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栋违建别墅侵蚀济南泉域保护区，主人基本都有“来头”】济南市南部山区位于泰山山脉，是济南市重要的生态和水源涵养区、济南泉域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一个时期以来，“城里人”蜂拥进入南部山区兴建别墅，数量惊人的“私家花园”形成漫山遍野、全面侵蚀之势，由此造成地面硬化急剧增加，大面积地下水补给区域遭到破坏，对济南泉群持续涌流构成潜在威胁。
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持续督办下，济南南部山区自2017年起掀起“拆违风暴”。《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四年过去，该区域只有部分违建别墅被拆除，数千栋违建别墅岿然不动，个别新的别墅项目仍在大张旗鼓建设中。
前不久，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向山东省反馈督察情况，指出济南泉域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此密不可分的济南南部山区生态状况备受关注。
泉水是济南的城市标志和文化标记，因地下水位下降，趵突泉、黑虎泉等名泉曾几度断流。济南实现水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保住群泉竞涌奇观，关键靠该市南部山区提供生态支撑。
济南南部山区每年为济南泉域补充岩溶地下水2亿立方米，更是该市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该区域2001年被列入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2008年被纳入省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省市明确规定严控城市人口南移，严格限制南部山区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然而，这些规定被抢建别墅的风潮打破。南部山区别墅遍布，记者沿省道317线从仲宫到西营、沿省道103线从仲宫到柳埠，公路两侧半山腰上不时冒出一栋栋别墅。这些考究气派的别墅，大多为两到三层独栋建筑，或零星或成片，都是剥山毁林、移动山石、挖高填低建成的。
当地农民说，“城里人”进来建的别墅在南部山区几乎无孔不入，邻近济泰高速公路锦绣川出口的傅家峪村仅有46户村民，地势狭窄却遭“城里人”插足，挖山建起18栋别墅。记者调查发现，私人别墅不仅“进村略地”，更是大胆突破山东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大举抢占南部山区生态“绝版资源”。
纳入“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的卧虎山水库、锦绣川水库，既是济南市饮用水两座“大水缸”，也承担对济南泉域重点渗漏带补水进行补泉保泉的重任。这两座水库连同上游向其输水的黄巢水库，南部山区几大水库周边区域都遭到别墅侵蚀。
记者走进卧虎山水库西南侧的杨而村，看到高大的山体像被剃成“阴阳头”：一边是大面积开挖形成的缓坡，一边是生长茂密的林木；380多套别墅呈梯形自山脚绵延至山腰以上，从远处望去鳞次栉比，周边山体被“削骨抽筋”后，崖壁残破，乱石裸露。
锦绣川水库周边也出现多处别墅群。在黄钱峪村西北侧的“黄金谷”，巨大的山体被挖得面目全非，两处别墅群依山势呈阶梯式建设，低处12栋别墅所在的山体被削去“半边脸”；高处几乎挖开半架山，建起8栋豪华别墅。位于深山里的黄巢水库同样被违建别墅染指，距离水库百余米内的裁缝峪村、于科村山头上，伫立着至少15处独栋豪华别墅，其中两处占地约三四亩，建筑面积最大的为1000平方米左右。
分布在济南泉域的24条重点渗漏带，可以像漏斗一样把地表水快速补充到地下。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向山东省反馈督察情况指出，由于为开发建设“开口子”，济南泉域重点渗漏带被大量开发侵占。
记者调查发现，位于南部山区腹地的部分重点渗漏带也遭到别墅项目侵蚀。在泉泸——钱家庄重点渗漏带所在的钱家庄村，60余栋别墅建在渗漏带的保护区；在兴隆——土屋重点渗漏带，由170余栋别墅组成的金鸡岭别墅区，建在渗漏带的保护区内；在玉符河重点渗漏带，包括卧虎泉山庄、世纪园在内的百余栋别墅分布在该渗漏带保护区内。
此外，记者在同属“济南大南部山区”范围内的长清区和平阴县等区县的山区，也发现部分违建别墅群。
济南南部山区以石灰岩山地为主，土层瘠薄，植被稀疏，一旦遭到破坏，恢复极为缓慢，因此一直是济南市乃至山东省生态建设的难点地区。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院的专家介绍，济南南部山区生态中度敏感和高度敏感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分布在卧虎山水库、锦绣川水库、“三川”流域等高差起伏较大的区域。
受地形条件限制，南部山区修建别墅大都需要削山填沟整地、叠砌护坡，有的建一处别墅往往需配套修建一两公里的蜿蜒公路，大量施工填挖导致植被破坏、基岩大面积裸露，形成的永久性硬化面积使得地表径流下渗功能严重弱化。记者看到一些地方“一处别墅糟蹋半座山”，而不少山体脚下竟赫然竖立着“济南市山体保护公示牌”。
面对遍地开花的别墅建筑，当地农民对本报记者感叹：长树速度赶不上“长”别墅。这些别墅背后的主人到底都是谁？
据了解，济南南部山区的数千栋违建别墅，绝大多数是在国家“禁墅令”出台后的2003年至2015年建成。2017年5月，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负责人在某次大会上透露，“在南部山区建别墅的非富即贵”，涉及“社会各界名人、企业家、艺术家等”。当地不少村民对记者说，这些别墅的主人“有的一看就像是干部”。
记者看到，在距离卧虎山水库西南岸三四百米的山脚下，4栋豪华独栋别墅刚建成不久，已挂出“星空民俗”的招牌，每栋别墅每晚租价5000元，其主人是一教育公司老板周某；在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的“龙门泉”发源地龙门山，半山腰上摆开偌大的开发建设现场，有4栋别墅已经建成，还有一栋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其开发者为济南一公司董事长李某；锦绣川水库以北不足三公里处的潘家场村，有一处由近30栋别墅组成的“潘家新村”，其开发者系来自济南的一名临朐县籍老板；锦绣川水库北岸一处别墅群有十几栋豪华别墅，其主人为一企业老板马某。
另据当地村民称，钱家庄村西南侧卧龙山北坡上的12栋别墅，主人为省市体育系统干部；在青杨峪村的8栋豪华别墅的主人来自邮政系统；在九顶塔民族风情园附近的李家塘村，18栋别墅主人来自教育系统和邮电系统；位于锦绣川水库西北侧的数十栋豪华别墅和住宅楼，主人中有省民政厅干部；锦绣川水库北岸十几栋别墅距离水库仅二三十米，其主人不乏省市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在西营村的10栋别墅的主人来自某大型炼油厂……
据介绍，“城里人”以各种名义到南部山区买地和租地，这些地块中有少量农民宅基地，主要是山林地、果园地和耕地。
国家有关文件明确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济南市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显示，清查范围包括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审批、越权审批的违建别墅，整治重点区域包括生态功能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当地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一些“城里人”修建的别墅，有的就建在地方政府部门眼皮底下，不仅区执法人员上门查过，市里的人也曾来村里调查，有的前前后后查了三四次，但明面上都“合法”。记者站在南部山区综合执法局大楼上，清楚地看见锦绣川水库北岸几处建成多年的违建别墅群。
据介绍，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济南南部山区违建别墅问题被重点交办。2017年5月，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负责人公开表示：“对违建别墅断水断电”“漫山遍野的别墅，要变成漫山遍野的拆迁队伍”。2020年3月，济南南部山区党工委负责人表示，对违建别墅始终坚持“零容忍”、摸查“全覆盖”、拆除“无禁区”，做到“有违必治、有增必拆”，重点区域违建别墅问题要在当年4月底前“清零”。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向山东转办的举报件中，有多件涉及卧虎山水库周边违建问题。2018年济南市有关部门对外称，卧虎山水库北岸“画家村”违建别墅已全部拆除。2020年9月，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宣布，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完成率100%。但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被拆除的只是位于卧虎山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画家村”一村、二村35栋别墅，与该水库仅一条公路之隔、被划入二级水源保护区的“画家村”三村20多套别墅至今毫发无损。
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相关通报称，自2017年5月至2020年9月，先后拆除各类违建6871处、423万平方米。而记者查阅南部山区2017年以来上报济南市建立的拆违任务台账，发现拆除对象基本都为违建的平房、厂房和临时搭建的农家乐、养殖房、厂房式大棚等，纳入拆除台账的违建别墅寥寥无几。
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说，济南南部山区三年多来拆除的别墅，只是违建别墅的“冰山一角”，大量别墅被网开一面。据记者调查，2019年8月，南部山区拆除位于东泉泸村波罗峪的39栋违建别墅，而在与波罗峪一山之隔的天井峪村，不仅先期建成的20套独栋别墅安然无恙，而且有80栋新的别墅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现场运送建筑材料的车辆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
清理整治济南金鸡岭别墅区，为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重点交办件，却历经多次整治而“拆不动”。据记者调查，该别墅区百余栋别墅至今仍像一块巨大的膏药贴在苍翠山体上；这片别墅有的已改为私人会所，有的正在进行改扩建；当初拆违的通知和通告在别墅院墙上还依稀可辨。此外，位于黄钱峪村西北侧山腰上的20余栋别墅历经两轮拆违都纹丝不动、不了了之；黄巢水库附近一处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别墅仅被拆掉围墙、移走院内树木，在2021年又恢复原样。
两轮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件和边督边改涉及济南市办理情况公示中，南部山区管委会对违建别墅的核查意见多为“有集体土地使用证”“有镇建委核发的选址意见书”“有土地使用证”“有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和“有农村建房使用宅基地批准通知书”以及“现场未发现破坏生态问题”“未发现破坏山体行为”等。记者向济南南部山区规划发展局负责此项工作的李达勇主任了解违建别墅破坏山体及修复情况，李表示“不清楚”。
在“城里人”违建别墅屡禁不止的同时，当地一些村干部和先富村民群起仿效，挖山砍树兴建别墅形成风气。记者在小佛寺村、于科村、潘家场村、西泉泸村等30多个村看到，一部分村里人兴建的别墅动辄占地四五亩、建筑面积上千平方米，不少别墅建筑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宛如宫殿，有的甚至一人建起四五栋豪华别墅，将山涧溪流也圈入别墅院内。
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下辖五个街道办。南部山区综合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宋卫明对记者说，正在向市级申报四个“无违建街（镇）”。当地一些人士对此表示，应付式的选择性整改，导致辖区内大量违建别墅被排除在清查整治之外，存量如此巨大却急于报捷和销号，无异于替违建别墅“洗白”放行。（《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济南超豪华违建别墅被拆除#
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持续督办下，济南南部山区自2017年起掀起“拆违风暴”。《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四年过去，该区域只有部分违建别墅被拆除，数千栋违建别墅岿然不动，个别新的别墅项目仍在大张旗鼓建设中。
前不久，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向山东省反馈督察情况，指出济南泉域保护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此密不可分的济南南部山区生态状况备受关注。
泉水是济南的城市标志和文化标记，因地下水位下降，趵突泉、黑虎泉等名泉曾几度断流。济南实现水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保住群泉竞涌奇观，关键靠该市南部山区提供生态支撑。
济南南部山区每年为济南泉域补充岩溶地下水2亿立方米，更是该市生产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该区域2001年被列入省级生态功能保护区，2008年被纳入省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省市明确规定严控城市人口南移，严格限制南部山区各类开发建设活动。
然而，这些规定被抢建别墅的风潮打破。南部山区别墅遍布，记者沿省道317线从仲宫到西营、沿省道103线从仲宫到柳埠，公路两侧半山腰上不时冒出一栋栋别墅。这些考究气派的别墅，大多为两到三层独栋建筑，或零星或成片，都是剥山毁林、移动山石、挖高填低建成的。
当地农民说，“城里人”进来建的别墅在南部山区几乎无孔不入，邻近济泰高速公路锦绣川出口的傅家峪村仅有46户村民，地势狭窄却遭“城里人”插足，挖山建起18栋别墅。记者调查发现，私人别墅不仅“进村略地”，更是大胆突破山东省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大举抢占南部山区生态“绝版资源”。
纳入“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的卧虎山水库、锦绣川水库，既是济南市饮用水两座“大水缸”，也承担对济南泉域重点渗漏带补水进行补泉保泉的重任。这两座水库连同上游向其输水的黄巢水库，南部山区几大水库周边区域都遭到别墅侵蚀。
记者走进卧虎山水库西南侧的杨而村，看到高大的山体像被剃成“阴阳头”：一边是大面积开挖形成的缓坡，一边是生长茂密的林木；380多套别墅呈梯形自山脚绵延至山腰以上，从远处望去鳞次栉比，周边山体被“削骨抽筋”后，崖壁残破，乱石裸露。
锦绣川水库周边也出现多处别墅群。在黄钱峪村西北侧的“黄金谷”，巨大的山体被挖得面目全非，两处别墅群依山势呈阶梯式建设，低处12栋别墅所在的山体被削去“半边脸”；高处几乎挖开半架山，建起8栋豪华别墅。位于深山里的黄巢水库同样被违建别墅染指，距离水库百余米内的裁缝峪村、于科村山头上，伫立着至少15处独栋豪华别墅，其中两处占地约三四亩，建筑面积最大的为1000平方米左右。
分布在济南泉域的24条重点渗漏带，可以像漏斗一样把地表水快速补充到地下。中央第二环保督察组向山东省反馈督察情况指出，由于为开发建设“开口子”，济南泉域重点渗漏带被大量开发侵占。
记者调查发现，位于南部山区腹地的部分重点渗漏带也遭到别墅项目侵蚀。在泉泸——钱家庄重点渗漏带所在的钱家庄村，60余栋别墅建在渗漏带的保护区；在兴隆——土屋重点渗漏带，由170余栋别墅组成的金鸡岭别墅区，建在渗漏带的保护区内；在玉符河重点渗漏带，包括卧虎泉山庄、世纪园在内的百余栋别墅分布在该渗漏带保护区内。
此外，记者在同属“济南大南部山区”范围内的长清区和平阴县等区县的山区，也发现部分违建别墅群。
济南南部山区以石灰岩山地为主，土层瘠薄，植被稀疏，一旦遭到破坏，恢复极为缓慢，因此一直是济南市乃至山东省生态建设的难点地区。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院的专家介绍，济南南部山区生态中度敏感和高度敏感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分布在卧虎山水库、锦绣川水库、“三川”流域等高差起伏较大的区域。
受地形条件限制，南部山区修建别墅大都需要削山填沟整地、叠砌护坡，有的建一处别墅往往需配套修建一两公里的蜿蜒公路，大量施工填挖导致植被破坏、基岩大面积裸露，形成的永久性硬化面积使得地表径流下渗功能严重弱化。记者看到一些地方“一处别墅糟蹋半座山”，而不少山体脚下竟赫然竖立着“济南市山体保护公示牌”。
面对遍地开花的别墅建筑，当地农民对本报记者感叹：长树速度赶不上“长”别墅。这些别墅背后的主人到底都是谁？
据了解，济南南部山区的数千栋违建别墅，绝大多数是在国家“禁墅令”出台后的2003年至2015年建成。2017年5月，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负责人在某次大会上透露，“在南部山区建别墅的非富即贵”，涉及“社会各界名人、企业家、艺术家等”。当地不少村民对记者说，这些别墅的主人“有的一看就像是干部”。
记者看到，在距离卧虎山水库西南岸三四百米的山脚下，4栋豪华独栋别墅刚建成不久，已挂出“星空民俗”的招牌，每栋别墅每晚租价5000元，其主人是一教育公司老板周某；在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的“龙门泉”发源地龙门山，半山腰上摆开偌大的开发建设现场，有4栋别墅已经建成，还有一栋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其开发者为济南一公司董事长李某；锦绣川水库以北不足三公里处的潘家场村，有一处由近30栋别墅组成的“潘家新村”，其开发者系来自济南的一名临朐县籍老板；锦绣川水库北岸一处别墅群有十几栋豪华别墅，其主人为一企业老板马某。
另据当地村民称，钱家庄村西南侧卧龙山北坡上的12栋别墅，主人为省市体育系统干部；在青杨峪村的8栋豪华别墅的主人来自邮政系统；在九顶塔民族风情园附近的李家塘村，18栋别墅主人来自教育系统和邮电系统；位于锦绣川水库西北侧的数十栋豪华别墅和住宅楼，主人中有省民政厅干部；锦绣川水库北岸十几栋别墅距离水库仅二三十米，其主人不乏省市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在西营村的10栋别墅的主人来自某大型炼油厂……
据介绍，“城里人”以各种名义到南部山区买地和租地，这些地块中有少量农民宅基地，主要是山林地、果园地和耕地。
国家有关文件明确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济南市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显示，清查范围包括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审批、越权审批的违建别墅，整治重点区域包括生态功能保护区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当地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一些“城里人”修建的别墅，有的就建在地方政府部门眼皮底下，不仅区执法人员上门查过，市里的人也曾来村里调查，有的前前后后查了三四次，但明面上都“合法”。记者站在南部山区综合执法局大楼上，清楚地看见锦绣川水库北岸几处建成多年的违建别墅群。
据介绍，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济南南部山区违建别墅问题被重点交办。2017年5月，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负责人公开表示：“对违建别墅断水断电”“漫山遍野的别墅，要变成漫山遍野的拆迁队伍”。2020年3月，济南南部山区党工委负责人表示，对违建别墅始终坚持“零容忍”、摸查“全覆盖”、拆除“无禁区”，做到“有违必治、有增必拆”，重点区域违建别墅问题要在当年4月底前“清零”。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向山东转办的举报件中，有多件涉及卧虎山水库周边违建问题。2018年济南市有关部门对外称，卧虎山水库北岸“画家村”违建别墅已全部拆除。2020年9月，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宣布，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完成率100%。但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被拆除的只是位于卧虎山水库一级水源保护区内“画家村”一村、二村35栋别墅，与该水库仅一条公路之隔、被划入二级水源保护区的“画家村”三村20多套别墅至今毫发无损。
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相关通报称，自2017年5月至2020年9月，先后拆除各类违建6871处、423万平方米。而记者查阅南部山区2017年以来上报济南市建立的拆违任务台账，发现拆除对象基本都为违建的平房、厂房和临时搭建的农家乐、养殖房、厂房式大棚等，纳入拆除台账的违建别墅寥寥无几。
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说，济南南部山区三年多来拆除的别墅，只是违建别墅的“冰山一角”，大量别墅被网开一面。据记者调查，2019年8月，南部山区拆除位于东泉泸村波罗峪的39栋违建别墅，而在与波罗峪一山之隔的天井峪村，不仅先期建成的20套独栋别墅安然无恙，而且有80栋新的别墅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现场运送建筑材料的车辆进进出出，一派繁忙景象。
清理整治济南金鸡岭别墅区，为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重点交办件，却历经多次整治而“拆不动”。据记者调查，该别墅区百余栋别墅至今仍像一块巨大的膏药贴在苍翠山体上；这片别墅有的已改为私人会所，有的正在进行改扩建；当初拆违的通知和通告在别墅院墙上还依稀可辨。此外，位于黄钱峪村西北侧山腰上的20余栋别墅历经两轮拆违都纹丝不动、不了了之；黄巢水库附近一处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别墅仅被拆掉围墙、移走院内树木，在2021年又恢复原样。
两轮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件和边督边改涉及济南市办理情况公示中，南部山区管委会对违建别墅的核查意见多为“有集体土地使用证”“有镇建委核发的选址意见书”“有土地使用证”“有村镇规划选址意见书”和“有农村建房使用宅基地批准通知书”以及“现场未发现破坏生态问题”“未发现破坏山体行为”等。记者向济南南部山区规划发展局负责此项工作的李达勇主任了解违建别墅破坏山体及修复情况，李表示“不清楚”。
在“城里人”违建别墅屡禁不止的同时，当地一些村干部和先富村民群起仿效，挖山砍树兴建别墅形成风气。记者在小佛寺村、于科村、潘家场村、西泉泸村等30多个村看到，一部分村里人兴建的别墅动辄占地四五亩、建筑面积上千平方米，不少别墅建筑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宛如宫殿，有的甚至一人建起四五栋豪华别墅，将山涧溪流也圈入别墅院内。
济南南部山区管委会下辖五个街道办。南部山区综合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宋卫明对记者说，正在向市级申报四个“无违建街（镇）”。当地一些人士对此表示，应付式的选择性整改，导致辖区内大量违建别墅被排除在清查整治之外，存量如此巨大却急于报捷和销号，无异于替违建别墅“洗白”放行。（《经济参考报》记者王文志）#济南超豪华违建别墅被拆除#
陈赫在节目里说《数鸭子》这首歌是他舅舅写的，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嗯？陈凯歌还会写儿歌？
发现陈凯歌还是那个大导演，没有写过儿歌，但他不是陈赫的舅舅，而是表叔。
写儿歌的舅舅另有其人，叫做胡小环，是国家一级作曲，流传最广最经典的作品应该就是《数鸭子》了。
要说影响力和推广度的话，相信陈赫舅舅的《数鸭子》要比表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更胜一筹。
在《哈哈哈哈哈》最新一期节目里，有个接歌词的游戏环节，当时代班总导演的李诞唱出了“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要让嘉宾接下一句。
排在后面的陈赫听到后张大嘴巴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然后跑上前插队说：“问我，这首！”
准确的接出下半句后，陈赫感慨：“这首歌错了就完了，这是我舅舅写的歌。”
不得不说陈赫的家学渊源真的是不错，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是国家高级艺术管理师（不明觉厉）、母亲是国家一级话剧演员、外公是钢琴演奏者、亲舅舅是国家一级作曲人，还有个表叔陈凯歌是著名导演。
但是陈赫似乎在自己的本职工作演戏方面并没有取得太突出的成绩，除了当年的“曾小贤”外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角色了。
近几年基本上是成了一名“综艺咖”。
大概是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吧，适合躺平养老。
发现陈凯歌还是那个大导演，没有写过儿歌，但他不是陈赫的舅舅，而是表叔。
写儿歌的舅舅另有其人，叫做胡小环，是国家一级作曲，流传最广最经典的作品应该就是《数鸭子》了。
要说影响力和推广度的话，相信陈赫舅舅的《数鸭子》要比表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更胜一筹。
在《哈哈哈哈哈》最新一期节目里，有个接歌词的游戏环节，当时代班总导演的李诞唱出了“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要让嘉宾接下一句。
排在后面的陈赫听到后张大嘴巴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然后跑上前插队说：“问我，这首！”
准确的接出下半句后，陈赫感慨：“这首歌错了就完了，这是我舅舅写的歌。”
不得不说陈赫的家学渊源真的是不错，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是国家高级艺术管理师（不明觉厉）、母亲是国家一级话剧演员、外公是钢琴演奏者、亲舅舅是国家一级作曲人，还有个表叔陈凯歌是著名导演。
但是陈赫似乎在自己的本职工作演戏方面并没有取得太突出的成绩，除了当年的“曾小贤”外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角色了。
近几年基本上是成了一名“综艺咖”。
大概是录综艺比拍戏轻松多了吧，适合躺平养老。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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