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0-15时，浙江无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2022年4月25日0-15时，我省无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杭州上城区3例、拱墅区3例、临平区1例、余杭区1例，金华婺城区2例、义乌市1例，衢州江山市2例，台州天台县2例。
自3月3日以来，我省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39例，其中杭州市145例、宁波市60例、温州市7例、湖州市25例、嘉兴市126例、绍兴市17例、金华市49例、衢州市98例、舟山市6例、台州市2例、丽水市4例。
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57例，其中杭州市184例、宁波市10例、温州市12例、湖州市5例、嘉兴市210例、绍兴市3例、金华市169例、衢州市48例、舟山市1例、台州市8例、丽水市7例。
近日，杭州市主要在拱墅区半山街道范围内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涉及多条传播链，感染者波及5个城区。杭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动态调整“三区”，迅速开展流调溯源、核酸检测、区域协查和隔离管控，强化社会面管控措施。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和疾控专家组实地指导工作，并根据防控需要，调派省级医院采样队1250人紧急支援当地核酸采样工作。4月23日以来，拱墅区等区域已连续开展3轮全员核酸检测，日新增报告感染者数量和Rt值（实时再生数）持续下降，半山街道范围内连续3天新增感染者均为集中或居家隔离发现，防控效果显现，疫情处置进入控制期。但考虑到续发传播链已出现多代传播，且个别感染来源尚不明确，仍需强化“三区”管控，对感染者活动轨迹涉及的风险场所单位快排细查，严密防范，确保不漏一人、不漏一处。
当前，我省疫情总体趋于平稳，多数地区报告新增本土感染者数量呈下降趋势，在落实“四早”，加强风险排查和日常管控的前提下，社会面风险总体可控。但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潜伏期短、隐匿性强，跨省份、跨地区之间交叉输入风险持续存在；省外周边城市新增阳性感染者总量仍处于高位波动，近一周内我省报告省外周边城市输入疫情34起、感染者61例，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完善疫情防控策略，发现一起，迅速扑灭一起，严防疫情扩散蔓延，努力用最短时间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
一是早发现、快处置。围绕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道沿途村庄、批发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压实物流车辆“货畅通+人闭环”管理，强化哨点监测，加密检测频次，确保应检尽检。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划定“三区”，紧抓黄金24小时，迅速开展流调追踪，扩大核酸筛查面，第一时间管控住风险。这一步做得越早、速度越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就越小。
二是强化“三区”管控。各地要加强形势研判，根据排查情况及时调整措施，筛尽查清潜在感染者并管控到位，确保所有风险都封控在“三区”之内。希望公众继续支持配合“三区”防控措施，封控区人员足不出户，管控区只进不出、人不出区，防范区非必要不离区、严格限制人群聚集，严防继发传播。所在地区要根据疫情防控进展及时调整“三区”，做好生产生活物资供应，畅通应急就医渠道，特别是要关注好、安排好独居老人和困难群众等特殊需要，发挥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的作用，排忧解难，兜牢底线。
三是严防疫情放大器。对社区商铺、大型商场、餐饮店、农贸市场、洗浴中心、棋牌室等人员聚集和流动场所，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和社区、村、市场等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强化健康码、行程码核查联动，加强从业人员日常健康监测并加密核酸检测频次，避免成为疫情传播的“放大器”。村、社区、单位要继续守好小门，企事业单位和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针对公司业务员、快递员、营销员、网约车司机、水电工人等活动范围广、接触人员多的风险点，加强人员出行报备管理和日常健康监测，及时组织核酸检测，及时排查管控对象，争创“无疫单元”。
四是继续做好支援上海抗疫保供工作。截至4月24日，我省援沪方舱医院累计收治14021例，赴沪累计核酸采样2000多万人次，并已进驻当地医院开展急危重症病例收治工作。应上海方面要求，将增派医技人员赴方舱医院开展B超、检验等工作。同时，闭环接收上海转运人员，已累计接收35801人，各地要按照《浙江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规范（第三版）》的要求，加强对隔离点的规范管理，严格设置“三区两通道”，并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集中管理。
五是做好个人防护。希望公众继续理解、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措施，始终不忘做好个人防护，按照要求主动参加所在地区和行业组织的核酸检测，不信谣、不传谣，在家常通风，出门戴口罩、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尽快全程接种疫苗，符合条件的及时接种加强针。
自3月3日以来，我省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39例，其中杭州市145例、宁波市60例、温州市7例、湖州市25例、嘉兴市126例、绍兴市17例、金华市49例、衢州市98例、舟山市6例、台州市2例、丽水市4例。
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657例，其中杭州市184例、宁波市10例、温州市12例、湖州市5例、嘉兴市210例、绍兴市3例、金华市169例、衢州市48例、舟山市1例、台州市8例、丽水市7例。
近日，杭州市主要在拱墅区半山街道范围内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涉及多条传播链，感染者波及5个城区。杭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动态调整“三区”，迅速开展流调溯源、核酸检测、区域协查和隔离管控，强化社会面管控措施。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和疾控专家组实地指导工作，并根据防控需要，调派省级医院采样队1250人紧急支援当地核酸采样工作。4月23日以来，拱墅区等区域已连续开展3轮全员核酸检测，日新增报告感染者数量和Rt值（实时再生数）持续下降，半山街道范围内连续3天新增感染者均为集中或居家隔离发现，防控效果显现，疫情处置进入控制期。但考虑到续发传播链已出现多代传播，且个别感染来源尚不明确，仍需强化“三区”管控，对感染者活动轨迹涉及的风险场所单位快排细查，严密防范，确保不漏一人、不漏一处。
当前，我省疫情总体趋于平稳，多数地区报告新增本土感染者数量呈下降趋势，在落实“四早”，加强风险排查和日常管控的前提下，社会面风险总体可控。但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潜伏期短、隐匿性强，跨省份、跨地区之间交叉输入风险持续存在；省外周边城市新增阳性感染者总量仍处于高位波动，近一周内我省报告省外周边城市输入疫情34起、感染者61例，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完善疫情防控策略，发现一起，迅速扑灭一起，严防疫情扩散蔓延，努力用最短时间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防控效果。
一是早发现、快处置。围绕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道沿途村庄、批发市场、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压实物流车辆“货畅通+人闭环”管理，强化哨点监测，加密检测频次，确保应检尽检。一旦发现阳性感染者，要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划定“三区”，紧抓黄金24小时，迅速开展流调追踪，扩大核酸筛查面，第一时间管控住风险。这一步做得越早、速度越快，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就越小。
二是强化“三区”管控。各地要加强形势研判，根据排查情况及时调整措施，筛尽查清潜在感染者并管控到位，确保所有风险都封控在“三区”之内。希望公众继续支持配合“三区”防控措施，封控区人员足不出户，管控区只进不出、人不出区，防范区非必要不离区、严格限制人群聚集，严防继发传播。所在地区要根据疫情防控进展及时调整“三区”，做好生产生活物资供应，畅通应急就医渠道，特别是要关注好、安排好独居老人和困难群众等特殊需要，发挥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的作用，排忧解难，兜牢底线。
三是严防疫情放大器。对社区商铺、大型商场、餐饮店、农贸市场、洗浴中心、棋牌室等人员聚集和流动场所，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和社区、村、市场等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强化健康码、行程码核查联动，加强从业人员日常健康监测并加密核酸检测频次，避免成为疫情传播的“放大器”。村、社区、单位要继续守好小门，企事业单位和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针对公司业务员、快递员、营销员、网约车司机、水电工人等活动范围广、接触人员多的风险点，加强人员出行报备管理和日常健康监测，及时组织核酸检测，及时排查管控对象，争创“无疫单元”。
四是继续做好支援上海抗疫保供工作。截至4月24日，我省援沪方舱医院累计收治14021例，赴沪累计核酸采样2000多万人次，并已进驻当地医院开展急危重症病例收治工作。应上海方面要求，将增派医技人员赴方舱医院开展B超、检验等工作。同时，闭环接收上海转运人员，已累计接收35801人，各地要按照《浙江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规范（第三版）》的要求，加强对隔离点的规范管理，严格设置“三区两通道”，并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集中管理。
五是做好个人防护。希望公众继续理解、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措施，始终不忘做好个人防护，按照要求主动参加所在地区和行业组织的核酸检测，不信谣、不传谣，在家常通风，出门戴口罩、少聚集，保持社交距离，尽快全程接种疫苗，符合条件的及时接种加强针。
【每天两三小时睡眠、一天上百个电话……三位浙江“女汉子”的守“沪”日常】她是前线医护人员的“粮草官”，她是上海基地的“大管家”，她是湖州基地的“多面手”。相隔100多公里，浙江省人民医院的这三位“女汉子”却做着同样的事情，默默地成为援沪人员们最坚强的后盾。
后方每天运送一个集装箱的物资
到总部所在的酒店
“今天晚上有大暴雨，你们物资存放是不是安全？”
“收到，马上处理！”挂了电话，浙江省援沪方舱医院医疗队（总院）保障组——医疗、生活物资保障小组组长蔡文君匆匆向方舱赶去，“下午送来的7500件防护服和3000件隔离衣得赶紧安置。”
为了防止宝贵的防护物资被淋湿，蔡文君带领所有物资管理员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把所需的物资全部搬进各个医疗队的库房。最后一箱物资安置妥当时，大家身上的衣服都已被汗水湿透，掌心里、手臂上都是箱子压出来的一条条深红色印记。
果不出所料，当晚大雨倾盆，蔡文君接到汇报说，13号板房里有好几个地方在漏水，她赶紧和值班的同事把库里的物资一箱一箱搬运到14号板房，两个人抢救了70多箱防护用品。
蔡文君主要负责临港方舱医院内医疗器械的配备、生活物资的落实、通讯物资的申领、采样物资的发放以及舱内舱外办公用品的供给。
作为浙江省人民医院疼痛科护士长，蔡文君根据多年的科室管理经验以及援鄂经验，在方舱设立了一个物资总库和10个分库，制定了方舱物资管理员工作职责，并进行了合理排班。总库由8名物资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轮流值守，负责物资的接收、分配、申领和统筹协调工作。10个分库分别由十支医疗队的物资管理员进行管理，主要负责保障各自医疗队防护用品的需求，及时填补损耗，有序规划整理各自的库房。
医疗队防护服的日消耗量在1300套左右，除了口罩、帽子、靴套、鞋套、手套等防护物资外，每个队的消杀物资例如消毒湿巾、手消液、泡腾片、紫外线灯、酒精等的需求量都非常大。后方每天都会运送一个集装箱的物资到总部所在的酒店，这一集装箱的物资在蔡文君的统筹协调下，需要大家一箱一箱从集装箱上卸下来，按照每个队每日申请的需求配送到13家不同的酒店。
一开始受交通限制，配送车辆较少，一般配送完最后一家酒店的物资都要到凌晨一两点钟。结束后蔡文君还要坐在电脑前梳理汇总各医疗队提出的次日物资需求并反馈到后方，再整理出当日出入库的台账。
工作理顺后，蔡文君敏锐地发现了提高效率的办法。总部的防护物资直接配送给方舱，直接发放给每个医疗队。这样既减少了中转过程中所需的劳动力，也方便了队员。
“前线物资每日需求量很大，从最初的一天要打三四百个电话到现在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行，这是所有队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前线的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管好‘粮草’，共同迎接抗疫的胜利！”工作渐入佳境，蔡文君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还主动承担起了为队员理发的工作，连着为好几位有需要的队员理过发后，蔡文君的手艺越发娴熟，还能做个简单的造型。“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
回复数百条信息
每天早上七点不到就醒来，凌晨两点多入睡，这是浙江省援沪方舱医院医疗队一队队员陈圻红工作的日常作息。根据上级指示，陈圻红在来到上海的第3天，被调到浙江医疗队总部物资管理处负责1500余名浙江援沪医疗队员的物资管理工作。物资涵盖医疗防护物资、生活物资、药品等多个方面，需求从大到小，因人而异。
从这天起，每天接收来自杭州大后方的一卡车物资，清点库房数十种货品，查收并整合来自十个医疗分队十余家酒店的订单需求，根据各个订单配货，联系车辆配送至各个酒店，盘库存并向后方采购报送每日需求订单，便成了陈圻红每天的工作日常。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回复数百条消息，陈圻红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每天醒来，陈圻红都会使劲拍几下自己的脸，强制自己清醒。匆匆吃过早饭就铆足了劲与时间赛跑。
近20天的时间里，陈圻红从一个物资管理的门外汉变成了医疗队员们贴心的大管家，从一个言笑晏晏的柔弱女生变成了做事雷厉风行的女汉子，从一开始的忙乱不堪、无所适从到如今的得心应手、有条不紊。
因为岗位的特殊性，陈圻红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各个医疗队的物资组长、希望捐赠物资的企业家、送货的卡车司机、沟通物资事宜的社区工作者等。
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陈圻红正在仓库整理订单，一位社区工作者前来对接工作。陈圻红看他很匆忙也很疲惫，随口一问得知还没来得及吃饭。陈圻红赶紧送上盒饭让他先吃几口。这让陈圻红的内心深受触动，上海本地人民在为了疫情能够早日退散忙碌着、坚守着。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许多企业非常关心援沪医疗队的生活，捐赠各类物资，让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在方舱医院更好地服务患者；往返于上海和杭州的卡车司机已经连续二十天，每天孤独地奔走在高速公路上。有了他，前方的物资才能得以保障，医疗队的工作才能正常进行；后方的医院采购中心，联合医务部、护理部、财务部、信息中心、临工部、药学部、工会等多部门成立物资保障小组，分工合作，联系采购、配货、装车，为全省几十支医疗队提供物资保障。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经手分发物资150多吨
在100多公里外的浙江援沪医疗队驻地酒店的仓库里，几乎每晚都会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她是来自浙江省人民医院的马爽。作为浙江省援沪核酸采样支援队的一员，她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协助保障援沪采样队湖州基地3000多人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整理发放。自接手以来，马爽累计收发物资三十余次，共计一百五十余吨。
凌晨三点，伴随着采样队的集结令，马爽便出现在酒店门口，与湖州当地指挥部一起协调医疗队100余辆大巴车的顺畅通行。七点左右，一线队员在上海多地开展核酸采样的同时，身在湖州的她正在事无巨细地进行物资统计和准备工作，并及时与后方协调，确保14支医疗队每一位队员的需求都得到满足。
在物资保障过程中，最困难的是物资到达时间不可控。她多次同医疗队员一起在现场登记整理，搬卸发放物资，常常忙到夜里十二点多。
队里的男同事偶尔打趣她：“你现在就像个女汉子。”物资入库清点分发完成后，她回到房间还要根据库存整理次日的物资需求汇总，入睡时往往已经是后半夜。
“援沪采样队湖州基地物资保障小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很辛苦，无论物资运送货车几点到达、每天到达几批次，小组成员都会及时高效地将满足3000多采样队员的物资搬卸整理入库。刚接手的时候还是有些不熟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充分做到了高效保障每一位队员的物资需求。”她说，经常半夜一点还在接不同医疗队联络员的电话，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反而成为常态。
除了物资管理，有着丰富临床护理经验的她还是个采样能手。在此次援沪之前，马爽就参加过省内多地的核酸采样工作，“专业”“高效”是同事们对她的评价。“凌晨四点从杭州出发的那天，我也在浦东参与了核酸采样工作，但后来组织选中我、队员信任我，我留在驻地酒店为每一位前线作战的兄弟姐妹做好物资保障工作。”
连续多日的高强度工作，马爽的喉咙哑了，皮肤晒黑了，鼻梁也被防护口罩勒出血印，但在她眼里，这些都不及采样队员的辛苦。远在山东的父母，若不是接到了医院工会的慰问电话，还不知道女儿参加了援沪任务，她笑着表示：“离家的游子都是报喜不报忧，不告诉他们是怕父母担心，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通讯员 林杨青 杨陶玉 记者 吴朝香）
后方每天运送一个集装箱的物资
到总部所在的酒店
“今天晚上有大暴雨，你们物资存放是不是安全？”
“收到，马上处理！”挂了电话，浙江省援沪方舱医院医疗队（总院）保障组——医疗、生活物资保障小组组长蔡文君匆匆向方舱赶去，“下午送来的7500件防护服和3000件隔离衣得赶紧安置。”
为了防止宝贵的防护物资被淋湿，蔡文君带领所有物资管理员用了不到2个小时，就把所需的物资全部搬进各个医疗队的库房。最后一箱物资安置妥当时，大家身上的衣服都已被汗水湿透，掌心里、手臂上都是箱子压出来的一条条深红色印记。
果不出所料，当晚大雨倾盆，蔡文君接到汇报说，13号板房里有好几个地方在漏水，她赶紧和值班的同事把库里的物资一箱一箱搬运到14号板房，两个人抢救了70多箱防护用品。
蔡文君主要负责临港方舱医院内医疗器械的配备、生活物资的落实、通讯物资的申领、采样物资的发放以及舱内舱外办公用品的供给。
作为浙江省人民医院疼痛科护士长，蔡文君根据多年的科室管理经验以及援鄂经验，在方舱设立了一个物资总库和10个分库，制定了方舱物资管理员工作职责，并进行了合理排班。总库由8名物资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轮流值守，负责物资的接收、分配、申领和统筹协调工作。10个分库分别由十支医疗队的物资管理员进行管理，主要负责保障各自医疗队防护用品的需求，及时填补损耗，有序规划整理各自的库房。
医疗队防护服的日消耗量在1300套左右，除了口罩、帽子、靴套、鞋套、手套等防护物资外，每个队的消杀物资例如消毒湿巾、手消液、泡腾片、紫外线灯、酒精等的需求量都非常大。后方每天都会运送一个集装箱的物资到总部所在的酒店，这一集装箱的物资在蔡文君的统筹协调下，需要大家一箱一箱从集装箱上卸下来，按照每个队每日申请的需求配送到13家不同的酒店。
一开始受交通限制，配送车辆较少，一般配送完最后一家酒店的物资都要到凌晨一两点钟。结束后蔡文君还要坐在电脑前梳理汇总各医疗队提出的次日物资需求并反馈到后方，再整理出当日出入库的台账。
工作理顺后，蔡文君敏锐地发现了提高效率的办法。总部的防护物资直接配送给方舱，直接发放给每个医疗队。这样既减少了中转过程中所需的劳动力，也方便了队员。
“前线物资每日需求量很大，从最初的一天要打三四百个电话到现在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行，这是所有队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前线的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管好‘粮草’，共同迎接抗疫的胜利！”工作渐入佳境，蔡文君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还主动承担起了为队员理发的工作，连着为好几位有需要的队员理过发后，蔡文君的手艺越发娴熟，还能做个简单的造型。“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
回复数百条信息
每天早上七点不到就醒来，凌晨两点多入睡，这是浙江省援沪方舱医院医疗队一队队员陈圻红工作的日常作息。根据上级指示，陈圻红在来到上海的第3天，被调到浙江医疗队总部物资管理处负责1500余名浙江援沪医疗队员的物资管理工作。物资涵盖医疗防护物资、生活物资、药品等多个方面，需求从大到小，因人而异。
从这天起，每天接收来自杭州大后方的一卡车物资，清点库房数十种货品，查收并整合来自十个医疗分队十余家酒店的订单需求，根据各个订单配货，联系车辆配送至各个酒店，盘库存并向后方采购报送每日需求订单，便成了陈圻红每天的工作日常。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回复数百条消息，陈圻红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每天醒来，陈圻红都会使劲拍几下自己的脸，强制自己清醒。匆匆吃过早饭就铆足了劲与时间赛跑。
近20天的时间里，陈圻红从一个物资管理的门外汉变成了医疗队员们贴心的大管家，从一个言笑晏晏的柔弱女生变成了做事雷厉风行的女汉子，从一开始的忙乱不堪、无所适从到如今的得心应手、有条不紊。
因为岗位的特殊性，陈圻红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各个医疗队的物资组长、希望捐赠物资的企业家、送货的卡车司机、沟通物资事宜的社区工作者等。
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陈圻红正在仓库整理订单，一位社区工作者前来对接工作。陈圻红看他很匆忙也很疲惫，随口一问得知还没来得及吃饭。陈圻红赶紧送上盒饭让他先吃几口。这让陈圻红的内心深受触动，上海本地人民在为了疫情能够早日退散忙碌着、坚守着。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许多企业非常关心援沪医疗队的生活，捐赠各类物资，让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在方舱医院更好地服务患者；往返于上海和杭州的卡车司机已经连续二十天，每天孤独地奔走在高速公路上。有了他，前方的物资才能得以保障，医疗队的工作才能正常进行；后方的医院采购中心，联合医务部、护理部、财务部、信息中心、临工部、药学部、工会等多部门成立物资保障小组，分工合作，联系采购、配货、装车，为全省几十支医疗队提供物资保障。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经手分发物资150多吨
在100多公里外的浙江援沪医疗队驻地酒店的仓库里，几乎每晚都会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她是来自浙江省人民医院的马爽。作为浙江省援沪核酸采样支援队的一员，她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协助保障援沪采样队湖州基地3000多人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整理发放。自接手以来，马爽累计收发物资三十余次，共计一百五十余吨。
凌晨三点，伴随着采样队的集结令，马爽便出现在酒店门口，与湖州当地指挥部一起协调医疗队100余辆大巴车的顺畅通行。七点左右，一线队员在上海多地开展核酸采样的同时，身在湖州的她正在事无巨细地进行物资统计和准备工作，并及时与后方协调，确保14支医疗队每一位队员的需求都得到满足。
在物资保障过程中，最困难的是物资到达时间不可控。她多次同医疗队员一起在现场登记整理，搬卸发放物资，常常忙到夜里十二点多。
队里的男同事偶尔打趣她：“你现在就像个女汉子。”物资入库清点分发完成后，她回到房间还要根据库存整理次日的物资需求汇总，入睡时往往已经是后半夜。
“援沪采样队湖州基地物资保障小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很辛苦，无论物资运送货车几点到达、每天到达几批次，小组成员都会及时高效地将满足3000多采样队员的物资搬卸整理入库。刚接手的时候还是有些不熟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充分做到了高效保障每一位队员的物资需求。”她说，经常半夜一点还在接不同医疗队联络员的电话，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反而成为常态。
除了物资管理，有着丰富临床护理经验的她还是个采样能手。在此次援沪之前，马爽就参加过省内多地的核酸采样工作，“专业”“高效”是同事们对她的评价。“凌晨四点从杭州出发的那天，我也在浦东参与了核酸采样工作，但后来组织选中我、队员信任我，我留在驻地酒店为每一位前线作战的兄弟姐妹做好物资保障工作。”
连续多日的高强度工作，马爽的喉咙哑了，皮肤晒黑了，鼻梁也被防护口罩勒出血印，但在她眼里，这些都不及采样队员的辛苦。远在山东的父母，若不是接到了医院工会的慰问电话，还不知道女儿参加了援沪任务，她笑着表示：“离家的游子都是报喜不报忧，不告诉他们是怕父母担心，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只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通讯员 林杨青 杨陶玉 记者 吴朝香）
【中国古代防疫制度是怎样的，为何明清时期的防疫效果，反而不如两宋？】2022年春天，随着奥密克戎病株的流行，我国许多地区为了防范其传播，纷纷采取了封城的做法。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作为在此次疫情冲击中，表现最好的国家，我国的低感染率和坚定的隔离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疫情发生后，采取隔离手段来进行控制，其实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做法，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的积极作用，并在流行病防范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秦汉时期的隔离政策
隔离政策的提出，并不是来源于哪位天才的设想，而是从人类最原始的趋利避害的天性中，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远古时期，每当部落里出现传染病流行的时候，人们都会选择用迁徙的方式来避免感染。
那时的人们，对于疾病发生的原理尚不明确，会将其归因于上天的责罚，因此他们会选择主动离开疫情发生地。
▲逃荒的古代百姓
古人的这种行为被称为“避疫”，虽然和如今的隔离不同，但是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人已经有了通过远离疫情所在地，来防止染病的想法。
但随着农耕的发展，古人安土重迁的理念，逐渐成为主流。在疫情发生之后，古人不再轻易搬离自己的家乡。
由于那时人们经常将疫情的发生，归因于超自然原因，因此后来健康的人会选择去到寺庙中躲避灾祸，虽然这种做法的效果不如隔离，但依然对减缓疾病的传播，有一定的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
人们开始意识到：患者才是疾病传播的根源。基于这一发现，中国最早的隔离制度开始出现了。
在法制严苛的秦国，起初官府规定，患有麻风等传染病的患者和罪犯一样，一旦被发现就要马上问斩，并且将尸体焚为灰烬。
这种措施虽然在现在看起来，很不人道，但在防疫能力较弱的古代，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睡虎地秦简》中记载了处决传染病患者的法律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只要将传染病患者们聚集在一起，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这样也是可以防止疫情传播的。
因此在秦汉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地区，开设了所谓“疬所”：即专门收留传染病患者的场所，这显然是我国防疫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但除了大城市之外，疬所的数量往往不能够收容全部的患者，因此在秦朝时，部分患病的病人还是会被地方官吏强行投入河中淹死，这种现象直到东汉时期才有所改善，那时各地防疫场所的数量有了明显提升，为患病百姓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在东汉时期，随着《伤寒杂病论》等医学著作的出现，人们对于传染病的性质，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人们不再只对患病者进行隔离处理，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也成为了隔离对象。
当年西晋流行瘟疫的时候，就曾经出台过一个规定：凡家中有三名以上传染病人的大臣，即使自己没有得病，也要在百日后才能进宫，这显然是我国防疫隔离理论的又一个突破。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
但此时部分大臣认为，如此严苛的防疫措施会影响朝政的正常运行，并对此颇有微词，这也可以看出，在西晋时期人们对于防疫的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二、隔离政策发展高峰
从西晋时期开始，隔离正式成为了防疫的主要手段，历朝历代都会在大型城市内设置疬所之类的设施，供染病之人休息。
对病人的集中管控，也成为了防止病毒传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键手段。
不过到了北宋时期，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的城市规模明显扩大，每个城镇中都居住着大量的商贩和市民，这给北宋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在传染病发生之后，仅仅依靠宋朝官府建立的官方隔离场所，是没有办法收留所有患者的，此时民间组织自发建立的收容机构，就成为了抗疫的关键堡垒。
▲北宋城镇的发展给防疫带来了压力
在北宋时，“福田院”和“安济坊”是最重要的民间隔离场所，其一般是富贵的士大夫家庭捐资建设的。
比如苏轼在杭州为官的时候，就曾经捐建了一所安济坊，为杭州的防疫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和之前的疬所相比，福田院和安济坊的布置明显更加专业，一般由十几间病房组成，小房间的设置减少了病人之间的接触，这对于疾病的恢复，有一定的好处。
更关键的是，之前的疬所一般只起到隔离作用，病人在进入疬所之后，并不会受到专门的治疗，其能否恢复健康，要看病人的体质好坏。
而北宋的每个福田院和安济坊，都要至少配备一名医生，由他来专门负责病人的治疗工作。
为了了解病人的病情进展，这名医生还要每天记录病人的状态变化，这也是如今医院病历的雏形。
▲苏轼画像
在医生的帮助下，进入安济坊的病人一般都会受到妥善的管理，这让两宋时期的传染病防治水平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两宋时期只有在城市中，才存在这种完备的防疫体系，在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虽然也有留给病人居住的场所，但是其条件和福田院、安济坊这样的机构差距甚大。
三、明清时期，防疫政策走向“下坡路”
按理说在北宋时期趋于成熟的隔离防疫政策，应该在之后的朝代中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明清两朝对于隔离制度并不重视，其表现甚至还不如遥远的西晋朝廷。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在明朝初期，由于之前长期的战乱，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瘟疫，而当时明朝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地方管理也并不稳定，因此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完善防疫制度。
▲战场是诱发瘟疫的关键因素
第二点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理论中瘴气和胎毒理论的提出。
当时的部分医生认为传染病的出现，是环境因素即“瘴气”所导致的，而人在接触瘴气之后，体内的胎毒会被激发出来，最终导致患病。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患者的传染性被忽视，因此朝廷也就不再推行以隔离为主导的防疫措施了。
明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瘟疫，其实是十分重视的，朱元璋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用以救治瘟疫及灾荒下的贫民，还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惠民药局帮助防疫。
明朝后期嘉靖皇帝还曾亲自搜集整理了民间药方，并将其整理成册发给百姓。
但有时候走错了方向，往往代表了无用功。由于明朝统治者低估了隔离制度的作用，这让明代的瘟疫流行问题，始终没有被解决。
▲嘉靖皇帝剧照
在朝廷防疫不利的情况下，民间乡绅成为了各地防疫的主力军，尤其在麻风流行的闽粤等地。
从16世纪开始，乡绅们就在当地建设了养济院等收容场所，供麻风病人居住，这让当地的麻风流行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清朝的情况和明朝大体类似，不过清朝统治者对于隔离措施的重视程度，比明代更低。
在顺治年间天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北京城情况十分严重。
在这种时候，清廷并没有选择设置隔离场所，而是将所有患病的百姓，强制驱赶到了荒郊野岭，任由其自生自灭。
不少患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因病情恶化而身亡，朝廷消极的表现，让民间力量继续承担了防疫隔离主力军的角色。
清代岭南各地，建立了更多的麻风病患者收容场所，其管理方法和设施安排也比明代有所进步。
▲清朝皇室人员感染天花
在清朝中后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和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现代西方医学理论也得以传入我国。
在西医理论的指导下，隔离措施的重要性，再次被人们提及，光绪年间我国的第一所防疫医院也得以成立，这让中国的防疫工作，逐渐走向了正轨。
自此之后，每逢瘟疫流行，隔离便成为了地区防疫的首选方法，在一次次实践中，隔离手段的关键作用也被不断证实。
在学界有部分西方学者宣称，中国的隔离防疫方法来源于西方，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用消极防疫的清廷，代表了我国整个古代历史。
事实上，无论是隔离制度的提出，还是专门隔离场所的设立，都是我国最先进行的，这也证明了古人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杰出才智。
▲如今的抗疫工作者
如今新冠疫情的阴影尚没有散去，部分城市长期的封城政策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这种隔离政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面对传染性疾病的时候，隔离就是最有效的控制方法。
相信在国家的统筹调度下，我们每个城市，都会度过疫情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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