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国图出版社殷梦霞、王燕来等组织的《古本新椠丛刊》之一种，以传统技法雕版刷印，刊版人为陈义时、朱影、吴宇，由江苏邗江古籍印刷厂装订。《古本新椠丛刊》中的《三谢诗》所用底本乃宋嘉泰四年刻本，对于《三谢诗》的版本递传情况，吴怿在《宋本〈三谢诗〉考》中予以详细疏理，其结论为：“《三谢诗》为唐庚辑，其子唐文若于1164年左右任江州守时刊刻，板藏于江州府。后郡守谯令宪于嘉泰四年（1204）重修此本，加以刊刻流传，重修之迹历历可见，有补刻数字，也有改刻整叶的地方。”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做人、做事、学佛、修行，有四个方向、四个要点——四无量心。无量无边没有范围，由小扩大的。四无量心是什么？四个字，“慈悲喜舍”。
先学慈悲心，慈悲是很难做的，嘴里讲讲的，真做到慈悲心很难。真的慈悲心就是普通我们一句俗话：“作蜡烛”。我常常用这句话比方，要自己变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真是很难做到。你们都念过李商隐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对不对？若是菩萨道的慈悲，还要再改几个字：“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不’干”，那才是菩萨的慈悲！谈何容易？
学佛先学四无量心，学了慈悲心之后，最重要的是下面两个字，“喜舍”。“何谓为喜？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帮助人的、利益人的，决不后悔，就是喜。有时大家做了好事又后悔，像是布施一百元，后来想想，其实八十元就可以了，就后悔了。贪、嗔、痴、慢、疑、悔，为什么悔在根本烦恼中有这么重要？每个人一天到晚都在后悔中，比如吃饭，多吃了半碗，饭后要吃消化药，后悔多吃了，这也是悔。真正的喜心是，布施出去了就忘了。这个“欢喜无悔”非常难，你帮助过的人后来对不起你，你一定愈想愈后悔当初去帮他。能做到“怨亲平等”，才是功德。
“何谓为舍？答曰：所作福佑，无所希望。”我常说，一看到宗教徒就怕，我为什么怕教徒呢？这些人一到他们教主的像前，就下跪求平安求财富，都是求。如果这些教主、神明因为人家拜了就保佑他们，那第一就犯了贪污罪，收受贿赂。宗教应该是好的人你要救，不好的人更要救，拜了他要照应，不拜他的也要照应才对。所以这些宗教徒的心理很可怕的，都是有所求。大乘菩萨是一切放下，施与人家的恩惠记都不记，没有任何希求，所作的功德自己不求回报。乃至你打坐修行都不求成佛，只求自己心中的安详，因为自己的安详能影响到他人也安详，如此而已。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是持这样态度，我的孩子都去了海外，我同他们说，父子因缘到此为止，因缘是前生的事。我很抱歉，没有钱给你们，只能送你一张文凭，你从此也不用当我是你的父亲，我是公仆，路死路埋，不用你孝顺。
学佛这基本的四个行为，要倒转来先学舍，一切放下。这个字做不到，那当然也喜不起来。第二学喜，再来学悲，最后是慈。尤其这个喜很重要，你看看这许多学佛的居士啊、出家人，几乎没有几个人做到“喜舍”，没有几个人能在脸上带个喜容。脸上没有喜容，个个几乎都是讨债的面孔，好像我们欠他多还他少。有些学佛的人，只要一学佛，喝！看起来满脸的“佛相”啊！很庄严，一身的“佛气”，看起来很严肃，一点喜容都没有。所以打坐教人要先把神经拉开，微笑，学菩萨嘛。一笑，脑子都松开了，身体病都没有了，笑有这样的作用哦。肌肉一笑，脑神经整个拉开了，眉毛舒展开来，你看菩萨塑的像，也是坐在那儿微笑，慈眉善目，这要学的。
我常告诉大家，只怕你不成佛，不怕没有众生度。要成佛要先自度，自度的道理就在慈、悲、喜、舍这四个字了。
《南怀瑾先生答问集》《维摩诘的花雨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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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四无量心，开梵天道。”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菩萨道的基本。怎么叫无量心？慈悲喜舍心都是无限的，胸襟开阔，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学佛先修十善业道，进一步修四无量心。修成了四无量心得什么果报呢？梵天道。修十善业道所得的果报，是欲界天的人天乘之报，有五欲之乐。修四无量心的果报，是欲界天再上一层，色界天的梵天之报。所以修四无量心的功德，比修十善业道大。
“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梵世，是菩萨行。”根据小乘理论，修成四无量心是修得梵行。梵是什么意思？毕竟清净谓之梵，修持到相当程度才能到梵天。梵天是什么天？我告诉诸位，根据佛法，是青天，是蓝色，是密宗画的药师佛那个青色，像碧海一样。我干脆把密宗的秘密都告诉你们，气脉真通了的人，自己身体的内部，一天到晚都在梵天的青天中，同药师佛那个身体一样的。那就是中脉通了，中脉无脉，不是有形的血管。到了这个境界当然祛病延年。当然不是人变成了蓝色的，你看了怕都怕死了，还可能有肝病。那境界是万里青天，一点云都没有，那当然无念。所以修四无量心应该处处清净心，是梵天的行为在做事，但是没有贪于梵天境界而不来。我经常告诉诸位同学，真得了道一定更谦虚。如果摆出一副大师样子，要人礼拜才传个道，那也可以免了，他得的道也有限的。菩萨道是不会自命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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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学佛的人第一步发心要讲四无量心，尤其年轻同学特别要注意培养这一种胸襟，这种心地，就是慈悲喜舍。初步学佛的人做不到全部，就一个个来，先培养慈心或者悲心。这两个有什么分别？慈心用中西文化混合来讲，是爱心，爱一切人、众生、万物。慈心是带阳性的，像父亲爱子女的心。悲心是阴性母性的，等于母亲爱儿女心情的扩大。我们学佛的人口口声声讲慈悲，真正慈悲的行为很少见，都以自己为中心。
再讲到四无量心中的喜心，我们怎么与众生结缘呢？能舍得掉自己的时间、意见、身心吗？学佛不是光搞打坐，你们千万注意啊！要先学建立这四种心理，而且要注意是无量的心理，慈悲喜舍都是没有限量的。你能够这样修，成就了才可以往生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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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是道场，等众生故。悲是道场，忍疲苦故。”慈和悲是两种不同的心态。慈就是爱，看一切众生平等，看别人的父母子女如同看自己的父母子女。真做到这一点，就是慈，也就是道场。如果说，我看一切众生平等，已经不平等了，因为你有个“我”在了。悲不是悲哀、流眼泪，是怜恤一切众生，因此牺牲自己，为了有利于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能忍受各种疲劳苦难，这是大悲心，不是坐在那里哭。
“喜是道场，悦乐法故。舍是道场，憎爱断故。”世间的欢喜不是喜，因为没有真正的欢喜。真正的欢喜是得到法乐，真达到那个境界，就是道场。舍与布施不同。布施分三种，外布施是金钱财物的布施；内布施是身心一切放空，奉献出来；无畏布施是给一切人力量，精神的帮助和支持。舍是放下，是能切断一切心念，所以舍是道场。外布施的舍，放掉财物，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够把心理上所憎爱的切断放掉，才了不起。憎是讨厌的意思，不是瞋；憎的相反就是爱，就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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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菩提，起于慈心”，你以为文字一看就懂，恰恰不懂。怎么是以菩提，起于慈心呢？普通经典说菩提心就包括了慈心，这里怎么说不同呢？菩提者中文意思是觉悟，换句话是悟道，是明心见性。悟了道以后从内心起慈悲心，看一切众生如子女一样，如慈父爱护一切众生，这个是法布施，是法布施的一种。
“以救众生，起大悲心”，行法布施的人，随时随地心理上念念之间在如何救众生，众生有烦恼，有苦，我要如何救他，要起这个大悲心，这样叫做法供养。我们学佛的人自己要反省啊！你什么时候想过要救众生？你们学什么佛！哪里想度众生，你度了谁啊！念念想众生来度你，装个学佛的样子。我们反省自己是不是随时有救人的心？不要说救人了，就连肯帮助人的心有没有啊？只要人家一点不肯帮你，只要众生不供养你，就起了大瞋心。所以读经典不是容易的，你看这文字很容易，我们几时做到随时随地以救助一切众生的心情来发起大悲心？这不是要你起个念头：“我要慈悲去救助这些众生”，你有个“我”就错了，要忘我，以救一切众生，起大悲心，才是法供养。
“以持正法，起于喜心”，以修持正法的心情来生起喜心，这里都是讲菩萨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是学大乘菩萨必须要培养的心情，也就是我们必须培养的情操。我们读佛经真应该一边研究，一边掉眼泪，自己感到很难过。为什么？就拿喜心来说，一天到晚看到人家嫌烦，别人看到你也烦死了，脸孔像讨债的冤家，一点喜心都没有，你还能度众生？凡夫就是如此，你慢慢修吧！三大阿僧祇劫再来。逢人就笑也不算喜心，喜不是笑，是喜悦之心，真学佛修道的人，你看他那个神情，脸上的细胞都是使人看到就喜欢的，即使他在骂人打人的样子都是慈爱的。
喜心怎么起呢？维摩居士说要持正法。我们后世学佛的人要记得几点一定的道理：“依经不依论”、“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不依人”，不然怕走错了路。所以我们求师访道学佛不要情感化，绝对要理性化，求正法以四不依的法门来检查。
由修持正法，而有所得，生起法喜充满，这个是菩萨的喜心，是真正的布施。换句话说，你要度一切众生，就教他正法，不要走邪路，不要走方便法门，“宁将此心下地狱，不把佛法送人情”。可是你们不要搞错变成悭吝心，跟你学法还要拿红包来皈依，否则不将佛法送人情，那就变成邪法了，不要借这句话随便用啊！
“以摄智慧，行于舍心。”舍，就是放下，就是布施。什么叫放下，就是丢得开。佛法讲慈、悲、喜、舍，我们反省每一个字做到了一分半分没有？都只是嘴巴上做到而已。舍心做不到，怎么学佛？你说你什么都舍掉了，唉呀！就是还有个身子！哼！那是怎么都舍不掉的，我告诉你吧，人要想舍掉外境界是做不到的，不是叫你丢开家庭儿女，家庭儿女就是道场，去哪里找清净地方？你在家中念念舍心，你的家人就是众生，就为他们牺牲不就好了吗？虽然人少，有几个就几个嘛！连为家人都不肯舍掉，不肯牺牲自我，还说要学佛度众生？你连个鬼都度不了！
什么才是舍心？以摄智慧，行于舍心。行，是修行。摄，用现代话说，就是包括进来。乱摄可不是智慧，譬如讲布施，好多同学都有经验的，大家说起有什么人很可怜，我就同意出点钱。旁边同学劝我为什么要出钱，我说我带头啊！应该做的事就是舍。但是有时同学提到要去帮助某人，我反而说不能，你连一毛钱都不能给，要出问题的，你帮助了他，他犯的罪造的业反而更重了。同学表面同意，背着我还是去帮他了。事后回来对我说，老师，还是你对了。这就是做善事也要有智慧的。
我们心里越放得下就越空，然后空的智慧就发起了。越放不下，智慧就越是发不起。你们打坐要想清净就是舍心，想把烦恼妄想丢开，但是丢不掉，因为没有摄智慧来修行。放不放得开，丢不丢得掉，那是般若智慧成就的问题，不是你说想硬放开就放开了。你丢不掉的啊！实际上你坐得越好就越放不开了，那个定的境界多舒服啊！定就放不掉了。这个中间的道理要搞清楚，就是摄智慧修行。佛法的智慧是空，你空得了一分，你的舍心、布施心就大一分，你空不了一分，那个不能舍的心就加大一分。
《维摩诘的花雨满天》（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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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学慈悲心，慈悲是很难做的，嘴里讲讲的，真做到慈悲心很难。真的慈悲心就是普通我们一句俗话：“作蜡烛”。我常常用这句话比方，要自己变成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真是很难做到。你们都念过李商隐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对不对？若是菩萨道的慈悲，还要再改几个字：“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不’干”，那才是菩萨的慈悲！谈何容易？
学佛先学四无量心，学了慈悲心之后，最重要的是下面两个字，“喜舍”。“何谓为喜？答曰：有所饶益，欢喜无悔。”帮助人的、利益人的，决不后悔，就是喜。有时大家做了好事又后悔，像是布施一百元，后来想想，其实八十元就可以了，就后悔了。贪、嗔、痴、慢、疑、悔，为什么悔在根本烦恼中有这么重要？每个人一天到晚都在后悔中，比如吃饭，多吃了半碗，饭后要吃消化药，后悔多吃了，这也是悔。真正的喜心是，布施出去了就忘了。这个“欢喜无悔”非常难，你帮助过的人后来对不起你，你一定愈想愈后悔当初去帮他。能做到“怨亲平等”，才是功德。
“何谓为舍？答曰：所作福佑，无所希望。”我常说，一看到宗教徒就怕，我为什么怕教徒呢？这些人一到他们教主的像前，就下跪求平安求财富，都是求。如果这些教主、神明因为人家拜了就保佑他们，那第一就犯了贪污罪，收受贿赂。宗教应该是好的人你要救，不好的人更要救，拜了他要照应，不拜他的也要照应才对。所以这些宗教徒的心理很可怕的，都是有所求。大乘菩萨是一切放下，施与人家的恩惠记都不记，没有任何希求，所作的功德自己不求回报。乃至你打坐修行都不求成佛，只求自己心中的安详，因为自己的安详能影响到他人也安详，如此而已。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是持这样态度，我的孩子都去了海外，我同他们说，父子因缘到此为止，因缘是前生的事。我很抱歉，没有钱给你们，只能送你一张文凭，你从此也不用当我是你的父亲，我是公仆，路死路埋，不用你孝顺。
学佛这基本的四个行为，要倒转来先学舍，一切放下。这个字做不到，那当然也喜不起来。第二学喜，再来学悲，最后是慈。尤其这个喜很重要，你看看这许多学佛的居士啊、出家人，几乎没有几个人做到“喜舍”，没有几个人能在脸上带个喜容。脸上没有喜容，个个几乎都是讨债的面孔，好像我们欠他多还他少。有些学佛的人，只要一学佛，喝！看起来满脸的“佛相”啊！很庄严，一身的“佛气”，看起来很严肃，一点喜容都没有。所以打坐教人要先把神经拉开，微笑，学菩萨嘛。一笑，脑子都松开了，身体病都没有了，笑有这样的作用哦。肌肉一笑，脑神经整个拉开了，眉毛舒展开来，你看菩萨塑的像，也是坐在那儿微笑，慈眉善目，这要学的。
我常告诉大家，只怕你不成佛，不怕没有众生度。要成佛要先自度，自度的道理就在慈、悲、喜、舍这四个字了。
《南怀瑾先生答问集》《维摩诘的花雨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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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四无量心，开梵天道。”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是菩萨道的基本。怎么叫无量心？慈悲喜舍心都是无限的，胸襟开阔，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学佛先修十善业道，进一步修四无量心。修成了四无量心得什么果报呢？梵天道。修十善业道所得的果报，是欲界天的人天乘之报，有五欲之乐。修四无量心的果报，是欲界天再上一层，色界天的梵天之报。所以修四无量心的功德，比修十善业道大。
“虽行四无量心，而不贪着生于梵世，是菩萨行。”根据小乘理论，修成四无量心是修得梵行。梵是什么意思？毕竟清净谓之梵，修持到相当程度才能到梵天。梵天是什么天？我告诉诸位，根据佛法，是青天，是蓝色，是密宗画的药师佛那个青色，像碧海一样。我干脆把密宗的秘密都告诉你们，气脉真通了的人，自己身体的内部，一天到晚都在梵天的青天中，同药师佛那个身体一样的。那就是中脉通了，中脉无脉，不是有形的血管。到了这个境界当然祛病延年。当然不是人变成了蓝色的，你看了怕都怕死了，还可能有肝病。那境界是万里青天，一点云都没有，那当然无念。所以修四无量心应该处处清净心，是梵天的行为在做事，但是没有贪于梵天境界而不来。我经常告诉诸位同学，真得了道一定更谦虚。如果摆出一副大师样子，要人礼拜才传个道，那也可以免了，他得的道也有限的。菩萨道是不会自命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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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学佛的人第一步发心要讲四无量心，尤其年轻同学特别要注意培养这一种胸襟，这种心地，就是慈悲喜舍。初步学佛的人做不到全部，就一个个来，先培养慈心或者悲心。这两个有什么分别？慈心用中西文化混合来讲，是爱心，爱一切人、众生、万物。慈心是带阳性的，像父亲爱子女的心。悲心是阴性母性的，等于母亲爱儿女心情的扩大。我们学佛的人口口声声讲慈悲，真正慈悲的行为很少见，都以自己为中心。
再讲到四无量心中的喜心，我们怎么与众生结缘呢？能舍得掉自己的时间、意见、身心吗？学佛不是光搞打坐，你们千万注意啊！要先学建立这四种心理，而且要注意是无量的心理，慈悲喜舍都是没有限量的。你能够这样修，成就了才可以往生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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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是道场，等众生故。悲是道场，忍疲苦故。”慈和悲是两种不同的心态。慈就是爱，看一切众生平等，看别人的父母子女如同看自己的父母子女。真做到这一点，就是慈，也就是道场。如果说，我看一切众生平等，已经不平等了，因为你有个“我”在了。悲不是悲哀、流眼泪，是怜恤一切众生，因此牺牲自己，为了有利于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能忍受各种疲劳苦难，这是大悲心，不是坐在那里哭。
“喜是道场，悦乐法故。舍是道场，憎爱断故。”世间的欢喜不是喜，因为没有真正的欢喜。真正的欢喜是得到法乐，真达到那个境界，就是道场。舍与布施不同。布施分三种，外布施是金钱财物的布施；内布施是身心一切放空，奉献出来；无畏布施是给一切人力量，精神的帮助和支持。舍是放下，是能切断一切心念，所以舍是道场。外布施的舍，放掉财物，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够把心理上所憎爱的切断放掉，才了不起。憎是讨厌的意思，不是瞋；憎的相反就是爱，就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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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菩提，起于慈心”，你以为文字一看就懂，恰恰不懂。怎么是以菩提，起于慈心呢？普通经典说菩提心就包括了慈心，这里怎么说不同呢？菩提者中文意思是觉悟，换句话是悟道，是明心见性。悟了道以后从内心起慈悲心，看一切众生如子女一样，如慈父爱护一切众生，这个是法布施，是法布施的一种。
“以救众生，起大悲心”，行法布施的人，随时随地心理上念念之间在如何救众生，众生有烦恼，有苦，我要如何救他，要起这个大悲心，这样叫做法供养。我们学佛的人自己要反省啊！你什么时候想过要救众生？你们学什么佛！哪里想度众生，你度了谁啊！念念想众生来度你，装个学佛的样子。我们反省自己是不是随时有救人的心？不要说救人了，就连肯帮助人的心有没有啊？只要人家一点不肯帮你，只要众生不供养你，就起了大瞋心。所以读经典不是容易的，你看这文字很容易，我们几时做到随时随地以救助一切众生的心情来发起大悲心？这不是要你起个念头：“我要慈悲去救助这些众生”，你有个“我”就错了，要忘我，以救一切众生，起大悲心，才是法供养。
“以持正法，起于喜心”，以修持正法的心情来生起喜心，这里都是讲菩萨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是学大乘菩萨必须要培养的心情，也就是我们必须培养的情操。我们读佛经真应该一边研究，一边掉眼泪，自己感到很难过。为什么？就拿喜心来说，一天到晚看到人家嫌烦，别人看到你也烦死了，脸孔像讨债的冤家，一点喜心都没有，你还能度众生？凡夫就是如此，你慢慢修吧！三大阿僧祇劫再来。逢人就笑也不算喜心，喜不是笑，是喜悦之心，真学佛修道的人，你看他那个神情，脸上的细胞都是使人看到就喜欢的，即使他在骂人打人的样子都是慈爱的。
喜心怎么起呢？维摩居士说要持正法。我们后世学佛的人要记得几点一定的道理：“依经不依论”、“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不依人”，不然怕走错了路。所以我们求师访道学佛不要情感化，绝对要理性化，求正法以四不依的法门来检查。
由修持正法，而有所得，生起法喜充满，这个是菩萨的喜心，是真正的布施。换句话说，你要度一切众生，就教他正法，不要走邪路，不要走方便法门，“宁将此心下地狱，不把佛法送人情”。可是你们不要搞错变成悭吝心，跟你学法还要拿红包来皈依，否则不将佛法送人情，那就变成邪法了，不要借这句话随便用啊！
“以摄智慧，行于舍心。”舍，就是放下，就是布施。什么叫放下，就是丢得开。佛法讲慈、悲、喜、舍，我们反省每一个字做到了一分半分没有？都只是嘴巴上做到而已。舍心做不到，怎么学佛？你说你什么都舍掉了，唉呀！就是还有个身子！哼！那是怎么都舍不掉的，我告诉你吧，人要想舍掉外境界是做不到的，不是叫你丢开家庭儿女，家庭儿女就是道场，去哪里找清净地方？你在家中念念舍心，你的家人就是众生，就为他们牺牲不就好了吗？虽然人少，有几个就几个嘛！连为家人都不肯舍掉，不肯牺牲自我，还说要学佛度众生？你连个鬼都度不了！
什么才是舍心？以摄智慧，行于舍心。行，是修行。摄，用现代话说，就是包括进来。乱摄可不是智慧，譬如讲布施，好多同学都有经验的，大家说起有什么人很可怜，我就同意出点钱。旁边同学劝我为什么要出钱，我说我带头啊！应该做的事就是舍。但是有时同学提到要去帮助某人，我反而说不能，你连一毛钱都不能给，要出问题的，你帮助了他，他犯的罪造的业反而更重了。同学表面同意，背着我还是去帮他了。事后回来对我说，老师，还是你对了。这就是做善事也要有智慧的。
我们心里越放得下就越空，然后空的智慧就发起了。越放不下，智慧就越是发不起。你们打坐要想清净就是舍心，想把烦恼妄想丢开，但是丢不掉，因为没有摄智慧来修行。放不放得开，丢不丢得掉，那是般若智慧成就的问题，不是你说想硬放开就放开了。你丢不掉的啊！实际上你坐得越好就越放不开了，那个定的境界多舒服啊！定就放不掉了。这个中间的道理要搞清楚，就是摄智慧修行。佛法的智慧是空，你空得了一分，你的舍心、布施心就大一分，你空不了一分，那个不能舍的心就加大一分。
《维摩诘的花雨满天》（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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