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本 | 唐故朝散郎守珍王府录事参军飞骑尉乘府君著墓誌铭墨拓本
58x58.4厘米
唐故朝散郎守珎王府录事参军飞骑尉乘府君墓誌铭并序。守秘书省校书郎崔筥撰。河南府参军罗约言书。朝议郎权知处州司马赐緋鱼袋翰林待詔赵良商衣篆题。公讳著。字太质。魏郡人也。其先周武王季父少叔之嗣三世秀发申為鲁上卿。历晋宋齐陈。冠盖传袭。貂璫熊軾。焕乎史册。祖孜。晋侍御史。永嘉鑾舆南迁。遂止吴兴餘杭县。经今十二代。陈五世祖世子拜諫议大夫。三徵不起。曾王父孝礼。皇资州司马。去官隐于钟山。大王父道卿。异学洪名。飞遯不仕。守钟山旧业。归终天穆。烈考霍鸟。经明行脩。书判优美。解褐信州贵溪县令。次任江陵府仓曹参军。公处长子也。少而聡聪敏。苞罗载籍。年未弱冠。以孝廉擢第。起授越州萧山县尉。次任潭州益阳县丞及糺曹府六联之务。理议详明。代奉道典玄言。穷释门奥旨。公素薄名利。式罕知音。躡先高踪。掛冠远引。烧丹饵术。契翫情性。因访侣东岳。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河南府延福之私第。天命不福。无疾而终。春秋六十六。公门叶清风。藏书万卷。怀珠吐玉。流芳溢吴。嗟公才行不贵。李广之德不侯。夫人南阳支氏。贝州司功参军博雅之长女。令德淑慎。椒花葛藟。敬姜哀制。復见于兹。嗣子四人。季昌。季寧。秀而不实。长曰季登。幼曰季真。雍怡朗茂。讨古搜今。文采尤异。茹荼荒毁。苴杖表仪。称家之制。以备丧事。伏奉遗勒。令归旧里。鲁王四世返葬于周之义。从公之制。得礼之中。以元和玄枵之岁七月九日葬于洛阳县清风乡高马原之礼也。将恐代变陵谷。贞石克存。其词曰。天地否泰。厥寅于老。蕴怀玄诀。贞和自保。退慕漠疏踈。师洽南皓。安危动静。天命数穷。化逐冥往。神皈运终。龟兆告吉。马岗叶良。逝水东注。西倾夕阳。萝悬秋月。松摇夏日。空书片石。用纪名柣。寒暑无恡。永憩幽室。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就是中国风##遇见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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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故朝散郎守珎王府录事参军飞骑尉乘府君墓誌铭并序。守秘书省校书郎崔筥撰。河南府参军罗约言书。朝议郎权知处州司马赐緋鱼袋翰林待詔赵良商衣篆题。公讳著。字太质。魏郡人也。其先周武王季父少叔之嗣三世秀发申為鲁上卿。历晋宋齐陈。冠盖传袭。貂璫熊軾。焕乎史册。祖孜。晋侍御史。永嘉鑾舆南迁。遂止吴兴餘杭县。经今十二代。陈五世祖世子拜諫议大夫。三徵不起。曾王父孝礼。皇资州司马。去官隐于钟山。大王父道卿。异学洪名。飞遯不仕。守钟山旧业。归终天穆。烈考霍鸟。经明行脩。书判优美。解褐信州贵溪县令。次任江陵府仓曹参军。公处长子也。少而聡聪敏。苞罗载籍。年未弱冠。以孝廉擢第。起授越州萧山县尉。次任潭州益阳县丞及糺曹府六联之务。理议详明。代奉道典玄言。穷释门奥旨。公素薄名利。式罕知音。躡先高踪。掛冠远引。烧丹饵术。契翫情性。因访侣东岳。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河南府延福之私第。天命不福。无疾而终。春秋六十六。公门叶清风。藏书万卷。怀珠吐玉。流芳溢吴。嗟公才行不贵。李广之德不侯。夫人南阳支氏。贝州司功参军博雅之长女。令德淑慎。椒花葛藟。敬姜哀制。復见于兹。嗣子四人。季昌。季寧。秀而不实。长曰季登。幼曰季真。雍怡朗茂。讨古搜今。文采尤异。茹荼荒毁。苴杖表仪。称家之制。以备丧事。伏奉遗勒。令归旧里。鲁王四世返葬于周之义。从公之制。得礼之中。以元和玄枵之岁七月九日葬于洛阳县清风乡高马原之礼也。将恐代变陵谷。贞石克存。其词曰。天地否泰。厥寅于老。蕴怀玄诀。贞和自保。退慕漠疏踈。师洽南皓。安危动静。天命数穷。化逐冥往。神皈运终。龟兆告吉。马岗叶良。逝水东注。西倾夕阳。萝悬秋月。松摇夏日。空书片石。用纪名柣。寒暑无恡。永憩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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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赵孟頫合集
赵孟出身于宋朝宗室（宋太祖第十一世孙，宋太祖第四子秦王赵德芳后代），宋孝宗的兄长赵伯圭的玄孙。宋亡后，辞官返回故乡吴兴闲居。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经程钜夫推荐出仕元朝，授刑部主事，于北方游宦十年。至元末到大德初，仕宦江南。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世称“赵承旨”。死后晋封魏国公，谥文敏。
赵孟在诗、书、画、印上皆有很高造诣。诗作有《松雪斋集》。书法上精通行书、楷体，独创“赵体”，对后代书法艺术影响很大；篆刻以“元朱文”著称；画法上也有独创性，首次提出书画用笔相同的理论。#这就是中国风##国潮正当红##艺术公开课##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
赵孟出身于宋朝宗室（宋太祖第十一世孙，宋太祖第四子秦王赵德芳后代），宋孝宗的兄长赵伯圭的玄孙。宋亡后，辞官返回故乡吴兴闲居。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经程钜夫推荐出仕元朝，授刑部主事，于北方游宦十年。至元末到大德初，仕宦江南。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世称“赵承旨”。死后晋封魏国公，谥文敏。
赵孟在诗、书、画、印上皆有很高造诣。诗作有《松雪斋集》。书法上精通行书、楷体，独创“赵体”，对后代书法艺术影响很大；篆刻以“元朱文”著称；画法上也有独创性，首次提出书画用笔相同的理论。#这就是中国风##国潮正当红##艺术公开课##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
【浅谈早期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曾把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分为临挑寺洼山、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三个类。从调查的资料来看，南部区域的特征显然和西和栏桥类型比较接近，比如它们都有篡形豆、双马鞍形口罐等器类，与合水九站类型也相近。北部红河流域的文化特征还不清楚，从它与南方区块在空间上有永兴乡至盐官镇这么长一段分布空白来看，不太可能属于同一类型；甚至可以说，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
如果再把周代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结合起来观察，将会发现二者在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从小天水乡至石桥乡，根据西汉水川道的宽窄，可将干流分成三个大的“葫芦形”地段，东段为盐官至大堡子，中段为大堡子至石沟坪，西(或南)段为石沟坪至峡口。与这种河流走向及地形变化相适应，“大堡子山——赵坪”一线以东为比较单纯的周代文化遗址，如王磨、沙沟口等，目前尚未见到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红河流域除外)。“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的遗址，二土位于其中。二者之间的区域内，周代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新田和山脚遗址就属于这个区域。显然，在石沟坪和赵坪之间，是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地段。
两种比邻而居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和平共处或战争冲突之时，都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二土遗址与北面的石沟坪遗址南北相临、对峙相望，前者包含少量周代文化的遗存，后者包含少量寺洼文化的遗存。西山遗址亦采集到较多的寺洼文化的陶豆、罐、马鞍口罐、壶等器物。从采集到器物的位置看，位于西山遗址周秦遗迹的边缘地带，有可能为墓葬内的随葬器物。
另外在三区的H3002内出土有1件寺洼文化风格的带耳陶罐，灰坑的时代大概为西周中晚期。另外在东周时期的墓葬M10内发现有陶色灰白的细长颈的壶，是西山遗址发现的具有寺洼文化因素的两个例子。清水县李崖遗址也曾出土有寺洼文化的完整陶罐，反映了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交流。秦武公曾消灭邦、冀之戎，邦戎就活动在清水一带，说明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戎人文化中也可分为众多不同的部族。
周代文化的中心和寺洼文化的中心在空间位置上如此邻近，又互相包含有对方文化的器物。发现于赵坪遗址的少许寺洼文化陶片，以及山脚等处于周秦文化分布区中心的寺洼墓地，是否为大骆犬丘之族被灭、到秦庄公兄弟伐破戎之前的西戎文化遗存等问题，等到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后，应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说，石沟坪遗址、西山遗址正好是周秦与西戎作战的前沿阵地或中间地带。《史记·秦本纪》记载大骆、成一支曾被戎人灭族；后来秦仲伐戎，不幸战死，到庄公时才收复大骆犬丘故地；到了襄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被戎所掳。可见犬丘是西戎和秦人反复争夺的地点，不属于那种稳固的大后方，赵坪以西的西山、石沟坪遗址多少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既然以赵坪、大堡子山等周代遗址已基本肯定属于秦文化，那么，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寺洼文化，应该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族的考古学文化无疑。二者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周秦与西戎的种种矛盾纠纷，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实际就是存在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
寺洼文化分布范围的广泛，其发展趋势也是由西向东的，西部的寺洼山类型较早，东部的安国类型时代较晚，在到陇山以东的庄浪、合水等广大地域内，反映出寺洼文化也是由不同的类型，甚至在同一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也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寺洼文化具有该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例如二土遗址等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这种面积巨大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寺洼文化的经济中农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遗址的时代目前还缺乏准确的判断，如果其与西汉水上游与之对峙的周秦遗址时代相同，则说明寺洼文化这种历来认为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文化，亦受到了周秦民族开发西汉水上游的影响，而形成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
另一方面，还发现众多面积很小，分布零散的寺洼文化遗址或墓地，也表明了其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性质的经济特点。《史记·匈奴列传》:“自陇以西，有绵诸、组戎、翟、狐之戎；岐、粱山，径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各戎族中，上述八戎当是势力较大者。其中陇山以西的四个戎族均分布于渭水上游地区。秦武公灭郑、冀之戎建立的二县也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寺洼文化所包括的当不限于犬戎洲族，而应当包括上述诸戎在内的众多部族。
由于其居无定所，分布地域广阔，所以从甘肃，到西汉水上游礼县大型聚落遗址、西和栏桥墓地的发现，再到陇东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现，这些遗址、墓地所代表的不同类型，反映了寺洼文化由西向东的发展变化历史。关于其族属，寺洼山类型，可能是三苗的一支迁至“三危”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允姓之奸”的文化遗存，栏桥——徐家碾类型可能是犬戎的文化遗存。
年代最晚的九站类型，应该是脸犹的文化遗存，寺洼文化不是羌族的文化遗存，而是允姓之戎，也就是氏族的文化遗存。文王时与周人为敌的“脸犹”和穆王时所征伐的犬戎，可能都是葫芦河流域的犬戎，灭大骆之族的西戎就是犬雳印。西汉水流域寺洼文他遗址的密集发现，也可能就是大戎为代表的诸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证实与寺洼文化有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西周文化，秦人作为周文化组成的一部分，是西汉水流域从先周文化晚期直到东周时期与寺洼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但这种交流最初还处于原始的低层次，二者仅是居住区域的相邻，还没有发现在物质方面有密切的交流。2004年调查发现的二者文化遗物的分布，是有明显规律的，处于周秦遗址中心区的一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比较单纯的文化面貌，较少发现有对方文化的因素；从现有资料看，先周文化直到晚期才开始有了与寺洼文化的联系。
合水九站寺洼文化遗址的下层，发现有最晚的先周式罐、盆等陶器，刘家M49所出的双耳南带有寺洼扁，但还不好说就是典型的寺洼陶器，北吕等地的先周期墓出土的陶器，与寺洼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可以说明，两种文化存在过一些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年代极晚，且范围不广，相互的影响度均很有限。西周早期寺洼文化己经接近周王朝势力的中心地区，在周原外围的宝鸡市附近就已出现寺洼文化的墓葬，或在西周早期墓葬内发现该文化的典型陶器马鞍形双耳罐等。
秦人在立国之前，虽然长期处于戎人的包围之中，但是由于受到了主流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戎人之间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还处于相对僵乏的状态，而从立国之后，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戎人的物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器物，才较多的出现在秦文化遗址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这些融入秦人社会的戎人，仍然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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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赵化成先生曾把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分为临挑寺洼山、西和栏桥、合水九站三个类。从调查的资料来看，南部区域的特征显然和西和栏桥类型比较接近，比如它们都有篡形豆、双马鞍形口罐等器类，与合水九站类型也相近。北部红河流域的文化特征还不清楚，从它与南方区块在空间上有永兴乡至盐官镇这么长一段分布空白来看，不太可能属于同一类型；甚至可以说，不太可能属于同一人群的遗存。
如果再把周代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结合起来观察，将会发现二者在分布上有一定的规律性：从小天水乡至石桥乡，根据西汉水川道的宽窄，可将干流分成三个大的“葫芦形”地段，东段为盐官至大堡子，中段为大堡子至石沟坪，西(或南)段为石沟坪至峡口。与这种河流走向及地形变化相适应，“大堡子山——赵坪”一线以东为比较单纯的周代文化遗址，如王磨、沙沟口等，目前尚未见到寺洼文化的遗址点(红河流域除外)。“雷神庙——石沟坪”一线以南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的遗址，二土位于其中。二者之间的区域内，周代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新田和山脚遗址就属于这个区域。显然，在石沟坪和赵坪之间，是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地段。
两种比邻而居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和平共处或战争冲突之时，都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二土遗址与北面的石沟坪遗址南北相临、对峙相望，前者包含少量周代文化的遗存，后者包含少量寺洼文化的遗存。西山遗址亦采集到较多的寺洼文化的陶豆、罐、马鞍口罐、壶等器物。从采集到器物的位置看，位于西山遗址周秦遗迹的边缘地带，有可能为墓葬内的随葬器物。
另外在三区的H3002内出土有1件寺洼文化风格的带耳陶罐，灰坑的时代大概为西周中晚期。另外在东周时期的墓葬M10内发现有陶色灰白的细长颈的壶，是西山遗址发现的具有寺洼文化因素的两个例子。清水县李崖遗址也曾出土有寺洼文化的完整陶罐，反映了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的交流。秦武公曾消灭邦、冀之戎，邦戎就活动在清水一带，说明以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戎人文化中也可分为众多不同的部族。
周代文化的中心和寺洼文化的中心在空间位置上如此邻近，又互相包含有对方文化的器物。发现于赵坪遗址的少许寺洼文化陶片，以及山脚等处于周秦文化分布区中心的寺洼墓地，是否为大骆犬丘之族被灭、到秦庄公兄弟伐破戎之前的西戎文化遗存等问题，等到正式的考古发掘之后，应会得到确切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说，石沟坪遗址、西山遗址正好是周秦与西戎作战的前沿阵地或中间地带。《史记·秦本纪》记载大骆、成一支曾被戎人灭族；后来秦仲伐戎，不幸战死，到庄公时才收复大骆犬丘故地；到了襄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被戎所掳。可见犬丘是西戎和秦人反复争夺的地点，不属于那种稳固的大后方，赵坪以西的西山、石沟坪遗址多少具有这方面的特征。
既然以赵坪、大堡子山等周代遗址已基本肯定属于秦文化，那么，同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寺洼文化，应该就是与秦发生过许多纠葛的西戎族的考古学文化无疑。二者同时居住在一条河谷的南北。周秦与西戎的种种矛盾纠纷，从考古学方面观察，实际就是存在于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之间。
寺洼文化分布范围的广泛，其发展趋势也是由西向东的，西部的寺洼山类型较早，东部的安国类型时代较晚，在到陇山以东的庄浪、合水等广大地域内，反映出寺洼文化也是由不同的类型，甚至在同一流域的西汉水上游地区也可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寺洼文化具有该文化活动的中心地区。例如二土遗址等面积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这种面积巨大的聚落遗址，反映了寺洼文化的经济中农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遗址的时代目前还缺乏准确的判断，如果其与西汉水上游与之对峙的周秦遗址时代相同，则说明寺洼文化这种历来认为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文化特点的文化，亦受到了周秦民族开发西汉水上游的影响，而形成一定比例的农业经济。
另一方面，还发现众多面积很小，分布零散的寺洼文化遗址或墓地，也表明了其活动性很强，具有游牧性质的经济特点。《史记·匈奴列传》:“自陇以西，有绵诸、组戎、翟、狐之戎；岐、粱山，径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胸衍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在各戎族中，上述八戎当是势力较大者。其中陇山以西的四个戎族均分布于渭水上游地区。秦武公灭郑、冀之戎建立的二县也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寺洼文化所包括的当不限于犬戎洲族，而应当包括上述诸戎在内的众多部族。
由于其居无定所，分布地域广阔，所以从甘肃，到西汉水上游礼县大型聚落遗址、西和栏桥墓地的发现，再到陇东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现，这些遗址、墓地所代表的不同类型，反映了寺洼文化由西向东的发展变化历史。关于其族属，寺洼山类型，可能是三苗的一支迁至“三危”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允姓之奸”的文化遗存，栏桥——徐家碾类型可能是犬戎的文化遗存。
年代最晚的九站类型，应该是脸犹的文化遗存，寺洼文化不是羌族的文化遗存，而是允姓之戎，也就是氏族的文化遗存。文王时与周人为敌的“脸犹”和穆王时所征伐的犬戎，可能都是葫芦河流域的犬戎，灭大骆之族的西戎就是犬雳印。西汉水流域寺洼文他遗址的密集发现，也可能就是大戎为代表的诸戎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考古发现证实与寺洼文化有直接接触的主要是西周文化，秦人作为周文化组成的一部分，是西汉水流域从先周文化晚期直到东周时期与寺洼文化交流的主要人群，但这种交流最初还处于原始的低层次，二者仅是居住区域的相邻，还没有发现在物质方面有密切的交流。2004年调查发现的二者文化遗物的分布，是有明显规律的，处于周秦遗址中心区的一个遗址的文化内涵，具有比较单纯的文化面貌，较少发现有对方文化的因素；从现有资料看，先周文化直到晚期才开始有了与寺洼文化的联系。
合水九站寺洼文化遗址的下层，发现有最晚的先周式罐、盆等陶器，刘家M49所出的双耳南带有寺洼扁，但还不好说就是典型的寺洼陶器，北吕等地的先周期墓出土的陶器，与寺洼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可以说明，两种文化存在过一些文化的交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其年代极晚，且范围不广，相互的影响度均很有限。西周早期寺洼文化己经接近周王朝势力的中心地区，在周原外围的宝鸡市附近就已出现寺洼文化的墓葬，或在西周早期墓葬内发现该文化的典型陶器马鞍形双耳罐等。
秦人在立国之前，虽然长期处于戎人的包围之中，但是由于受到了主流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与戎人之间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还处于相对僵乏的状态，而从立国之后，通过不断的武力征伐，戎人的物质文化方面的代表性器物，才较多的出现在秦文化遗址之中，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这些融入秦人社会的戎人，仍然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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