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④·强化区域统筹发展 | 城市空间布局，一场深刻的蝶变】时间是精湛的雕刻家。过去5年，青岛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跻身特大城市行列；城乡融合发展步伐加快，城镇化率达到77.2%；青岛港货物、集装箱吞吐量分别跃居全球第4位、第6位，跻身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136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368亿元……
这些简洁有力却又内涵丰富的数字，定义青岛崭新的历史维度，也交给这座城市新的发展命题——在城镇化进程渐趋稳定的态势下，如何统筹内外空间布局，深度优化土地、人口、资本等要素配置，以放大城市规模效应，挖掘自身的结构性潜能，寻找更大的增量空间。
青青之岛，永不倦于内外求索。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中，青岛一方面在努力拓展无形的外部边界，积极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胶东经济圈一体化步伐，规划建设青岛都市圈，在深度融入区域协同发展的道路上积蓄力量。另一方面，运筹完善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通过“环湾引领、组团布局、蓝绿交融、网络支撑”，优化东部、西部、北部功能定位，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等举措，谋求城市功能与经济发展、人民需求的高度耦合，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眼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阔画卷已然展开，在时代和人民的双重注视下，青岛将再次实现一场城市蝶变。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强化“龙头”作用
步入新发展阶段，由都市圈、城市群孵化成长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将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空间，有专家表示，今后5至10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处于这个范围之内。
根据城镇化发展S曲线理论，当一个国家城市人口超过20%，城镇化加速；到50%左右则进入相对减速期；到70%时，城镇化将趋于稳定。2021年，青岛市城镇化率已达到77.2%，意味着过去许多由城镇化快速发展所触发的增长动力，已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是青岛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拓宽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关联城市间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高经济的专业化程度，避免重复投资和建设，助力各个城市在全球视野下做大市场规模。面向这一美好愿景，未来一段时间内，青岛一方面将积极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发挥港口门户城市优势，深化与沿黄地区重点城市战略合作，建立跨区域产业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强化青岛龙头作用，加快胶东经济圈一体化步伐，联合胶东四市强核聚群、抱团发展，建立一批产业链联盟，共建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先行区、胶东滨海科创大走廊、莱西莱阳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同时，规划建设青岛都市圈，加快与周边县市同城化发展。
协同发展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今年1月份，山东省发改委印发《莱西莱阳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标志着全省首个区域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获批建设。“双莱”之间将加快实现区域功能合理布局、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均衡配置；4月份，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正式印发《胶东经济圈同城便捷生活行动方案》，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五市，将聚焦道路交通、就业社保、政务服务、医疗服务、住房保障、权益保护等6大领域25项重点任务，联合开展同城便捷生活行动。
今年，我市还将加快在黄河流域布局更多内陆港，推行海铁联运“一单制”。出台胶东经济圈共建市际县域合作区方案，高水平建设莱西莱阳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胶州高密临空临港协作区、平度莱州昌邑绿色化工联动区。建立轨道交通装备等13个胶东经济圈产业链联盟。推进胶东半岛铁路（高铁）公交化运营，实施跨市域道路改造提升工程。
优化城市格局，提高都市能级
区域协同发展，既包含与外部城市间的团结协作，也要求更高效地统筹内部空间，通过区域间结构调整，精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大限度地释放城市生产力。在此方面，针对城镇化领域，青岛坚持“环湾引领、组团布局、蓝绿交融、网络支撑”，统筹市域一体发展；针对市区领域，坚持聚湾强心，着力提升环湾都市区的经济高度、人口密度、创新浓度和辐射强度，打造世界一流湾区。
按照市党代会的要求，未来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占比较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集中的市南、市北、李沧、崂山要谋求内涵式发展，突出文化传承、业态迭代，推进历史城区保护和城市有机更新，强化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特色商贸、人文交流等功能，塑造时尚魅力核心区；要在全国范围内竞速的西海岸新区，突出开放创新、全面提质，发挥多平台叠加优势，强化航运贸易、临港经济、先进制造、文化创意等功能，全面展现国家级新区特色风采，塑造综合实力展示区；有着极大发展潜力的城市北部，突出扩容聚能、产城融合，依托上合示范区、临空经济区、高新区等功能区，强化物流贸易、临空经济、科创孵化、国际会展等功能，引导先进制造业有序向北集聚成群，形成大青岛北部经济隆起带。其中城阳、即墨、胶州要提高产业和人口承载力，塑造产业活力示范区，平度、莱西建设综合性节点城市，实现突破发展。
“这一布局，顺应了国内外特大城市发展规律，构建起‘三核联动、多中心支撑’的网络化功能体系。”青岛市社科院城市所副所长冷静表示，“三核联动”就是推动东岸城区有机更新，强化西岸城区动能转换，实现北岸城区功能再造，突出国际化服务和创新型引领，打造市域现代服务业和创新经济发展增长核。“多中心支撑”，是要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业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文化创意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商业中心、消费中心、物流中心等各具特色、功能互补的区域性多中心发展格局。
在镇域层级，青岛将推动董家口港城、蓝谷新城加快建设，姜山、南村等新市镇速成规模，构筑面向胶东、辐射半岛的城镇发展轴带。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董家口港城、蓝谷新城是环湾都市区重要的城市组团，自然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分别承担着重要的开放、创新功能，是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的关键性支点。根据规划，青岛将推动董家口港产城一体化发展，集聚提升临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城市功能完善和公共服务配套，打造宜业宜居现代化新港城。推动蓝谷科教产融合发展，集聚全球一流海洋科教资源和人才，完善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打造现代化滨海新城区。
新市镇是中心城区和各区市城区之外，依托重点小城镇打造的若干功能复合、职住平衡、各具特色的发展组团，是青岛建设现代产业先行城市的重要支撑。例如，姜山、南村紧邻青岛环湾都市区，是莱西、平度承接都市区外溢最具优势的区位，是青岛市域北部制造业走廊的重要节点。在《青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中，青岛市明确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姜山、南村重点镇，依托国际招商产业园发展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打造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家电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培育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现代化小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青岛注重提升新城、新市镇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的同时，还要把生态环境和基础公共服务摆在重要发展位置，以形成山体、水系、岸线、公园、绿道、人文等有机交融，综合交通、公共服务、数字信息等网络体系支撑有力的新型城镇。
加强城市建设管理，提升宜居宜业宜游水平
卡尔维诺曾说，“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
为了回应市民对城市发展的期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在历史城区保护更新、重点低效片区（园区）开发建设、旧城旧村改造建设、市政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地铁建设及地铁沿线开发建设、停车设施建设、公园城市建设八个领域同步开展，统筹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特色风貌传承、产业空间拓展、城市功能完善、交通安全畅通、生态环境优美、人居环境提升等目标，全面推动实现更高水平宜居宜业，将青岛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目前，我市成立了市级总指挥部、八大专业指挥部及专项指挥部“三级指挥体系”，各个专项正按照既定“任务表”全力推进。例如，在交通枢纽体系建设方面，我市将加快潍烟铁路、莱荣铁路建设。开工建设蓝谷至胶东国际机场快速通道。推进7条在建地铁线路建设，力争2022年底实现4号线空载试运行、新开工4条地铁线路；在完善市政公用设施方面，打通未贯通道路30条以上，开工建设公共停车场60个，泊位4万个；重点低效片区（园区）开发建设方面，加快楼山区域、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及周边区域、王台老工业区等低效片区开发建设，带动全市低效用地再开发……
新时代的征途已启，青岛正以坚如磐石的决心、久久为功的恒心、决战决胜的信心，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加速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萌）
这些简洁有力却又内涵丰富的数字，定义青岛崭新的历史维度，也交给这座城市新的发展命题——在城镇化进程渐趋稳定的态势下，如何统筹内外空间布局，深度优化土地、人口、资本等要素配置，以放大城市规模效应，挖掘自身的结构性潜能，寻找更大的增量空间。
青青之岛，永不倦于内外求索。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擘画的发展蓝图中，青岛一方面在努力拓展无形的外部边界，积极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加快胶东经济圈一体化步伐，规划建设青岛都市圈，在深度融入区域协同发展的道路上积蓄力量。另一方面，运筹完善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通过“环湾引领、组团布局、蓝绿交融、网络支撑”，优化东部、西部、北部功能定位，实施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等举措，谋求城市功能与经济发展、人民需求的高度耦合，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眼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阔画卷已然展开，在时代和人民的双重注视下，青岛将再次实现一场城市蝶变。
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强化“龙头”作用
步入新发展阶段，由都市圈、城市群孵化成长所带来的集聚效应，将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空间，有专家表示，今后5至10年，中国经济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长动能将处于这个范围之内。
根据城镇化发展S曲线理论，当一个国家城市人口超过20%，城镇化加速；到50%左右则进入相对减速期；到70%时，城镇化将趋于稳定。2021年，青岛市城镇化率已达到77.2%，意味着过去许多由城镇化快速发展所触发的增长动力，已不能适应新阶段的发展需求。在此背景下，融入区域协同发展，是青岛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拓宽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关联城市间的协同发展，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高经济的专业化程度，避免重复投资和建设，助力各个城市在全球视野下做大市场规模。面向这一美好愿景，未来一段时间内，青岛一方面将积极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发挥港口门户城市优势，深化与沿黄地区重点城市战略合作，建立跨区域产业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强化青岛龙头作用，加快胶东经济圈一体化步伐，联合胶东四市强核聚群、抱团发展，建立一批产业链联盟，共建中日韩地方经贸合作先行区、胶东滨海科创大走廊、莱西莱阳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同时，规划建设青岛都市圈，加快与周边县市同城化发展。
协同发展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今年1月份，山东省发改委印发《莱西莱阳一体化发展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标志着全省首个区域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获批建设。“双莱”之间将加快实现区域功能合理布局、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公共服务均衡配置；4月份，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正式印发《胶东经济圈同城便捷生活行动方案》，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日照五市，将聚焦道路交通、就业社保、政务服务、医疗服务、住房保障、权益保护等6大领域25项重点任务，联合开展同城便捷生活行动。
今年，我市还将加快在黄河流域布局更多内陆港，推行海铁联运“一单制”。出台胶东经济圈共建市际县域合作区方案，高水平建设莱西莱阳一体化发展先行区、胶州高密临空临港协作区、平度莱州昌邑绿色化工联动区。建立轨道交通装备等13个胶东经济圈产业链联盟。推进胶东半岛铁路（高铁）公交化运营，实施跨市域道路改造提升工程。
优化城市格局，提高都市能级
区域协同发展，既包含与外部城市间的团结协作，也要求更高效地统筹内部空间，通过区域间结构调整，精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最大限度地释放城市生产力。在此方面，针对城镇化领域，青岛坚持“环湾引领、组团布局、蓝绿交融、网络支撑”，统筹市域一体发展；针对市区领域，坚持聚湾强心，着力提升环湾都市区的经济高度、人口密度、创新浓度和辐射强度，打造世界一流湾区。
按照市党代会的要求，未来一段时间内，服务业占比较重，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集中的市南、市北、李沧、崂山要谋求内涵式发展，突出文化传承、业态迭代，推进历史城区保护和城市有机更新，强化总部经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特色商贸、人文交流等功能，塑造时尚魅力核心区；要在全国范围内竞速的西海岸新区，突出开放创新、全面提质，发挥多平台叠加优势，强化航运贸易、临港经济、先进制造、文化创意等功能，全面展现国家级新区特色风采，塑造综合实力展示区；有着极大发展潜力的城市北部，突出扩容聚能、产城融合，依托上合示范区、临空经济区、高新区等功能区，强化物流贸易、临空经济、科创孵化、国际会展等功能，引导先进制造业有序向北集聚成群，形成大青岛北部经济隆起带。其中城阳、即墨、胶州要提高产业和人口承载力，塑造产业活力示范区，平度、莱西建设综合性节点城市，实现突破发展。
“这一布局，顺应了国内外特大城市发展规律，构建起‘三核联动、多中心支撑’的网络化功能体系。”青岛市社科院城市所副所长冷静表示，“三核联动”就是推动东岸城区有机更新，强化西岸城区动能转换，实现北岸城区功能再造，突出国际化服务和创新型引领，打造市域现代服务业和创新经济发展增长核。“多中心支撑”，是要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业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文化创意中心、公共服务中心、商业中心、消费中心、物流中心等各具特色、功能互补的区域性多中心发展格局。
在镇域层级，青岛将推动董家口港城、蓝谷新城加快建设，姜山、南村等新市镇速成规模，构筑面向胶东、辐射半岛的城镇发展轴带。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董家口港城、蓝谷新城是环湾都市区重要的城市组团，自然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分别承担着重要的开放、创新功能，是打造国际门户枢纽城市、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的关键性支点。根据规划，青岛将推动董家口港产城一体化发展，集聚提升临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城市功能完善和公共服务配套，打造宜业宜居现代化新港城。推动蓝谷科教产融合发展，集聚全球一流海洋科教资源和人才，完善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打造现代化滨海新城区。
新市镇是中心城区和各区市城区之外，依托重点小城镇打造的若干功能复合、职住平衡、各具特色的发展组团，是青岛建设现代产业先行城市的重要支撑。例如，姜山、南村紧邻青岛环湾都市区，是莱西、平度承接都市区外溢最具优势的区位，是青岛市域北部制造业走廊的重要节点。在《青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草案）中，青岛市明确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姜山、南村重点镇，依托国际招商产业园发展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打造新能源汽车、高端智能家电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培育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现代化小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青岛注重提升新城、新市镇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的同时，还要把生态环境和基础公共服务摆在重要发展位置，以形成山体、水系、岸线、公园、绿道、人文等有机交融，综合交通、公共服务、数字信息等网络体系支撑有力的新型城镇。
加强城市建设管理，提升宜居宜业宜游水平
卡尔维诺曾说，“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
为了回应市民对城市发展的期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在历史城区保护更新、重点低效片区（园区）开发建设、旧城旧村改造建设、市政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地铁建设及地铁沿线开发建设、停车设施建设、公园城市建设八个领域同步开展，统筹实现土地集约利用、特色风貌传承、产业空间拓展、城市功能完善、交通安全畅通、生态环境优美、人居环境提升等目标，全面推动实现更高水平宜居宜业，将青岛建设成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目前，我市成立了市级总指挥部、八大专业指挥部及专项指挥部“三级指挥体系”，各个专项正按照既定“任务表”全力推进。例如，在交通枢纽体系建设方面，我市将加快潍烟铁路、莱荣铁路建设。开工建设蓝谷至胶东国际机场快速通道。推进7条在建地铁线路建设，力争2022年底实现4号线空载试运行、新开工4条地铁线路；在完善市政公用设施方面，打通未贯通道路30条以上，开工建设公共停车场60个，泊位4万个；重点低效片区（园区）开发建设方面，加快楼山区域、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及周边区域、王台老工业区等低效片区开发建设，带动全市低效用地再开发……
新时代的征途已启，青岛正以坚如磐石的决心、久久为功的恒心、决战决胜的信心，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加速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萌）
俄中央军区副司令鲁斯塔姆·明尼卡耶夫: 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的目标
第二阶段特别行动，两天前就已经开始，俄军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对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的完全控制。这将为克里米亚提供陆上走廊，并影响乌克兰经济的重要目标，”。
“对乌克兰南部的控制将使俄罗斯武装部队有更多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通道”。
“显然，我们现在正与整个世界交战，就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一样，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反对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他们从来不喜欢俄罗斯，”
PS: 这说明意味着敖德萨，尼古拉耶夫都是俄军目标。不过不是与整个世界交战哈，至少中国没有参与。。。
#美利坚祸众国实锤##北约是乌克兰危机的根源##黄媒不会说的真相##双标狗#
第二阶段特别行动，两天前就已经开始，俄军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对顿巴斯和乌克兰南部的完全控制。这将为克里米亚提供陆上走廊，并影响乌克兰经济的重要目标，”。
“对乌克兰南部的控制将使俄罗斯武装部队有更多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通道”。
“显然，我们现在正与整个世界交战，就像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一样，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反对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他们从来不喜欢俄罗斯，”
PS: 这说明意味着敖德萨，尼古拉耶夫都是俄军目标。不过不是与整个世界交战哈，至少中国没有参与。。。
#美利坚祸众国实锤##北约是乌克兰危机的根源##黄媒不会说的真相##双标狗#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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