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是一位老派知识分子，熟读“四书五经”，后因生活所迫弃文从商，一生历经沉浮荣辱、大风大浪，依然心胸开阔、学问通达，处事超然。八十多岁时，他身体硬朗康健，能一个人出去游历江海。逢年过节，他在家中挥毫泼墨，写春联、写祝语，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来讨一份老寿星的祝福。九十五岁那年，姥爷摔了一跤，住院七天后安然離世，直到永别，都没给儿女添半点麻烦。

这些珍贵的品质和人生态度，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的妈妈。我一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妈妈是精神贵族，若不是命运跌跌撞撞，或许她会是一个巾帼英雄。

早期家里物质生活贫乏，相比爸爸无意识的自由式教育，妈妈对我的培养可谓用心良苦。她并未因贫穷而志短，因简陋而苍白，在那些暗夜里，她的心如皓月当空，不落窠臼，照耀着我的一生。

我的记忆力不大好，中学以前的记忆几乎都是一团模糊。但童年时的那个画面，却一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八岁那年，我有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仿真玩具车。车有半人高，我天天开着它在街坊邻居门前转悠。

那年除夕的下午，一群灾民流浪到我的家乡。听邻家奶奶讲，洪水冲毁了他们的故土，他们流离失所，沿路乞讨，投奔远亲，寻找新的家园。我记得他们有十几人，其中有四五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我妈说：“你回家拿些饼干来分给小朋友。”我看着其中一个小女孩儿扑闪着一双大眼睛，便“嗖”地跑回家，玩具车里装着，胳膊里夹着，带了十几筒饼干出来。几位围观的乡亲窃窃私语，一个大婶笑我：“可不得了，这孩子太傻了。”

我似乎犯了什么错误，怯怯地看了看我妈。她什么也没说，把饼干分了。分给那个小女孩儿的时候，我看她也是怯怯地看了看她妈妈。那个阿姨一边流眼泪，一边鞠躬表达感谢。她说着方言，我们并没听懂，妈妈只是冲她摆手，说都是当母亲的，不必谢。

晚上我爸回家，我才知道，那十几筒饼干，是我妈准备回娘家带的年货。那个年代，女儿回娘家，一家四筒饼干加一篮子鸡蛋，就是全部年礼。

我爸有些发愁过年该怎么办，我妈说：“没办法，孩子都拿出来了。如果让他这么小就认为善良不是真心实意的，他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这句话，我铭记一生。

（摘自《在你们离开以前》一书）

说起自己进入日本文学的翻译圈纯属一个偶然。早在八十年代中期，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供职的时候，接到三联书店《新知文库》编委会的约稿，着手翻译柳田圣山的学术书《中国禅的成立史》，中文版发行时的书名是《禅与中国》，因为当时刚入职，尤其对日式思维感兴趣，阅读了不少原文著作，还做了相应的笔记。我记得李泽厚老师鼓励我翻译，并且说；“柳田教授的书好，很实。比铃木大拙的好。铃木的书，很虚！”

《禅与中国》出版时，我已到了日本，在三重大学安顿好了留学所必须要办的杂事，专程到京都拜访了柳田圣山教授。他在一家很安静的料亭款待了我，讲了很多研究中国禅宗的心得，印象极深。如果可能的话，我一直觉得译者与作者的面对面是必要的。

后来，因为生活所迫，我弃文从商了，而且非常坚决，不再跟学术打交道了。最后做到远洋渔业，去过很多国家。不过，这个时期，内心向往人文的情怀始终没灭。终于有一天，妻子跟我说她在飞机上认识了一位日本僧侣，约我们一起去他的寺院看看。当时应该是1992年的元旦，新年的钟声响起时，竟然犹如一把烈火重新点燃了我对学术的渴求。在这位僧侣的推荐下，我着手开始翻译日本佛教经典《叹异抄》。白天做生意，除了接货，还要调度大批渔船出海，晚上回家埋头解读原著，前后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我戒烟戒酒，拒绝了所有商家的各种诱惑，发誓要当一回苦行僧。《叹异抄》是由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当时收到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师为拙译题的字，眼圈发热了。

再后来，经历了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几经波折，1998年从公司辞职，开始周游日本各地，用日文写书，2000年1月发表了第一本日文书籍《日本虫眼纪行》（法藏馆/文春文库）。由此东山再起，弃商从文。

到大学任职以后，一有空儿就翻译自己喜欢的书。对我来说，时隔很多年的这个归位继续跟《叹异抄》有关，其间翻译了大正文学的巅峰之作《出家与其弟子》（辽宁教育出版社，另有台湾版）的时候，发觉国内所知不多，也许恰恰是因为如此，才逐渐关注日本文坛，同时也跟国内出版界熟悉了起来。

这些年防疫，居家译书著书的时间变多了。网上随处可见“STAY AT HOME”的口号也许是一个督促。#微博新知博主##微博YOU好书#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20年？今天突然想起自己的经历……居然有20年时光是在学校的课堂中渡过（不包括幼儿园）。我既不是学霸，也不是学渣，更不是书呆孑，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悲哀？鲁迅先生弃医从文，他是伟大的，他心里装着国家民族。对晚清朝廷的失望，最终，他完成了从逃避到直面迎接的转折，走上了“弃医从文”，改造国民性的道路。而我却弃医从商，对国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想想就汗颜！只对“坛坛罐罐了”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