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10年耕地面积锐减40%，“天府粮仓”究竟怎么了？】#成都平原耕地面积10年时间减少40%# 四川成都平原地理条件优越、城市优势突出，被称为“天府粮仓”，但“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一度严峻。2021年公布的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显示，与“二调”数据相比，成都平原耕地面积10年时间减少了40%。
面对严峻形势，四川重拳出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势头。显然，这是一根牵动各方利益的难啃的“硬骨头”。多年趋势如何能够一朝扭转？政策落地如何把握轻重缓急？当地干部群众认为，对投入较大、已成规模的农业结构要慎重调整，对占用耕地种草挖砂等行为既要抓现象又要抓根源，对新区闲置、地产或工业项目停产烂尾等存量顽疾要敢于亮剑，不能借口“增量发展”绕路而行。
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民收入补差难
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明显。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园林绿化需求旺盛，成都周边农村出现了耕地改种花卉苗木的现象。
成都西郊一个典型的传统纯农业社区，是当地无公害水稻种植基地。半月谈记者发现周边田里有的改种了桂花、蓝花楹等花木，有一片约50亩的农田成为草莓观光采摘园。
位于成都平原灌溉核心区的另一个传统农业村，交通便利，灌溉渠系发达。半月谈记者在村务公开栏看到，全村耕地面积3261.5亩，大部分土地流转用于花卉苗木种植。
“现在地方政府鼓励花木老板腾退‘林地’还耕，响应者不多。”一位花木业主说，一边是每亩3000元腾退补贴，一边是亩产值远超3000元的花木，“换你会怎么选？”
也有一些积极变化在发生。位于成都金马河畔的一个村，几个月前地里成片是覆膜草皮，现在半月谈记者重访看到，许多草皮已起走，土壤薄了一层，已复耕晾晒。有的田里草皮还覆盖着薄膜。村民夏应树正在给一块草皮浇水，旁边一块地已经翻整准备种玉米。他说，家里两亩地以前流转给老板种了草皮，上个月成都市领导带队过来现场办公，要求所有草坪收完这一茬就不准再种，统一改种粮食。
一位流转耕地规模化种粮的业主说，一亩柑橘种植收益几千元，种粮食只有一两百元钱。成都平原一些地方的耕地大量种植柑橘。
经济作物曾作为农民增收主力被力推，如要改变这种结构，农民收入如何补差？采访中多位农民说：“就算土地复耕成田，我也不想种粮，打小工每天挣150元，能买多少米？”
基层监督把关难，闲置存量消解难
在成都平原北部某市，半月谈记者沿沱江上游石亭江暗访，在某镇一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附近，意外发现一处口粮地挖砂情况。只见3辆大型挖掘机保持作业姿态停在此处，地面已挖出一个约20亩、最深处超过10米的深坑，坑底四周是层层叠叠的河床砂石层，剖面可见最上面一两米厚的耕作土层已被挖走。
大坑旁是巨大漏斗，砂石就地用传送带送进粉碎机，制好的砂石已堆成一座小山。一名路过的老人说，这里面有她家的几分口粮地，以前种植水稻，每年亩产上千斤稻谷。她本不同意占用，但胳膊拗不过大腿，砂厂老板按每亩3.8万元的价格给了补偿。目前，当地政府已对此成立专班展开调查，对涉嫌在耕地上盗采砂石提供保护的当地派出所原负责人周飞鹰采取了留置措施。
总体来看，建设用砂石需求旺盛，开采砂石点多面广，基层一线监督形式较单一，对执法者考验较大。
此外，2015年前后，一家企业集团在成都平原北部某经济开发区合计取得工业用地1218亩，土地出让年限50年。半月谈记者在该企业下属一家能源公司看到，厂区不但没有厂牌，连大门和围墙都未完工，厂区内荒草丛生。该企业在当地的10余家下属企业及合作企业，或停产、或建设滞后，土地闲置且不退还，至今处于艰难处置过程中。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一份调研报告指出，2020年，在成都平原北部某市两个开发区内，共有5个项目1376亩停工停建，长期烂尾；24个项目3477亩围多建少、用而未尽，其中1489亩土地空闲；25个项目883亩建成后停产停业，经营不善。该市以“提前下清”方式、未批先征的2.46 万亩集体农用地大部分闲置撂荒。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为换届后的地方政府出了很大的治理难题。
痛下决心动真格，保护耕地须“长牙齿”
这些情况引起了党委和政府高度警觉。
遵从中央保护耕地的相关精神，四川省委2022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对未能完成耕地保护目标任务的，要按照有关部署和要求抓紧制定耕地恢复补充方案，有计划、有目标、有节奏地推进，逐步恢复补充；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监测，探索推行“田长制”，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全覆盖耕地保护网络化监管体系等。
4月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印发《加强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的十条措施（试行）》。5月5日，成都市召开耕地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成都市委主要领导强调，要以“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硬任务硬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相关举措包括全面摸清全市耕地“家底”，聚焦耕地质量、耕地撂荒、节约用地等问题，实行严格的“清单制+责任制”，确保排查到村、到组、到户、到田块；治理上统筹发展与安全，把保护耕地放在城市发展全过程中谋划推动，统筹数量与质量、当前与长远、保地与增收，既要保障粮食安全，又要确保种粮农民不吃亏、能获利，如针对花木果树种植等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的问题，成都市正严控增量、稳妥有序消化存量，开展“以粮为主、粮经统筹”试点。
其他地市也出台了相关措施，整个成都平原开始雷厉风行的摸底和整改。四川省广汉市建立台账，直面历史存量，逐宗研判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时限。针对查实问题已组织处理党员干部3名，行政处罚企业66家、罚款2425万元。此外，当地还开展“亩均论英雄”节约集约用地评价，盘活“僵尸”企业和低效企业22户、土地1168亩；依法对363亩闲置土地开展收回工作。
为解决土地复垦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德阳中江县还探索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提供从耕地、播种、管理、收割到烘干的一条龙服务。在各种措施支持下，德阳今年计划播种粮食470万亩，总产量200万吨，大豆扩面1.2万亩，计划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3.8万亩。
面对严峻形势，四川重拳出击，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势头。显然，这是一根牵动各方利益的难啃的“硬骨头”。多年趋势如何能够一朝扭转？政策落地如何把握轻重缓急？当地干部群众认为，对投入较大、已成规模的农业结构要慎重调整，对占用耕地种草挖砂等行为既要抓现象又要抓根源，对新区闲置、地产或工业项目停产烂尾等存量顽疾要敢于亮剑，不能借口“增量发展”绕路而行。
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民收入补差难
成都作为常住人口超2000万的超大城市，“大城市带大农村”特征明显。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园林绿化需求旺盛，成都周边农村出现了耕地改种花卉苗木的现象。
成都西郊一个典型的传统纯农业社区，是当地无公害水稻种植基地。半月谈记者发现周边田里有的改种了桂花、蓝花楹等花木，有一片约50亩的农田成为草莓观光采摘园。
位于成都平原灌溉核心区的另一个传统农业村，交通便利，灌溉渠系发达。半月谈记者在村务公开栏看到，全村耕地面积3261.5亩，大部分土地流转用于花卉苗木种植。
“现在地方政府鼓励花木老板腾退‘林地’还耕，响应者不多。”一位花木业主说，一边是每亩3000元腾退补贴，一边是亩产值远超3000元的花木，“换你会怎么选？”
也有一些积极变化在发生。位于成都金马河畔的一个村，几个月前地里成片是覆膜草皮，现在半月谈记者重访看到，许多草皮已起走，土壤薄了一层，已复耕晾晒。有的田里草皮还覆盖着薄膜。村民夏应树正在给一块草皮浇水，旁边一块地已经翻整准备种玉米。他说，家里两亩地以前流转给老板种了草皮，上个月成都市领导带队过来现场办公，要求所有草坪收完这一茬就不准再种，统一改种粮食。
一位流转耕地规模化种粮的业主说，一亩柑橘种植收益几千元，种粮食只有一两百元钱。成都平原一些地方的耕地大量种植柑橘。
经济作物曾作为农民增收主力被力推，如要改变这种结构，农民收入如何补差？采访中多位农民说：“就算土地复耕成田，我也不想种粮，打小工每天挣150元，能买多少米？”
基层监督把关难，闲置存量消解难
在成都平原北部某市，半月谈记者沿沱江上游石亭江暗访，在某镇一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附近，意外发现一处口粮地挖砂情况。只见3辆大型挖掘机保持作业姿态停在此处，地面已挖出一个约20亩、最深处超过10米的深坑，坑底四周是层层叠叠的河床砂石层，剖面可见最上面一两米厚的耕作土层已被挖走。
大坑旁是巨大漏斗，砂石就地用传送带送进粉碎机，制好的砂石已堆成一座小山。一名路过的老人说，这里面有她家的几分口粮地，以前种植水稻，每年亩产上千斤稻谷。她本不同意占用，但胳膊拗不过大腿，砂厂老板按每亩3.8万元的价格给了补偿。目前，当地政府已对此成立专班展开调查，对涉嫌在耕地上盗采砂石提供保护的当地派出所原负责人周飞鹰采取了留置措施。
总体来看，建设用砂石需求旺盛，开采砂石点多面广，基层一线监督形式较单一，对执法者考验较大。
此外，2015年前后，一家企业集团在成都平原北部某经济开发区合计取得工业用地1218亩，土地出让年限50年。半月谈记者在该企业下属一家能源公司看到，厂区不但没有厂牌，连大门和围墙都未完工，厂区内荒草丛生。该企业在当地的10余家下属企业及合作企业，或停产、或建设滞后，土地闲置且不退还，至今处于艰难处置过程中。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成都局一份调研报告指出，2020年，在成都平原北部某市两个开发区内，共有5个项目1376亩停工停建，长期烂尾；24个项目3477亩围多建少、用而未尽，其中1489亩土地空闲；25个项目883亩建成后停产停业，经营不善。该市以“提前下清”方式、未批先征的2.46 万亩集体农用地大部分闲置撂荒。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为换届后的地方政府出了很大的治理难题。
痛下决心动真格，保护耕地须“长牙齿”
这些情况引起了党委和政府高度警觉。
遵从中央保护耕地的相关精神，四川省委2022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对未能完成耕地保护目标任务的，要按照有关部署和要求抓紧制定耕地恢复补充方案，有计划、有目标、有节奏地推进，逐步恢复补充；加强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动态监测，探索推行“田长制”，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全覆盖耕地保护网络化监管体系等。
4月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印发《加强耕地保护保障粮食安全的十条措施（试行）》。5月5日，成都市召开耕地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成都市委主要领导强调，要以“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耕地保护粮食安全硬任务硬责任，严守耕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相关举措包括全面摸清全市耕地“家底”，聚焦耕地质量、耕地撂荒、节约用地等问题，实行严格的“清单制+责任制”，确保排查到村、到组、到户、到田块；治理上统筹发展与安全，把保护耕地放在城市发展全过程中谋划推动，统筹数量与质量、当前与长远、保地与增收，既要保障粮食安全，又要确保种粮农民不吃亏、能获利，如针对花木果树种植等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的问题，成都市正严控增量、稳妥有序消化存量，开展“以粮为主、粮经统筹”试点。
其他地市也出台了相关措施，整个成都平原开始雷厉风行的摸底和整改。四川省广汉市建立台账，直面历史存量，逐宗研判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时限。针对查实问题已组织处理党员干部3名，行政处罚企业66家、罚款2425万元。此外，当地还开展“亩均论英雄”节约集约用地评价，盘活“僵尸”企业和低效企业22户、土地1168亩；依法对363亩闲置土地开展收回工作。
为解决土地复垦后谁来种地的问题，德阳中江县还探索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提供从耕地、播种、管理、收割到烘干的一条龙服务。在各种措施支持下，德阳今年计划播种粮食470万亩，总产量200万吨，大豆扩面1.2万亩，计划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3.8万亩。
大家好，我是葉少菲，以下是我為何突然從大眾的視野中消失的來龍去脈之概略版本。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大家好，我是葉少菲，以下是我為何突然從大眾的視野中消失的來龍去脈之概略版本。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從15歲開始，我便立下將來要以音樂創作為業的志向，高中時積極參與成功音創社團，考上政大後（2015年9月）開始積極尋找各方資源，與業界多位前輩、老師虛心求教，本是計劃以個人名義出道，希望能成為一位全原創唱作音樂人，並以此為目標全心全意累積作品。
2017年10月20日，當時同為社會系（後來轉為廣告系）的徐維均邀請我以鍵盤合成器手的身份加入當時仍名不見經傳的傻白，那時團內成員只有三個人（不包含早先退出的前吉他手江岳霖），僅在網路上發表了四首單曲，點閱數不過幾千。老實說，一般人在他們身上看不見任何希望，但我對蔡維澤的詞曲呈現頗感興趣，當時聆聽後就覺得非常喜歡，考慮三天之後便馬上入手第一台實體鍵盤合成器，決定加入他們一起在音樂的道路上闖蕩。
2018年2月10日，《5:10 a.m.》誕生了，這首歌是我加入傻白之後所發表的第一首歌，也是樂團發表的第五首作品。後來就是因為這首歌的釋出，我們獲得了哇唧唧哇娛樂文化有限公司所主辦之選秀節目「明日之子2」的參與機會，最後主唱蔡維澤破天荒拿下冠軍，同一時間我邀請當時仍在美國加州求學的貝斯手李沂邦入團，大家所熟知的五人編制才正式成形。隨後我們全團五人分別以個人名義簽下為期十年的全經紀約，開始於兩岸展開各大演藝活動，另一方面於此同時，合力完成了《夜長夢少》整張專輯的創作與製作並順利發行。
於樂團期間，我們共同經歷大小音樂節、商演、幾輪專場巡演，還有各種電台、採訪、雜誌拍攝等宣傳活動，我都盡力完成所有屬於我份內該完成的工作，並無犯下任何過錯，亦無做出任何違背樂團或公司利益的行為，與團員間相處融洽，於團內我更是扮演促進樂團能與公司良善溝通、好好合作、勸勉相互尊重的角色。反觀徐、蔡兩人則完全不同，多次於樂團內部會議時抱怨公司，數度不滿公司對樂團的經紀安排與宣傳方式等，坦白說，他們甚至希望能與公司解約，另尋出路。
然而，2020年1月初，也就是這場全球疫病剛爆發之際，在結束《夜長夢少》第三次巡迴演出而輾轉回到台北不久後，徐、蔡兩人便開始暗自著手策劃要將我逐出樂團的計畫，他倆先是排除我後展開只有四人的會議，表決是否同意把我於當時就從樂團逼退，結果是徐、蔡兩人同意，鄭、李兩人反對的平票局面，後來他們透過跟我交情更為深厚的李沂邦前來告知此事，而我當下並未同意，甚是一頭霧水，不過徐、蔡兩人仍執意如此為之。
更加荒謬的部分出現了，公司本應該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協調此事，但是卻選擇袖手旁觀，僅表示「尊重樂團方的內部決定」，隨後他倆發覺可以為所欲為、可以無視法律任性妄為，態度便轉而強硬，因此果斷將我違法逐出樂團，直接放棄妥善解決的義務，突然意識到處於絕對弱勢的我，當下只能被迫離開，他們採用的手段讓我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即使我百般不願也莫可奈何。
接著，公司與他倆甚至連在擬定對外離團聲明中的緣由時，都欲將離開的動機扭曲為對我極度不利的「自主退團」而非事實上的「被迫離團」，試圖掩蓋對其不利的事實真相，導致對外聲明的內容也無法達成共識，最後就這樣不了了之至今，以至於外界所接收到的消息是我突如其來且無聲無息從螢光幕前消失，可想而知當時我有多麼無助，欲哭無淚。
所以，我於傻白的演藝活動因此中斷，從本來完滿的五個人，直接硬生生變成四個，這也是為何後來傻白參與愛奇藝出品之《樂隊的夏天》時，其中沒有我的真正原因。
「我們雙方的審美理念不合」、「你實在不適合繼續留在傻白」、「要你離開絕對不是因為錢啦」，這些他倆當時口口聲聲所給出的理由，如今回頭審視，簡直全是藉口，甚至滿口胡言。
身為一位秉持堅定意志精神為創作核心理念的音樂創作者，這兩年多來我已受盡煎熬。哇唧唧哇公司高層所謂的「絕對沒有冷凍藝人這回事」言猶在耳，傻傻等待公司方會有所作為的我，反倒淪為真正的傻子，而同時傻白卻已發行第二張專輯並進行了新一輪的巡迴演出，我卻幾乎乏人問津，僅有部分真心且願意主動關心我的歌迷朋友們在這段期間，即使是毫不知情卻仍不吝給予我支持與鼓勵，使我有足夠的生活動力撐過這段艱困又漫長的時光，讓我能繼續認真過活、好好活著。
這兩年多來，公司確實沒有任何實際作為，對於被傻白退團一事也毫無積極處理，徐、蔡兩人更是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過錯，我就這樣被擱置在一旁，不只身心受創，音樂生涯亦被迫中止至今。
以上即是整起事件的簡略始末。最後，我再次強調，希望龍丹妮龍老闆願意出面，拿出誠意，妥善解決「徐、蔡兩人片面將我逐出樂團」一事，也希望他倆願意面對所應負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不再逃避畏縮、不再推諉塞責、不再粉飾太平，承擔其本就該承擔的一切，更希望公司能確實履行合約內容，否則公平正義蕩然無存，謝謝。
P.S.附圖是當時的對話截圖用以佐證，以及我還在傻白時，為了提升舞台演出的專業度，特別訂製的客製化耳膜監聽耳機，上面署名的F&I便是最好證明，如果當時是我自願要離開，那訂做時印上自己的名字不就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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