儿子、干女儿这么简单,而是认同他们所处的世界。
对宋丹丹老师来说,眼前就两条路。
一是彻底改变自己,把所有人骂她的点都记在小本本上,遇到雷点就避开,蜕变成年轻人喜爱的慈祥老太太,成为一个温情的综艺老玩家,热搜数量大减。
一是继续本色出演,她有过硬的产品履历,可以不需要小心翼翼,依然我行我素,爱说啥说啥,永远站在争议的风口浪尖上,成为最具话题性的综艺人设。
人在江湖,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你说节目组会让她选哪一个呢?
但今天的年轻人明显讨厌这种方式,领导光鲜的成就、强势的性格都不足以让他们信服,反而会激起反感。
喜欢催婚的家长更是如此,年轻人把这个事情当成自己的隐私,别问,问就是干涉他的自由。
可偏偏不管是在职场上还是在家庭中,形势比人强,经济不独立的年轻人再不喜欢也得忍着。
宋丹丹这样的综艺形象,正好让受气的年轻人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他们把自己对领导和家长的怨气通过节目发泄了出来,激起一波波热议,这恰恰是节目想要达到的效果。
盛产火爆综艺的芒果TV副总裁方菲说过:当你用社会的情绪和价值观去理解一个内容的时候,你就会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胜利的机会。
综艺节目选择宋丹丹,就不愁话题度,她是一个特别合适的”工具人“,但是宋丹丹本人的压力可有点大。
如今的综艺节目和传统的曲艺晚会可不一样,拥抱年轻人几乎是唯一出路。
年轻人喜欢平等,呼吁理解,想跟他们打成一片可不是认干儿子、干女儿这么简单,而是认同他们所处的世界。
对宋丹丹老师来说,眼前就两条路。
一是彻底改变自己,把所有人骂她的点都记在小本本上,遇到雷点就避开,蜕变成年轻人喜爱的慈祥老太太,成为一个温情的综艺老玩家,热搜数量大减。
一是继续本色出演,她有过硬的产品履历,可以不需要小心翼翼,依然我行我素,爱说啥说啥,永远站在争议的风口浪尖上,成为最具话题性的综艺人设。
人在江湖,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你说节目组会让她选哪一个呢?
《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今年最爱的电影出现了,《恰恰丝滑》就是我最吃的那类美国文艺片,有点庸俗但正因如此不会没有生活气息。才25岁的导演把刚刚毕业的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展现得很真实:他想去很远的地方但受困于经济条件;被迫和继父相处但看不惯彼此;性格善良可有时控制不住情绪;自认为自己就是暗恋对象的灵魂伴侣……但这是个多长的成长故事啊!从拒绝被叫“kid”到主动说自己就是“kid”,从一心一意想去巴塞罗那到决定从家搬出去,这就是一个年轻人慢慢认识世界和自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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