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标陈酿：漩涡中的光瓶酒之王，牛栏山开辟新曲线 |走进新国标】本文由XN知酒原创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 | 知酒团队（ID：XNzhijiu）
值班编辑 | 小知
纯粮陈酿更地道，感受《新国标》下民酒牛栏山的自我嬗变。——编者按
《新国标》出来后，百亿级别牛栏山成为被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我们来看一些标题《白酒新国标发布：“牛栏山陈酿”从此不再是白酒？酒友：做得好！》《重磅：白酒新国标发布，江湖再无白牛二！》《白酒新国标：牛栏山成“反面教材”？》。所有的内容的都是准确的，但基本上还缺乏全面性，一是少了对调香白酒的合法性解释；二是忽视了政策落地后的市场渐变过程。#走进新国标传送门：2.《押宝百元的江小白，怎么回事？|走进新国标》》4.《酒业新物种加码清香，光瓶赛道现“甲等”好选手 |走进新国标》《新国标》的出现，提升白酒行业的门槛，目的是规范和促进白酒产业的升级，这无疑是一大利事。毫无疑问，不符合标准的企业都将受到冲击，但在这个背景下，也更应该看到企业探寻向上增长的力量。牛栏山此前推出的“金标陈酿”，被视为是应对新国标政策的布局，行业人士称其是“自救”行为。在XN知酒看来，这更是民酒之王牛栏山的第二曲线。“围攻牛栏山”
在新国标出台之前，白酒是可以添加某些符合规定的添加剂的，主要是低端酒用来控制成本。但是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企业非法添加制作假酒，危害人体健康，破坏行业秩序。《新国标》将调香白酒单独列出，就是为了规范行业乱象。俗称“白牛二”的牛栏山白瓶二锅头就是典型，按定义属于调香白酒。它之所以成为不可绕过的讨论案例，主要源于其庞大的销量和规模：据顺鑫农业2021年报显示，牛栏山陈酿系列销售量为43.5万千升，仅42°陈酿销售量就达到了39.5万千升，相当于8亿瓶。也就是说，牛栏山一款产品干过了贵州一个省的酱酒的销量，何其厉害？▲被热议的牛栏山从去年新国标即将实施的消息传出之后，对于牛栏山的议论就甚嚣尘上，也曾显著影响股价。这些误读总结下来，就是调香白酒没有未来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用理性的态度看待。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调香白酒是否符合食品安全？什么人在喝调香白酒？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新国标将调香白酒归属为配制酒，是为了将其与白酒类别明显区分开来。但是，调香白酒依旧是得到国家认可的。纯粮固态和液态法两种酿造工艺，都是符合相应国标标准的。调香白酒的主要消费群体为普通人民群众，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和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其消费比较刚性，受《新国标》的影响较小。目前，这类人群的数量依然非常庞大，这意味着以调香白酒为代表的低档白酒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也就是说，调香白酒依然是被国家认可的。新国标的施行可以让消费者对白酒的体系更加了解，自然会使制假造假和工艺不过关的酒厂遭到淘汰，但是工艺合格的调香白酒不会受到大的影响。XN知酒今日采访北京、安徽等地牛栏山经销商得到情况与之类似，除受疫情影响外，白牛二的销售并没有被冲击。唯有魔法可以打败魔法在酱酒、名酒和高端化齐震的时代，牛栏山在行业发展趋势上并不占优，因此从业绩来看，也呈现出增长乏力的特征，这也是其陷入漩涡的另一个重大原因。可以说，其成也民酒定位，困也民酒定位。事实上，行业采取调香白酒工艺的产品还有很多，包括老村长多数产品、泸州老窖老二曲（已停产）、剑南春绵竹大曲和枝江大曲（已停产）等。显然牛栏山白牛二不会停产，其选择的道路是另辟成长曲线塑造向上的品牌力量。为应对变化和发展机遇，牛栏山酒厂已正式推出符合新国标的“金标陈酿”，主打“纯粮陈酿更地道”。从目前的宣传画面来看，“纯粮”是金标陈酿的醒目标签，代表了其两谷三米的优质原料和固态发酵的酿造工艺，但对于坚持品质为先，深耕大众市场的牛酒而言，“纯粮”仅仅是入门标准，金标陈酿的优良品质和价值内涵还需要“陈酿”与“地道”来进一步诠释，完成光瓶酒领域“纯粮固态”与“新工艺技术”的“双轮驱动”。在《新国标》中，“陈酿”是被特别提及的工艺，指在贮酒容器中贮存一定时间，使酒体协调、口感柔和的白酒生产中必要的工艺过程。金标陈酿不仅突出了优化酒体口感的酿酒工艺，更是对牛酒坚守匠心精神，坚持严苛工艺的生动呈现，坚守卓越品质，提供品质保障也是牛酒对全体经销商与广大消费者不变的承诺。据了解，目前该产品正在进入牛栏山庞大的渠道进行线下推广，暂无线上发售计划。而从网上流出的价格可以看出，该产品定价处于高线光瓶酒的区间，也可以看作是一次牛栏山的产品结构升级。这像极了淘宝和天猫的关系，在创立淘宝后，由于其引入的是小商，假货、劣质货物等低价商品充斥，这一度成为马云的困扰，在一个开放的平台进行打架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最终马云另创一个“天猫”，提高门槛表示选真品到天猫，最终实现了两个平台的成功，也对应满足了不同的消费需求和完成阿里巴巴的升级。白牛二和金标陈酿，就是这种关系，对应不同的消费群，如果得以成功，不失为牛栏山开启新增长的周期。渠道和产能跟得上吗？
不容忽视的是，金标陈酿的最大优势是牛栏山的全国化渠道。无论是牛栏山的“故乡”京津还是南方地区，牛栏山都有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实惠的价格和民酒的品牌导向让陈酿能够与广大消费者产生较强的情感共鸣，拥有广阔的复购群体。“金标陈酿”作为传统陈酿的升级产品，已经具备了“上马能战”的先机。
在XN知酒看来，在重要结构性转型战略窗口期进行转变，对于牛栏山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
牛栏山销量稳定的关键，就是品质背后的工艺和技术支撑。 牛栏山将传统酿造工艺与现代微生物发酵技术有机融合，用固态法基酒进一步提升了酒体的醇厚度，采用地域特有的发酵菌群、发酵环境和满富岁月积淀的发酵设施，使其具备牛酒特色的浓郁窖香。 此外，金标陈酿还借助计算机自动化组合数据的准确性与严谨性实现规模化生产，利用规模效应提升产品性价比，在最大程度让利于消费者的同时，确保每一批次产品品质的内在稳定性，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下的原粮精酿品质。庞大的销量需要强大的产能做支撑。据2021年年报显示，牛栏山酒厂设计产能810,000千升，实际产能644,632千升。据了解，牛栏山的母公司顺鑫酒业一直将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多个种植基地、生产基地、自主白酒品牌子公司的酒业集团作为目标。除了原产地北京顺义以外，2012年，牛栏山酒厂在河北香河成立了生产基地。2017年，牛栏山酒厂在成都投资白酒生产基地，成立了成都顺牛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五年来，顺牛酒业已经完成了三期建设，四期建设预计2023年6月底前建成投入使用。届时，顺牛酒业的生产能力，产品品质以及员工生活条件等都将得到进一步提高。2019年，牛栏山宣布进军山西吕梁，并在此建设了全国第四个生产基地。四大生产基地不仅使牛栏山的全国化进程得到了保障，也是牛栏山纯粮酿造酒看得见的底气。知酒快评
牛栏山（金标陈酿）给新国标实践带来的启示：（1）产品转型升级牛栏山有着庞大的消费人群，但他们对价格的敏感性使牛栏山在定价上格外谨慎。体量庞大的牛栏山一直将低端产品作为主流，自然会导致利润远不及其他白酒头部企业。这个“隐痛”，其他主打低端产品的酒企也需要思考。想要在成本走高的情况下保证生存、获得利润，产品结构是必须要调整的。（2）工艺为基、品质为王在“纯粮固态”与“新工艺技术”双轮驱动下，金标陈酿得以面世，而这也是牛酒在光瓶酒领域称霸的底气。实际上，不论是新国标定义下的白酒或者调香白酒，都不能一味靠人工添加来改善口感，工艺和品质始终是白酒的灵魂。（3）强悍的供应链体系过去，勇于担当的牛栏山引领了行业内光瓶酒的发展导向，完备的产业链的联结了成千上万的供应商、经销商以及上亿名消费者。无论是经销商还是消费者，都具备很强的黏性。
文 | 知酒团队（ID：XNzhijiu）
值班编辑 | 小知
纯粮陈酿更地道，感受《新国标》下民酒牛栏山的自我嬗变。——编者按
《新国标》出来后，百亿级别牛栏山成为被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我们来看一些标题《白酒新国标发布：“牛栏山陈酿”从此不再是白酒？酒友：做得好！》《重磅：白酒新国标发布，江湖再无白牛二！》《白酒新国标：牛栏山成“反面教材”？》。所有的内容的都是准确的，但基本上还缺乏全面性，一是少了对调香白酒的合法性解释；二是忽视了政策落地后的市场渐变过程。#走进新国标传送门：2.《押宝百元的江小白，怎么回事？|走进新国标》》4.《酒业新物种加码清香，光瓶赛道现“甲等”好选手 |走进新国标》《新国标》的出现，提升白酒行业的门槛，目的是规范和促进白酒产业的升级，这无疑是一大利事。毫无疑问，不符合标准的企业都将受到冲击，但在这个背景下，也更应该看到企业探寻向上增长的力量。牛栏山此前推出的“金标陈酿”，被视为是应对新国标政策的布局，行业人士称其是“自救”行为。在XN知酒看来，这更是民酒之王牛栏山的第二曲线。“围攻牛栏山”
在新国标出台之前，白酒是可以添加某些符合规定的添加剂的，主要是低端酒用来控制成本。但是与此同时，也有部分企业非法添加制作假酒，危害人体健康，破坏行业秩序。《新国标》将调香白酒单独列出，就是为了规范行业乱象。俗称“白牛二”的牛栏山白瓶二锅头就是典型，按定义属于调香白酒。它之所以成为不可绕过的讨论案例，主要源于其庞大的销量和规模：据顺鑫农业2021年报显示，牛栏山陈酿系列销售量为43.5万千升，仅42°陈酿销售量就达到了39.5万千升，相当于8亿瓶。也就是说，牛栏山一款产品干过了贵州一个省的酱酒的销量，何其厉害？▲被热议的牛栏山从去年新国标即将实施的消息传出之后，对于牛栏山的议论就甚嚣尘上，也曾显著影响股价。这些误读总结下来，就是调香白酒没有未来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用理性的态度看待。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调香白酒是否符合食品安全？什么人在喝调香白酒？对于第一个问题，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新国标将调香白酒归属为配制酒，是为了将其与白酒类别明显区分开来。但是，调香白酒依旧是得到国家认可的。纯粮固态和液态法两种酿造工艺，都是符合相应国标标准的。调香白酒的主要消费群体为普通人民群众，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和中低收入人群为主，其消费比较刚性，受《新国标》的影响较小。目前，这类人群的数量依然非常庞大，这意味着以调香白酒为代表的低档白酒仍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也就是说，调香白酒依然是被国家认可的。新国标的施行可以让消费者对白酒的体系更加了解，自然会使制假造假和工艺不过关的酒厂遭到淘汰，但是工艺合格的调香白酒不会受到大的影响。XN知酒今日采访北京、安徽等地牛栏山经销商得到情况与之类似，除受疫情影响外，白牛二的销售并没有被冲击。唯有魔法可以打败魔法在酱酒、名酒和高端化齐震的时代，牛栏山在行业发展趋势上并不占优，因此从业绩来看，也呈现出增长乏力的特征，这也是其陷入漩涡的另一个重大原因。可以说，其成也民酒定位，困也民酒定位。事实上，行业采取调香白酒工艺的产品还有很多，包括老村长多数产品、泸州老窖老二曲（已停产）、剑南春绵竹大曲和枝江大曲（已停产）等。显然牛栏山白牛二不会停产，其选择的道路是另辟成长曲线塑造向上的品牌力量。为应对变化和发展机遇，牛栏山酒厂已正式推出符合新国标的“金标陈酿”，主打“纯粮陈酿更地道”。从目前的宣传画面来看，“纯粮”是金标陈酿的醒目标签，代表了其两谷三米的优质原料和固态发酵的酿造工艺，但对于坚持品质为先，深耕大众市场的牛酒而言，“纯粮”仅仅是入门标准，金标陈酿的优良品质和价值内涵还需要“陈酿”与“地道”来进一步诠释，完成光瓶酒领域“纯粮固态”与“新工艺技术”的“双轮驱动”。在《新国标》中，“陈酿”是被特别提及的工艺，指在贮酒容器中贮存一定时间，使酒体协调、口感柔和的白酒生产中必要的工艺过程。金标陈酿不仅突出了优化酒体口感的酿酒工艺，更是对牛酒坚守匠心精神，坚持严苛工艺的生动呈现，坚守卓越品质，提供品质保障也是牛酒对全体经销商与广大消费者不变的承诺。据了解，目前该产品正在进入牛栏山庞大的渠道进行线下推广，暂无线上发售计划。而从网上流出的价格可以看出，该产品定价处于高线光瓶酒的区间，也可以看作是一次牛栏山的产品结构升级。这像极了淘宝和天猫的关系，在创立淘宝后，由于其引入的是小商，假货、劣质货物等低价商品充斥，这一度成为马云的困扰，在一个开放的平台进行打架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最终马云另创一个“天猫”，提高门槛表示选真品到天猫，最终实现了两个平台的成功，也对应满足了不同的消费需求和完成阿里巴巴的升级。白牛二和金标陈酿，就是这种关系，对应不同的消费群，如果得以成功，不失为牛栏山开启新增长的周期。渠道和产能跟得上吗？
不容忽视的是，金标陈酿的最大优势是牛栏山的全国化渠道。无论是牛栏山的“故乡”京津还是南方地区，牛栏山都有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实惠的价格和民酒的品牌导向让陈酿能够与广大消费者产生较强的情感共鸣，拥有广阔的复购群体。“金标陈酿”作为传统陈酿的升级产品，已经具备了“上马能战”的先机。
在XN知酒看来，在重要结构性转型战略窗口期进行转变，对于牛栏山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
牛栏山销量稳定的关键，就是品质背后的工艺和技术支撑。 牛栏山将传统酿造工艺与现代微生物发酵技术有机融合，用固态法基酒进一步提升了酒体的醇厚度，采用地域特有的发酵菌群、发酵环境和满富岁月积淀的发酵设施，使其具备牛酒特色的浓郁窖香。 此外，金标陈酿还借助计算机自动化组合数据的准确性与严谨性实现规模化生产，利用规模效应提升产品性价比，在最大程度让利于消费者的同时，确保每一批次产品品质的内在稳定性，实现了规模化生产下的原粮精酿品质。庞大的销量需要强大的产能做支撑。据2021年年报显示，牛栏山酒厂设计产能810,000千升，实际产能644,632千升。据了解，牛栏山的母公司顺鑫酒业一直将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多个种植基地、生产基地、自主白酒品牌子公司的酒业集团作为目标。除了原产地北京顺义以外，2012年，牛栏山酒厂在河北香河成立了生产基地。2017年，牛栏山酒厂在成都投资白酒生产基地，成立了成都顺牛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五年来，顺牛酒业已经完成了三期建设，四期建设预计2023年6月底前建成投入使用。届时，顺牛酒业的生产能力，产品品质以及员工生活条件等都将得到进一步提高。2019年，牛栏山宣布进军山西吕梁，并在此建设了全国第四个生产基地。四大生产基地不仅使牛栏山的全国化进程得到了保障，也是牛栏山纯粮酿造酒看得见的底气。知酒快评
牛栏山（金标陈酿）给新国标实践带来的启示：（1）产品转型升级牛栏山有着庞大的消费人群，但他们对价格的敏感性使牛栏山在定价上格外谨慎。体量庞大的牛栏山一直将低端产品作为主流，自然会导致利润远不及其他白酒头部企业。这个“隐痛”，其他主打低端产品的酒企也需要思考。想要在成本走高的情况下保证生存、获得利润，产品结构是必须要调整的。（2）工艺为基、品质为王在“纯粮固态”与“新工艺技术”双轮驱动下，金标陈酿得以面世，而这也是牛酒在光瓶酒领域称霸的底气。实际上，不论是新国标定义下的白酒或者调香白酒，都不能一味靠人工添加来改善口感，工艺和品质始终是白酒的灵魂。（3）强悍的供应链体系过去，勇于担当的牛栏山引领了行业内光瓶酒的发展导向，完备的产业链的联结了成千上万的供应商、经销商以及上亿名消费者。无论是经销商还是消费者，都具备很强的黏性。
#青海[超话]# 【青历这5年·了不起的村庄|桥头村：果蔬飘香满园金】#青海#
初夏，河湟谷地的桥头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放眼望去，绿油油的田野上麦穗出头，软梨树上结出嫩绿的小果实。蔬菜大棚里，菜农们正忙着采摘，软梨加工厂的工人们正在包装产品……依托优越的气候条件、肥沃的土地以及便利的交通，桥头村做足果蔬产业融合文章，打造当地乡村振兴的“桥头堡”。
一
站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隆治乡桥头村塬上，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软梨树。村民赵吉福指着一大片果树说，那就是承载着一家人梦想的果园。
在民和地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达子庄的红蒜，总堡的葱，隆治的西瓜扬美名。其实，隆治乡桥头村出名的不仅仅是旱砂西瓜，还有香甜可口的软梨。如今，桥头村的软梨栽种面积达到一千多亩，产量喜人。2021年，桥头村软梨产量达到一万多斤，人均增收1000元。
“一亩果园十亩田”。这是隆治乡桥头村村民常说的一句话。桥头村党支部书记李成龙说，邻村白武家村走苹果致富之路带给桥头村极大的启示，白武家村有苹果，桥头村则有软梨。栽种软梨树也可以致富，现在桥头村的软梨精深加工厂也建起来了，往后的销路不用发愁。
早些年，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隆治乡政府除了政策扶贫的个别农户外，对一般的扶贫户通过栽种经济林实现脱贫。这种脱贫之路由政府提供苗木、技术指导，投资小，收益快，得到了农户的肯定。
截至目前，桥头村有软梨树一万余棵，其中百年树龄以上的古梨树有300多棵，树龄在50年至100年之间的梨树有2000多棵，其余的梨树都是从2000年开始陆续补植扩栽的。如今，桥头村家家拥有三五亩梨园，也涌现出许多种植业合作社。种植业合作社的出现，使村民摆脱单打独斗的局面，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
二
位于桥头村的民和县沿雅梨源文化有限公司院内，停放着几辆转运软梨饮品的农用车。走进一旁的冷冻仓储库房，浓郁的软梨果香扑面而来。偌大的库房内，已经收购的软梨堆积如山。
看中家乡的资源优势，桥头村村民荆秀芳在村里办起了软梨加工厂。她说，相比苹果、核桃等，软梨储存难，时间久了容易变质，何不办一家软梨加工厂，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起初，荆秀芳找到南方一所大学的科研人员，想利用对方研发果品的先进技术，开发出独特的软梨饮品。不料，南方的这家科研单位对西北的果品研发甚少，尤其对软梨闻所未闻。
一次偶然的机会，荆秀芳结识了甘肃农业大学的贠建民教授。荆秀芳说，贠教授是甘肃人，熟悉软梨，爽快地答应了公司的请求。回到民和后，荆秀芳前往老家收购软梨。
几经波折，当饱含梦想的软梨“变身”为清香的浓汁时，荆秀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那一刻她感到软梨的香味沁人心脾。
软梨饮品实验大功告成，荆秀芳着手修建加工车间，很快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入。“当时扶贫车间的资金来自隆治乡永坪村的集体产业资金，通过分红的形式让利村民。”荆秀芳说，除了扶贫车间，公司近一半的劳务人员是当地村民，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选择在本地建厂，就是想打造民和本地的软梨深加工品牌，带动本地周边果品收购、加工等产业链的发展，为甘青两地的果农提供销路。”荆秀芳说，公司一年能消化1.2万吨软梨，为果农解决了销售难的问题。
在桥头村软梨扶贫加工车间，一罐罐软梨饮料接连下线，工人们麻利地打包装箱。荆秀芳在包装和品牌上下了很大功夫，将产品定名为“软媚子”，寓意冰甜的软梨沁润心扉，设计精美的包装盒上印有青海、甘肃等地熟悉的方言、穿着民族服饰的模特等，凸显软梨饮品的地方特色。目前，桥头村生产的软梨饮品已销往全国各地。
从软梨到“软媚子”，只是桥头村发展村集体产业的一个缩影。在建成连片梨园的基础上，隆治乡政府因势利导，发展旅游经济。以资产抵押、入股分红的方式投资建成隆治乡梨花园游客接待中心，并成功举办了梨花艺术节，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有效带动桥头村及邻近村村民兴办农家乐、家庭小旅馆。
三
村子火了，游客来了，村民们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只是一个开始。村民铁令梅将致富的希望瞄准家乡的观光产业。
在桥头村塬上规模化种植向日葵，在别人眼里的确是个大胆的想法和尝试。然而，对于铁令梅夫妇来说，走的是一条有把握的产业发展之路。铁令梅说，她有个姐姐住在甘肃瓜州县，那里大面积种植向日葵，有着群众认可的经济效益。铁令梅将心中的想法告诉驻村第一书记和乡上的有关领导，得到大家的支持。
思路决定出路。在姐姐的牵线搭桥下，铁令梅与瓜州县的一家种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由企业提供向日葵种子和收购，铁令梅负责种植经营，这种合作关系，也为铁令梅规模化发展向日葵种植产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后来，在隆治乡政府的支持下，铁令梅申请成立民和县光林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桥头村塬上流转的500余亩土地种上向日葵，吸引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隆治乡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桥头村是传统农业生产村，家家户户世代靠种庄稼为生。相比民和脑山地区，桥头村虽然气候条件优越，土地肥沃，但怎样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要靠党的惠农政策，要鼓励解放思想，发展新的产业，桥头村新打造的向日葵园，便是桥头村从传统农业村向田园观光村转型的第一步。
铁令梅夫妇打造的向日葵园，不仅成为隆治乡一道独特亮丽的田园风景，也为当地群众就近务工搭建了新平台。铁令梅说，从种植那天开始，就有十多名村民在向日葵园里务工，从事除草、浇水、打药等一些日常的田间管理工作，每天能挣到100元左右。
为全面发展绿色经济，在向日葵成功种植的基础上，铁令梅又种起蔬菜。铁令梅的蔬菜种植基地里，成片的油菜、辣椒长势喜人。铁令梅说，合作社目前流转了1700余亩土地，除了种植向日葵，还种了菜瓜、甘蓝、娃娃菜、辣椒、南瓜等蔬菜。
昔日的土地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致富田，村民的腰包也鼓了，村风民风也好了，桥头村不复以往。2021年，桥头村人均收入达到1.2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俊杰 文/图）
初夏，河湟谷地的桥头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放眼望去，绿油油的田野上麦穗出头，软梨树上结出嫩绿的小果实。蔬菜大棚里，菜农们正忙着采摘，软梨加工厂的工人们正在包装产品……依托优越的气候条件、肥沃的土地以及便利的交通，桥头村做足果蔬产业融合文章，打造当地乡村振兴的“桥头堡”。
一
站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隆治乡桥头村塬上，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软梨树。村民赵吉福指着一大片果树说，那就是承载着一家人梦想的果园。
在民和地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达子庄的红蒜，总堡的葱，隆治的西瓜扬美名。其实，隆治乡桥头村出名的不仅仅是旱砂西瓜，还有香甜可口的软梨。如今，桥头村的软梨栽种面积达到一千多亩，产量喜人。2021年，桥头村软梨产量达到一万多斤，人均增收1000元。
“一亩果园十亩田”。这是隆治乡桥头村村民常说的一句话。桥头村党支部书记李成龙说，邻村白武家村走苹果致富之路带给桥头村极大的启示，白武家村有苹果，桥头村则有软梨。栽种软梨树也可以致富，现在桥头村的软梨精深加工厂也建起来了，往后的销路不用发愁。
早些年，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隆治乡政府除了政策扶贫的个别农户外，对一般的扶贫户通过栽种经济林实现脱贫。这种脱贫之路由政府提供苗木、技术指导，投资小，收益快，得到了农户的肯定。
截至目前，桥头村有软梨树一万余棵，其中百年树龄以上的古梨树有300多棵，树龄在50年至100年之间的梨树有2000多棵，其余的梨树都是从2000年开始陆续补植扩栽的。如今，桥头村家家拥有三五亩梨园，也涌现出许多种植业合作社。种植业合作社的出现，使村民摆脱单打独斗的局面，走上集约化发展之路。
二
位于桥头村的民和县沿雅梨源文化有限公司院内，停放着几辆转运软梨饮品的农用车。走进一旁的冷冻仓储库房，浓郁的软梨果香扑面而来。偌大的库房内，已经收购的软梨堆积如山。
看中家乡的资源优势，桥头村村民荆秀芳在村里办起了软梨加工厂。她说，相比苹果、核桃等，软梨储存难，时间久了容易变质，何不办一家软梨加工厂，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起初，荆秀芳找到南方一所大学的科研人员，想利用对方研发果品的先进技术，开发出独特的软梨饮品。不料，南方的这家科研单位对西北的果品研发甚少，尤其对软梨闻所未闻。
一次偶然的机会，荆秀芳结识了甘肃农业大学的贠建民教授。荆秀芳说，贠教授是甘肃人，熟悉软梨，爽快地答应了公司的请求。回到民和后，荆秀芳前往老家收购软梨。
几经波折，当饱含梦想的软梨“变身”为清香的浓汁时，荆秀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那一刻她感到软梨的香味沁人心脾。
软梨饮品实验大功告成，荆秀芳着手修建加工车间，很快给当地的村民带来了收入。“当时扶贫车间的资金来自隆治乡永坪村的集体产业资金，通过分红的形式让利村民。”荆秀芳说，除了扶贫车间，公司近一半的劳务人员是当地村民，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
“选择在本地建厂，就是想打造民和本地的软梨深加工品牌，带动本地周边果品收购、加工等产业链的发展，为甘青两地的果农提供销路。”荆秀芳说，公司一年能消化1.2万吨软梨，为果农解决了销售难的问题。
在桥头村软梨扶贫加工车间，一罐罐软梨饮料接连下线，工人们麻利地打包装箱。荆秀芳在包装和品牌上下了很大功夫，将产品定名为“软媚子”，寓意冰甜的软梨沁润心扉，设计精美的包装盒上印有青海、甘肃等地熟悉的方言、穿着民族服饰的模特等，凸显软梨饮品的地方特色。目前，桥头村生产的软梨饮品已销往全国各地。
从软梨到“软媚子”，只是桥头村发展村集体产业的一个缩影。在建成连片梨园的基础上，隆治乡政府因势利导，发展旅游经济。以资产抵押、入股分红的方式投资建成隆治乡梨花园游客接待中心，并成功举办了梨花艺术节，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有效带动桥头村及邻近村村民兴办农家乐、家庭小旅馆。
三
村子火了，游客来了，村民们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只是一个开始。村民铁令梅将致富的希望瞄准家乡的观光产业。
在桥头村塬上规模化种植向日葵，在别人眼里的确是个大胆的想法和尝试。然而，对于铁令梅夫妇来说，走的是一条有把握的产业发展之路。铁令梅说，她有个姐姐住在甘肃瓜州县，那里大面积种植向日葵，有着群众认可的经济效益。铁令梅将心中的想法告诉驻村第一书记和乡上的有关领导，得到大家的支持。
思路决定出路。在姐姐的牵线搭桥下，铁令梅与瓜州县的一家种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由企业提供向日葵种子和收购，铁令梅负责种植经营，这种合作关系，也为铁令梅规模化发展向日葵种植产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后来，在隆治乡政府的支持下，铁令梅申请成立民和县光林种植专业合作社，在桥头村塬上流转的500余亩土地种上向日葵，吸引游客前来观光采摘。
隆治乡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桥头村是传统农业生产村，家家户户世代靠种庄稼为生。相比民和脑山地区，桥头村虽然气候条件优越，土地肥沃，但怎样让土地产出更高效益?要靠党的惠农政策，要鼓励解放思想，发展新的产业，桥头村新打造的向日葵园，便是桥头村从传统农业村向田园观光村转型的第一步。
铁令梅夫妇打造的向日葵园，不仅成为隆治乡一道独特亮丽的田园风景，也为当地群众就近务工搭建了新平台。铁令梅说，从种植那天开始，就有十多名村民在向日葵园里务工，从事除草、浇水、打药等一些日常的田间管理工作，每天能挣到100元左右。
为全面发展绿色经济，在向日葵成功种植的基础上，铁令梅又种起蔬菜。铁令梅的蔬菜种植基地里，成片的油菜、辣椒长势喜人。铁令梅说，合作社目前流转了1700余亩土地，除了种植向日葵，还种了菜瓜、甘蓝、娃娃菜、辣椒、南瓜等蔬菜。
昔日的土地摇身一变成了村里的致富田，村民的腰包也鼓了，村风民风也好了，桥头村不复以往。2021年，桥头村人均收入达到1.2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西海全媒体记者 赵俊杰 文/图）
【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我们不在孩子身边，文化程度也不高，不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怕她有心理问题，走上歪路。”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的蓝汉文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每年回家一两次，提起留在家乡的一双儿女，他总是有些担心。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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