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猜想文集
(391) 《相标志指向位移的问题》之空间与时间
有更多的可能的是:后生动物群就生活在黑暗环境，因为所有的印模化石都无法指示出是阳光环境还是黑暗环境，或者是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过渡的地史时期，这个时期为埃迪卡拉时期。埃迪卡拉生物群即使是生活在阳光环境中，太阳辐射所产生的能量有限，低温环境等同于黑暗环境，只是这种有利于低等生物繁荣的低温环境已在地球表层出现了，这种大爆发并非是突然性的，它必须要经历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因而在此过程中很难判断是黑暗环境还是阳光环境。我们只要看到原始生物化石，就认为它们都是阳光生物，如在南非发现距今33亿年前的古细胞化石，就认为那个地史时期地球就有了阳光，这就是典型的缺少相标志指示移位意识。越古老的物种对环境越苛刻，它们喜欢温暖或者温凉的环境，洁净的水环境，但又是不缺少有机物的环境，说明古老物种生活在低温环境，新陈代谢的速率较低，水中食物稀少，所以水质不会被污染，因为食源匮乏，古老生物种群学会了忍饥挨饿的本领。这些事实都能证实:地球表层生存环境拥有一个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演化，低温环境向温暖环境演化的漫长时期，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将永远都无法解决科学上的一系列难题，科学认识永远止步于此。
从灵虾的生存方式及其环境上看，灵虾疣生活在南极冰盖下的海洋中，那里有多少有机物，几乎没有，靠有机物磁养灵虾，那只能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灵虾以矿物质为食，生物指向低能的黑暗生态环境，这就证实，早期生命都是循环速率与新陈代谢速率很低的生物种群。正是生命起源于黑暗环境，坚守于低能的黑暗环境，在地球能获得阳光时期出现后，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变，真核生物在黑暗环境中已经壮大的生物群逐渐演化成阳光环境的后生动物群，这个过程不是生物种群的更替，而是生态环境的更替。
当阳光出现在地球表层时，阳光不仅使雪球地球融动，阳光也增强了后生动物的循环系统与新陈代谢系统的运动速率的提升，从而使后生动物群逐渐向具壳动物群演化。正是从黑暗生物在向阳光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地球的低能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变，因而强迫后生动物群首先向具壳类动物演化。这个演化过程充分证明:不同的生物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同生物组合有着明显的环境指示性，证明不同生物种群是同一生态环境的产物，生物的适应性不是绝对生态因子的组合，不同生物群对生态因子组合存在则重点上的差异，因而生态因子的组合是绝对的，而生物相所指示的生态环境则是相对性。
从上述角看，单个生物相标志所获取信息并不能完全表达古环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需要组合生物相标志，所以，我们必须将生物相标志分离出几大组。在阳光生物中，从生物能量上划分可划分为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从环境上划分可划分为陆生动物与水生动物，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划分，分别为原生域，细菌域，植物域，动物域。这些生物埋藏所形成的化石分原地埋藏与异地埋藏，原地原位埋藏或原地异位埋藏都是获取古环境信息的基本相标志。我们通过相标志的指向，探索古环境是深水环境还是浅水环境，是温暖环境还是寒冷环境，是高能环境还是低能环境，海相环境还是陆相环境，干旱环境还是潮湿环境，氧化环境还是还原环境。通过生物相的指示还原古环境，通过生物的演化还原古环境的不断演化。通过生物组合相，解读更为具体的古环境生态因子结构，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必须达到的高度。
上面谈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生物对生态因子组合没有绝对的适合度，只有相对适合度，这也是生物种群努力的适应过程，演化过程的的基础，生物学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试错过程。因此，生物相标志不能指示出绝对的生态模型，只能通过相组合来研究出更为具体的沉积环境。二、生态环境的渐变性与多样性演化是生物演化与孑遗生物的的基本条件，不同地史时期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它源于地球绕太阳作向心运动所形成的必然规律，生物演化是生态环境渐变的直接结果。生物在生态环境渐变过程中，存在自然选择适应性演化，这两者的相互变化，决定了相标志在指示沉积环境上不能作绝对资料参考。
生物种群的分异不是繁荣后无条件的演化，或者基因突变，生物种群的分异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分异，如猫科动物的横向分异，有各种不同的猫种，纵向分异有虎、豹、狮等豹亚科，猞猁、野猫等猫亚科，它们都无法从化石中得到分异性划分。生物种群的分异性越大，体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分异性越丰富，如老虎，热带草原气候有虎，热带雨林气侯有美洲虎，亚热带森林气候有华南虎，温带有东北虎，不同虎种所依附生态环境是不同，因而它们的沉积环境也必然不同。单一或者多个相标志无法彻底的解读古环境，目前只能通过组合标志来判断。
通过生物种群的分异性来探索环境的分异性，不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性，还有时序上的分异性（即基于环境的渐变性质），这些分析对象基本上是指阳光生物生存环境的多样性 。我们提出环境对比分异性，同样，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还有时间上的分异性，同样是基于生态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生物的演化、进化、分异现象有着密切关系。空间上的分异性，如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纬度上的气温不一样，动物与植物有可能一样，即使在某些器官与表型上一样，它们的循环速率也可能不一样，通常称它们性状上的不一样。这在古生物化石上不一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在古生态环境复原上仅运用一种生物相标志是不科学的，必须运用多种生物相标致来进行综合判断，甚至是同种生物呈现出来的性状差异也要引起高度关注，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地史画卷。
时间上的分异性，是指同一地理沉积环境在不同地史年代的沉积过程中会出现物理的、化学的沉积相上的差异，沉积回旋更能反应出时间上的不同。化学相与物理相的改变指向的是大环境的改变，如气压、空气密度、温度等生态因子上的不同。以水生生物为例，从水的深度环境上看，有深海生物、半深海生物、浅海生物、滨海生物。从海水的盐度上看，有窄盐性生物与广盐性生物，窄盐性生物适合的盐度，单位面积在35‰，即低不过30‰，高不过40‰。如簇生珊瑚、腕足类、头足类、海眠虫、角石类、菊石类都是窄盐性生物，而绝大部分的窄盐性生物都是古老的生物物种，宽盐性物种都属于后来物种，生物适合度的改变说明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变。
从窄盐性生物大量灭绝上看，大约发生在左生代与中生代交界之际，95%的生物种群都灭绝了，这次灭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低级生物种群灭绝的幅度大，高等动物灭绝的幅度小，而从现代物种的繁荣的尺度上看，低等生物群的繁荣占绝对多数，而我们关注的高级动物占比确小得可怜，这一对比说明一个非常重要问题，生物大灭绝不是灾难性大灭绝，而是生态渐变最终导致质变所构成的大灭绝现象。我们讨论生物大灭绝的问题，实际上是指生态环境的大迁移的问题，生物相标志指示性移位的问题。没有生态环境渐变现象的发生，也就不存相标志指示位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生态环境的固定说永远占主导地位，这在科学认识上很难有所突破。
中生代及之前的海洋环境是一个相对低温的环境，海洋的溶解力度小于新生代而大于古生代，低温低盐的环境适合窄盐性生物的繁荣。广盐性生物即可以在淡水中生存，也可在含盐量很高的环境中生存，如腹足类、双壳类、蓝细菌等，广盐性生物在新生代后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滕壶，成了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灾害。从温度上看，海洋生物有冷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中、高纬度地区，如狗鱼等，有低温生物，主要分布于中纬度地区及低纬度地区，是水生生物的主体，更有暖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低纬度地区的浅水环境，而暖水生物在新生代之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生物的生存环境是生物相重要的相标志，它们指示的范围越小，在恢复古环境上的作用越大。这主要源于古生物化石鉴定无法达到种一级，生物相的指示性永远都处在宽范的状态，正是这种缺憾性，迫使我们运用组合标志来恢复古沉积环境。同时，化石的丰度与分异度也是指示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据，在一个单位面积里，化石的分异度越大，其对环境指示越复杂，化石的分异度越小，其指向的环境越具体。另外，生物的生长状况也是判断环境的重要依据，以壳类动物为例，壳类动物个体的大小与壳的厚薄都是由环境决的，薄壳或者生物个体较小，说明生态环境较差，水的平均温度较低，食物匮乏，如古生代的壳类动物都比较小。壳类动物的壳厚与个体较大时，说明环境相对较好，水温与盐度适宜，食物充足，如果壳类动物大量的死亡至灭绝，说明海洋的温度与盐度波动较大，如笔石的灭绝、菊石的灭绝都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有些动物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或灭绝或消失，而是出现了生态环境的迁移，如腕足动物、放射虫等，原本生活在浅水环境，而后迁移到了深海环境。动物为什么会发生迁徙，是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生物相指示位移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生物都能生存至今，并不是生物可以重复进化，而是生态环境多样性的演化，同时是生物适应性演化的结果。如果单纯用生物相、从将今论古的角度恢复古地理环境，有偏之毫厘差之千里之嫌。
生物进化程度及其分布也能指示出古环境状态，如泰加林属温寒带至寒带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80%以上是维管植物，而维管植物在植物的进化进程中属早期植物、低等植物，这就证明低等生物繁荣的地史时期，其自然条件是相对较差的，或者由较差逐渐向较好状态演化过程中的生物进化现象的产物，也就是地球气候存在由低温环境逐渐向温暖环境演化过程。在地球低纬度地区获得的能量逐渐增长的过程中，高纬度地区依然保持着低温环境，或者向更加低温的环境演化，是一些古老物种能繁荣至今生态环境的许可。维管植物繁荣于泰加林区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它证明早期的生物生活在较为低温环境，如果单纯的从维管植物广泛分布上来分析古环境是不对的，必须通过生物在极限环境中的次繁荣状态，来定性古生态环境的性质。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除了低等生物基本上都适应低温环境外，低等生物器官及系统的低循环性质，是反应它们能适应“恶劣”环境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生物进并非是理想环境中的一蹴而就，而是常常伴随着漫长停滞期的出现，这就反应出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一个由不适合宜居环境向宜居环境演化的过程，当一种生物诞生后会持续一个地史时期，在这个地史时期内的生态环境是相对不变的，这才有了生物进化的停滞现象。如果没有停滞期的出现，生物所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宜居环境，是有利于生物快速演化的环境，生物面对的是两种选择，要么进化，要么灭绝，正是地球环境的渐变过程，才有了第三种选择---停滞，才有了生物进化的渐进现象与停滞期的出现。
(391) 《相标志指向位移的问题》之空间与时间
有更多的可能的是:后生动物群就生活在黑暗环境，因为所有的印模化石都无法指示出是阳光环境还是黑暗环境，或者是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过渡的地史时期，这个时期为埃迪卡拉时期。埃迪卡拉生物群即使是生活在阳光环境中，太阳辐射所产生的能量有限，低温环境等同于黑暗环境，只是这种有利于低等生物繁荣的低温环境已在地球表层出现了，这种大爆发并非是突然性的，它必须要经历过漫长的演化过程，因而在此过程中很难判断是黑暗环境还是阳光环境。我们只要看到原始生物化石，就认为它们都是阳光生物，如在南非发现距今33亿年前的古细胞化石，就认为那个地史时期地球就有了阳光，这就是典型的缺少相标志指示移位意识。越古老的物种对环境越苛刻，它们喜欢温暖或者温凉的环境，洁净的水环境，但又是不缺少有机物的环境，说明古老物种生活在低温环境，新陈代谢的速率较低，水中食物稀少，所以水质不会被污染，因为食源匮乏，古老生物种群学会了忍饥挨饿的本领。这些事实都能证实:地球表层生存环境拥有一个由黑暗环境向阳光环境演化，低温环境向温暖环境演化的漫长时期，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将永远都无法解决科学上的一系列难题，科学认识永远止步于此。
从灵虾的生存方式及其环境上看，灵虾疣生活在南极冰盖下的海洋中，那里有多少有机物，几乎没有，靠有机物磁养灵虾，那只能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灵虾以矿物质为食，生物指向低能的黑暗生态环境，这就证实，早期生命都是循环速率与新陈代谢速率很低的生物种群。正是生命起源于黑暗环境，坚守于低能的黑暗环境，在地球能获得阳光时期出现后，随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改变，真核生物在黑暗环境中已经壮大的生物群逐渐演化成阳光环境的后生动物群，这个过程不是生物种群的更替，而是生态环境的更替。
当阳光出现在地球表层时，阳光不仅使雪球地球融动，阳光也增强了后生动物的循环系统与新陈代谢系统的运动速率的提升，从而使后生动物群逐渐向具壳动物群演化。正是从黑暗生物在向阳光生物演化的过程中，地球的低能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变，因而强迫后生动物群首先向具壳类动物演化。这个演化过程充分证明:不同的生物对环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同生物组合有着明显的环境指示性，证明不同生物种群是同一生态环境的产物，生物的适应性不是绝对生态因子的组合，不同生物群对生态因子组合存在则重点上的差异，因而生态因子的组合是绝对的，而生物相所指示的生态环境则是相对性。
从上述角看，单个生物相标志所获取信息并不能完全表达古环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需要组合生物相标志，所以，我们必须将生物相标志分离出几大组。在阳光生物中，从生物能量上划分可划分为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从环境上划分可划分为陆生动物与水生动物，从生物分类学的角度划分，分别为原生域，细菌域，植物域，动物域。这些生物埋藏所形成的化石分原地埋藏与异地埋藏，原地原位埋藏或原地异位埋藏都是获取古环境信息的基本相标志。我们通过相标志的指向，探索古环境是深水环境还是浅水环境，是温暖环境还是寒冷环境，是高能环境还是低能环境，海相环境还是陆相环境，干旱环境还是潮湿环境，氧化环境还是还原环境。通过生物相的指示还原古环境，通过生物的演化还原古环境的不断演化。通过生物组合相，解读更为具体的古环境生态因子结构，这是人类认识自然必须达到的高度。
上面谈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生物对生态因子组合没有绝对的适合度，只有相对适合度，这也是生物种群努力的适应过程，演化过程的的基础，生物学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试错过程。因此，生物相标志不能指示出绝对的生态模型，只能通过相组合来研究出更为具体的沉积环境。二、生态环境的渐变性与多样性演化是生物演化与孑遗生物的的基本条件，不同地史时期的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它源于地球绕太阳作向心运动所形成的必然规律，生物演化是生态环境渐变的直接结果。生物在生态环境渐变过程中，存在自然选择适应性演化，这两者的相互变化，决定了相标志在指示沉积环境上不能作绝对资料参考。
生物种群的分异不是繁荣后无条件的演化，或者基因突变，生物种群的分异涉及到自然环境的分异，如猫科动物的横向分异，有各种不同的猫种，纵向分异有虎、豹、狮等豹亚科，猞猁、野猫等猫亚科，它们都无法从化石中得到分异性划分。生物种群的分异性越大，体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的分异性越丰富，如老虎，热带草原气候有虎，热带雨林气侯有美洲虎，亚热带森林气候有华南虎，温带有东北虎，不同虎种所依附生态环境是不同，因而它们的沉积环境也必然不同。单一或者多个相标志无法彻底的解读古环境，目前只能通过组合标志来判断。
通过生物种群的分异性来探索环境的分异性，不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性，还有时序上的分异性（即基于环境的渐变性质），这些分析对象基本上是指阳光生物生存环境的多样性 。我们提出环境对比分异性，同样，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分异，还有时间上的分异性，同样是基于生态环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生物的演化、进化、分异现象有着密切关系。空间上的分异性，如在同样的地理环境中，不同纬度上的气温不一样，动物与植物有可能一样，即使在某些器官与表型上一样，它们的循环速率也可能不一样，通常称它们性状上的不一样。这在古生物化石上不一定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而，在古生态环境复原上仅运用一种生物相标志是不科学的，必须运用多种生物相标致来进行综合判断，甚至是同种生物呈现出来的性状差异也要引起高度关注，才能获得更为准确的地史画卷。
时间上的分异性，是指同一地理沉积环境在不同地史年代的沉积过程中会出现物理的、化学的沉积相上的差异，沉积回旋更能反应出时间上的不同。化学相与物理相的改变指向的是大环境的改变，如气压、空气密度、温度等生态因子上的不同。以水生生物为例，从水的深度环境上看，有深海生物、半深海生物、浅海生物、滨海生物。从海水的盐度上看，有窄盐性生物与广盐性生物，窄盐性生物适合的盐度，单位面积在35‰，即低不过30‰，高不过40‰。如簇生珊瑚、腕足类、头足类、海眠虫、角石类、菊石类都是窄盐性生物，而绝大部分的窄盐性生物都是古老的生物物种，宽盐性物种都属于后来物种，生物适合度的改变说明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变。
从窄盐性生物大量灭绝上看，大约发生在左生代与中生代交界之际，95%的生物种群都灭绝了，这次灭绝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低级生物种群灭绝的幅度大，高等动物灭绝的幅度小，而从现代物种的繁荣的尺度上看，低等生物群的繁荣占绝对多数，而我们关注的高级动物占比确小得可怜，这一对比说明一个非常重要问题，生物大灭绝不是灾难性大灭绝，而是生态渐变最终导致质变所构成的大灭绝现象。我们讨论生物大灭绝的问题，实际上是指生态环境的大迁移的问题，生物相标志指示性移位的问题。没有生态环境渐变现象的发生，也就不存相标志指示位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重点关注这个问题，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生态环境的固定说永远占主导地位，这在科学认识上很难有所突破。
中生代及之前的海洋环境是一个相对低温的环境，海洋的溶解力度小于新生代而大于古生代，低温低盐的环境适合窄盐性生物的繁荣。广盐性生物即可以在淡水中生存，也可在含盐量很高的环境中生存，如腹足类、双壳类、蓝细菌等，广盐性生物在新生代后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特别是滕壶，成了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灾害。从温度上看，海洋生物有冷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中、高纬度地区，如狗鱼等，有低温生物，主要分布于中纬度地区及低纬度地区，是水生生物的主体，更有暖水生物，主要分布于低纬度地区的浅水环境，而暖水生物在新生代之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生物的生存环境是生物相重要的相标志，它们指示的范围越小，在恢复古环境上的作用越大。这主要源于古生物化石鉴定无法达到种一级，生物相的指示性永远都处在宽范的状态，正是这种缺憾性，迫使我们运用组合标志来恢复古沉积环境。同时，化石的丰度与分异度也是指示生态环境的重要依据，在一个单位面积里，化石的分异度越大，其对环境指示越复杂，化石的分异度越小，其指向的环境越具体。另外，生物的生长状况也是判断环境的重要依据，以壳类动物为例，壳类动物个体的大小与壳的厚薄都是由环境决的，薄壳或者生物个体较小，说明生态环境较差，水的平均温度较低，食物匮乏，如古生代的壳类动物都比较小。壳类动物的壳厚与个体较大时，说明环境相对较好，水温与盐度适宜，食物充足，如果壳类动物大量的死亡至灭绝，说明海洋的温度与盐度波动较大，如笔石的灭绝、菊石的灭绝都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有些动物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或灭绝或消失，而是出现了生态环境的迁移，如腕足动物、放射虫等，原本生活在浅水环境，而后迁移到了深海环境。动物为什么会发生迁徙，是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这是生物相指示位移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生物都能生存至今，并不是生物可以重复进化，而是生态环境多样性的演化，同时是生物适应性演化的结果。如果单纯用生物相、从将今论古的角度恢复古地理环境，有偏之毫厘差之千里之嫌。
生物进化程度及其分布也能指示出古环境状态，如泰加林属温寒带至寒带地区，生长的植物种类80%以上是维管植物，而维管植物在植物的进化进程中属早期植物、低等植物，这就证明低等生物繁荣的地史时期，其自然条件是相对较差的，或者由较差逐渐向较好状态演化过程中的生物进化现象的产物，也就是地球气候存在由低温环境逐渐向温暖环境演化过程。在地球低纬度地区获得的能量逐渐增长的过程中，高纬度地区依然保持着低温环境，或者向更加低温的环境演化，是一些古老物种能繁荣至今生态环境的许可。维管植物繁荣于泰加林区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它证明早期的生物生活在较为低温环境，如果单纯的从维管植物广泛分布上来分析古环境是不对的，必须通过生物在极限环境中的次繁荣状态，来定性古生态环境的性质。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除了低等生物基本上都适应低温环境外，低等生物器官及系统的低循环性质，是反应它们能适应“恶劣”环境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生物进并非是理想环境中的一蹴而就，而是常常伴随着漫长停滞期的出现，这就反应出生态环境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一个由不适合宜居环境向宜居环境演化的过程，当一种生物诞生后会持续一个地史时期，在这个地史时期内的生态环境是相对不变的，这才有了生物进化的停滞现象。如果没有停滞期的出现，生物所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好的宜居环境，是有利于生物快速演化的环境，生物面对的是两种选择，要么进化，要么灭绝，正是地球环境的渐变过程，才有了第三种选择---停滞，才有了生物进化的渐进现象与停滞期的出现。
#十堰# 【我的家乡我的村 | 深山藏个“桃花源” 蜜甜茶香环境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两排平行的山峰之间留下一片开阔地。蜿蜒曲折的钦屿河，从两山之间的开阔地上悠然而下。依水而居的人们在这里汇集，逐步形成了现如今的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的模样，宛如一个世外桃源。
曲折蜿蜒的水泥路，幽静雅致的农家院，整齐划一的路灯，宽敞的休闲广场……盛夏时节，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 明、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在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徐徐展开。
谁能想到，这个曾经的省级重点贫困村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突破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发展滞后的重重“封锁”，走上现如今的乡村振兴之路。“2016年，全村295户，其中有2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说起村里曾经的面貌，村党支部书记杜鹏顺口说出一组数据。那时候，村里能外出打工的人，基本上都靠外出打工讨生活。
随着精准扶贫的号角吹响，塔院村也逐渐“苏醒”过来。各种扶贫政策来了，武汉农商银行的驻村扶贫工作队也来了。2016年以来，村党支部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开始在村里推进产业规模化、住房城镇化、土地园林化等一系列措施。
通过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近年来，塔院村村民把家从山腰迁向山脚已经通水、通电、通路的易地扶贫搬迁小区，开始新的生活。竹山县财政还投入专款，让这里家家通了自来水，户户门前种上绿化树，人人脸上绽放出开心笑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保障。为此，驻村扶贫工作队带领村“两委”认真谋划，确定扶持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种植茶叶、食用菌、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发展思路，新建300亩无性系茶园和食用菌大棚。
“现在全村有720亩茶园、10万棒食用菌、600多箱天然蜜蜂。”关于村里的产业经济，这些逐年增加的数据在杨鹏的心里早已打下烙印。村里的几家茶叶合作社、从河南引进的香菇企业，也吸引了众多在外打工的村民迅速返乡，在家门口打工挣钱。
“我原先只会打工，现在有了自己的产业。”年过半百的村民吴永兵，一家五口曾经靠着种几亩地和外出打工生活，日子过得十分紧巴。在各种利好政策的帮助下，吴永兵一家不仅种植7亩茶叶，养了近百头猪，还盖起了农家小院。
记者手记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展带来的利好，不同的村子，只有找准自己的定位，方能打造出适合自己的产业并让其取得长足发展，从而实现最终的振兴。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本地经济，这是记者在塔院村得到的最直接感受。原本闭塞的交通和独有的高山峡谷地貌，让塔院村有了其他乡村所没有的优越自然环境。也正因为如此，当地发展的纯野生繁殖蜂蜜产业和高山无性系茶园才有了无可替代的市场潜力。此外，塔院村还抓住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这两大国字号政策所带来的的红利。家家脱贫，让昔日贫困的村民看到了希望；驻村工作队的进驻，让村民们有了依靠。
交通路线：十堰城区—十天高速—十巫高速—国道 G242—塔院村
周边景点：塔院寺、女娲山风景区、九华山森林公园、观音沟生态 文 化旅游区、秦巴民众风情苑、堵河源、黄州庙
人物故事
武汉农商银行驻村干部梁才前：
既然来了，就应该为这里办点实事
在塔院村，记者见到了梁才前，他带着一顶草帽，像极了一位地道的农民。而实际上，他是武汉农商银行在塔院村驻村工作队的一名队员。这名出生于荆州的男人，不仅适应了大山深处的生活，还跟其他队员一起，成了塔院村乡村振兴的智囊团。
“既然来了，就应该为这里办点实事。”2021年，梁才前带着队员和武汉农商银行的政策、资金，一头扎进了钦屿河畔的山沟里。为了支持工作队的工作，武汉农商银行给他们配备了一辆崭新的车。梁才前和队员们一进入村子，便开始在村里四处了解情况。当他们了解到塔院村因为钦屿河的存在而导致村民交通不便后，当即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武汉农商银行。
在河上架桥，成了驻村工作队实施的第一个帮扶工程。如今的钦屿河上，上游的振兴桥、下游的连心桥均已建成。不仅如此，在武汉农商银行的帮扶下，塔院村里安装了65盏路灯，还修建了村民 文 化广场。“现在，我们正在推进村里的高山梯田现代农业综合旅游项目，目前规划已经做好，前期的公路施工工程也在推进中。”梁才前告诉记者。
根据长远规划，塔院村将依托独有的高山峡谷等资源，打造出能为村子持久性“输血”的高山梯田现代化农业综合旅游项目。为了这个项目早日实现，梁才前隔三差五开车上山，督促与该项目配套的公路建设工程。“路基基本上已经成形，今年下半年将完成全部的路面硬化工作。”站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坡上，梁才前向记者介绍着全村的未来规划。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贤荣
免费做规划设计图助力家乡振兴
在塔院村采访时，记者无意间看到了一份关于该村的规划设计图。这份大气且不失农村气息的设计图纸，出自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贤荣之手。而在这份规划设计图纸的背后，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我本来就是塔院村的人，如今能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工作出一分力，也算是我的责任。”王贤荣告诉记者，她于1966年出生于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生物系；1991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获植物学专业理学硕士学位；1998年1月获南京林业大学植物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从1991年开始，她一直在南京林业大学工作。
此外，王贤荣还身兼中国林学会树木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理事长、南方木本花卉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花卉协会桂花分会副理事长、南京林业大学樱花研究中心主任等多个职务。
202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武汉农商银行驻塔院村工作队的梁才前发现王贤荣的履历，随后辗转与其取得联系。王贤荣应邀返回塔院村，在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后，她利用对家乡的了解和多年来从事规划设计的专业特长，免费为塔院村做了一份“泰山坡高山梯田现代农业综合旅游项目”策划方案。
整个策划方案分项目背景解读、场地现状分析、项目方案实施、项目营销等多个内容。这份结合塔院村特点而诞生的项目规划方案，不仅将整个塔院村的优势展示得一览无遗，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村子的原始生态，同时赋予了全村现代化的远大蓝图。“这个设计投入不算高，关键是非常接地气，很快就得到了竹山县及楼台乡的认可，现在已进入落实阶段。”梁才前告诉记者。
曲折蜿蜒的水泥路，幽静雅致的农家院，整齐划一的路灯，宽敞的休闲广场……盛夏时节，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 明、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画卷在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徐徐展开。
谁能想到，这个曾经的省级重点贫困村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突破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发展滞后的重重“封锁”，走上现如今的乡村振兴之路。“2016年，全村295户，其中有2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说起村里曾经的面貌，村党支部书记杜鹏顺口说出一组数据。那时候，村里能外出打工的人，基本上都靠外出打工讨生活。
随着精准扶贫的号角吹响，塔院村也逐渐“苏醒”过来。各种扶贫政策来了，武汉农商银行的驻村扶贫工作队也来了。2016年以来，村党支部和驻村扶贫工作队开始在村里推进产业规模化、住房城镇化、土地园林化等一系列措施。
通过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近年来，塔院村村民把家从山腰迁向山脚已经通水、通电、通路的易地扶贫搬迁小区，开始新的生活。竹山县财政还投入专款，让这里家家通了自来水，户户门前种上绿化树，人人脸上绽放出开心笑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保障。为此，驻村扶贫工作队带领村“两委”认真谋划，确定扶持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种植茶叶、食用菌、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发展思路，新建300亩无性系茶园和食用菌大棚。
“现在全村有720亩茶园、10万棒食用菌、600多箱天然蜜蜂。”关于村里的产业经济，这些逐年增加的数据在杨鹏的心里早已打下烙印。村里的几家茶叶合作社、从河南引进的香菇企业，也吸引了众多在外打工的村民迅速返乡，在家门口打工挣钱。
“我原先只会打工，现在有了自己的产业。”年过半百的村民吴永兵，一家五口曾经靠着种几亩地和外出打工生活，日子过得十分紧巴。在各种利好政策的帮助下，吴永兵一家不仅种植7亩茶叶，养了近百头猪，还盖起了农家小院。
记者手记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展带来的利好，不同的村子，只有找准自己的定位，方能打造出适合自己的产业并让其取得长足发展，从而实现最终的振兴。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本地经济，这是记者在塔院村得到的最直接感受。原本闭塞的交通和独有的高山峡谷地貌，让塔院村有了其他乡村所没有的优越自然环境。也正因为如此，当地发展的纯野生繁殖蜂蜜产业和高山无性系茶园才有了无可替代的市场潜力。此外，塔院村还抓住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这两大国字号政策所带来的的红利。家家脱贫，让昔日贫困的村民看到了希望；驻村工作队的进驻，让村民们有了依靠。
交通路线：十堰城区—十天高速—十巫高速—国道 G242—塔院村
周边景点：塔院寺、女娲山风景区、九华山森林公园、观音沟生态 文 化旅游区、秦巴民众风情苑、堵河源、黄州庙
人物故事
武汉农商银行驻村干部梁才前：
既然来了，就应该为这里办点实事
在塔院村，记者见到了梁才前，他带着一顶草帽，像极了一位地道的农民。而实际上，他是武汉农商银行在塔院村驻村工作队的一名队员。这名出生于荆州的男人，不仅适应了大山深处的生活，还跟其他队员一起，成了塔院村乡村振兴的智囊团。
“既然来了，就应该为这里办点实事。”2021年，梁才前带着队员和武汉农商银行的政策、资金，一头扎进了钦屿河畔的山沟里。为了支持工作队的工作，武汉农商银行给他们配备了一辆崭新的车。梁才前和队员们一进入村子，便开始在村里四处了解情况。当他们了解到塔院村因为钦屿河的存在而导致村民交通不便后，当即将这一情况反馈给了武汉农商银行。
在河上架桥，成了驻村工作队实施的第一个帮扶工程。如今的钦屿河上，上游的振兴桥、下游的连心桥均已建成。不仅如此，在武汉农商银行的帮扶下，塔院村里安装了65盏路灯，还修建了村民 文 化广场。“现在，我们正在推进村里的高山梯田现代农业综合旅游项目，目前规划已经做好，前期的公路施工工程也在推进中。”梁才前告诉记者。
根据长远规划，塔院村将依托独有的高山峡谷等资源，打造出能为村子持久性“输血”的高山梯田现代化农业综合旅游项目。为了这个项目早日实现，梁才前隔三差五开车上山，督促与该项目配套的公路建设工程。“路基基本上已经成形，今年下半年将完成全部的路面硬化工作。”站在海拔1000多米的山坡上，梁才前向记者介绍着全村的未来规划。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贤荣
免费做规划设计图助力家乡振兴
在塔院村采访时，记者无意间看到了一份关于该村的规划设计图。这份大气且不失农村气息的设计图纸，出自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贤荣之手。而在这份规划设计图纸的背后，还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我本来就是塔院村的人，如今能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工作出一分力，也算是我的责任。”王贤荣告诉记者，她于1966年出生于竹山县楼台乡塔院村，本科毕业于湖北大学生物系；1991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获植物学专业理学硕士学位；1998年1月获南京林业大学植物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从1991年开始，她一直在南京林业大学工作。
此外，王贤荣还身兼中国林学会树木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理事长、南方木本花卉产业国家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花卉协会桂花分会副理事长、南京林业大学樱花研究中心主任等多个职务。
202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武汉农商银行驻塔院村工作队的梁才前发现王贤荣的履历，随后辗转与其取得联系。王贤荣应邀返回塔院村，在经过几天的实地调查后，她利用对家乡的了解和多年来从事规划设计的专业特长，免费为塔院村做了一份“泰山坡高山梯田现代农业综合旅游项目”策划方案。
整个策划方案分项目背景解读、场地现状分析、项目方案实施、项目营销等多个内容。这份结合塔院村特点而诞生的项目规划方案，不仅将整个塔院村的优势展示得一览无遗，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村子的原始生态，同时赋予了全村现代化的远大蓝图。“这个设计投入不算高，关键是非常接地气，很快就得到了竹山县及楼台乡的认可，现在已进入落实阶段。”梁才前告诉记者。
天道承负，你的善恶可能在左右着他人的报应
一、中国宗教的教化作用：强调劝人为善。
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宗教强调的是教化的作用，即用宗教的理念去对社会生活推动正面积极的影响，从而与官学教育形成相互补充。与某些一神性的排他宗教所秉持的教理教义不同，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滋养的宗教与文化思潮，都非常强调劝人为善的主题。
如儒道二家共同尊奉的《易传》中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出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人家，也必然会多出更多的祸殃。同时，本土化的佛教也讲因果，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民间老百姓亦有非常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报应理念。
由此便可知，强调善念、善行是根植于我们日常的身、心、意、行之中的，并且被文化教育所传承，成为传世的瑰宝。毫无疑问，“善有善报”的人生理念具有莫大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即真正行善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长生福寿果，相反那些为恶的人们却有可能福寿延年。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便借窦娥之口发问，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天地神明真的是不辨人间善恶吗？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呢？
二、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道教“承负”理论。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是道教所秉持的“承负”理论。
“承负”的思想源出于道教经典《太平经》，其对“承负”的解释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承负是建立在先人与今人、今人与后人之间跨越时间范围的报应手段。
经曰：“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过失，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说，先人因小过而不自知，于是遗衍于子孙，前者“负”，后者“承”，这是“承负”思想的基本内容。
翟灏《通俗编·卷一》写了一句俗语“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体现的便是道教的承负思想。以此可知，承负不仅包含个人行为的因果，更把此理论延伸到了家族系统中。
其二，究其本质，承负强调的是自然循环之理，是建立在物极必反基础上的育人之方。
经中又云：“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究还反其本，故名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还返回虚无之源本。
这段其实是在叙述承负产生的缘由，细读会发现其仍然不离阴阳互化的道理，这乃是道教哲学的根本。今世有罪未遭罪，只是因为尚未达到极点，若不知悔改，便会将报应体现在子孙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承负”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却又不能把目光仅仅限制在个人自身的善恶报应上。在“承负”理论中，一个人的善行、恶行不但会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更会近报子孙，远及整个社会生活体系。
这便如同祖辈积财后辈享受、祖辈欠债后辈还钱的通俗道理，其实是把个人行为的因果扩展到了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广的空间范围中。受此影响，善恶的报应也就不一定会在现世出现了。
用比较流行的话来理解，“承负”所阐述的哲理非常类似于蝴蝶效应，前辈行善之荫可以庇佑今人福祉，今人行恶之罪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造成后代人的受祸，个人的善恶之行会波及到与己相关的更多的人和事，并且祸福的结果还可以超越人类种族，会对其他物种及整个自然界造成影响。因此，“承负”不仅仅是人生指导观，其中更蕴含着中国人所独有的自然宇宙观，隐含的仍然是“道法自然”的终极命题。
三、道家“承负”思想强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果强调的主题是个人，承负则把施受对象扩展到了同一个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此种区别，与中国社会体系的乡土性基础密不可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细微的联系所造成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正是承负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善恶所能造成的结果，往往都会超越自我个人所受的范围，从而对子孙、家族乃至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由此，才会诞生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圣训。
与儒家所强调的“慎独”思想类似，道家“承负”思想是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我不断进行完善，唯有积功累德、好善利人，才能逐步实现《太平经》中所设想的顺天地之法的太平理想。在此前提下，“承负”又强调为善、为恶将不再是某个人一人的修行，而是将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实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图景。
因为个人所背负的不仅是自我造就的祸福，个人之“应”往往会来自于他人之“施”，所以往往就会出现现世为善而不得善果、现世为恶却不得恶报的情况。处于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的人们，每一个人随时都会承担起他人行为可能造成的果报。
为了避免出现“一损俱损”的情况，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善恶观与集体荣誉感、责任感都会被着重强调。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承负”文化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增加集体凝聚力，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准。
作为一种宗教，对善行的强调是其基本母题，劝善则直接体现出了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其教化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一份子。如果能够通过信仰和规诫的力量，使之达到完善个人道德的目的，那么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社会意义也将会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这才是劝善的最高追求。 https://t.cn/RxRVHIh
一、中国宗教的教化作用：强调劝人为善。
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宗教强调的是教化的作用，即用宗教的理念去对社会生活推动正面积极的影响，从而与官学教育形成相互补充。与某些一神性的排他宗教所秉持的教理教义不同，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滋养的宗教与文化思潮，都非常强调劝人为善的主题。
如儒道二家共同尊奉的《易传》中提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出修善积德的个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庆，作恶坏德的人家，也必然会多出更多的祸殃。同时，本土化的佛教也讲因果，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民间老百姓亦有非常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因果报应理念。
由此便可知，强调善念、善行是根植于我们日常的身、心、意、行之中的，并且被文化教育所传承，成为传世的瑰宝。毫无疑问，“善有善报”的人生理念具有莫大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遇到相反的情况，即真正行善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得长生福寿果，相反那些为恶的人们却有可能福寿延年。
关汉卿在《窦娥冤》中便借窦娥之口发问，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天地神明真的是不辨人间善恶吗？若果真如此，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呢？
二、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道教“承负”理论。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而是道教所秉持的“承负”理论。
“承负”的思想源出于道教经典《太平经》，其对“承负”的解释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承负是建立在先人与今人、今人与后人之间跨越时间范围的报应手段。
经曰：“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过失，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意思是说，先人因小过而不自知，于是遗衍于子孙，前者“负”，后者“承”，这是“承负”思想的基本内容。
翟灏《通俗编·卷一》写了一句俗语“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体现的便是道教的承负思想。以此可知，承负不仅包含个人行为的因果，更把此理论延伸到了家族系统中。
其二，究其本质，承负强调的是自然循环之理，是建立在物极必反基础上的育人之方。
经中又云：“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究还反其本，故名承负。”意即天地人三统共生，长养财物，欲多则生奸邪，以至不可复理，直到财物穷尽才知还返回虚无之源本。
这段其实是在叙述承负产生的缘由，细读会发现其仍然不离阴阳互化的道理，这乃是道教哲学的根本。今世有罪未遭罪，只是因为尚未达到极点，若不知悔改，便会将报应体现在子孙身上。
不可否认的是，“承负”中包含着很明显的因果报应思想，但却又不能把目光仅仅限制在个人自身的善恶报应上。在“承负”理论中，一个人的善行、恶行不但会影响到个人的人生，更会近报子孙，远及整个社会生活体系。
这便如同祖辈积财后辈享受、祖辈欠债后辈还钱的通俗道理，其实是把个人行为的因果扩展到了更长的时间范围和更广的空间范围中。受此影响，善恶的报应也就不一定会在现世出现了。
用比较流行的话来理解，“承负”所阐述的哲理非常类似于蝴蝶效应，前辈行善之荫可以庇佑今人福祉，今人行恶之罪则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造成后代人的受祸，个人的善恶之行会波及到与己相关的更多的人和事，并且祸福的结果还可以超越人类种族，会对其他物种及整个自然界造成影响。因此，“承负”不仅仅是人生指导观，其中更蕴含着中国人所独有的自然宇宙观，隐含的仍然是“道法自然”的终极命题。
三、道家“承负”思想强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果强调的主题是个人，承负则把施受对象扩展到了同一个文化话语体系下的每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此种区别，与中国社会体系的乡土性基础密不可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各个社会成员之间具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种细微的联系所造成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效果正是承负想要传达的理念。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善恶所能造成的结果，往往都会超越自我个人所受的范围，从而对子孙、家族乃至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由此，才会诞生出“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圣训。
与儒家所强调的“慎独”思想类似，道家“承负”思想是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对自我不断进行完善，唯有积功累德、好善利人，才能逐步实现《太平经》中所设想的顺天地之法的太平理想。在此前提下，“承负”又强调为善、为恶将不再是某个人一人的修行，而是将一个家族、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实现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图景。
因为个人所背负的不仅是自我造就的祸福，个人之“应”往往会来自于他人之“施”，所以往往就会出现现世为善而不得善果、现世为恶却不得恶报的情况。处于复杂社会关系链条中的人们，每一个人随时都会承担起他人行为可能造成的果报。
为了避免出现“一损俱损”的情况，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善恶观与集体荣誉感、责任感都会被着重强调。从社会学观点来看，“承负”文化其实可以非常有效率地增加集体凝聚力，提升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水准。
作为一种宗教，对善行的强调是其基本母题，劝善则直接体现出了宗教的社会教化作用，其教化的每一个信徒都是社会中活生生的一份子。如果能够通过信仰和规诫的力量，使之达到完善个人道德的目的，那么宗教所具有的积极社会意义也将会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而这才是劝善的最高追求。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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