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华晨集团再现人事变动 破产重整和自主整车业务双面承压
正处于破产重整期的华晨集团迎来高层人事变动。
6月28日，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发布公告：经辽宁省委决定，阎秉哲不再担任华晨集团党委书记、常委、委员和董事长、董事职务，沈铁冬担任华晨集团党委委员、常委、书记、董事、董事长。
华晨集团表示，公司将继续配合管理人进行重整工作，相关人员变动对重整工作无重大影响，并根据重整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债务爆雷引发破产重整
此次人事变动正值华晨集团面临债务危机、破产重整的动荡时期。
沈铁冬所接替的前一任董事长阎秉哲自2019年4月上任至今，前后共两年时间。据《财经》报道，阎秉哲在职期间，主要理清了集团内部组织架构，压缩了管理层；同时调整公司战略，聚焦整车产业，拓展零部件业务，和宝马、雷诺深化合作，开展清收欠款和处置低效资产。然而，在华晨债券违约事件中，阎秉哲因“未能积极督促华晨集团依法合规履行各项义务”，被指“负有主要责任”。
2020年10月下旬，作为辽宁省属重点国企的华晨集团发生债券违约。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其发行的10亿元私募债“17华汽05”到期未能兑付债券本息。受此影响，东方金诚和大公国际等信用评级公司纷纷下调华晨集团信用等级。随后，华晨集团债权人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对华晨进行破产重整。
11月16日，华晨发布公告称，目前集团已构成债务违约金额合计65亿元，逾期利息金额合计1.44亿元。因企业资金紧张，续作授信审批未完成，造成无法偿还。此次债务违约对集团本部生产经营产生造成影响，导致财务状况恶化，极大影响偿债能力。
四天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重整申请，宣告这家车企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法院认为，华晨集团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具备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但同时集团具有挽救的价值和可能，具有重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根据法律规定，沈阳中院将指定华晨集团管理人，全权负责企业破产重整期间各项工作。债权人将根据法院最终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偿付。
对此，华晨集团方面表示，本次重整只涉及集团本部自主品牌板块，不涉及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华晨中国及与宝马、雷诺等的合资公司。
有多家机构指出，华晨在债券违约前后将核心资产——华晨中国股权转让，有“恶意逃废债”的嫌疑。国开证券就指出，华晨集团“在存在多项大额可变现资产的情况下，先通过转让核心资产并将上述核心资产以对外融资名义设立质押保护，同时隐匿转让及融资所得，而后向法院申请破产以利用破产程序逃避债务履行，其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务的目的也很明显。”
针对以上诸多问题，证监会于2020年11月决定对华晨集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决定对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并对有关债券涉及的中介机构进行同步核查，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2021年4月，证监会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为华晨集团及相关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责以行政处罚。
实际上，由于华晨集团自主品牌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负债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市场早已对这家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质疑。该公司2020年半年报显示，集团层面负债总额523.76亿元，资产负债率超过110%，失去融资能力。2020年以来，华晨集团又陆续出现多起未能按期清偿到期债务事项、重大诉讼及有关资产或股权被冻结等一系列负面事件，公司流动性风险加大致使债券爆雷。此外，华晨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长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也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021年1月，由于华晨集团在信息披露、履行承诺、风险排查、风险化解与处置等方面存在违规问题，上交所发布纪律处分决定书，对阎秉哲等华晨集团主要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
2021年3月，沈阳中院裁定对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5月，华晨集团管理人开始推进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工作。
截至2021年6月21日，华晨汽车管理人共接受5996家债权人申报债权，申报债券总金额合计为543亿元，其中管理人初步审查确定金额合计为394亿元。另据公告显示，华晨集团公开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共有14支，待偿还余额为172亿元。
沈铁冬上任后，华晨集团破产重整显然会成为其当前的头等要务。
官方资料显示，沈铁冬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历任盘锦市副市长，盘锦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后调任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到任华晨集团之前，系辽宁省环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从履历来看，沈铁冬过往虽无汽车行业相关经验，但在政、企两界均有长期任职经历，并有经济专业背景。
据《财经》报道，沈铁冬到任后，首要工作是推进破产重整，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有结果。不过，重整工作完成后，如何改变自主业务羸弱、严重依赖合资的困境，会是沈铁冬后续面临的难题。
自主羸弱依赖华晨宝马
2020年以来，下行压力叠加疫情冲击，中国汽车市场优胜劣汰进程加速。
多家车企因此倒下：力帆汽车破产重整，一汽夏利退出市场，长丰猎豹陷入停摆，众泰汽车难觅意向投资人，另外如博郡、赛麟等新势力也被淘汰。如今，华晨汽车因经营恶化、缺乏自主造血能力，同样处于危险边缘。
华晨集团拥有4家上市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中国”）、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晨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其中，华晨中国承载了集团的核心整车业务，尤其是合资公司华晨宝马。
华晨中国（01114.HK）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1.8%至38.6亿元，毛利同比大幅下跌74%至7437.9万元。其本年度税前利润虽有17.4%的增幅，达到62.9亿元，但若剔除华晨宝马带来的76.3亿元的巨额利润，华晨中国将由盈转亏，税前亏损为13.3亿元。
华晨中国表示，公司营收下滑，主要由轻型客车及MPV销量下跌和汽车零部件销量减少所致（华晨雷诺销量同比下跌6.5%至40197辆）；另外直接物料及生产成本上涨，导致公司毛利率下降。
2020年上半年，华晨中国营收进一步下滑至14.5亿元，同比跌幅约为23.9%；毛利同比下滑23.7%至0.8亿元。轻型客车及MPV销量下滑仍是营收萎缩的主因。不过，华晨宝马收益的稳定增长依然帮助华晨中国抵消了营收和毛利下跌的负面影响。
在2015年至2020年上半年的五年半时间内，合资品牌华晨宝马为华晨中国贡献的累计利润超310亿元。
然而，华晨宝马未来对华晨集团的贡献将变得更为有限。2018年，工信部宣布计划在2022年放宽中国乘用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华晨集团与宝马集团于同年10月签署协议，准备在2022年调整合资公司华晨宝马的股权比例，其中华晨以290亿元向宝马出售所持的华晨宝马25％股权。届时，宝马将以75%的持股比例，对合资公司具有控股权；华晨宝马则不再纳入华晨汽车合并范围；而华晨集团因持股比例降低，后续从合资公司分得的利润也将显著减少。
尽管宝马集团方面宣布将合资协议延长至2040年，还许诺将向华晨宝马追加投资，增加宝马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但债权人仍然对严重依赖合资公司的华晨集团的未来前景感到担忧。叠加疫情影响，华晨的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
广发证券表示，华晨汽车集团违约的主因正是其自主品牌盈利弱，盈利严重依赖华晨宝马，而即将剥离华晨宝马对公司再融资能力产生冲击。
目前，华晨集团的自主业务的造血能力不足，乘用车品牌中华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商用车品牌金杯也由2013年左右年销10万辆，下滑到2019年约2万辆的水平。据《财经》报道，华晨集团方面负责人在去年债权人大会上表示，公司长期以来管理不善，运营成本管控不到位，产品开发不适应市场，大量研发投入产生效益较低，导致自主品牌缺乏竞争优势、严重亏损，现金流始终流出，只能借新还旧。此外，华晨自主业务在技术上过度依赖宝马，缺乏自主研发创新能力，面对电动化和智能化趋势更是无法适从。
受破产重整工作影响，华晨中国宣布延迟发布2020年年报。
汽车行业分析师向财经网汽车表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呈现集中度明显提升的“马太效应”，仅2020年，就有夏利、力帆、猎豹、东风雷诺、长安PSA、博郡、赛麟等多家新老中外整车企业被淘汰出局。对于华晨汽车而言，不论是基础研发能力和品牌效应，还是在新能源和智能化方面，似乎难以跟上如今的市场节奏。重整工作顺利完成之后，华晨汽车的重启之路依然艰难。
正处于破产重整期的华晨集团迎来高层人事变动。
6月28日，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团”）发布公告：经辽宁省委决定，阎秉哲不再担任华晨集团党委书记、常委、委员和董事长、董事职务，沈铁冬担任华晨集团党委委员、常委、书记、董事、董事长。
华晨集团表示，公司将继续配合管理人进行重整工作，相关人员变动对重整工作无重大影响，并根据重整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债务爆雷引发破产重整
此次人事变动正值华晨集团面临债务危机、破产重整的动荡时期。
沈铁冬所接替的前一任董事长阎秉哲自2019年4月上任至今，前后共两年时间。据《财经》报道，阎秉哲在职期间，主要理清了集团内部组织架构，压缩了管理层；同时调整公司战略，聚焦整车产业，拓展零部件业务，和宝马、雷诺深化合作，开展清收欠款和处置低效资产。然而，在华晨债券违约事件中，阎秉哲因“未能积极督促华晨集团依法合规履行各项义务”，被指“负有主要责任”。
2020年10月下旬，作为辽宁省属重点国企的华晨集团发生债券违约。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其发行的10亿元私募债“17华汽05”到期未能兑付债券本息。受此影响，东方金诚和大公国际等信用评级公司纷纷下调华晨集团信用等级。随后，华晨集团债权人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对华晨进行破产重整。
11月16日，华晨发布公告称，目前集团已构成债务违约金额合计65亿元，逾期利息金额合计1.44亿元。因企业资金紧张，续作授信审批未完成，造成无法偿还。此次债务违约对集团本部生产经营产生造成影响，导致财务状况恶化，极大影响偿债能力。
四天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重整申请，宣告这家车企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法院认为，华晨集团存在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形，具备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原因。但同时集团具有挽救的价值和可能，具有重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根据法律规定，沈阳中院将指定华晨集团管理人，全权负责企业破产重整期间各项工作。债权人将根据法院最终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偿付。
对此，华晨集团方面表示，本次重整只涉及集团本部自主品牌板块，不涉及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华晨中国及与宝马、雷诺等的合资公司。
有多家机构指出，华晨在债券违约前后将核心资产——华晨中国股权转让，有“恶意逃废债”的嫌疑。国开证券就指出，华晨集团“在存在多项大额可变现资产的情况下，先通过转让核心资产并将上述核心资产以对外融资名义设立质押保护，同时隐匿转让及融资所得，而后向法院申请破产以利用破产程序逃避债务履行，其利用破产程序逃废债务的目的也很明显。”
针对以上诸多问题，证监会于2020年11月决定对华晨集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决定对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并对有关债券涉及的中介机构进行同步核查，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2021年4月，证监会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为华晨集团及相关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责以行政处罚。
实际上，由于华晨集团自主品牌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负债水平长期居高不下，市场早已对这家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质疑。该公司2020年半年报显示，集团层面负债总额523.76亿元，资产负债率超过110%，失去融资能力。2020年以来，华晨集团又陆续出现多起未能按期清偿到期债务事项、重大诉讼及有关资产或股权被冻结等一系列负面事件，公司流动性风险加大致使债券爆雷。此外，华晨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长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也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021年1月，由于华晨集团在信息披露、履行承诺、风险排查、风险化解与处置等方面存在违规问题，上交所发布纪律处分决定书，对阎秉哲等华晨集团主要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
2021年3月，沈阳中院裁定对华晨集团等12家企业适用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5月，华晨集团管理人开始推进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工作。
截至2021年6月21日，华晨汽车管理人共接受5996家债权人申报债权，申报债券总金额合计为543亿元，其中管理人初步审查确定金额合计为394亿元。另据公告显示，华晨集团公开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共有14支，待偿还余额为172亿元。
沈铁冬上任后，华晨集团破产重整显然会成为其当前的头等要务。
官方资料显示，沈铁冬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历任盘锦市副市长，盘锦市委常委、秘书长等职；后调任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到任华晨集团之前，系辽宁省环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从履历来看，沈铁冬过往虽无汽车行业相关经验，但在政、企两界均有长期任职经历，并有经济专业背景。
据《财经》报道，沈铁冬到任后，首要工作是推进破产重整，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有结果。不过，重整工作完成后，如何改变自主业务羸弱、严重依赖合资的困境，会是沈铁冬后续面临的难题。
自主羸弱依赖华晨宝马
2020年以来，下行压力叠加疫情冲击，中国汽车市场优胜劣汰进程加速。
多家车企因此倒下：力帆汽车破产重整，一汽夏利退出市场，长丰猎豹陷入停摆，众泰汽车难觅意向投资人，另外如博郡、赛麟等新势力也被淘汰。如今，华晨汽车因经营恶化、缺乏自主造血能力，同样处于危险边缘。
华晨集团拥有4家上市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中国”）、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新晨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其中，华晨中国承载了集团的核心整车业务，尤其是合资公司华晨宝马。
华晨中国（01114.HK）财报数据显示，2019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1.8%至38.6亿元，毛利同比大幅下跌74%至7437.9万元。其本年度税前利润虽有17.4%的增幅，达到62.9亿元，但若剔除华晨宝马带来的76.3亿元的巨额利润，华晨中国将由盈转亏，税前亏损为13.3亿元。
华晨中国表示，公司营收下滑，主要由轻型客车及MPV销量下跌和汽车零部件销量减少所致（华晨雷诺销量同比下跌6.5%至40197辆）；另外直接物料及生产成本上涨，导致公司毛利率下降。
2020年上半年，华晨中国营收进一步下滑至14.5亿元，同比跌幅约为23.9%；毛利同比下滑23.7%至0.8亿元。轻型客车及MPV销量下滑仍是营收萎缩的主因。不过，华晨宝马收益的稳定增长依然帮助华晨中国抵消了营收和毛利下跌的负面影响。
在2015年至2020年上半年的五年半时间内，合资品牌华晨宝马为华晨中国贡献的累计利润超310亿元。
然而，华晨宝马未来对华晨集团的贡献将变得更为有限。2018年，工信部宣布计划在2022年放宽中国乘用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华晨集团与宝马集团于同年10月签署协议，准备在2022年调整合资公司华晨宝马的股权比例，其中华晨以290亿元向宝马出售所持的华晨宝马25％股权。届时，宝马将以75%的持股比例，对合资公司具有控股权；华晨宝马则不再纳入华晨汽车合并范围；而华晨集团因持股比例降低，后续从合资公司分得的利润也将显著减少。
尽管宝马集团方面宣布将合资协议延长至2040年，还许诺将向华晨宝马追加投资，增加宝马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但债权人仍然对严重依赖合资公司的华晨集团的未来前景感到担忧。叠加疫情影响，华晨的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
广发证券表示，华晨汽车集团违约的主因正是其自主品牌盈利弱，盈利严重依赖华晨宝马，而即将剥离华晨宝马对公司再融资能力产生冲击。
目前，华晨集团的自主业务的造血能力不足，乘用车品牌中华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而商用车品牌金杯也由2013年左右年销10万辆，下滑到2019年约2万辆的水平。据《财经》报道，华晨集团方面负责人在去年债权人大会上表示，公司长期以来管理不善，运营成本管控不到位，产品开发不适应市场，大量研发投入产生效益较低，导致自主品牌缺乏竞争优势、严重亏损，现金流始终流出，只能借新还旧。此外，华晨自主业务在技术上过度依赖宝马，缺乏自主研发创新能力，面对电动化和智能化趋势更是无法适从。
受破产重整工作影响，华晨中国宣布延迟发布2020年年报。
汽车行业分析师向财经网汽车表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呈现集中度明显提升的“马太效应”，仅2020年，就有夏利、力帆、猎豹、东风雷诺、长安PSA、博郡、赛麟等多家新老中外整车企业被淘汰出局。对于华晨汽车而言，不论是基础研发能力和品牌效应，还是在新能源和智能化方面，似乎难以跟上如今的市场节奏。重整工作顺利完成之后，华晨汽车的重启之路依然艰难。
“亦余生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
如果颜宁没有远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她最终能成为中国院士吗?
院士，国人倍加尊崇的名头，中国科学家最终的荣誉殿堂。在中国宏伟庞然的科学宫殿中，众多普通学者只能做基石，只有极少数顶级的科学家才能跻身神殿之中，受人顶礼膜拜。然而，挤在殿门外的学者就没有才学斐然，有资格进入殿堂的吗？未见的。
其中不乏因年纪、阅历、关系等诸多因素漏下的精英。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便是清华美女教授——颜宁。颜宁被阻拦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门槛之外时，转身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做了美国外籍院士，这使得她夹在赞誉与蜚声之间。
在讨论她的家国情怀之余，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若颜宁没有出国，她在国内能被授予同等荣誉吗？
中国院士真的那么难当选吗
颜宁作为留美博士、清华博导，拥有葡萄糖转运蛋白和电压门控离子通道等多项重要研究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之星、国际青年科学家，名声和成就都很高，为什么没有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呢？这要从中国科学界的环境说起。
我国虽然出来了许多鼓励青年科学家的计划和奖项，但顶级的科学环境主要被从业多年的中老年学者掌控。院士评选需要考量学者的科研成就、资历、年纪等因素。事实上，除此之外，推荐人也很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参选者需要在人际关系上有一定背景。
颜宁参选时就有人开解她名额会留给年纪快到参选上限的学者，她年纪尚小，之后还有机会云云。这种传统、官僚的竞选方式注定年纪轻、资历浅、人脉窄的学者很难仅凭研究成果在竞选中一蹴而就。
颜宁若留在清华大学熬年限，不出走普林斯顿大学就能选中院士吗？这也有着很高的不确定性。因为我国的科研环境、设备及资金都不及美国先进、充裕，但缺乏这些条件，科学家的科研进度和成果都会大，没有成果的科学家又无法跑赢院士竞选。这种负负循环会将一些有才华的学者埋没于平庸之中，难于出头。
中国略显僵硬的科学环境如同无形的天花板，将青年科学家限制在业界低空，以致眼界和世界观更开阔的年轻人更乐于出国发展，为此国家的人才流失始终处于高位。
众口铄金的“美女科学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世人乐于推崇科学家的成就，极少关心他们的性格。多数人对颜宁的印象，大概是《开讲啦》节目中那个科研成果累累却大谈女权的美女学者，亦或是出走美国后，部分人口中讽刺的那个“双面人”。事实上，颜宁恰恰是一个活在标签和头衔之外的人。
颜宁从小智商过人，父母给她营造了非常宽松的成长环境，任由她自由成长，自由选择。她的性格中既不乏热情和乐观，也保留了反抗与批判精神。
颜宁在清华与普林斯顿大学之间自由游转，凭的是突出的专业成就。但现实生活中，她的生活和爱好几乎与普通女生无异，爱看武侠小说、爱追剧、追偶像，参加学生会竞选，与闺蜜约会，在微博中分享三千条知识与日常，四十岁时玩笑称自己还是“小姑凉”……
未被命运和时代摧折过的颜宁也保持着最清晰的棱角。她反对人们区别看待女性科学家，在男同事询问女性面试者“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时耿直打断说“你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没有面试官询问男性这个问题；她不喜欢“美女XXX”之类的称谓。
在撒贝宁开玩笑说她应该叫“颜值”时，她当场以“'宁'给你了”怼了回去；她驳斥会议中涉及私人生活的问题，在有同学问她“作息时间怎么安排”时，她的回答是“关你什么事”；她在美留学时常常与导师施一公激烈辩论，回到清华任教后，她也要求自己的学生保持质疑，与自己辩论。
如今的颜宁已经43岁，面对人们对她单身的质疑，她不屑一顾。
与此同时，颜宁有着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果断和理智。她的研究方向总明确又切中时代需要，而且易于得到研究成果。
正如同事评价的那样，颜宁在工作中敏锐、高效、目标明确。这样一个集个性与理智于一身、沉心科研二十余年的人，会因为一时没得到院士之名而赴气出走吗？出国显然是她衡量已久的决定。
落选院士赴气出走美国？不，普林斯顿是朱砂痣
2017年，颜宁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受邀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终身教授。人们将她的出走与同年落选院士联系起来，但颜宁却平和地解释说：科学家的成就在他的研究成果，不在世人给他的各种头衔。落选了，她没变高明也没变愚钝。
她甚至庆幸落选，因为这样提起她时，人们不会给她冠上任何不必要的头衔。
至于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她解释说，她曾在普林斯顿就读过，那是一所美丽的学校，生活便捷，环境又安静，十分适合做研究，她对普林斯顿有着深厚的感情，如任教是她得偿所愿，谈不上什么赴气出走。
清华大学没有魅力？不，母校是白月光
颜宁在美受到种种礼遇，但她并没有改变国籍，常常回国活动。提起清华大学，她言辞之间也多是赞美与感激，称自己在清华受到的是公主式的待遇。
她自述参加了学校的青年科学家支持计划，发表的论文得了许多奖，科研奖金和经费都很充足。学校领导和同事们给了她许多帮助，给他们最先进的设备，鼓励他们研究，对她的帮助非常大。
颜宁评价清华大学厚道、稳重、大气，评价普林斯顿大学优雅、淡定、高贵。她对两所学校的爱是等同的，不存在在国内受排挤之说。
对选择出国，她这样解释：在清华呆的太舒服了，怕自己渐渐在舒适中磨没了科学敏锐性，换个环境，多做挑战，不浪费才能。
若颜宁不出国，选择在国内日久天长攒资历，多年后大概也能评上院士职位，但期间等待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会想一把锉刀，将一个出色科学家的才能低效消磨掉。
这对科学界而言是一种无形的浪费，对颜宁这样，对科研饱含信念、热血未消的学者而言，是莫大的遗憾。
“亦余生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学者或院士、国内或国外，只要不违天理道德，任何标签都只是学者身上一点不足为奇的点缀，只有那些能改变世界的科学成果，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与终极辉煌。
如果颜宁没有远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她最终能成为中国院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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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乏因年纪、阅历、关系等诸多因素漏下的精英。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便是清华美女教授——颜宁。颜宁被阻拦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门槛之外时，转身去了普林斯顿大学，做了美国外籍院士，这使得她夹在赞誉与蜚声之间。
在讨论她的家国情怀之余，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若颜宁没有出国，她在国内能被授予同等荣誉吗？
中国院士真的那么难当选吗
颜宁作为留美博士、清华博导，拥有葡萄糖转运蛋白和电压门控离子通道等多项重要研究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学之星、国际青年科学家，名声和成就都很高，为什么没有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呢？这要从中国科学界的环境说起。
我国虽然出来了许多鼓励青年科学家的计划和奖项，但顶级的科学环境主要被从业多年的中老年学者掌控。院士评选需要考量学者的科研成就、资历、年纪等因素。事实上，除此之外，推荐人也很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参选者需要在人际关系上有一定背景。
颜宁参选时就有人开解她名额会留给年纪快到参选上限的学者，她年纪尚小，之后还有机会云云。这种传统、官僚的竞选方式注定年纪轻、资历浅、人脉窄的学者很难仅凭研究成果在竞选中一蹴而就。
颜宁若留在清华大学熬年限，不出走普林斯顿大学就能选中院士吗？这也有着很高的不确定性。因为我国的科研环境、设备及资金都不及美国先进、充裕，但缺乏这些条件，科学家的科研进度和成果都会大，没有成果的科学家又无法跑赢院士竞选。这种负负循环会将一些有才华的学者埋没于平庸之中，难于出头。
中国略显僵硬的科学环境如同无形的天花板，将青年科学家限制在业界低空，以致眼界和世界观更开阔的年轻人更乐于出国发展，为此国家的人才流失始终处于高位。
众口铄金的“美女科学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世人乐于推崇科学家的成就，极少关心他们的性格。多数人对颜宁的印象，大概是《开讲啦》节目中那个科研成果累累却大谈女权的美女学者，亦或是出走美国后，部分人口中讽刺的那个“双面人”。事实上，颜宁恰恰是一个活在标签和头衔之外的人。
颜宁从小智商过人，父母给她营造了非常宽松的成长环境，任由她自由成长，自由选择。她的性格中既不乏热情和乐观，也保留了反抗与批判精神。
颜宁在清华与普林斯顿大学之间自由游转，凭的是突出的专业成就。但现实生活中，她的生活和爱好几乎与普通女生无异，爱看武侠小说、爱追剧、追偶像，参加学生会竞选，与闺蜜约会，在微博中分享三千条知识与日常，四十岁时玩笑称自己还是“小姑凉”……
未被命运和时代摧折过的颜宁也保持着最清晰的棱角。她反对人们区别看待女性科学家，在男同事询问女性面试者“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时耿直打断说“你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没有面试官询问男性这个问题；她不喜欢“美女XXX”之类的称谓。
在撒贝宁开玩笑说她应该叫“颜值”时，她当场以“'宁'给你了”怼了回去；她驳斥会议中涉及私人生活的问题，在有同学问她“作息时间怎么安排”时，她的回答是“关你什么事”；她在美留学时常常与导师施一公激烈辩论，回到清华任教后，她也要求自己的学生保持质疑，与自己辩论。
如今的颜宁已经43岁，面对人们对她单身的质疑，她不屑一顾。
与此同时，颜宁有着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果断和理智。她的研究方向总明确又切中时代需要，而且易于得到研究成果。
正如同事评价的那样，颜宁在工作中敏锐、高效、目标明确。这样一个集个性与理智于一身、沉心科研二十余年的人，会因为一时没得到院士之名而赴气出走吗？出国显然是她衡量已久的决定。
落选院士赴气出走美国？不，普林斯顿是朱砂痣
2017年，颜宁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受邀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系终身教授。人们将她的出走与同年落选院士联系起来，但颜宁却平和地解释说：科学家的成就在他的研究成果，不在世人给他的各种头衔。落选了，她没变高明也没变愚钝。
她甚至庆幸落选，因为这样提起她时，人们不会给她冠上任何不必要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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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宁在美受到种种礼遇，但她并没有改变国籍，常常回国活动。提起清华大学，她言辞之间也多是赞美与感激，称自己在清华受到的是公主式的待遇。
她自述参加了学校的青年科学家支持计划，发表的论文得了许多奖，科研奖金和经费都很充足。学校领导和同事们给了她许多帮助，给他们最先进的设备，鼓励他们研究，对她的帮助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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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科学界而言是一种无形的浪费，对颜宁这样，对科研饱含信念、热血未消的学者而言，是莫大的遗憾。
“亦余生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学者或院士、国内或国外，只要不违天理道德，任何标签都只是学者身上一点不足为奇的点缀，只有那些能改变世界的科学成果，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与终极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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